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当年的东湖卫生疗养院，现在成为某单位办公楼。

近日纪录片《南京》热映，片中的拉贝、威尔逊、华群女士等西方“辛德勒”式的国际友人，奋不顾身保护中国难民的场景令人震撼和感动。同样感人的一幕，69年前也曾在日寇铁蹄下的江城武汉上演，一位叫Boynton的美国传教士曾在武汉沦陷后从日寇屠刀下拯救了上万名中国难民的生命。

　　9月11日，记者在东湖采访时，了解到这样一段真实的故事。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到了尾声，国民政府及中国军队撤出武汉，武汉于25日沦陷。日军进城后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抢、掠，为了逃避战难，不少难民从市区跑到当时地处郊区的东湖卫生疗养院（原址在今东湖宾馆一带）。

　 　该疗养院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主办，大楼顶上刷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以防日军轰炸。日军占领武汉后，这一带频频被日军扫荡。难民纷纷躲到东湖卫生疗养 院，生命安全得以保障。事情传开后，更多从四面八方逃亡来的难民涌入疗养院难民区，最多时达到上万人。疗养院为了不让难民饿死，每天施粥两次，直到1939年4月难民区解散，共有约上万中国难民从日军屠刀下获救。

　　79岁的何国慈老人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东湖人。他回忆，当年，从杨家湾（现黄鹂小区）至卫生疗养院一带，连绵数里都住满了人，到处都是用芦席、稻草、树枝搭的小窝棚，一个挨着一个，密密麻麻。这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都能叫出一个美国人的名字——“鲍洋人”（即Boynton）。每次有危险就喊“鲍洋人”，他一来，用身躯拦在前面，日本人便不敢靠近，那段血腥的日子里，“鲍洋人”成了难民的“守护神”。

　　最先发现并一直寻访这段历史的东湖风景区工作人员陈勇告诉记者，Boynton是名美国传教士，时任疗养院的总务。遗憾的是，漫漫岁月，69年过去，无人得知他的下落。

　　武汉地方志专家董玉梅称，这段历史在武汉地方史志上均无记载，今天的发现，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怀念恩人“辛德勒”

　　从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到纪录片《南京》，那些在二战期间、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无私地保护难民免遭杀戮的国际友人，令全世界肃然起敬。

　　69年前，抗日战争时期沦陷日寇铁蹄下、一度成为战时首都的武汉，也曾有过这样一位“辛德勒”：一位叫Boynton的美国传教士，在武汉沦陷后从日寇屠刀下拯救了上万名中国难民的生命。

　　一

　　东湖，烟波浩渺，鹭飞鹤翔，宛若一幅灵秀的山水画。坐落于东湖宾馆的一座古朴建筑，曾是一所教会疗养院。它静静地伫立在湖光山色中，听着涛，枕着浪，诉说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那是一段血与火的岁月，也是一曲灾难时刻的人道之歌。

　　一辈子生活在东湖畔、现已79岁高龄的何国慈老人，每每散步到这里，思绪便回到那不堪回首的年代。

　　1938年10月25日，日军炮轰岱家山，攻占汉口。26日，武昌被敌人的铁蹄践踏。27日，汉阳飘起了刺目的太阳旗。历时4个半月的武汉会战，以武汉的沦陷而告终。

　　一夜之间，老百姓都成了难民，躲的躲，逃的逃，无家可归。与日军位于珞珈山的司令部毗邻的东湖周边居民，不堪日军的频频扫荡和骚扰，纷纷逃到附近的东湖卫生疗养院，其中就有年仅10岁的何国慈。

　　这是一所由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于1935年创办的疗养院，占地600余亩，建筑设备堪称当时一流。当时日本还未与美国开战，疗养院利用与美国教会的关系，在大楼顶上刷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以防日军轰炸。

　　很快，疗养院收留难民的事情传开了，许多从市区、甚至从新洲、黄陂逃亡来的难民拥入疗养院，寻求庇护。何国慈回忆，几座山头住满了人，到处都是用芦席、稻草、树枝搭的小窝棚，一个挨着一个，密密麻麻，至少有上万人。

　　二

　　难民们都记得，疗养院里有一位人称“鲍洋人”的美国传教士，心肠非常好。

　　69年过去了，事件的经历者大都离开人世，当年的幼童如今也是耄耋老者。除了何国慈，还有几位历史的见证人。

　　现住黄鹂小区的张婆婆，79岁，河南人。她说，战乱时，年幼的她随父母流落到东湖杨家湾。当时，日军每天在武汉街头巡逻，碰见男的就逮去当劳力，碰见妇女就进行侮辱。有一天，她被几个日本兵堵住了。

　　“他们用枪抵着我，问是媳妇还是姑娘。我大伯和五伯一边给他们磕头，一边把我拦着，结果日本兵一枪把我五伯杵到地上。”张婆婆说。

　　正当紧要关头，突然有一个金发碧眼的洋人跑了过来，与日本兵一番交涉之后，把年幼的张婆婆带到了疗养院保护起来。这个洋人就是“鲍洋人”。

　　据张婆婆回忆，难民营里，很多人都生了病，就在疗养院看医生。她头上生了些火气，“鲍洋人”亲自为她涂抹药膏，擦拭疮口。

　　东湖养殖场退休职工毕长生小时候常在东湖边放牛，躲日军时就往难民营跑。提起往事，83岁的老人一字一顿地说：“难民区院子都用铁丝网围起来了，每次日本人来了，个子高高的鲍洋人就挡在前面，与日军交涉，不准他们进入难民区。”“如果没有‘鲍洋人’他们的保护，当时不知要死多少人啊！”毕长生仍不住地感慨。

　　还有一位名叫周荣亨的老人，生前常常跟别人念叨着“鲍洋人”的菩萨心肠。几个月前，他因病去世，其老伴向记者转述了老人临终前的心愿——“鲍洋人”做了那么多好事，应该给他竖块碑，让大家都记得他。

　　三

　　抗战胜利时，日军为毁灭证据，销毁了在华侵略时期的所有历史资料。时光飞逝，但历史不容忘却。

　　然而，在《武汉地方志》里，关于“鲍洋人”，关于保护难民的资料，却没有任何记载。仅在教会人士陈秀峰于1943年8月编辑的回忆录中，曾记载了一名亲历者周谷宾的口述：“（武昌沦陷）当时举办难民救济的机关团体中，安息会收容所，位于东湖疗养院，收容人数将近万名，为当时武昌收容难民最多。”

　　遗憾的是，谁也说不清“鲍洋人”姓甚名谁，更没有人知道他后来的下落。

　　陈勇，东湖风景区的工作人员，平时对人文历史很感兴趣。去年11月，他听当地老人讲述了“鲍洋人”的故事，便决心要寻访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陈勇发动网友，联合媒体，终于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华安联合会听到了那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联合会的工作人员说，陈勇要找的“鲍洋人”，真名应该叫Boynton，美国传教士，抗战初期曾在武汉东湖疗养院做经理。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Boynton等美国人被关进了日军在上海的集中营。1945年，日本投降后，Boynton去了上海的一所教会医院。解放初期，Boynton回到美国。

　　对于这个发现，武汉方志专家董玉梅高度评价，称之“填补了武汉地方史志的空白”。

　　当人们为那段苦难记忆隐隐作痛时，更应该了解，历史存在良知，慷慨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应该被历史铭记。让我们记住Boynton，记住那些在战时向苦难平民伸出援手的国际“辛德勒”们！（崔逾瑜 周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