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苏格拉底(Socrates 470？-399
B.C)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早岁从父，学习雕刻，曾三次从军，后因痛感希腊民德腐败，立志移风易俗，常在街头演讲，训导青年，勉以明辨是非善恶。其谓人之作恶，乃由不明善恶，苟能知之，必能体行，其说轰动一时；遂以邪说惑人，被控入狱，饮毒殉难。
苏格拉底，虽非神学家，但苏氏拒绝信奉当时的国教，在他宗教学说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几种坚定的信仰；(一)他信一位至高上帝的存在；(二)
他信统治万有的天命，(三)他信上帝要差遣一个使者，教人类认识不灭的真理；要差遣一位导师，拨开云雾，开通心窍，使人能辨别善恶，认识其道德的责任。(四)他信灵魂不灭；(五)他信善人必受善报；恶人必受恶报。
西塞禄(Cicero)曾述苏氏对于来生的信仰说：“这一位无皆哲学家，坚决主张，人类的灵魂乃是一种永远不灭的神圣的本质；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乃是转到灵界的道路，但只有义人可获进入天堂之捷径。”
当苏氏饮毒殉难之前，他慷慨赴义，坦然自若的说：“我一生的作为，乃是在求上帝的喜悦；我深信神必悦纳我此生的努力。”(按：‘进入天堂’、‘蒙神悦纳’，必信救主耶稣基督。参阅约翰十四六。)
2. 柏拉图(Plato 427-347
B.C)
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为雅典望族，早岁尝嗜诗歌美术，二十岁后，从苏格拉底，专治哲学。苏氏殉难，周游列邦；曾游说意大利皇，劝其改革政治，未蒙采纳，遂潦倒他乡，竟至被卖为奴。幸为其友所赎，生归故里。旋于雅典郊外，设立书院，收留门徒，望重一时。柏氏承其师苏格拉底之说；亦认致知为进德之本。柏氏著书终老，所著《共和国》等书，流传迄证法。体系严密，青出于蓝，成为当时空前的哲学家。
关于柏拉图的宗教思想，《宗教知识大全》(Encyclopaedia
of Religious Knowledge)中，曾有一段简要的分析。略谓：
“柏氏相信有一位永存、不变、全能、全善，无所不知，无所一在，不属物质的上帝，祂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灵魂乃是从上帝而来，故灵魂是不灭的，本来是良善的；只是心为形役，以致堕落犯罪；只须超然物外，摆脱情欲，仍能回复原来的境地。”(按：柏氏此说，乃为“自教论”，在神学上颇多可议之处，作者已另撰专书加以论列。)
“柏氏认为完善的道德生活，乃是遵行上帝旨意的生活，因为唯有上帝的旨意乃是真理唯一的准则。故人类的至善，乃在认识上帝，想望上帝。”
“柏氏认为上帝乃是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是自有、独一的实在(Being)，在祂只有良善，故称之为‘至善’(Good)。第二位是‘道’(Logos)，乃是第一位的智慧(Wisdom)，亦是这世界的创造者(Maker)。第三位，柏氏称之日的宇宙的‘灵’(Soul)，柏氏认为第二位是从第一位发生的；第三位，乃是从第二位，或是从第一第二位而来的；好像光和热，是从太阳发出来的一样。”(按：柏拉图的三位一体论，从圣经的真理来看，实属似是而非。)
“柏氏以为人类求知的目的，乃在使人类克肖真神；而从人类赋有的德性，以及德性的实践中，把祂具体表现出来。”
“柏氏认为人类乃超越万物；‘人类不是水石，乃是一种属天的动物，所以头部在上，身躯直立，朝着苍天。’”
“柏氏痛诋无神论者，乃是一些外强中干，言不由哀之徒。因为‘无神论者，虽是高唱无神论，但是到了危险临头之时，鲜不低首下心，承认上帝的大能。’”
3. 培根(Lord Francis Bacon
1561-1626)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早岁习法学，曾任议员；詹姆士第一即位，任掌玺大臣，升大法官，授子爵，以后弃政，专心治学，培氏为近世经验哲学的始祖，其所倡导的科学方法，对近世科学进步，实有划进代的影响。
培根对于基督教有坚定的信仰，曾发表《我的信仰》(Confession
of Faith)，大致说：
“我信基督的受难，足以除去世人的罪孽；凡归依基督者，便能从圣灵重生得救。我们得救，完全是本乎神的大恩，和祂复活的大能，使我们的灵命复活，成为上帝的儿女，作为基督的肢体。”
培氏复论无神论的谬妄与祸害说：
“只有初习哲学的人，才趋向无神论；造诣稍深者，便能体会宗教的道理。浅学之士只能看到万事的次因，以致不能深入；必深思博学的人，始能探本穷源，彻悟主宰万有的真神上帝。”
又说：“如果否认上帝，便是摧毁了人类的尊严。因为但重肉体，人类便成行尸走肉，便与禽兽无异。”
人类所以为万物之灵，是因为有神赐灵性，若失去了灵性，人便失去了上帝的形象，直同下等的动物。其次，人类所以会有超越的境界，非常的力量，过人的忠勇，乃在其坚信上帝的保佑与眷爱；如果否认了上帝，便根本阻抑了人性向上帝的发展。所以，无论从何点来说，无神论都是荒谬之谈，只是使人自毁其尊严，无从超脱人类之弱点，提高其德性。
培根曾论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说：
“政府应有四大柱石，便是：宗教、正义、计谋和财富，而以宗教为首要。因为国家的治平，国运的昌隆，须视人发能否并如何如守法崇德以为断。故政府首要之目的，乃在使人民能守法奉公，崇礼明德，此则非从弘扬基督圣道不为功。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没有基督圣道，纵有良法美意，即使国富兵强，仍难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故立国之道，非在武力，不尚霸术。迷信武力统治者，一旦遭受挫败，应即幡然憬悟，弘扬圣教；感化人心，期挽国运。倘仍一意孤行，倒行逆施，以为天下之业，唯尚力征；则其结果，不但心劳日拙，治理益紊；且必使国家社会，陷于分崩离析之境！
正如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所记的伯沙撒王，狂傲无道，亵渎上帝，正当其饮酒作乐的时候，忽然看见粉墙上所写的文字说：“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Mene Mene Tekel
Upharsin)，意云：“你的国度，到此完结，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无道，你的国必趋分裂，归于灭亡！’”(按：一切究兵黩武，野心独裁的君王和领袖，结局都是如此；古今中外，如出一辙。参阅但以理书第五章。)
培氏特别强调说：
“从世界历史来看，任何宗教，任何法制，都不能和基督圣道，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因为只有圣经，才能使国家社会蒙受最大的福祉。”
(按：照史家的论断，英国所以能免法国革命流血的惨祸，乃是归功于卫斯理的基督教复兴运动。英国十八世纪，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德堕落，在当时欧洲，乃为一最无生气的国家；但自卫期复兴运动以后，英国政治社会，科学文化，国民道德，均呈突飞猛进的气象，并免革命流血的惨祸。此即反教有唯理主义的历史家赖盖氏William
E.H.Lecky，亦终未敢否认之史实。愿我忠心谋忠国之士，深思反省，知所憬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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