东湖边，一些经历过1938年武汉沦陷劫难的老人，至今怀念一位美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传教士——

图为：在这张资料图片中，经当事人指认，前排右五高个者就是“鲍洋人”。资料图片由陈勇提供

武汉沦陷 上万难民涌向疗养院

    东湖，烟波浩淼，鹭飞鹤翔，如一道灵秀的山水画廊。

    湖畔的东湖宾馆内，坐落着一座古朴建筑，曾是一所教会疗养院。它静静地伫立在美丽的湖光山色之中，听着涛，枕着浪，默默铭记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那是一段血与火交融的岁月，也是一曲灾难时刻的人道之歌。

    一辈子生活在东湖之畔、现已79岁高龄的何国慈老人，每每散步到这里时，思绪便飞回到那烽火连天的岁月。

    1938年10月25日，侵华日军炮轰岱家山，攻入汉口。26日，日军的铁蹄践踏武昌。27日，汉阳飘起了刺目的太阳旗。历时4个半月的武 汉会战，以武汉的沦陷而告终，“君之代”的歌声在武汉三镇上空疯狂地奏响。日寇铁蹄肆虐，老百姓一夜之间都成了难民，躲的躲，逃的逃，无家可归。

    日军占领武汉后，在珞珈山上武汉大学校内设司令部，与现在的东湖宾馆隔湖相望，最近处不到400米。因不堪日军的频频扫荡和骚扰，东湖周边的居民纷纷逃到东湖卫生疗养院，其中就有年仅10岁的何国慈。

    东湖卫生疗养院是一所由基督教安息日会于1935年创办的疗养院，占地600余亩，建筑设备为当时一流。在全国抗战之初，日本还未 与美国开战，疗养院利用与美国教会的关系，在大楼顶上刷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以防日军轰炸。很快，疗养院收留难民的事情一传十，十传百，大批从市区逃亡 出来的难民陆续涌入疗养院，寻求庇护。

    何国慈老人回忆，当时，疗养院周边几座山头上住满了人，到处都是用芦席、稻草、树枝搭的小窝棚，一个挨着一个，密密麻麻。疗养院为了不让难民饿死，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每天施粥两次。虽是白菜煮稀饭，但难民们吃得心满意足。

    就这样，上万名难民在疗养院的庇护下，安然无恙地过了半年。直到武汉伪政府成立，这处难民营才解散。

　　忆昔追远 感念“鲍洋人”好心肠

    当时的难民都记得，疗养院里有一位被称为“鲍洋人”的传教士，是疗养院的总务，心肠非常好。

    快70年过去了，事件的亲历者大都离开了人世，即使是当年的幼童，现在也是耄耋老者。除了何国慈，我们还找到了几位历史的见证人。

    现住黄鹂小区的张婆婆，79岁，祖籍河南。忆及往事，一切历历在目。她说，战乱时，年幼的她随父母流落到东湖杨家湾。当时，日军每天在武汉 的大街小巷巡逻，碰见男的就抓去当劳力，逮着妇女就进行侮辱。有一天，她和家人被几个日本兵堵在了家附近。“他们用枪抵着我，我大伯和五伯急得不停给他们 说好话。一个日本兵一枪把我五伯杵到地上。”张婆婆说。正当紧要关头，突然有一个金发碧眼的洋人跑了过来，与日本兵一阵交涉之后，把她带到了疗养院。这个 洋人就是“鲍洋人”。

    据张婆婆说，当年来疗养院避难的人非常多，至少有上万人，不仅有周围的农民，还有很多市区居民，甚至新洲、黄陂等地的人也闻讯赶来。难民营里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很多人生了病，就到疗养院看医生。她头上生了许多疮疱，“鲍洋人”拿了些药过来，亲自为她涂抹、擦拭。

    东湖养殖场的退休职工毕长生出生于1924年，小时候常在东湖边放牛，躲日军时就往难民营跑。提起往事，83岁的老人一字一顿地说：“我们 住的难民营院子都用铁丝网围起来了，每次日本人来了，个子高高的‘鲍洋人’就挡在前面，与日军交涉，不准他们进入难民营。”“如果没有‘鲍洋人’他们的保 护，当时不知要死多少人啊！”忆往昔，毕长生仍不住地感慨。

    还有一位名叫周荣亨的老人，生前常常跟别人念叨着“鲍洋人”的菩萨心肠。几个月前，他因病去世，他的老伴向记者转述了老人临终前的心愿——“鲍洋人”做了那么多善事，应该给他竖块碑，让大家都记得他。

填补空白 记住身边的“辛德勒”们

    时光飞逝，历史不容忘却。

    抗战胜利时，日军为毁灭证据，投降前销毁了在华侵略时期的所有历史资料。

    在《武汉地方志》里，关于“鲍洋人”、关于保护难民的资料，没有任何记载。仅在教会人士陈秀峰于1943年8月编辑的回忆录中，曾记载了一 名亲历者周谷宾的口述：“（武昌沦陷）当时举办难民救济的机关团体中，安息日会收容所，位于东湖疗养院，收容人数将近万名，为当时武昌收容难民最多。”

    遗憾的是，当年受到庇护的人们，谁也说不清“鲍洋人”姓甚名谁，更没有人知道他后来的下落。

    今年41岁的陈勇，是武汉市东湖风景区城管工作人员，曾守卫边防12年，立过战功。工作之余，他专注于武汉人文历史的研究，曾经考证、发现一段武昌城城墙遗址，也曾破解了北伐战争中攻打武昌城时总政治部翻译、共产党员纪德甫牺牲的历史疑团。

    去年11月，陈勇在研究东湖风景区的前身“海光农圃”时，寻访中听当地老人说，东湖边上曾有一个很大的难民营。当时，他立即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段没有被记载下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决心要揭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陈勇发动了几名热心网友，四处寻访。最后，在香港华安联合会，陈勇得到了那个令他激动万分的好消息——联合会的工作人员经过查询与核实，确 定陈勇要找的“鲍洋人”真名应该叫Boynton，抗战时期曾在武汉东湖疗养院做经理。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Boynton和疗养院的其他美国 人被关进了日军在上海的集中营。1945年，日本投降后，Boynton去了上海的一所教会医院。解放初期，Boynton回到美国。

    对于这个发现，武汉方志专家董玉梅高度评价，称之“填补了武汉地方史志的空白”。

    陈勇说，当人们为那段苦难记忆隐隐作痛时，更应该了解：历史存在良知，慷慨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应该昭示于历史的天空。让我们记住“鲍洋人”，记住那些在战时向苦难平民伸出援手的“辛德勒”们！（记者周寿江 崔逾瑜）

    （责任编辑 陈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