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也像在德国一样，改革运动临到了黑暗的日子。虽然有许多县分接受了改革运动的信仰，但其他地区却盲目顽梗地固守着罗马的教条。他们对那些接受真理之人所施的逼迫，终于引起了内战。萨文黎和许多与他一同从事改革运动的人，都倒在卡帕尔血腥的战场之上了。爱克兰帕底被这些可怕的灾祸所压倒，不久便去世了。罗马踌躇满志，在许多地方她似乎要恢复所丧失的一切了。但那从亘古立定计谋的主没有丢弃祂的工作，也没有离弃祂的百姓。祂的圣手必为他们施行拯救。祂已经在其他的国家兴起工人来推进改革运动。

　　法国在尚未听到改革家路德的名字之前，就已出现曙光了。首先得见亮光的乃是年纪年迈的李富黎。他学识渊博，曾任巴黎大学教授，又是一个真诚热心的罗马教徒。他在钻研古代文学的时候，渐渐注意到圣经，他便向他的学生介绍圣经的研究。

　　李富黎原是热诚敬拜古代圣徒的，他曾有意根据教会的传说，编著一部先圣和殉道者的历史。这种工作是要费不少时间和心血的；但到他已经有相当成就和进展的时候，他想或许能在圣经中找到资料，于是就本着这个目的开始研究圣经。他果然在圣经里找到有关圣徒的记录，但这些圣徒与罗马教各节期中所崇拜的圣徒大不相同。于是神圣的亮光忽然洋溢在他的心中。他就惊异而厌恶地放弃了自己所计划的工作，专心去研究上帝的话了。过不久，他就开始把在圣经中所发现的宝贵真理教导别人。

　　一五一二年，就是在路德或萨文黎开始改革工作之先，李富黎已经写道：“那因我们的信而赐给我们公义的乃是上帝。惟有祂的恩典能使我们称义并得永生”（怀里《改正教的历史》卷十三第1章）。论到救赎的奥秘，他说：“此种交换的伟大确是言语所难以形容的，──那无罪的一位被定了罪，而有罪的人倒得了自由；有福的主受了咒诅，而该受咒诅的人倒蒙了福气；生命之君舍弃了生命，而死在罪中的人倒得了生命；荣耀的王陷在黑暗之中，而满脸蒙羞的人倒得了荣耀”（ D＇Aubigne，《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史》卷十二，第2章）。

　　他一面教导人救赎的功劳乃完全属于上帝，一面声明顺从乃是人类的本分。他说：“如果你是基督教会的一分子，你就是祂圣体的一个肢体；既是祂的肢体，你就满有上帝的性情。……如果世人能领会这种特权，他们的生活就必何等纯洁，清高而圣善啊！此世的荣华若与他们内在的荣耀──肉眼所看不到的荣耀──相比，那是何等地微不足道啊”（ D＇Aubigne，《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史》卷十二，第2章）！

　　李富黎的学生之中有一些人很热切地听聆了他的教训。他们在这位老师去世之后，便继续的宣扬真理。威廉.法勒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父母是虔诚的教徒。他所受的教育使他以绝对的信心接受教会的训诲，以致他能像使徒保罗一样说：“按着我们教中最严紧的教门，作了法利赛人”（徒26:5）。法勒尔是一个忠实的罗马教徒，心中火热，要除灭一切胆敢反对教会的人。他后来提到自己这一段时期的人生观说：“当我听到任何人说话反对教皇时，我就要咬牙切齿，如同一只狂怒的豺狼一般”（怀里《改正教的历史》卷十三第2章）。他曾不息不倦地敬拜古代圣徒，陪同李富黎遍游巴黎的各教堂，在祭坛前跪拜，献礼物装饰神龛。但这些礼节不能使他的心灵得到平安。自知有罪的感觉紧紧地缠着他。不管他怎样苦修，也无法摆脱这种感觉。后来他听到改革家以下的话：“救赎乃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无罪的被一位被定了罪，罪人倒蒙赦免。”“惟有基督的十字架能打开天国的门，关闭地狱的门”（ 怀里《改正教的历史》卷十三第1章）。这些话在他听来，犹如从天上传来的声音一样。

　　法勒尔欣然接受了真理。他像保罗一样的悔改之后，便摆脱了遗传的束缚，得到了上帝儿子的自由。“他再没有残暴的豺狼一般嗜杀的心，却安静地转回，如同温柔无害的羔羊。他的心已经从教皇那里收回而献给耶稣基督了”（ D＇Aubigne，《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史》卷十二，第3章）。

　　当李富黎继续在学生中传布真光的时候，法勒尔则热心于基督的圣工，正如他从前热心于教皇的工作一样，出去公开宣传真理。不久，有一个教会的显要人物，莫城的主教与他携手同工。同时又有其他才能卓越，学问渊博的教师们一同传讲福音，于是各阶层，从工人和农民的家庭直到王宫，都有人信从了福音。当时的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姊妹也接受了宗教改革的信仰。连国王自己和太后也都一时表示赞成，所以改革家们怀着极大的希望预期法国终有信从福音的一日。

　　但是他们的希望未能实现；反而有试炼和逼迫等待着基督的门徒。虽然如此，上帝怜爱他们，不让他们预先看到这事。中间还有一段平安的时期，使他们能养精蓄锐，以便应付那要来的风暴。这时改革运动有了迅速的进展。莫城的主教在自己的教区中热心工作，教导他的教牧人员和一般平民。他撤换了无知和腐化的神父，而尽量任用有学识和敬虔的人。这位主教非常希望他的教徒能自己研究圣经。不久他的这个希望就实现了。李富黎已经下手翻译新约圣经。正当路德的德文圣经在威丁堡出版的时候，法文的新约圣经也在莫城发行了。主教不惜工本，在他的教区中努力推销，不久莫城的乡民也都得到了圣经。

　　这些人欢迎上天的信息，正如干渴垂毙的行人欢迎活水的泉源一样。田地间的农夫，和工厂里的工人，都藉着谈论圣经中的宝贵真理，来使自己每天辛劳的生活更为愉快。入晚，他们不再到酒店去，而是彼此聚集在家中研读上帝的话，并一同祈祷赞美。不久，这些村镇中有了极大的改变。他们虽然是平凡，没有知识，并辛劳工作的乡民，但在他们的生活上可以看出上帝恩典改革和提高人的能力。他们所有谦卑，仁爱和圣洁的美德，证明福音为一切真诚领受的人所能成就的大工。

　　在莫城所发出的真光照耀到远近各地，悔改的人数天天增加。教会当局的忿怒一时被那轻视僧侣狭隘偏见的国王所遏制；但罗马教会的领袖终于得了胜。火刑柱竖立起来了。莫城的主教在火刑和反悔二者之间必须选择其一的时候，竟拣选了那比较容易的道路。但是领袖虽然跌倒，他的羊群却仍然坚定不移。许多人在火焰中为真理作了见证。这些平凡的基督徒藉着他们在火刑柱上所显示的勇敢和忠心，向千万在平安的日子永远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作了美好的见证。

　　那在痛苦和侮辱之中胆敢为基督作见证的，不单是一些卑微和贫穷的人。就是在贵族的宅第中，也有高贵的人们视真理比财富，地位，甚至于性命更为宝贵。在王家的贵胄中竟有人表现了比主教更坚定的品质。路易.柏昆出身贵族，是一个勇敢而风雅的爵士，埋头书卷，举止大方，品行端正。有一位作家说：“他忠心拥护罗马教的种种制度，热心参赴弥撒和宗教聚会；……在他所具有的一切美德之外，他还特别憎恨路德教派。”但后来他像许多别人一样，受上帝引领去研究圣经，便非常惊异地发现其中“并没有罗马教的道理，反而是路德的道理”（ 怀里《改正教的历史》卷十三第9章）。从此以后，他就全心献身从事福音的工作了。

　　“他是法国贵族中最有学问的一个人”。他的天资和口才，他的不屈不挠的勇敢和沉毅果敢的热诚，以及他在宫廷中的影响，──因为他是王所宠爱的人──使许多人认为他是命定作法国改革家的。作家贝札说：“法兰西斯一世若是像撒克逊选侯一样，柏昆就可以成为第二个路德了。”罗马教徒说：“他比路德更坏。”法国的罗马教徒实在惧怕他比惧怕路德更甚。他们把他当作叛教徒囚在监牢里，可是王把他释放了。这种斗争继续了多年。法兰西斯总是在罗马教和改革家之间举棋不定，反复无常。他有时容忍，有时遏制僧侣们的狂怒。柏昆三次被罗马教当局监禁起来，但国王钦佩他的天才和他高尚的品德，不肯让他牺牲在僧侣团体的毒手之下，故而把他释放了。

　　常有人把柏昆在法国所有的危险警告他，并恳劝他学别人的榜样，自动流亡在外以求安全。当时有一个畏首畏尾的机会主义者伊拉斯莫斯。他虽有卓越的学识，却未能重视真理过于自己的性命和名誉。他写信给柏昆说：“你还是要求王派你出使外国吧。你到德国去游历一番也好。你知道像比大和他这样的人，──他是一个三头六臂的猛兽，到处施用他的毒手。你的仇敌名字叫做‘群’。即或你们的事业比耶稣基督的更伟大，他们还是不会放你过去的，直到他们把你悲惨地消灭了为止。不要太相信国王的保护了。无论如何，不要在神学教师面前连累到我”（ 怀里《改正教的历史》卷十三第9章）。

　　但当危险加深的时候，柏昆的热诚反而越为加强。他不但不采纳伊拉斯莫斯投机和专顾自己的建议，反而断然采取了更勇敢的步骤。他不但要维护真理，而且还要攻击谬道。罗马教徒所想要加在他头上“异端”的罪名，他要转过来加在他们头上。他最活跃的死敌乃是巴黎大学神学院的博士和僧侣。该神学院乃是巴黎和法国一个最高的宗教权威。柏昆从这些博士的著作中找出十二项意见，并公开地称之为“违反圣经的异端”。他请国王作他们辩论的裁判。

　　王甚愿把双方的能力和聪明作一次比较，并喜欢有一个机会可以挫折这些傲慢僧侣的气焰，就命令罗马教徒用圣经来证实自己的主张。他们熟知圣经这个武器对他们是没有多大用处的。监禁，酷刑和火刑柱是他们更善于运用的武器。这时局势转变了，他们看出自己将要陷入他们本来希望柏昆陷入的坑中。于是他们不胜惊慌，四顾彷徨，想找到一条出路。

　　“正在那时，巴黎一个街口的贞女马利亚神像被人损坏了。”全城大大骚动起来。无数的人拥到那里，莫不表示悲愤。王也深为震动。这是僧侣们正好利用的机会。他们很快就加以利用了。他们说：“这就是柏昆所传之道的结果。一切──宗教，法律，连王位──将要被路德派的阴谋所推翻了”（ 怀里《改正教的历史》卷十三第9章）。

　　柏昆又被逮捕了。王则退出巴黎，这样僧侣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改革家受了审判，被定死罪。他们惟恐法兰西斯还要出来救他，所以一宣布了柏昆的罪案，当天就予以执行。柏昆在中午被带到刑场。无数的人聚集来观看这件大事。许多人看到这次的牺牲品竟是法国贵族中最优秀最勇敢的人物，不胜惊奇，感慨之至。在这人山人海之中，人们的脸色都因惊异，愤怒，轻侮和毒恨而罩了一层阴沉的暗影；惟独一个人容光焕发。这个殉道者的思想一点也没有顾到这骚乱的景象；他只觉自己有他的主与他同在。

　　他所坐的囚车，逼迫他之人横眉怒目的神色，以及他所要遭受的可怕死刑──这一切他都毫不在意；那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的主，这时正在他的旁边。柏昆的脸上焕发着上天的荣光和平安。他穿着华丽的服装，“丝绒的外套，缎子的上衣和金色的裤子”（ D＇Aubigne，《喀尔文时代的欧洲宗教改革史》卷二第16章）。他将要在万王之王和全宇宙之前为他的信仰作见证，所以不应当有一点悲哀的表情来破坏他的喜乐。

　　当这行列缓缓地在拥挤的街道上经过时，众人很惊异地注意到他脸色和态度上所表现明显的平安和充足的喜乐。他们说：“他像一个人坐在圣殿中，默想圣洁的事”（ 怀里《改正教的历史》卷十三第9章）。

　　柏昆在火刑柱上想要对民众说几句话，但僧侣们害怕他说话的影响，就开始呼喊喧嚷，兵士也用他们的兵器相击作声，他们的喧嚣就淹没了殉道者的声音。这样，在一五二九年，巴黎城文学和宗教方面最高的权威，“竟为一七九三年的平民立了一个卑鄙的榜样，在刑场上窒息了垂死之人所要讲的最后一句话”（怀里《改正教的历史》卷十三第9章）。

　　柏昆被绞死之后，身体就在火焰中烧尽了。他的死耗使法国各地改革运动的友人至为悲伤。但他的榜样是很有影响的。其他为真理作见证的人说；“我们也准备愉快的应付死亡，把我们的眼睛集中在将来的生命上”（ D＇Aubigne，《喀尔文时代的欧洲宗教改革史》卷二第16章）。

　　在莫城遭受逼迫的时期，传讲改革信仰的教师被剥夺了讲道的权利，于是他们就转向其他的地方去。过了一些时候，李富黎到了德国。法勒尔则到法国东部他的故乡去，在他儿时的家乡散布真光。那里早已接到莫城所发生之事的消息，所以有许多人听他以无畏的热诚所教导的真理。不久，地方当局警觉起来了，要封住他的口，就把他驱逐出城。此后他虽然不能公开作工，但他遍行原野和乡村，在私人的住宅和偏僻的牧场上教训人，并在他儿时屡次来往的森林或岩穴中安身。这时上帝正在预备他应付更大的试炼。他说：“撒但的拦阻，逼迫和暗算，就是别人所预先警戒我提防的，真是不少；它们比我自己所能忍受的远为厉害；但上帝是我的父；祂已经而且必要为我预备所需要的力量”（D＇Aubigne，《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史》卷十二，第9章）。

　　正如使徒时代一样，逼迫“更是叫福音兴旺”（腓1:12）。从巴黎和莫城被驱逐出来的“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徒8:4）。这样，真光就传到法国许多遥远的省分了。

　　上帝还在准备更多的工人来推进祂的圣工。在巴黎的一所学校里，有一个审慎沉静的青年约翰.喀尔文。他虽然年轻，但已经显明有坚强透彻的智力，而且他生活的纯洁无疵，正如他心智上的热力和宗教上的虔诚一样著称。他的天才和好学不倦，不久使他成了学校的光荣。大家都确信约翰.喀尔文必要成为教会最有才能，最有声望的捍卫者。但是有一线神圣的光辉射进了那包围着喀尔文的烦琐哲学和迷信的墙垣。他最初听说这种新的道理，便甚为惊异憎恨，并确认这些叛教徒遭受火刑是应该的。孰料有一天他在无意之中与“异端”面面相对，而不得不试用罗马神学的力量以对抗改正教的教训。

　　喀尔文有一个参加改革运动中的表弟兄奥力维坦，这时正在巴黎。这两个亲戚时常见面，并在一起谈论搅扰当时基督教世界的问题。新教徒奥力维坦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宗教：一种是人所发明的，都是叫人靠着遵守礼节和善行来拯救自己；另一种是在圣经里所显明的宗教，教训人单单仰望上帝所白白赐给的恩典而得救。”

　　喀尔文说：“我不要你的新道理；你想我信道信了这么些年一直是信错了吗”（ 怀里《改正教的历史》卷十三第7章）？

　　但他心中已经因此而起了种种思潮，是他所不能任意磨灭的。他独自在房中思考他表兄弟的话。自知有罪的感觉紧紧地逼着他；他看出自己在一位圣洁公义的审判者面前没有一位中保。圣徒的代求，自己的善行，教会的礼节，都不足以赎他的罪。他在自己面前除了永远绝望的黑暗之外，再也看不见别的东西。教会内的学者们想要消除他的悲哀，却是徒然。他试用认罪和苦修的方法，也没有效果；这一切都不能使他的心灵与上帝和好。

　　当喀尔文正在从事这些徒劳无益的挣扎时，偶而有一天他经过一个广场，看见那里正在焚烧一个“叛教徒”。他看到那殉道者的脸上所表现的平安，心中甚是惊异。那人虽在可怕之死的惨痛中，并受着教会最可怕的制裁，还能表显信心和勇敢；而这青年的学生喀尔文自己虽然严紧地顺从教会的规条，却落在失望与黑暗之中；二人的情况相形之下，使他不胜悲苦。他知道这些“叛教徒”的信仰是以圣经为根据的。于是他决定要研究圣经，如果可能的话，他要发现他们喜乐的秘诀。

　　他在圣经中找到了基督。他惊叹说，“天父啊，祂的牺牲已经平息了祢的怒气；祂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的不洁；祂的十架已经担负了我的咒诅；祂的舍命已经救赎了我的罪孽。我们曾经为自己发明了许多无益的愚妄之事，但祢已经把祢的道放在我面前，如同火炬一样，而且祢已经感动了我的心，使我除了耶稣的功劳之外，能鄙视一切其他的功德”（马丁《路德的生平和时代》卷三第13章）。

　　喀尔文过去所受的教育乃是预备将来作神父的。当他刚十二岁的时候，就已被派为一个小教会的教士。那时主教按照教会的规条已经为他剃了头。他固然没有正式受过任命，也没有担任神父的工作，但他却是教牧人员的一分子，有职任的称号，并收受相当的酬金。

　　这时，他既感觉自己不能作一个神父，就曾一度去学习法律，可是终于放弃这个宗旨，而决定终身从事福音的工作。但他不敢作一个公众的教师。因为他秉性怯懦，并认为这种工作的责任重大，担当不起，所以他愿意仍旧专心从事研究的工作。虽然如此，他朋友们的恳劝终于赢得他的同意。他说：“一个出身这样微贱的人竟能被抬到那么崇高的地位，真是奇妙之极”（ 怀里《改正教的历史》卷十三第9章）。

　　喀尔文静静地开始了他的工作。他的话有如甘露之滋润地土。这时他已离开巴黎，到玛格利特公主保护之下一个省城工作。公主爱护福音，愿意保护福音的信徒。喀尔文这时还是一个态度温和，谦虚自抑的青年。他开始在人们家中工作，向聚集的家人诵读圣经，阐明救恩的真理。那些听见这信息的人把这佳音传给别人。不久，这真理的教师就转向遥远的城镇和村庄去了。无论宫室或茅屋，他都能进去，他就这样进行他的工作，奠定了多处教会的根基，后来从这些教会中出了许多为真理作无畏见证的人。　　

　　过了几个月，他又到巴黎来了。那时，在学界中起了一次非常的骚动。古代语文的研究曾使人注意到圣经，而一些内心还没有受到真理感化的人，倒热心地讨论圣经，甚至于向维护罗马教的人挑战。喀尔文虽然是神学辩论方面的能手，但他有一种比这些烦琐哲学家的喧嚷更高超的使命。当时人心都已被激动起来，所以那正是向他们阐明真理的机会。正当大学的演讲厅中充满了神学辩论的喧嚣时，喀尔文却挨家挨户向人打开圣经，讲论基督，和祂的被钉十字架。

　　由于上帝的安排，巴黎还要再得一次接受福音邀请的机会。李富黎和法勒尔所发的呼召虽然都遭了拒绝，但在这个伟大的首都，各界人士还要再听到福音的信息。法国国王因考虑到政治的关系，还没有完全偏袒罗马教，反对改革运动。而玛格利特公主则坚守新教在法国胜利的希望。她决意要在巴黎宣讲改革的信仰。在国王离开首都的期间，她叫一个新教的传教士在巴黎的各教堂里讲道。但罗马教的权贵们禁止这事，于是公主打开了王宫的门。将宫内的一间房子装饰成会堂，并发出通告，每天在指定的时间讲道，欢迎各界人士前来参加。于是众人蜂拥前来。不但会堂，连一切的接待室和走廊都挤满了人。每天有成千的人──贵族，政治家，律法师，商人，工匠──前来赴会。后来王不但没有禁止这些聚会，反而命令巴黎城的两个教堂必须开放。该城从来没有受过上帝之话那么大的感动。那时似乎有从天而来之生命的灵吹在众人身上。节制，纯洁，秩序和勤劳，代替了从前的醉酒，淫荡，纷争和怠惰。

　　但同时罗马教会当局并不是空闲着的。王仍旧不肯出面干涉，勒令改革家停止讲道，他们就转向一般平民进行煽惑。他们不惜以任何手段，设法引起无知和迷信的群众的惧怕，偏见，和狂热。巴黎人盲目地屈从了罗马教虚伪的教师，正如古代的耶路撒冷一样，竟不知道眷顾她的时候，也不知道关系她平安的事。上帝的道在首都宣讲了足有二年之久；虽然有许多人接受了福音，但大多数人还是拒绝。法兰西斯之所以准许宗教自由不过是为了表示宽大，为要达到自私的目的，所以后来罗马教又占了上风。于是教堂又被封闭起来，火刑的柱子又竖立起来了。

　　这时喀尔文仍在巴黎，借研究，默想和祈祷，准备应付将来的工作，并继续散布真光。虽然如此，当局终于怀疑到他，并决定处以火刑。有一天，正当喀尔文认为自己在退隐中甚为安全，想不到有任何危险时，他的朋友急忙赶到他房中告诉他，法警已在路上来逮捕他。这时大门外已有人高声敲门，时机非常的紧急了。有几个朋友在大门口稽留着法警，别的朋友就帮助喀尔文，把他从窗户缒下去，他就赶紧逃到郊外去了。他在一个赞助改革运动的工人的茅舍中躲避了一时，后来穿上了这工人的衣服，肩着锄头，起身上路。他向南行去，到了玛格利特所治理的境内，再度得到她的保护（D＇Aubigne，《喀尔文时代的欧洲宗教改革史》卷二第30章）。

　　他在这里停留了几个月，在他有权势的友人保护之下安全无恙。他像从前一样专心从事研究的工作。但他一心想使法国受福音的教化，所以他不能长此毫无活动。一到这次的风暴稍为平静，他就在波亚叠找到一片新的工作园地。那里有一所大学，该地的人对于新教的道理也表示欢迎。结果各阶层的人都欣然听聆福音。喀尔文在那里没有公开宣讲，只是在该城首长的家中，或在他自己的寓所内，有时候在公园里，向那些愿意听聆的人打开永生之道。过了一时，听众的数目增多起来了，他们便认为在城外聚会较为安全。于是他们在深幽的峡谷旁边一个山洞中，找到一个聚集之所。那里有大树和悬崖隐蔽着，使这个隐僻之处更为幽静而稳妥。一小群一小群的人由不同的路线出城到那里聚集。在这偏僻的地点喀尔文诵读并解释圣经。法国的新教徒在这里举行了第一次圣餐礼。后来竟有几个忠心的传道人从这个小教会被派出去传道。

　　随后，喀尔文再一次回到巴黎。直到这时，他还不能放弃法国终必接受改革运动的希望。但他发现几乎每一个工作的门户都已关闭。若要教导福音，就等于直接走向火刑柱。于是他决定到德国去。他一离开法国，逼迫新教的狂风就爆发了。如果他那时仍留在巴黎，他势必在那一次大屠杀中牺牲了。

　　法国的改革家热望他们本国与德国和瑞士的同道取相同的步调，就决定对罗马教的迷信作一次勇敢的打击，来唤醒国人。于是在一夜之间，法国各地贴满了攻击弥撒祭的标语。这一个狂热而不智的举动不但没有推进工作，反而使全法国改革运动的传道人和赞助者遭到毁灭。这个举动使罗马教徒达到素愿，给他们借口声称“叛教徒”是危害王位并扰乱国家的，故主张把他们全然除灭。

　　由于某一个秘密的手──或是不智的朋友或是狡猾的仇敌，无人知道──有一张标语竟张贴在国王私室的门上。王一看见，便惊恐万状。在这一张标语上，历来受人崇敬的迷信受到了无情的抨击。而人竟敢将这些露骨而惊人的宣传，贸然张贴在宫庭之内，这事使王大发烈怒。他在震惊之余，一时立在门前，战栗恐慌，一言不发。随后他用以下可怕的话语发泄他的忿怒，说：“凡有依附路德教派之嫌疑的，一概予以逮捕。我要把他们完全消灭”（ D＇Aubigne，《喀尔文时代的欧洲宗教改革史》卷四第10章）。事情就此决定。王已决心要完全站在罗马教的一边了。

　　于是当局立刻采取措施，去捉拿巴黎城内一切路德教派的人。他们先逮捕了一个贫穷的工匠，他是信服改革信仰的，并曾负责召集信徒到他们秘密聚会的地方。罗马教廷的使者威胁他，要他领他们到城内每一个新教徒的家中，不然，就立时把他烧死。对于这个卑鄙的建议，他起先惊慌退缩，不敢答应，但终于被火刑所慑服，同意作卖主卖友的人。皇家的侦探摩林同着这一个卖友的人缓步前行，经过城内的一切街道，后面跟着一大队神父，提香炉的人，僧侣和兵士。这种外表上的虚张声势，说是尊敬“圣体”，为要洗雪新教徒所加在弥撒上的侮辱。其实在这外表的炫耀之下，却隐藏着一个毒计。每当他们来到一个路德教派的人的房子时，那卖友之人不必说话，只要作一个暗号，行列就停住了；随即有人进入那家，把全家拉出捆锁起来；然后这一队可怕的一队人便继续地前行，去寻索其他的牺牲品。他们“没有越过一家人家，无论大小，连巴黎大学也没有放过。……摩林使全城都震动起来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的统治”（D＇Aubigne，《喀尔文时代的欧洲宗教改革史》卷四第10章）。

　　这些牺牲者是在残酷的剧痛之下折磨至死的。当局特别命令将火势降低，为要延长他们的痛苦。但他们慷慨就义，视死如归。他们的节操丝毫没有动摇，他们的平安一点不受影响。逼迫他们的人既无法改变他们不屈不挠的意志，就觉得自己失败了。“刑场分布在巴黎各处，火刑连日执行，目的是要藉此扩大对于‘异端’的恐怖气氛。孰料，结果还是福音占了优势。全巴黎的居民得以看到这新的道理能造就何等的人物。没有什么讲台能像殉道者的火葬堆一样有效。当这些人经过街道往刑场去的时候，他们脸上所焕发的安泰喜乐的光彩，他们在无情的火焰之中所显示英勇的气概，以及他们对于残害他们之人所表现的温柔饶恕的精神，使不少人的忿怒变为怜惜，仇恨变为仁爱。这些无声的见证为福音所讲的话，具有不能抵拒的力量”（ 怀里《改正教的历史》卷十三第20章）。

　　神父们为要使群众的忿怒达到最高峰起见，竟散播了改正教徒极可怕的罪状，控告他们图谋屠杀罗马教徒，推翻政府，杀害国王。这些罪状是毫无根据的。然而所预言的灾祸有一天要在远为不同的情况下，并由于完全相反原因，一一应验。罗马教徒所加在无辜的改正教徒身上的酷刑，已经为自己积成惨重的报应。他们所预言即将来到的厄运，在后来的世纪中恰好临到法国的国王，政府和百姓身上；但是这些惨祸都是由于不信上帝之人和罗马教徒自己造成的。三百年之后，这些悲惨的灾祸之所以临到法国，不是因为改正教的建立，而是因为它受了摧残。

　　这时，猜疑，不信和恐怖充斥于社会各阶层之中。同时普及各地的惊恐显明路德的教训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多少人的心，尤其是那些受过高深教育，拥有权势的品质高贵的人。许多重要和尊荣的地位忽然空缺了。工匠，印刷工人，学者，大学教授，作家，甚至于朝臣都不见了。成百成千的人逃出了巴黎，自愿离开祖国，流亡在外；许多人藉此第一次声明自己赞成改正教的信仰。罗马教看到自己的阵营之中有意料不到的“叛教徒”存在，不禁大为惊异。他们就尽量在那些仍在他们掌握之中，又较为平凡的对象身上泄忿。监狱大有人满之患，而且巴黎的空气似乎都被那为承认福音者而燃点起来的火刑的黑烟所弥漫了。

　　法兰西斯一世曾以十六世纪初叶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导者自豪。他欢喜招聚天下文人于朝中。他的爱好文艺，轻视僧侣的无知与迷信，至少是他过去准许宗教改革自由的一部分原因。但是这个提倡文艺的人此时因热中于扑灭“异端”，而竟发布命令在法国全境取消印刷事业。法兰西斯一世乃是许多例证之一，说明人才智的修养并不足以保证他能摆脱宗教的偏见，而不至于逼迫他人。

　　法国还要以一次庄严而公开的仪式完全委身于除灭改正教徒的工作。神父们声称，那在反对弥撒的事上侮辱上天的罪必须用血来偿还，并要求国王代表他的百姓公开赞助这一可怕的工作。

　　他们决定在一五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举行这个可怕的仪式。神父们已在全国引起迷信的惧怕和顽固的仇恨。巴黎城的街道上挤满了从周围各地蜂拥而来的人群。那一天要以伟大而显赫的游行开始。“在游行路线上，各家都要悬挂黑布藉以志哀，每隔一段要设置神坛。”每家门前要点上火炬，以尊荣“圣体”。黎明之前，游行的队伍就在王宫前排好了。“最前面的是几个教区的旗帜和十字架；以后是两人一排手执火炬的市民。”接着便是四个教团的僧侣，各穿特别的服装。再后是许多著名的“遗物”，随着这些“遗物”的是穿着紫色朱红色长袍，戴着珠宝装饰的教牧人员，组成华丽灿烂的行列。

　　“巴黎的主教在壮丽的华盖之下，手拿‘圣体’，……四个贵族的首领护送着他。……国王走在‘圣体’后面。……法兰西斯一世没有戴皇冕，也没有穿王袍。”他“光头垂目，手执点着的蜡烛”。法国的元首竟“扮成一个忏悔的罪人”（ 怀里《改正教的历史》卷十三第21章）。在沿路的每一座神坛之前，他都谦卑地下跪，不是为那污秽他心灵的罪恶，也不是为那染红双手的无辜之人的血，而是为他的百姓胆敢反对弥撒的大罪。在他后面跟着王后和国内的权贵，都是手执点着的火炬，两个两个地排列而行。

　　当天礼节的一部分乃是国王亲自在主教公馆的大厅里向国内的高级官员讲话。他愁容满面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以最动人的话语为这临到他国家的“罪恶，亵渎，忧伤，和羞辱的一天”志哀。他号召每一个忠顺的百姓帮助他根除那行将使全国败亡的瘟疫般的“异端”。他说：“诸位，我凭着我自己的王位起誓，我若知道我的一个肢体被这可憎的腐烂所玷污或传染，我就必把它交给你们砍掉。……再者，我若看到我的一个儿女受了玷污，我也必不轻饶他。……我必亲自将他交出来，把他献给上帝为祭。”他说话时，声泪俱下，全体聚集的人也都哭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或生或死，我们必要坚守罗马教的信仰”（ D＇Aubigne，《喀尔文时代的欧洲宗教改革史》卷四第12章）。

　　那拒绝真理之光的国家已到了何等盲目而黑暗的地步阿。那“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但法国在看到它的权能和圣洁，又在千万人已经受它神圣荣美的吸引之后，并在城市乡村都被它的光辉照耀之后，竟转离了这救恩，宁可选择黑暗而不要光明。上天的恩赐赐给他们，他们竟弃绝了。他们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直到他们收获了故意自欺的悲惨结果。这时他们或许真诚相信自己逼迫上帝的百姓就是事奉上帝，可是他们的诚心并不足以免去他们的罪。那能救他们脱离欺骗，保守他们不致流无辜人之血的真光，他们竟故意拒绝了。

　　他们在主教的大教堂里立了根除“异端”的誓约。这座大教堂就是三百年后这忘记永生上帝的国家设置“理智女神”的地方。于是队伍又排列起来。那些代表法国的人们又出去进行他们所起誓要作的工作。“沿途在相隔不远的地方，已经竖好火刑柱，预备把一些改正教徒活活的烧死。当天的安排就是要在国王走到的时候，随时把柴薪点燃起来，使游行的人都可以观看死刑的执行”（ 怀里《改正教的历史》卷十三第21章）。这些为基督作见证之人所受的酷刑，实在不忍卒述，但他们都是坚持到底，毫不动摇。当有人叫他们反悔时，有一个人回答说：“我只能相信先知和使徒从前所传讲的，以及一切圣徒所相信的。我坚信上帝的心足以抵挡地狱一切的权势”（ D＇Aubigne，《喀尔文时代的欧洲宗教改革史》卷四第12章）。

　　行列一次又一次地在执行酷刑的地方停了下来。最后，众人回到王宫前的出发点就分散了。王和主教们也都回去，大家都为这一天的工作十分满意，并自相庆贺，认为他们该日所开始的工作必要贯彻下去，直到“异端”完全消灭为止。

　　诚然，法国所拒绝的和平福音终于完全被根除了，而其结果是极其悲惨的。在一七九三年的一月二十一日，恰好在法国完全委身从事于逼迫改正教徒的二百五十八年之后，另一个游行的行列，以完全不同的宗旨经过了巴黎的街道。“国王又是其中的主要人物，那时也有骚乱和呼叫；又有杀了再要多杀的喊声；又有黑色的刑架；又是以可怕的死刑结束那一天的节目。那一天路易十六与禁卒和刽子手角力挣扎，结果被拖到断头台上，并用强力被按倒在地，直到大刀坠落，他的头颅滚到台下为止”（ 怀里《改正教的历史》卷十三第21章）。法王还不是唯一的牺牲者；靠近那一带地方，在恐怖时代血腥的日子里，竟有二千八百人死在断头台的刀下。

　　改革运动已经向世人提供一本展开的圣经，启明上帝律法的条例，并向人们的良心力陈律法的要求。无穷慈爱的上帝已经向人阐明上天的典章和原则。上帝曾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申4:6）。当法国拒绝了上天的恩赐时，她就是撒下了混乱和败坏的种子；而且有其因必有其果，结果就是大革命和恐怖时代的来临。

　　在张贴标语所引起的逼迫发生之前，勇敢而热心的法勒尔曾被迫逃离他的故乡。他逃到瑞士，努力继续萨文黎的工作，结果帮助把当时的形势扭转过来，使改革运动又在瑞士占了上风。法勒尔晚年寄居在瑞士，但他对于法国的改革运动继续发挥强有力的影响。在他开始流亡的几年中，他特别致力于将福音传给故乡的工作。他在靠近国境的地带向乡亲传了一个相当的时期。在那里，他以不息不倦的警惕注视着福音所引起的斗争，并用鼓励和劝勉的话帮助法国的同道。他得到其他流亡之同道的帮助，将德国改革家的著作译成法文，连同法文圣经大量印发。这些印刷品藉着售书员在法国到处推销。书籍以低价供给售书员，使他们可以靠着利润继续工作。

　　法勒尔曾以一个卑微的小学教师的身份在瑞士开始他的工作。他找到一个偏僻的教区，在那里专心从事教育儿童的工作。除了普通课程之外，他小心翼翼地介绍了圣经的真理，希望能藉儿童将福音传给他们的父母。结果真有一些人相信了，但是神父们却出来拦阻这工作，并鼓动迷信的乡民起来反对。神父们强调说：“那不可能是基督的福音，因为宣传的结果不是和平，而是斗争”（ 怀里《改正教的历史》卷十四第3章）。像第一世纪的门徒一样，有人在这城逼迫他们，他们就逃到那城去。法勒尔也是从一乡到另一乡，从一城到另一城，徒步旅行，忍受饥寒和疲劳；而且无论到哪里，他都是冒着性命的危险。他在市场，教堂，有时竟在大教堂里讲道。有时候教堂里没有人来听他讲道；有时候他的演讲被喧哗和讥诮声打断了；有时他被人粗暴地从讲台上拉了下来。他曾多次被暴徒袭击，甚至几乎被打死。但他仍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他虽然屡遭拒绝，却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他终于看到许多原来是罗马教堡垒的城镇，一个一个地开门欢迎福音。他开始工作的那个小教区，不久也接受了宗教改革的信仰。摩拉特和纳沙特尔两区的一些城市也放弃了罗马教的仪式，并把教堂中的神像撤去了。

　　法勒尔久已盼望在日内瓦树立新教的旗帜。如果能得到这一座城，它就可以作法国，瑞士和意大利改革运动的中心。他既怀着这个目的，就继续工作，直到周围的许多城镇和乡村都建立了教会。随后他只带着一个同伴进了日内瓦。结果，他在那里只有两次讲道的机会。该地的神父先企图叫政府当局定他的罪，既不得逞，他们就传他出席教会的一次议会，同时他们自己藏着凶器决定要杀害他。他们又在会议厅外布置了一群怒气汹汹的暴徒，手中拿着棍棒刀剑，万一他在议会内逃脱他们的手，在厅外必可致他死命。虽然如此，在场的官府和武装兵士却搭救了他。次日清早，他和他的同伴就被领到湖的对岸一个安全的地点。这样就结束了他第一次在日内瓦传道的工作。

　　第二次的尝试是藉着一个极其卑微的工具，就是连自称为改革运动的朋友也瞧不起的一个气貌不扬，名叫弗洛蒙特的青年人。在法勒尔遭到拒绝的地方，这样的一个人还能作什么呢？最强壮最勇敢的人尚且不得不逃跑，这个比较少有勇敢和经验的人，怎能抵挡得住那里的风暴呢？“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上帝却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因为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亚4:6;林前1:27,25）。

　　弗洛蒙特开始工作时，是作一个小学教师。他在学校里所教训学生的真理，由学生在自己家中重述出来。不久，学生的家长们都来听他解释圣经了，直到他的教室里坐满了热切的听众。他又免费分散新约圣经和真理的小册子。这些印刷品就到了那些不敢公然来听这新道理的人手中。过了一些时候，这位工人也被迫逃跑，但他所教的真理已经在众人心中根深蒂固了。改革运动的种子既已撒下，就继续的强大扩展。后来法勒尔等人回到日内瓦，而且由于他们的努力，改正教的崇拜终于建立起来了。

　　喀尔文经过了多方的飘泊的不变迁之后，才到达日内瓦。那时该城已经公开表示支持宗教改革运动。这是在喀尔文最后一次访问故乡之后。当他上路往巴塞尔去的时候，他发现路上有查理五世的军队把守着，所以不得不绕道日内瓦。

　　喀尔文既到了日内瓦，法勒尔就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该城虽已接受宗教改革的信仰，但仍有一番伟大的工作必须进行。人不是一群一群，乃是一个一个悔改归向上帝的；重生的工作不是由于议会的命令，而是由于圣灵的能力在人的内心和良知中作成的。日内瓦的居民虽已摆脱了罗马教的权势，但他们还不易放弃他们在她权下所养成的恶习。要在这里确立福音纯洁的原则，并训练人以相当的资格去充当上天所呼召他们去担任的职位，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法勒尔确信喀尔文是可以和他联合起来共同从事这工作的。他奉上帝的名严肃地嘱咐这个青年传道人留在该地工作。喀尔文闻之大惊，畏缩不前。他秉性怯懦，喜爱和平，所以不敢与勇敢，独立，甚至生性过激的日内瓦人接触。他身体衰弱，又有好学的习惯，所以很想退修。他深信自己写作的才干对改革的事业可有更大的贡献。他想找寻一个安静的读书之处，就在那里藉着印刷品教训众人并建立教会。但是法勒尔严肃的劝告如同是从上天来的呼召一样，使他不敢推辞。似乎是“上帝从天伸出祂的圣手，捉住了他，使他无可抗拒地留在他所急要离开的地方”（ D＇Aubigne，《喀尔文时代的欧洲宗教改革史》卷九第17章）。

　　这时，有种种的大危险包围着改正教的工作。教皇的咒诅会威逼着日内瓦，而且强大的邻国随时要来毁灭它。这一个弱小的城市怎能抵挡那时常迫使君王和皇帝屈服的有强大势力的教廷呢？它怎能抗拒世界强大的征服者的武力呢？

　　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中，改正教受了不可轻视之仇敌的威胁。改革运动的初期胜利已经过去了，罗马便重整旗鼓，希望彻底消灭这个运动。正当此时，在一切捍卫罗马教皇的团体中最残忍蛮横而有力的组织——耶稣会——创办起来了。这一派人割断了一切属世的亲属与利害关系，不讲天情人理，不顾理智良心。他们除了本组织的规则与关系之外，不承认任何其他的规则或关系。除了扩张本组织的势力之外，他们不知道什么其他的本分（见附录）。基督的福音曾使信徒有力量应付危险，忍受苦难，在寒冷，饥饿，辛劳，穷乏之中不屈不挠，在拷问，监禁，火刑之前，高举真理的旗帜。为要对抗这种力量起见，耶稣会在会员中灌输了狂热般的迷信，使他们也能忍受同样的危难，用尽欺骗的手段来反对真理的能力。没有什么罪恶太重大，是他们所不敢犯的；没有什么欺骗太卑鄙，是他们所不肯行的；也没有什么伪装太困难，是他们所不能用的。他们立誓终身过贫苦卑贱的生活。他们一贯的目的就是获得财富和权柄，藉以推翻改革运动，重建教皇至上威权。

　　当他们以耶稣会会员的身份出现时，他们就披上了圣洁的外衣，到监狱和医院访问，为患病和穷苦的人服务，声称自己已经放弃世界，自命为那周流四方行善事的耶稣名下的人。但在无瑕无疵的外表之下，往往隐藏着最邪恶最阴毒的计谋。耶稣会的基本原则乃是：以目的决定手段。由于这一条规章，撒谎，盗窃，起假誓，暗杀等罪行，若是为求教会的利益，则不但可以原谅，而且应当奖励。耶稣会的人在各种伪装之下，混入政府的机关中，甚至擢升担任君王的顾问，左右国家的政务。有时他们扮成仆人去侦察主人的行动。他们为诸侯和贵族的子弟创办大学，为普通的民众设立学校；信从改正教者父母的儿女，则被引诱去遵守罗马教的仪节。他们用罗马教崇拜中的一切属于外表的壮观和炫耀淆乱人心，刺激并迷惑人的想像力；这样，父亲们所辛劳流血换来的自由却被儿女们背弃了。耶稣会的会员迅速地散布到全欧。他们无论到了哪里，哪里的罗马教就复兴起来了。

　　为要给耶稣会更大的权力起见，教皇下令重新设置“宗教裁判所”（见附录）。虽然一般人，连罗马教国家的人，对于这个机构非常憎厌，但信奉罗马教的统治者仍旧设立了这个可怕的裁判所。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不能容忍的酷刑，却在黑暗的监狱中重新演出来了。在许多国家中，千千万万社会的精英，最纯洁，最高尚，最聪慧，受过最高深教育的人士，虔诚献身的牧师们，勤劳而爱国的公民，多才多艺的美术家，技巧的工匠，若不是被杀，就是被迫逃往他乡。

　　罗马教廷为要熄灭改革运动的亮光，从人间取消圣经，并恢复黑暗时代的无知与迷信，就不惜采用这样的手段。但在上帝的赐福和祂所兴起继承路德的那些高贵之人的努力之下，基督改正教并没有就此被推翻。它的力量并不在乎诸侯的赞助或武力。最弱小的国家，最平凡最没有力量的邦国成了它的堡垒。那与当时最富强的国家西班牙的暴虐势力相周旋的，乃是那困于阴谋毁灭它的强敌之间的小日内瓦，还有北海沙洲上的荷兰国。那为改革运动获得多次胜利的，乃是寒冷荒凉的瑞典。

　　喀尔文在日内瓦工作几近三十年之久。他最先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固守圣经道德的教会，以后他在全欧洲推进了改革运动。他作一个公众的领袖不是没有过失的；他所传的教义也不是没有一点错误的。但他在宣扬当时代特别紧要的真理上，在维护改正教的原则来抵拒罗马教反击的潮流上，在改正教会提倡俭朴纯洁的生活来代替罗马教所带来的骄傲与腐败上，他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

　　有许多印刷品和传教士从日内瓦出来传播改革的教义。一切受逼迫的地区都仰赖日内瓦为教训，劝诫和鼓励的来源。喀尔文的城日内瓦成了全西欧被追逐之人的避难所。几百年来，躲避那可怕之风暴的流亡者，都逃入了日内瓦城。饥饿，受伤，为家庭及亲属所遗弃的人，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温慈的照顾。这些人在这里安家，用他们的技能，学识，敬虔为这城造福。也有许多到此避难的人，后来又回到他们的故乡去抵抗罗马的暴政。苏格兰的英勇改革家约翰.诺克斯，英国的许多清教徒，荷兰和西班牙的改正教徒，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都曾从日内瓦带回真理的火炬，去照亮他们故乡的黑暗。

第十三章　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

　　教皇的暴政在荷兰很早就遭到坚决的抗议。在路德之前七百年，有两个荷兰的主教因事被派到罗马去.他们既看出教廷的真相，就毫无畏惧地谴责罗马教皇说：“上帝已经赐祂的新妇,就是教会，以永不衰残，永不败坏的聘礼，为她的家作丰富而永久的准备，并赐给她永远的冠冕和王权；……你竟象一个贼把这一切的恩惠都抢夺去了。你竟坐在殿中好像上帝一样；你不是一个牧者，倒成了羊群的一只豺狼；……你要叫我们相信你是一个至尊的主教，谁知你的行动倒很像一个暴君。……你原该作众仆之仆，正如你所自称的一样，谁知你却想要作万主之主。……你使上帝的律法受了侮辱。……圣灵原是全地上一切教会的建立者。……我们原是上帝城中的公民，这城达到诸天的一切境界；而圣先知所称的巴比伦竟以为自己比那城还大，自称神圣，高得顶天，并夸张自己的智慧是无穷的；最后，她虽然毫无理由，竟称自己是从来而且永远没有错谬的”（布兰特《低地国家宗教改革史》卷一，第6页，Gerard Brandt,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in and About the Low Countries）。

　　一世纪一世纪地过去，常有人兴起响应这抗议。那些早期的教师虽然旅行于不同的地带，而各有各的名称，但都具有瓦典西传教士的气概。走遍各地，到处传播福音的知识，一直传到荷兰。他们的道理迅速传开了。他们又用诗歌的体裁，把瓦典西人的圣经译成荷兰语。他们说，“圣经对人有极大的益处；其中没有诙谐，没有妄语，没有戏言，没有欺骗，而都是真理的言语；内中固然也可以找到一些难懂之处，但其间良善，圣洁的精华和甜美却是很容易发现的”（ 布兰特《低地国家宗教改革史》卷一，第14页）。以上的话是第十二世纪那些相信古代信仰的人所写的。

　　这时，罗马的逼迫开始了；但是在火柱的酷刑之下，信徒仍不断增加。他们竭力主张，在宗教问题上，圣经乃是唯一永无错谬的权威，并声称：“不当勉强人信道，而要用讲道的方法使人信服”（马丁《路德的生平和时代》卷二，第87页）。

　　路德的教训在荷兰找到一片好土，并有热诚忠心的人起来宣传福音。从荷兰的一个省分中出了一位孟诺西门。他受过罗马天主教的教育，并被封为神父，但他对圣经却没有一点的认识，而且不肯阅读，惟恐被引诱入于“异端”。当他有一次对于“化体”的道理产生怀疑时，他就认为这是从撒但来的试探，于是祷告认罪，设法摆脱这种思想；却是徒然。他混迹于娱乐场中，想要抑制良心谴责的声音，也没有用处。过了一些时候，他开始研究新约圣经，结果这本圣经和路德的作品就使他接受了宗教改革的信仰。不久之后，他在一个邻近的乡村中见一个人因再受洗礼而被处斩首的死刑。这一件事使他下手研究圣经中有关婴孩受洗的教训。他在圣经中找不到什么凭据，只看到悔改和信心乃是领受洗礼所必需的条件。

　　孟诺退出了罗马教会，奉献一生去传讲他所领受的真理。这时，德国和荷兰都已兴起一班狂热之徒。他们宣传怪诞无稽和煽动暴乱的谬论，违反秩序和人道，引起暴动和叛乱。孟诺看出这些活动所必要造成的可怕结果，就奋勇地反对狂热派的错谬教训和狂妄计划。有许多人虽然被这些狂热派迷惑，但他们后来又放弃了这种有害的谬道；此外还有许多瓦典西人传道的果子，就是古代真实基督徒的后裔，散居各地。孟诺就以非常的热诚在这两等人中间工作，并获得极大的成功。

　　他带着妻子儿女出外旅行，忍受非常的艰难和穷乏，时常冒着生命的危险，计有二十五年之久。他旅行荷兰和德国北部，多半在比较卑微的人中间工作，发挥了广泛的影响。他所受的教育虽然有限，但生来是一个有口才的人；他为人守正不阿，秉性谦卑，态度温和，真诚敬虔，在自己的生活上为他所讲的律例作见证，如此就博得了众人的信任。他的门徒分散各地，遭受压迫。他们因被人误认为狂热的闵斯德一派，而大受伤害。虽然如此，他工作的结果使多人悔改信主。

　　宗教改革的信仰没有什么地方比在荷兰为人所更普遍的接受了。但也没有多少国家的信徒忍受了比他们更可怕的逼迫。在德国，查理五世曾禁止改革运动，并且巴不得能将一切信从这运动的人都处以火刑；但是那里有诸侯起来作抵御他暴政的屏障。荷兰的情形就不同了。在那里查理的权势更大，逼迫的命令就一个接着一个迅速地颁布下来了。阅读圣经，听道或讲道，甚至于谈论这道的人，都要受火刑的处分。私下祷告上帝，唱赞美诗，或是不肯跪拜神像，也有被处死刑的可能。一个基督徒即使放弃了这些“异端”，仍是要被定罪的，男的用刀杀，女的活埋。千万人在查理和菲利普二世的统治之下就这样丧了性命。

　　有一次，有一家人被带到宗教裁判所，被控为犯了不参加弥撒礼而从事家庭崇拜的罪。当法官审问到他们秘密的行为时，那一家最小的男孩子回答说：“我们跪下祈求上帝光照我们的心，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为皇上祷告，求上帝使他的国家繁荣，生活愉快；我们为官长祷告，求上帝保护他们”（怀里《改正教的历史》卷18第6章）。有几个审判官深受感动，可是这一家的父亲和他的一个儿子还是被处火刑。

　　逼迫者的怒气越为疯狂，殉道者的信心却越为坚固。不但是男子，连娇柔的妇人和年轻的女子，也都显出誓死不屈的勇敢。“作妻子的常站在丈夫受火刑的柱旁，当丈夫忍受火灼的痛苦时，她们就轻声的说一些安慰的话，或唱几句赞美诗来鼓舞她们丈夫的心。”“青年女子在活埋的坑中躺下，仿佛是进入内室安睡一般；或者穿着她们最好的衣服到绞刑架和火刑柱去，好像是要举行婚礼一样”（怀里《改正教的历史》卷18第6章）。

　　正如古时邪教徒想要消灭福音时一样，基督徒的血就成了福音的种子（见德尔图良《护教辞》第50段）。逼迫反而增加了为真理作见证之人的数目。国王因百姓的无法压服的决心而忿怒如狂，年复一年地竭力驱策他那残酷的工作；但结果都是徒然。最后，在威廉.奥伦治率领之下的革命使荷兰得到了敬拜上帝的自由。

　　在皮特蒙的山岭间，在法兰西平原和荷兰的海岸上，都有信徒的血迹标志着福音的进展。但是在北欧的几个国里，福音却得以平平安安地传进去了。威丁堡大学的学生在返乡的时候，曾把宗教改革的信仰带到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路德著作的印刷品也传播了真光。于是北欧俭朴勤劳的居民转离了罗马的腐败、奢侈和迷信，而欢迎圣经中纯正，简明和赐人生命的真理。

　　“丹麦的改革家”塔森是一个农夫的儿子。这孩子从幼年就显明有卓越的智力。他渴望受教育，但因家境贫寒，未能如愿，他便进入一个修道院。他生活的纯洁，工作的殷勤和忠顺，在这里赢得了上级的欢心。他经过考试之后，显明是有天才的，将来对于教会必大有贡献。院方便决定保送他到德国或荷兰的一个大学去受教育。他们让这个青年学生自己选择一所学校，只是不准他到威丁堡去。这些僧侣们说：教会里的学子万不可受异端毒素的危害。

　　塔森决定到科伦大学去。那时科伦像现在一样，乃是罗马教的一个堡垒。他在这里不久就对烦琐哲学的玄妙学说发生厌倦了。约在同时，他得到了路德的作品。他研读之后至为惊喜，他非常希望能到这个改革家门下亲聆教诲。但他若这样作，就难免冒犯修道院的当局，并失去经济上的供给。可是他终于下了决心，不久就在威丁堡大学报名入学了。

　　回到丹麦之后，他又往原先的修道院去。那时人还没有怀疑他是路德的信徒；他又没有讲出自己的秘密，只是在不引起同伴偏见的情形之下，企图引领他们得到更纯正的信仰和更圣洁的生活。他常常打开圣经，解释其中的真义，最后向他们宣讲基督是罪人的义，为罪人得救的唯一希望。修道院的院长曾在他身上寄托极大的希望，要他作一个捍卫罗马教的勇士，这时听见他所作的事，就立时把他从自己的修道院调到另一个地方，禁闭在一个小室中，并予以严密的监视。

　　不久，这个修道院里竟有几个僧侣也声明自己悔改相信改正教了，这使他新的监护人大为惊慌。塔森在他被禁闭的小室中，竟把真理的知识传给他的同伴。如果这些丹麦的教父善于施用教会对待“异端”的手段的话，则塔森的声音必永远不再被人听见了。他们没有把他埋在某处地下监狱的坟墓中，却把他驱逐出境。于是他们再也无能为力了。这时国王正颁布了一道保护传讲新教之人的命令。塔森便开始讲道了。各地的教堂开门欢迎他，众人蜂拥而来听他讲道。同时也有别人传讲上帝的道。已经译成丹麦语的新约圣经又广为流行。罗马教为要推翻这工作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反而使它更为扩展，不久，丹麦国就声明接受宗教改革的信仰了。

　　在瑞典也是如此，青年学生从威丁堡饱饮了生命水之后，就把这水带给他们的同胞。瑞典改革运动的两个领袖奥拉夫和劳林底斯，是厄勒布鲁的一个铁匠皮特里的两个儿子，他们曾在路德和梅兰克吞的门下受教，后来就殷勤地把所学得的真理教导别人。奥拉夫像那大改革家路德一样，用他的热情和口才鼓舞众人；而劳林底斯则像梅兰克吞一样，具有好学，审慎，镇静的性格。弟兄二人都是热心虔诚的，在神学研究上都有很高的造诣，都是以勇敢不屈的精神推进真理。同时罗马教的反对也不断发生。神父们煽动了无知和迷信的民众。奥拉夫往往被暴徒袭击，有几次仅以身免。虽然如此，这些改革家却是国王所赞助所保护的。

　　那时瑞典人民在罗马教会的统治之下一贫如洗，受尽折磨。他们没有圣经，只有一种由许多符号和礼节所组成的宗教。这宗教不能使内心得到光明，因此他们便逐渐回到他们的祖先邪教的迷信和罪恶的生活之中去了。那时国内分成若干敌对的党派。他们不断的纷争，使人民更加困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国王决意要在政治和教会方面进行改革，所以欢迎这些能干的助手来与罗马作战。

　　奥拉夫在瑞典国王和许多大臣面前用他非常的才能与罗马教的神父们对抗，为宗教改革的信仰辩护。他声称古代教父的著作必须与圣经符合方可接受；他又声称，圣经所提供的教义非常清楚简明，所以人人都能明白。基督曾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约7:16）。保罗也曾声明，若是他传别的福音，与他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当被咒诅（加1:8）。奥拉夫说：“既然如此，哪一个人胆敢随自己的意思颁布教条，并强制规定这些教条为得救所必需的条件呢”（怀里《改正教的历史》卷10第4章）？他指明教会的法令若与上帝的诫命相违，是不能成立的。他又维护改正教的大原则，“惟有圣经”是信仰和行为的准则。

　　这一次的斗争虽然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进行，但足以向我们显明“那组成改革运动之行列的是怎样的人物。他们并不是没有知识，固执偏见，无理取闹的争辩者──大非如此；他们是研究过上帝圣言的人，熟知如何运用圣经武库中所供给他们的武器。在学问方面，他们是首屈一指的。当我们仅仅注意到像威丁堡和苏黎世等著名的中心，和像路德，梅兰克吞，萨文黎，爱克兰帕底等著名的人物时，自然就有人说，这些人是改革运动的领袖，理应具有非常的能力和渊博的学问；但他们属下的人却比不上他们。我们不妨看一看偏僻的瑞典和平凡的奥拉夫和劳林底斯──从师傅看到门徒──我们发现的是什么呢？……他们是学者和神学家；他们精通福音真理的全部系统，他们能易如反掌地胜过了烦琐哲学家和罗马权贵们的诡辩”（ 怀里《改正教的历史》卷10第4章）。

　　由于这一次的辩论，瑞典国王接受了改正教的信仰。不久之后，全国议会也声明拥护。奥拉夫已将新约圣经译成瑞典文，这时国王指示他们弟兄二人从事翻译全部圣经的工作。这样，瑞典人就首次能用本国的文字阅读并接受上帝的圣言了。国会通令全国牧师都应当解释圣经。各地学校也应当教导儿童读经。

　　福音的真光稳稳而确实地驱散了无知和迷信的黑暗。国家既脱离了罗马的压迫，就达到空前的强盛和伟大。瑞典就成了改正教一个坚固的堡垒。一百年之后，在一个最紧急的危机之下，这一个向来是弱小的国家，在“三十年战争”的可怕挣扎中出来支援了德国，而且这是欧洲唯一胆敢出力相助的国家。那时北欧各国几乎都要重新落到罗马的暴政之下。幸亏有瑞典的军队使德国能以转败为胜，使改正教徒──喀尔文派和路德派的信徒──能以争得自由，并使那些已经接受改革信仰的国家可以恢复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第十四章　后期的英国改革家

　　正当路德把一本封闭的圣经向德国人民敞开的时候，廷达尔在上帝圣灵的督促之下，也在英国作这同样的工作。威克里夫的英文圣经是从拉丁文本翻译过来的，而这拉丁文本却有许多错误。那时圣经都是手抄的，而抄本圣经的价值非常昂贵；除了少数富户或贵族之外，别人都无力购买；再加上教会的严予禁止，所以圣经的销行不广。到了一五一六年，就是路德发表他的九十五条命题的前一年，伊拉斯莫斯出版了他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新约圣经。这是原文圣经第一次的印行。这一个著作改正了过去译本的许多错误，而且意思也更加清楚了。它使许多学者更明白真理的知识，并使宗教改革的工作得到新的动力。可是一般平民大都还不能亲自阅读上帝的话。所以廷达尔必须出来完成威克里夫的工作，把圣经献给他的同胞。

　　廷达尔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个热心寻求真理的人。他从伊拉斯莫斯的希腊文圣经中接受了福音。他毫无畏惧地把自己所信仰的真理传给别人，并竭力主张一切道理都应以圣经为准则。罗马教徒声称教会曾把圣经赐给世人，所以只有教会能解释圣经；廷达尔反驳这种论调说：“你们知道是谁指教老鹰在空中抓食吗？这同一位上帝也教导祂如饥如渴的子民在祂的圣言中寻找他们的天父。你们非但没有把圣经赐给我们，你们反而把圣经埋藏起来，不让我们阅读；把那些教导圣经的人烧死的也是你们，倘若可能的话，你们巴不得连圣经也要烧掉”（ D＇Aubigne，《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史》卷18，第4章）。

　　廷达尔的讲道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许多人接受了真理。但神父们是时常警觉着的。当他一离开某一个工作地点，他们就要设法用威吓和诬蔑的手段破坏他的工作，而且也时常取得成功，廷达尔说：“这怎么办呢？我在一个地方撒下了种子，等我一离开，仇敌就来蹂躏。而我却不能同时在每一个地方。唉！惟愿各地的基督徒手中都有他们本国文字的圣经。他们自己就能抵挡这些诡辩的人了。若没有圣经，就不能把教友的信心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 D＇Aubigne，《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史》卷18，第4章）。

　　这时，廷达尔心中立定了一个新的目的。他说：“以色列人在耶和华殿中所吟诵的诗篇乃是用以色列的方言；难道福音不该用英国的方言向我们讲话吗？……正午时候的教会难道要比黎明的时候少有亮光吗？……基督徒应该用他们本国的语文研读新约圣经。”那时代教会中的学者和教师们对真理的意见不能一致。惟有藉着圣经，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一个人拥护这一个学者，另一个人则拥护那一个学者。……这些作家的意见都是彼此冲突的。我们怎能断定谁是谁非呢？……有什么方法呢？……惟有藉着上帝的话”（ D＇Aubigne，《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史》卷18，第4章）。

　　不久之后，有一个博学的罗马教教师同廷达尔辩论说：“没有教皇的律法，还不如没有上帝的律法。”廷达尔回答说：“我反对教皇和他一切的律法；如果上帝给我相当寿命的话，过不多年，我必要使农村中耕田的童子比你更明白圣经”（安德森《英语圣经编年史》第19页）。

　　这就坚定了他素来所怀抱的意向，就是将本国语文的新约圣经献给他的同胞。于是他立时着手工作。他因受逼迫，便离乡背井到了伦敦，在那里继续工作，一时没有受到阻挠。但后来罗马教徒的残暴又逼他逃走了。全英国似乎都闭门不纳，他就决意到德国去避难。他在德国开始印行英文新约圣经。他的工作两次受了拦阻；但当一个城禁止他的工作时，他就到另一个城去。最后他到了俄姆斯，就是几年前路德在会议前为福音辩护的地方。在这古老的城里，有许多赞助改革运动的友人，所以廷达尔在这里顺利地进行工作，再没有遇到什么拦阻。不久他出版印了三千本圣经，而同年又再版一次。

　　他以非常的热情和坚忍继续工作。虽然英国当局严紧地在各港口盘查禁运，但上帝的圣言终于用各样的秘密方法运到了伦敦，再从那里销行全国。罗马教徒企图扑灭真理，总是徒然。有一次达勒姆的主教曾从廷达尔的朋友所开的书店中，把他所有的圣经都买了去，意思是要毁掉这些圣经，藉以大大拦阻销行圣经的工作。但相反地，这一笔购买圣经的款子倒被用为采购纸张原料以供再版更好的圣经；况且如果没有这笔经费的话，他们还无力进行再版的工作呢。后来在廷达尔被监禁的时候，当局要他供出那些以经济援助他印行圣经之人的名字，作为他恢复自由的条件。他回答说：“达勒姆的主教所作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因为他付了重价购买大批的存书，使我们能奋勇地继续工作。”

　　廷达尔后来被卖到他仇敌的手中。有一次在监狱里受了好几个月的痛苦。他终于为道殉身，藉此为自己的信仰作了见证；但他所预备的武器在以后的世纪中，使许多其他福音的战士能以相继兴起作战，直到今日。

　　另一位改革家拉替麦在讲道时也主张众人应当用本国的文字研读圣经。他说：圣经“乃是上帝自己”所著作的。圣经具有它著作者的能力和永恒的性质。“任何君王，皇帝，官长和统治者，……都有本分顺从……祂的圣言。”“我们不可走旁门左道，务要顺从上帝圣言的引领；我们不可随从我们……的祖宗行事，不要问他们作的是什么，而乃是要问他们应该作的是什么”（ 拉替麦《在爱德华六世前的第一次讲道》，Hugh Latimer, "First Sermon Preached Before King Edward VI）。

　　廷达尔的忠实朋友巴尼斯和弗黎斯也曾起来维护真理。相继兴起的还有利特理和克蓝麦。这些英国的改革家都是很有名的学者，其中多数人曾因热诚或敬虔而一度为罗马教会所器重。他们反对罗马教，乃是因为看出教廷的许多错谬。他们既然熟悉巴比伦的奥秘，这就使他们为反对她所作的见证更显有力了。

　　拉替麦说：“现在我要发一个意外的问题，谁是全英国最殷勤的主教呢？……我看你们都在注意听我提出他的名字。……我告诉你们，他就是魔鬼。……魔鬼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教区；……你们无论什么时候去看他，他总是在岗位上；……他总是在工作着。……我敢保证你们绝对找不到他在那里空闲着。……无论哪里有魔鬼居留，……哪里就要除掉书籍，拿出蜡烛，除掉圣经，拿出念珠；熄灭福音的光，点起蜡烛的光，即使在晌午也要把它点起来；……除掉基督的十字架，高举炼狱的谬道来勒索金钱；……不给赤身露体的人衣服穿，不要帮助贫穷软弱的人，却要设置神龛，装饰木偶石像；除掉上帝的法典，和祂最神圣的言语；高举人的遗传和人的律法。……惟愿我们的传道人员都能像撒但撒稗子和毒麦一样，殷勤地去撒真理的好种”（拉替麦《论耕耘》，“Sermon of the Plough”）。

　　这些改革家所维护的伟大原则，也就是瓦典西人、威克里夫、约翰胡斯、路德、萨文黎和他们的同工所坚守的同一原则：以圣经为永无错谬的权威，为一切信仰与行为的准则。他们否认教皇、议会、教父和君王在宗教事务上有控制人信仰的权柄。圣经乃是这些改革家的权威。他们用圣经的教训来检测一切的道理和主张。当这些圣徒在火刑柱上殉身的时候，这种对于上帝和圣经的信仰支持了他们。当火焰快要停止他们的声音时，拉替麦对一个与他同时殉道的弟兄说：“放心吧，藉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必在英国点燃光明的火炬，我深信这是永远不能被人扑灭的”（《拉替麦著作》卷一第13页）。

　　在苏格兰，科伦巴和他的同工所播撒的真理种子始终没有完全被消灭。在英格兰的教会屈服于罗马教数百年之后，苏格兰的教会仍保持了他们的自由。虽然如此，到了第十二世纪，罗马教就在这里建立起来了，而其专横独断，并不比她在其他国家的统治稍有逊色。没有一个地方的黑暗比这里更为浓厚。但后来终于有一线光明穿透了黑暗，使人对将来生出希望。罗拉德派从英格兰带来的圣经和威克里夫的作品，对保持福音知识的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每一个世纪都有为福音作见证并殉身的人。

　　伟大的改革运动在欧洲大陆开始之后，路德的作品就到了苏格兰，以后廷达尔的英文新约圣经也到了。这些无声的使者在教廷不加注意的时候，静静地跋山涉水，到处销行，把苏格兰几乎熄灭的真理火炬重新点燃起来，消除了罗马教四百年的压迫所加给他们的毒害。

　　后来又有殉道者的血使改革运动受到新的鼓励。罗马教的领袖忽然警觉到这威胁着他们事业的危险，就把苏格兰一些最优秀最尊贵的儿女用火刑处死。而他们这样作却无异建立了许多讲台。这些垂死之人从其上所发出的见证，使全地的人都听见了。殉道者的话感动了众人的心，使他们以不屈不挠的决心，努力挣脱罗马的枷锁。

　　出身贵族，品格高尚的汉密尔敦和威沙特，以及一长列比较卑微的信徒，都在火刑柱上牺牲了他们的性命。但是从威沙特的火堆上出来了一个火焰所不能烧灭的人，这个人将要在上帝的指导之下敲响苏格兰罗马教的丧钟。

　　约翰.诺克斯曾离弃了教会的遗传和玄奥学说而饱尝上帝圣言的真理；威沙特不挠的教训坚定了他的决心，使他放弃罗马教而与那些受逼迫的改正教徒并肩工作。

　　他的友人竭力劝他担任传道的工作，他却退缩战惧，不敢负起这样的责任，直到他经过多日的隐居和痛苦的斗争之后，才答应这事。但是他一经接受了这任务，就以坚强的决心和不屈的胆量勇往直前，始终不渝。这一个忠实的改革家毫不畏惧世人。在他周围猛烈地焚烧着殉道者的火焰，反而使他越发热心。当暴君的刀斧放在他颈上恫吓他时，他仍屹然坚立，顽强地抵挡多方面的打击，大力摧毁拜偶像的恶习。

　　约翰.诺克斯终于被带到苏格兰女王面前。过去虽有许多改正教的领袖曾因这个女王而热忱减退了，但诺克斯却在女王面前为真理作了积极的见证。诺克斯是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勇士。女王斥他为“叛教徒”，说他曾教导人接受国家所禁止的宗教，这样他就是违犯了上帝吩咐祂百姓顺从君王的命令。诺克斯坚决地回答说：

　　“纯正宗教的原动力和权威既不是从世上的君王来的，而是从永生的上帝而来的，所以百姓就没有义务按照他们君王的嗜好来决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君王往往是最不明白上帝纯正宗教的。……如果亚伯拉罕的一切子孙因为长久作法老的百姓，而信了法老的宗教，你想世上所存在的将是什么宗教？或者，使徒时代的人都相信了罗马皇帝的宗教，那么地上还会有什么宗教？……所以你可以看出，上帝虽然命令百姓要顺服君王，但他们却没有相信君王所相信之宗教的义务。”

　　女王玛利说：“你这样解释圣经，而他们（罗马教的教师）那样解释；我到底应该相信谁？谁可以作裁判呢？”

　　改革家回答说：“你应该相信那在圣经中明白发言的上帝。若是离开了圣经的教训，那么你就不要信这个说法，也不要信那个说法。上帝的话本身是很清楚的；如果有一处经文似乎不易明白，那永远不会自相矛盾的圣灵就必在另一段经文中把它解释得更清楚。所以除了对于那些顽梗刚愎，自愿留在无知之中的人之外，圣经并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地方”（莱恩《　约翰.诺克斯作品集》卷二281，284页，David Laing,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Knox）。

　　这就是那无畏的改革家冒着性命的危险，在君王面前所讲的真理。他以同样坚强的勇气继续贯彻他的目的，始终不渝地儆醒祈祷，为主作战，直到苏格兰挣脱了罗马教的桎梏。

　　英格兰立新教为国教之后，逼迫的事只是减少而已，并没有完全停止。国教虽然革除了许多罗马教的谬理，但仍保留了不少仪式。教皇的主权固然被拒绝了，但国王竟登上了教会元首的地位。教会的礼节中，仍有许多远离福音纯正和简朴的地方。他们还没有明白宗教自由的大原则。信奉新教的统治者虽然很少使用罗马教所用以反对“叛教徒”的残酷手段，但人人按照良心自由敬拜上帝的原则，却没有得到当局的尊重。众人必须接受国教所规定的教义，并遵守所设置的敬拜仪式。反对国教的人或多或少地遭受了逼迫，竟达数百年之久。

　　在第十七世纪，有成千的传道人被迫离开他们的岗位。百姓则除了国教所规定的聚会之外，不准参加任何其他的宗教集会，否则，就要受大笔罚金，监禁或流放的处分。那些不能不聚集敬拜上帝的忠心信徒，就被迫在黑暗的小巷，偏僻的阁楼，有时半夜在森林中聚会。这些分散而受逼迫的主的儿女常在树林深处的荫蔽之下，就是在上帝大自然的殿中聚会，倾吐心意，祈祷赞美。他们虽然这样小心提防，但仍有许多人为他们的信仰受苦。监狱人满，家庭离散，许多人被流放到异乡。然而上帝与祂的子民同在。逼迫无法消灭他们的见证。许多人被赶逐渡洋到美洲去，在那里奠立了政治和宗教自由的基础。后来这两种自由就成了该国的保障与光荣。

　　正如使徒的日子一样，逼迫反而推广了福音。约翰.班扬在挤满了荒淫的罪人和凶恶的重犯的污浊监狱之中，却能呼吸天上的气氛；他在那里写了一本奇妙的寓言，就是从将亡城到天城的《天路历程》。从裴德福监狱所发出的这个声音，以生动的感化力向人的心灵说话达二百余年之久。班扬所著的《天路历程》和《罪魁领受大恩》这两本书曾引领了许多人走到生命的路上。

　　巴克斯特、弗拉维尔、阿利因，以及其他有才能，有学识并有丰富基督徒经验的人相继兴起，为那“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作勇敢的争辩。这些人虽然被世上的统治者剥夺公权并失去法律的保障，但他们所成就的工作乃是永远不能磨灭的。弗拉维尔的《生命之泉》和《蒙恩之法》曾教导了成千的人怎样把自己的心灵交给基督保守。巴克斯特的《改正的牧师》曾使许多渴望上帝工作复兴的人获益不浅。他所著的《圣徒永远的安息》使许多人得到那“为上帝的子民存留”的安息。

　　一百年之后，在属灵的黑暗日子，怀特腓德和卫斯理弟兄二人，出来为上帝作传播真光的人。当时英国的人民在国教的治理之下，已经渐渐陷到宗教堕落的地步，甚至他们的宗教与异教几乎没有什么分别。自然宗教成了教牧人员喜爱研究的题目，并组成了他们神学的主要部分。上流社会的人蔑视敬虔，并自夸高人一等，不受他们所谓“敬虔之狂热”的影响。至于下流社会的人则大都无知，并沉溺于恶习之中，而教会却已没有勇气或信心去挽救倒下的真理事业了。

　　路德所那么清楚教导的因信称义的伟大道理，这时几乎完全被忘记了。罗马教靠善行得救的原则已经取而代之。怀特腓德和卫斯理弟兄原来都是国教的教友，并是诚心寻求上帝恩眷的人。他们所受的教训，是教他们靠赖道德的生活和宗教的仪式去获得这种福惠。

　　有一次，当查理.卫斯理患病，恐怕将要绝命的时候，有人问他永生的希望寄托在哪里。他的回答是：“我已经尽到我最大的努力事奉上帝。”卫斯理看出那发问的朋友似乎不完全满意他的回答，心中便想道：“什么？难道我的努力还不足以作为我希望的根据吗？难道他要剥夺我努力的成绩吗？我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了”（怀特黑德《查理.卫斯理生平》102页，John Whitehead, Life of the Rev. Charles Wesley）。这足以说明那笼罩着教会的是何等深沉的黑暗。这黑暗把救赎的真理隐蔽了，把基督的荣耀抢去了，并使人心转离了他们唯一救恩的希望──钉十架之救赎主的宝血。

　　卫斯理和他的同伴看出真宗教是必须从心灵出发的，而且上帝律法的范围不但管束人的言语行为，而也管束人的心思意念。他们既感觉到内心必须圣洁，像行为必须端正一样，就认真地下手过一种新的生活。他们想用殷勤祈祷的努力来克制本性的邪情恶欲。他们过着一种克己，慈善和自卑的生活，并且非常严肃拘谨地遵守着许多规律。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达到他们最大的愿望──那能使他们得蒙上帝喜悦的圣洁。可是他们并没有达到所追求的目的。他们企图使自己脱离罪恶的谴责，或是打破罪恶的权势，但结果都是徒然。他们这时挣扎的情况，正如路德在艾尔福修道院小室里的经验一样。使他们心灵受痛苦的，也就是那使他极度不安的问题：“人在上帝面前怎能成为义呢”（伯9:2）？

　　那在改正教的坛上行将熄灭之上帝真理的火，这时却要由波希米亚基督徒世世相传的古代火炬重新点燃起来。在改革运动发起之后，波希米亚的新教受到了罗马侵略军的蹂躏。凡不肯放弃真理的人，便不得不逃亡异乡。其中有一些人逃到德国的撒克逊去避难，在那里保持了古代的信仰。卫斯理和他的同伴所得的真光，就是从这些基督徒的后人传来的。

　　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在被立为牧师之后，奉命往美洲去。同船的有一班摩拉维亚教派的人。这一次海上起了狂风，约翰.卫斯理既面临死亡，自觉没有与上帝和好的把握。相反地，这些德国人却表现了他所完全没有经验过的镇定和依靠。

　　他说：“我久已注意到他们那非常真诚的作风。他们时常为其他旅客进行英国人所不屑去做的卑贱服务，证明他们具有真实谦卑的精神；为这些工作，他们不要，也不肯接受任何报酬，并说这对于他们本性的骄傲有良好的作用，而且他们可爱的救主为他们所作的还要更多呢。在旅程中，他们每天都有机会表现温柔的精神，是任何侮辱所不能改变的。如果他们被推，被打，或被摔倒，他们站起来就走了，口中连一句怨言也没有。这时又有一个机会可以试验他们是否得免于惧怕的心理，像他们胜过骄傲、恼怒和报复的心理一样。正当他们开会唱诗的时候，海上狂风大作，波浪翻腾，冲到船面上来，把主要的桅杆折断了，甲板上满了水，好像是深渊已经吞灭了我们。在英国人中立时发出了可怕的尖锐喊叫声。可是德国人却泰然歌唱下去。后来我问他们中间的一位说：‘那时你不怕吗？’他回答说：‘感谢上帝，我没有害怕。’我又问他说：‘可是你们的妇人孩子也不怕吗？’他温和地回答说：‘不，我们的妇人孩子是不怕死的’”（ 怀特黑德《查理.卫斯理生平》第10页）。

　　到了美洲萨凡纳，卫斯理暂时与这些摩拉维亚教派的人同住。他因他们基督徒的生活深受感动。他们的宗教聚会与英国教会那种没有生气的形式主义不大相同。关于这一点，卫斯理写道：“聚会全部节目的非常简单和严肃的精神几乎使我忘掉了一千七百年的距离，而想像自己是在参加那些不重外表和不拘形式的聚会，乃是制帐棚的保罗或是作渔夫的彼得所主持的；然而他们确有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怀特黑德《查理.卫斯理生平》第11，12页）。

　　卫斯理回到英国，在摩拉维亚教派的一个传教士的教导之下，更加清楚地明白了圣经中的信仰。他看明他必须放弃一切依靠自己行为得救的心理，而完全依靠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在伦敦摩拉维亚教会的一次聚会中，有人宣读路德的一篇讲章，叙述上帝的灵在信徒心中所施行的改变。卫斯理听了，心中就燃起了信心。他说：“我觉得心中火热；我觉得自己确已完全靠基督得救；上帝也给我凭据；祂已除去我的罪，并救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怀特黑德《查理.卫斯理生平》第52页）。

　　卫斯理经过多年疲倦无聊，不得慰藉的努力，──多年的严格克己，又受了多年的辱骂和委屈，──他一贯以寻求上帝为唯一的目的。如今他已经找到上帝，并已发现他过去想靠祷告，禁食，施舍和克己而得的恩典，乃是“不用银钱，不用价值”得来的恩赐。

　　他一建立了在基督里的信心，就心中火热，渴望到各处去传播上帝白白赐恩的荣耀福音。他说：“我以全世界为我的教区。无论我在世界的哪一部分，我认为向一切愿意听聆的人宣讲救恩的喜信乃是合宜的。这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义务”（ 怀特黑德《查理.卫斯理生平》第74页）。

　　他继续过着他那种严肃和克己的生活，但不再作为信仰的条件，而是作为信仰的成效；不再作为成圣的根源，而是作为成圣的果子。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必要在顺从上显明出来。卫斯理终身宣传他所领受的伟大真理──因信基督赎罪的血而称义，并因圣灵在人心中所运行更新的能力，而使生活结出与基督榜样相符的果子。

　　怀特腓德和卫斯理兄弟过去既为自己可怜的状况经受长期和严厉的自责，就为自己的工作作了准备；同时为要使他们能像基督的精兵一样忍受苦难起见，他们已经过了火炼的试验，在大学里并在开始服务的时候遭讥诮，侮辱和逼迫。他们的同学轻蔑地称他们和一些同情他们的人为“美以美派”（英文“纪律严格之意”）──现在这倒成了英美各国一个最大的基督教宗派所珍重的名字。

　　他们既是英国国教的教友，就固守她敬拜的仪式。但主已经在圣经中向他们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圣灵督促他们传讲基督并祂钉十字架的福音。有至高者的能力随着他们。千万人信服并真心悔改了。这些羊群必须受到保护，脱离残暴豺狼的伤害。卫斯理本来没有意思成立一个新的宗派，只是在所谓“美以美团契”的名义之下把信徒组织起来。

　　这些传教士所遭遇之国教的反对，乃是不可思议而难以忍受的。但上帝凭着祂的大智慧执掌万事，使改革工作从教会内部开始。如果改革工作完全由教会外面而来，它就不能普及到最有需要的地方。但领导奋兴的传道士既是教会的工作人员，并在教会范围之内随地有机会进行工作，所以真理就能进入那藉其他方法所不能进入的地方。有一部分教牧人员在属灵的麻木状态中奋兴起来，就在他们自己的教区热心传道。那些因形式主义而死气沉沉的教会都变成生气勃勃了。

　　在卫斯理的日子，正如教会历史中各世代一样，恩赐不同的人成就了各自不同的工作。他们在教义的认识方面虽然见解稍有出入，但各人还是受到上帝圣灵的感动，在引人归向基督的大前提之下联合一致。怀特腓德和卫斯理兄弟之间意见的不同，有一次险些造成分裂；但是他们既在基督的学校中学会了温柔，所以互相忍耐和彼此相爱的心终于使他们言归于好。正当谬道和罪孽充斥各地，罪人行将败亡的时候，他们哪里还有工夫彼此争辩呢？

　　这些上帝的仆人所行走的乃是一条崎岖的道路。许多有势力和有学识的人尽力要反对他们。过了一时，许多教牧人员也对他们表示坚决的敌意，多处教堂的门就关闭起来，要拒绝这纯洁的信仰和宣传的人。许多教牧人员在讲台上公然排斥他们，结果挑动了社会中黑暗、无知和罪恶的力量。约翰.卫斯理多次完全是因上帝为他所施行的奇事，方能幸免于死。有一次当一群暴徒前来攻击他，他似乎没有逃生之路时，有一位天使装成人的形状来到他旁边，于是暴徒倒退，上帝的仆人就得以从危险之地平平安安地走出来了。

　　关于上帝拯救他脱离疯狂暴徒之手的许多经验，他提到一个例子说：“当我们循着一条滑溜的小道下山进城时，许多人想要把我推下去；明知我一跌倒，就必永远起不来了。但我至终没有失足，连滑也没有滑过一次，直到我完全脱离了他们的手。……虽然许多人想要拉着我的领子或衣服而把我拖倒，但总没有抓住；只有一个人抓到我燕尾服后部的半翼，就被他扯掉了；另一半翼的口袋里有一张钞票，却只被他扯掉一半。……一个孔武有力的人正在我后边，用一根橡木大棒打我好几次；他若能用这根棒子打中我后脑一下，他就不必再打下去了。但是每一次他的棒都偏了过去，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因为我那时无法偏左或偏右。……另有一个人从人群中挤了过来举手要打，可是忽然他的手落了下来，只是摸着我的头说：‘他的头发多么柔软啊！’……那些最先改变了敌意的人都是城中的好汉，每次暴动总是他们领头的，其中的一个人还是斗拳场中的选手呢。……

　　“上帝用了何等温和的手段预备我们去实行祂的旨意阿！两年前，有一块砖头打中了我的肩头；过了一年，又有一块石头打中了我的鼻梁。上一个月，我挨了一拳，今天晚上挨了两拳，一拳在进村之前，一拳在离村之后；可是都没有受伤；因为头一个人虽然用他的全力捶击我的胸膛，另一个人打中我的嘴，以致当时鲜血涌流，但我却没有觉到一点疼痛，好像是他们只用了一根稻草碰了我一下似的”（《 约翰.卫斯理著作》卷三297，298页）。

　　早期的美以美会教徒──平信徒和传道人一样──时常遭受教友和因他们的谰言而激怒的暴徒的讥诮与逼迫。他们常被传到法庭受审──当时的法庭徒有其名，实际上根本不按律法行事。他们时常遭受逼迫他们之人的残害。暴徒挨家挨户捣毁家具什物，任意抢掠并蛮横虐待男女和儿童。有几次他们竟张贴布告，号召凡愿帮助打破窗户抢劫美以美会信徒之住家的，某日某时在某地集合。这些公开违反国家和上帝律法的行为竟被当局默许，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他们竟发动一种有组织的逼迫，而他们所逼迫之对象的唯一“错误”，就是设法把罪人的脚步从灭亡的路上转向圣洁的路上去。

　　约翰.卫斯理提到那控告他和他同伴的罪状说：“有人说这等人所传的道理是虚伪，错谬而狂热的；又说，这些是新奇的教义，从来没有人听过，到了最近才有人传讲；又说他们是教友派、狂热派、罗马教徒。这整套荒谬的控告已经证明为毫无根据，我们所传的道理每一部分都完全显明为圣经中明白的道理，并且是按着我们教会的解经法来解释的。所以只要圣经是真的，我们的道理就不可能是虚伪或错谬的。”“其他的控告说：‘他们的道理太严格了；他们把天国的道路弄得太狭窄了。’这的确是基本的原因，（而且有一个时期这几乎是他们反对真理的唯一原因），它也是一切其他反对真理之种种借口的实在动机。但是这些信徒是不是把天国的道路弄得比我主和祂使徒所宣讲的更为狭窄呢？难道现代信徒的道理比圣经的道理更为严格吗？你只要思考以下几节经文就可以明白了：‘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

　　“如果这一等人所讲的道理比这些话更为严格，他们就该受谴责；但你的良心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谁能稍微放松一点而不破坏上帝的话呢？哪一个‘上帝奥秘事的管家’（见林前4：1）能改变这神圣经典的任何一部分而还可以算为忠心的执事呢？断乎不是。他不能减少什么；也不能减轻什么；他必须向众人宣明，‘我们不能降低圣经的标准来迎合你的口味。你必须上来迎合圣经的标准，否则，你必永远灭亡。’这就是许多人说‘这些人没有人情’的实在原因。他们真是没有人情吗？在哪一方面呢？难道他们没有推食食人，解衣衣人吗？‘不是的，问题不在这里；他们在这一方面并无缺点。他们乃是在判断人的事上那么没有人情；他们认为除了那些依从他们道路的人之外，没有人能得救’”（ 《 约翰.卫斯理著作》卷三152，153页）。

　　英国在卫斯理时代之前所显示的灵性衰落的状况，都是唯信主义者之教训的结果。许多人主张基督已经废除道德的律法，所以基督徒没有遵守的责任；一个人只要相信，他就可以脱离“好行为的奴役”。其他的人虽然承认律法的永久性，却声称传道人尽可不必劝勉人顺从律法的条例，因为上帝所拣选得救的人，必要“由于上帝恩典无可抵拒的动力，自然就有敬虔和道德的行为，”而那些注定永远灭亡的人，却“没有力量顺从上帝的律法。”

　　另有一些人主张“蒙选的人不能从恩典上堕落，也不能失去上帝的恩眷，”于是产生了更可怕的结论：“他们所作的恶事实在不算为罪，也不算为违犯上帝的律法，因此，他们不必承认他们的罪，也不必藉着悔改来除掉罪恶”。所以他们声称，如果一个蒙选的人犯了一件最卑劣的罪行，“纵然大家认为他是一件严重违犯上帝律法的罪，但在上帝眼中却不算为罪。”“因为蒙选之人的本质和特性，不可能作出什么上帝所不喜悦或祂所禁止的事” （麦克林托克，斯特朗，百科全书条目《反律法主义者》，1871年版，McClintock and Strong, Cyclopedia, art. "Antinomians."）。

　　这些怪异的道理与近来一般著名的教育家和神学家的论调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们认为上帝没有规定什么不改变的律法为正义的标准，而道德的标准乃是由社会本身来决定，并且是时常改变的。这些思想都是同一个魔王所灌输的──从前他在天上无罪的居民之间已经开始了这种工作，意欲推翻上帝律法合理的约束。

　　这种天命论主张世人的命运是已经注定，非人力所能改变的，因此许多人实际上就拒绝了上帝的律法。卫斯理坚决地反对唯信主义者的错谬，并说明那造成唯信主义的道理是与圣经相抵触的。“上帝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祂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理；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祂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多2:11;提前2:3-6）。上帝的灵白白地赐给每一个人，使他能充分掌握得救的方法。所以“真光”基督“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1:9）。世人之所以不能得救，乃是因为他们自己故意拒绝生命的恩赐。

　　有人说，基督的死已经把十诫的律法和仪文一同废去了，卫斯理回答说：“基督并没有废去那包括在十条诫命之内并为众先知所厉行的道德律法。祂来的目的并不是要废掉这律法的任何部分。这一个律法是永远不能破坏的，它‘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自有世界以来，这律法‘不是写在石版上，’乃是在人类从创造主手中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写在他们的心版上。尽管上帝指头所写的字因罪而大受毁损，但只要我们有辨别善恶的意识，这些字迹总不能完全磨灭。这律法的每一条都必须在全人类身上并且世世代代发生效力；这不在乎时间，空间，或任何其他能改变的条件，却以上帝的本质，人类的性质，和二者之间不变的关系为基础。

　　“‘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毫无疑问的，祂这话的意思乃是（与上下文符合的），──我来是要坚立律法，显出它的完美，不管世人为它加上多少虚文，我来是要使其中任何隐秘或含糊的地方完全明朗化；我来是要宣明每一条律法真确和完全的意义；显明每一条诫命的长、阔、和整个范围，并显明它的高、深、以及其不可思议的纯洁和属灵的性质”（ 《卫斯理讲章》第25篇）。

　　卫斯理声称律法和福音是完全协调的。“所以在律法和福音之间可以看出一种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律法经常为福音预备条件，向我们指明福音；另一方面，福音经常引领我们更切实地完成律法。比如，律法要我们爱上帝，爱我们的邻舍，并要谦卑，温柔而圣洁。我们觉得自己对于这些美德大有缺乏；是的。‘在人这是不能的；’但我们看明上帝已经应许把这爱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谦卑，温柔，圣洁；于是我们持定这个福音，持定这些大喜的信息；这一切便要按着我们的信心为我们成全了；而且‘律法的义’就藉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成就在我们……身上。’”……

　　卫斯理说：“基督福音最大的仇敌，就是那些公然无忌地‘论断律法’和‘批评律法’的人。他们教训人不但要破坏（取消，放松，使之失效）其中的一条，无论是最小的或是最大的，而还要一下子废除全部律法。……随着这个强烈欺骗而来的一切情形中，最令人惊骇的就是那些受其迷惑的人真诚地相信推翻律法倒是荣耀基督，破坏祂的教训倒是尊崇祂的使命！是的，他们尊荣祂，正象犹大从前对祂说：‘请拉比安，就与祂亲嘴’一样。耶稣也很可以对他们每个人说：‘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他们一面谈论祂的宝血，一面摘去祂的冠冕，并以推进祂福音的借口来减轻祂律法的要求，这无异是用亲嘴的暗号把祂出卖了。人若藉宣讲信心而直接或间接地废弃顺从的任何部分，或藉宣讲基督而废除或削弱上帝律法最小的一条，他就不能摆脱这个罪名”（ 《卫斯理讲章》第25篇）。

　　有一些人主张“传扬福音足以达到律法的一切功用。”卫斯理回答说：“这种说法我们绝对否定。传扬福音并不能达到律法的头一个功用，就是使人知罪，唤醒那些在地狱边缘上沉睡的人。”使徒保罗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人必须先知道自己的罪，才能真正感觉到自己需要基督赎罪之血。……我们的救主亲自说过：‘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你若介绍一位医生去为康健的人或至少是自以为康健的人治病，岂非笑话？你必须先使人知道自己有病，不然，你的好意他们是不会感激的。照样，你若介绍基督给那些心安理得，从来没有为罪忧伤的人，岂不也是笑话”（ 《卫斯理讲章》第35篇）？

　　这样，卫斯理宣讲上帝恩惠的福音时，也像他的主一样，设法“使律法为大，为尊。”他忠心地完成了上帝所交付给他的工作。同时，上帝所让他看到的结果是光荣的。当他漫长的八十余年──旅行布道的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的一生结束的时候，他的门人竟有五十余万之多。至于那些藉着他的工作而从罪恶的败亡和堕落之中被提拔起，过一种更高尚更纯洁之生活的人，以及那些因了他的训教而得到更深刻更丰富之经验的人，其数目的多少非到得赎之人完全聚集到上帝国的时候，是无法知道的。他的人生给予每个基督徒一个极宝贵的教训。惟愿基督这个仆人的信心、谦卑、不倦的热诚、自我牺牲和虔诚，能在今日的教会中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