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诗篇8:4　　　　　 

　　一位作家赞美1971年南菲律宾的塔萨代种族大发现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人类学发现──我甚至认为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1]”这26个生活在热带雨林洞穴中的人过着一种旧石器时代的极端原始、落后的生活。他们以树叶遮体，不谙狩猎和农耕，并以浆果、树根和野香蕉为食，也吃蟹、蛆和青蛙。他们说他们丝毫不知道三个小时路程外就有一个大村庄，也不知道海洋离这里只有30公里。据说，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就是地球上唯一的人类。虽然他们的语言与周围邻近的很相似，并且可以翻译，但却是很奇特的。

　　塔萨代部落的发现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政府部门也严格控制外界对世界上最后20多个石器时代洞穴居住者的参观。公众媒体和大约12位科学家获准参观和通过翻译采访塔萨代部落，但每天只允许参观几个小时。虽然面向公众的新闻报道很多，但科学报告却非常有限。发行量高达900万的全国地理协会的期刊，却只刊登了与此相关的两篇文章。他们和英国的国家广播公司各安排了电视节目在世界范围内播出。并且《温顺的塔萨代人》（The Gentle Tasaday）[2]这本书销量居然不菲。

　　三年后，塔萨代族就杳无音信了，并且整整沉寂了12年。菲律宾当局政策的改变使这片禁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那时，一位瑞士人类学家兼记者前往洞穴研究，竟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他发现塔萨代部落的人穿上了彩色的T衫，使用金属刀具，并且在床上睡觉。一位部落人说他们以前就居住在棚屋里，并且也务农，但政府部门却强迫他们住进洞穴，以此来证明他们是洞穴人[3]。几天后几个德国记者也与塔萨代部落有所接，并且拍到那位瑞士记者摄过影的部落人的照片。这一回，这位“洞穴人”换上了树叶衣服。可笑的是，他的内衣却在树叶下若隐若现。这些事实和其它一些事件使人们认为塔萨代部落实际上是场骗局，并在人类学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位发现了塔萨代部落生活在现代社会的瑞士记者回国以后，马上与全国地理协会取得联系，向他们提供了新的信息。第二天他们就回了电报，声称对此不感兴趣，并且他们也不会再回复他的任何信件。两年后，《国家地理》杂志又报道说塔萨代是一个骗局的说法是“极不可信的”[4]。然而，两个电视记录片却确认塔萨代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局。这两个记录片一个名为《从未存在的部落》，另一个是《丑闻：消失的部落》。

　　许多人都想知道塔萨代部落是否是一个纯正的“石器时代”的部落。这样一个部落能存留并与其它邻近的先进村落相互隔离吗？亲眼目睹该“部落”的早期大部分人类学家表示支持他们的原始性和可靠性。不管怎样，自从有传闻说塔萨代部落是一个大骗局，就至少有三次国际人类学会议提及这个挑战性的难题。政府部门严格控制是否合适，塔萨代部落是否完整无损和人类学是否可靠，都很难下定论。

　　毫无疑问，塔萨代部落代表生活在某种原始条件下的独特部落。同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了扬名或其它经济原因，他们也被强迫扮演一场“洞穴秀”。有时这场表演甚至被称为“热带雨林的水门事件”[5]。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从1971年该部落被发现到1986年再次被发现之间，他们肯定经历了许多变化。除此之外，许多问题仍有待解决。其中有个问题就是他们最初被发现和第二次被发现时居住地点有所不同。

　　有关塔萨代的另一重要问题就是他们的语言是否确实与众不同，是否足以在任意长的时间内证明任何隔离的要求。学者们的观点各不相同。1971年发现萨代部落时的三件石器在无人有机会拍照前就神秘失踪。这三件石具是菲律宾现存的石器使用的唯一代表。菲律宾政府命令塔萨代部落和相邻的部落制造出的仿制品已被查明为明显的赝品。另一争论集中在人类学家收集的宗谱资料准确与否。这对研究塔萨代部落的隔离程度有重要意义。另一热点就是塔萨代部落的饮食。有的调查者认为该部落所居住的那片隔离地带不可能维持他们的生存。特别是碳水化合物很短缺。然而，有的调查者又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其它的争论点，但以上的例子足以证明冲突观点之多。

　　在我们试图评价塔萨代部落之争时，我们必须考虑如此多的事情是怎样出错的。这件事情很好地说明想正确无误地解释过去的事情难上加难，而缺乏论据支持，在先入之见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却是轻而易举。这样的难题同样困扰着有关人类起源的研究。在本章中，我们将看到支持人类进化的信息是多么的不堪一击，而假设的人类思维进化论更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谜。

人类从何而来？

　　在简单到复杂的生物群中，现代人堪称最复杂的生物。人类，作为地球上首屈一指的生物，已经具有高级推理能力，彩绘西斯廷教堂的高超技艺和登陆月球的先进技术。

　　虽然相比鲸来说，人类的体形很小，但我们不能轻易否认我们生命的复杂性。在我们身体内存在着数兆的细胞。每个细胞核内簇拥着30多亿的DNA碱基。如果一个细胞核内的所有DNA相连接，大约可达一米长。如果把我们体内所有细胞内的DNA连接起来，可以在地球和木星之间往返60次以上。电脑的高科技让人叹为观止，因为在一平方厘米的单晶片上密布数百万的晶体管，但是相比较细胞核来说，真是相形见绌了。因为一个细胞核所存的信息比一个电脑晶片存储的高出1亿倍[7]。

　　有关人类起源的问题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所提出的敏感问题之一。说动物和植物是进化而来尚可接受。但要说人类是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就另当别论了。这种进化论与圣经中所记载的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相抵触。人类特殊的思维能力与精神价值怎么能与他的动物祖先联系在一起呢？继《物种起源》出版几年之后，达尔文出版了另一本名为《The Descent Man》的书，书中直接陈述了人类的祖先是动物的观点。在他的论证中，他从一些故事中得出结论，试图缓解人类与动物之间过分联系所引起的愤慨。他说了一个“真正的英雄”──一只狒狒的故事。这个英雄冒着生命危险，挽救了一只被一群狗严重威胁的小狒狒。后来他又详述了一只狒狒袭击一名动物园管理员，而一只猴子看到他的管理员“朋友”处于危难之中时，竟尖叫着狠狠咬了这只挑衅的狒狒一口。相反，达尔文提到了人类的“野蛮”。他曾看到靠近南美洲南端的人严刑拷打他们的仇敌，杀害婴儿，把他们的妻子掳来为奴，惨不忍睹。达尔文最后说：他宁愿他的祖先是那只英雄的狒狒或是那只无私的猴子，也不愿是野人[8]。

　　虽然达尔文的阐述的娓娓动听，但他的辩证的资料选择性太强。把人类最丑陋的行为与动物最善良的行为作比较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达尔文拿来与野蛮人作比较的那只英雄的狒狒并非就是袭击动物园管理员的那只狒狒。而且，达尔文对人类父母与人道主义的爱只字不提。再者，提到基本智能，我们中的大部分可能更愿与人类相联系，而不是与狒狒和猴子。

　　特别是自从达尔文时代以来，人类起源这个问题一直被激烈地辩论着。许多人认为人类有其特殊的生存目的和命运。而另一些传统的进化论者认为人类是盲目进化过程的产物。哈佛大学的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就曾这样说到：“人类是毫无目的的自然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根本就没把人类放在心上”[9]。

　　由于多种原因，古生人类学（研究人类化石）争论不绝于耳。这场争论有许多重大发现的过去的40年中，尤为纷乱。科学作家，兼人类学者Roger Lewin在他的《骨头的争论》（Bones of Contention）中就强调指出，这一领域的争论要比科学其它领域激烈得多[10]。曾有人幽默地说要让两位人类学者就用餐地点达成一致比登天还难。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学者S.L.Washburn评论说：“不如把人类进化的研究当作一场游戏，一场没有确定规则，只表现死气沉沉的表演者的断断续续的游戏。这场游戏要真正成为科学，我们能确信构成这些‘事实’的证据，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11]。

　　曾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就职的David Pilbeam也提出同样的问题：“我相信那些有关人类进化过程和原因的说法大部分是关于我们自己，即古生人类学家和我们生活的大一点的圈子，还有那些‘真正’发生过的所有事情。”[12] Roger Lewin也认为：“古生人类学是一种数据匮乏而观点冗长的科学。”[13]

　　这场纠纷产生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确凿资料来证明所提出的理论。人类学家们就不同的化石发现[14]和真正物种的关系进行着无休止的争论。半个世纪以前，这个问题是很“令人困惑”的[15]，因为有一百多“种”人类化石要讨论。在进行分类之后，数量减少到10种以下。然而，现在数量又增加了[16]。随着分类学主观性的强化，路易·利基（Louis Leakey）重新对我们所属的“人”作了定义，新的定义把脑容量稍小的非洲能人包括在内，这一次的再定义刚好与他的理论相一致[17]。

化石发现

　　创造论者经常提到远古人类化石的发现数量之少和进化模式中的弱点，即仅从有限的部位对头颅的主观改造问题。虽然数据相对来说依旧缺乏，但是这个过去很多年都不见成效的争论现在却加入了许多新信息。大部分的化石群都极其代表性。下面我们进行简要概括。

1．南方古猿

　　南方古猿至少有四种不同的类型。它们小到中型不等，属灵长类，可直立行走。其化石最早在东非和南非被发现。他们的头颅容量大约量350到600立方厘米，与某些猿类的头颅容量相近。Taung 猿孩和女猿人露丝（Lucy）就是著名的例子。后者有可能是雄性[18]。然而，不同种类的代表物之间以及和更高级形式之间的进化关系很是令人费解。古生物学者至少提出了六种模式[19]。

2．非洲能人

　　这种有争议的“物种”被一些进化论者称为“谜”[20]。而另一些人评论说“有的工作者宁可否认它的存在”[21]。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一物种应该分成两类[22]。其部分骨头于1959年被路易·利基在非洲坦桑尼亚北部的奥杜瓦伊峡谷所发现，许多人都认为这一发现填补了古猿和类人猿之间的空白。能人的头颅容量估计为500到800立方厘米。古生物学者已经在非洲发现了二十多块头骨和体骨标本，但是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有的标本也许不属于这一群体，而另外不属于这一群体的也许又被包括进来。有的标本据说具有人类的特征，有的又很类似于猿类，有的甚至两者兼而有之[23]。由此可见，“能人”并没有准确的定义。

3．类人猿

　　该种群的身高接近于现代人类，其脑容量为750到1200立方厘米，以爪哇人和北京人化石为代表。在亚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发现了大量标本。有的欧洲人骨化石也被列入这一种群。一些人类学家认为类人猿处于能人和现代人类中间，然而，也有人认为它只不过是古代人类的一个变种。

4．古代人类

　　古代人类有大量比类人猿更接近于现代人的化石。其平均脑容量为1100到1750立方厘米。古生物学家们在亚、非、欧以及中东地区已出土大量化石样品。其中包括最有名的尼安德特人。他们的特点是额眉低、驼背。如果只根据化石就断定他们患有严重关节炎[24]，这似乎是错误的，经过研究尼安德特人之后，两位人类学家这样评论到，如果一名健康的尼安德特人“能够再生，并站在纽约地铁站上──假设他洗了澡，刮了胡子并穿上现代装──他会不会比其它乘客更具吸引力，还是很令人怀疑的事情”[25]。尼安德特人已经相当高等了。他们的平均脑容量通常比现代人大；比如说，它的为1625立方厘米，而现代人的则为1450立方厘米[26]。

　　虽然在总体上说，上面所列举的那些包括更小的南方古猿群体的年代都比较久远了，但在古生人类学界，还是掀起了几场对于年代问题的主要战争。用钾一氩测年法发现了[27]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附近的地质层中已有261万年历史的灰层，该地质层也是发现能人的场所。然而，这一数据并不符合我们所接受的观点，并且也一直是几年来争论的中心。后来，用同样的方法再进行检测，终于得出更易于接受的188万年[28]。另一个产生“极度怀疑论”的争论与类人源的起源有关。传统认为它们是在180万年前在非洲进化而成的。然而，在研究爪哇的类人猿时──它们被认为是在大约100万年前从非洲迁移来的──用改良过的钾氩测年系统测出它们应该有180万年的历史。研究者们对于中国的远古人类也得出相似的数据[30]。这样问题就来了，非洲或是亚洲是否是类人猿的起源地，甚至还可以引出一个更广的问题：根据进化论思想，人类的起源是否就集中在亚非两洲。

　　古生人类学家在某些问题上还是达成了一致。新近的发现表明有些假设的进化过渡物生活在同一时代[31]，并且不同的物种层层叠叠。然而鉴定时有时也会使数据混淆不清。专家们开始怀疑人类由原始的南方古猿到更高级的物种逐步进化的直线形理论。有的资料表明类人猿生活于距今2万7千年前[32]，这样的话，根据进化论的解释，它就应该与现代人类同时代达50万年之久。这样的重叠就大大减小了许多物种时代关系上的重要性。有的人也认同说我们并没有发现早期的人类祖先[33]，早期的灵长类动物（猿和猴）的进化关系也不为人所知[34]。Donald Johanson支持的灵长类南方古猿是人类祖先的一份子，或者利基（Richard Leady）[36]所强调的是否还需要另外一些尚未发现的有机体都引发了一场重要的争论。有人建议说不同的人类有可能是在不同的地方独立进化而来[37]。

　　不同灵长类动物（比如说猴，人类等）之间相似的复杂器官分子（生物聚合物）的比较对于研究人类进化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分子越相似，那么假设的进化关系就越接近。奇怪的是，有些研究进化变化率的试验表明500万年前而不是2千万年前，人类和猿有共同的祖先，这与以前从化石记录中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这就引发了另一场争论[38]，另一个问题使是建于分子基础上的进化关系假说与形态学资料（骨骼形状）的假说不同。抗体、化石和分子数据之间的矛盾暗示了人类进化模式的不一致。分子数据和形态学资料的矛盾在许多非灵长类动物群体中也出现过[39]。

　　创造论者也不同意有关猿人化石种类的解释。通常，他们认为小的古猿的祖先是一种已经灭绝的被造的灵长类动物。那些在洞穴中留下生活痕迹的尼安德特人通常也被认为是圣经大洪水之后的移民。然而在提及如谜般的能人和更为高等的类人猿（爪哇人和北京人等）时，不同意见又来了[40]。一种普遍接受的解释就是被造的人类包括那些高等的人种（现代人、尼安德特人、古代人类和类人猿）。神秘的能人群体尚不确定，需要对它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在此提及。按说人类（现代人）已经存在至少长达50万年了，奇怪的是人类活动的明显证据看来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历史、文学，考古学（包括文明证据，比如说城市，古代旅行路线等）反映的仅是几千年的历史活动。这些基本的数据资料便给进化论提出了难题；如果人类已经存在50万年了，为什么那些证明人类过去活动的证据却又如此的近？而且，既然人类是逐渐进化的，为什么要等到50万年最后1%的时间才进化到这种高等形式？

　　创造论者有时也诧异：为什么岩石记录中所找到的大洪水之前人类的证据是如此稀少。根据圣经记载，这些人类在世界被造后到大洪水之间已经生活了一千多年了。位于岩石中间和底层的人类化石证据是很令人怀疑的。强有力的证据，比如说保存完好的骨骼，在地质堆积柱的上层显然比较少。创造论这样解释到：（1）在大洪水之前地上人口稀少，如今要找到他们的机会极小。而且圣经中所记载的生育繁殖后代率远没有现在这么高。比如说，诺亚在600年中只有3个儿子，这样看来，洪水前族长们的长子们恰好都出生在他们的父亲平均100多岁的时候[41]。（2）在洪水期间，万物之灵的人类应该运用他们的智慧逃到地势高的地方。一旦是这样的话，他们被沉淀物埋葬的可能性就很小了。（3）创世纪大洪水之前，人类可能居住在地球较高、较寒冷的地方。因此在地质堆积柱底层位置就不可能表现出来。（4）洪水冲毁了人类存在的证据。创造论者解释洪水前人类证据缺乏的难度可能不像进化论者解释50万年前人类（现代人）遗体和活动缺乏的难度那么大。不管是哪一种观点，都不足以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人类的历史。

人脑思维的起源

　　我们知道宇宙中最复杂的结构就是人脑。这伟大的器官也是我们奇妙思维的家园。大脑的复杂性远超我们所能想像的。每一个人脑中至少存在一千亿的神经细胞（Neurons）[42]。大约40万公里的神经纤维把这些神经细胞相互连接。神经纤维在连接其它神经细胞时也经常会重复分枝。电荷的变化导致神经纤维产生神经冲动。神经细胞连接处至少有30种不同的化学物质，也许存在更多，这些物质在细胞之间传达信息。有的大神经细胞连接的细胞多达600个，而其间的接头多达6万个。据估计，大脑内存在1×1014个这样的连接。这些数据是如此的庞大，以致于我们无法把它们与日常经验相联系。这就有利于帮助我们明白在大脑最大部分的外部（前脑和中脑）。也就是神经细胞较比后脑集中较少的部位，一立方毫米的组织包含4万个神经细胞和大约10亿个接头。虽然这些仅仅是估计数据，但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想像我们赖以思考的结构竟如此复杂精密。

　　虽然我们很难解释大脑的复杂性，但人类思维（思考过程）问题更令人费解。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研究难以形容的意识现象和我们对自己存在的觉悟。由此，科学家们便试图制造一种电脑人工智能，使机器能意识到它们自己的存在[43]。头脑仅仅是一种复杂的有自我意识的并且从简单进化而来的机器[44]，还是更高级的实体呢？我们对头脑如何运作了解甚少。但是，很明显的，您想想人类总试图造出可以思考的机器，这种活动较比没有任何智慧参与的进化来说，更接近于设计创造的观点。

　　有的动物表现出与人类同等的智慧[45]。研究者们曾报道黑猩猩之间用符号交流[46]。狗往往对主人的命令心领神会，虽然有时只能算差强人意。不管怎样，动物的智力根本无法与人类的智慧相媲美。有人惊异人类是怎样进化出似乎远远超出进化生存的需要的人脑。没有这样复杂大脑的狒狒仍然生存得很好。与达尔文共同提出自然选择观的华莱士（1823—1913）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觉得有必要用自然动力之外的某些观点解释人脑。如今有的进化论者仍然在讨论这个问题。甚或有人暗示人类的活动的表明，他们的智力远远超过生存的需要，正因为如此，他们得以有力地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47]。在提到预期的高等竞争者（最适合生存者）繁殖率的增长时，进化论者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机敏而直率地说：“很少有人会要很多孩子，因为他们只会解微分方程或者下盲棋。”[48] 也许，单凭简单的进化过程，我们无法解释人类的特质。

　　居住在英格兰的达尔文有一个美国的好友兼支持者。他就是植物学家亚撒·格雷（Asa Gray），他与达尔文共同探讨许多深层次的理论。达尔文曾致信格雷：“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有一段时间，每次想到眼睛，都令我震骇不已。不管怎样，我已经熬过那段痛苦的日子，但现在一些结构上的琐碎问题又使我不安。无论何时我盯着孔雀尾部的一根羽毛，都令我恶心。”[49]

　　为什么孔雀的羽毛会令达尔文恶心？我并不确定我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我怀疑在看到的流光溢彩的孔雀屏时，谁不曾思忖这是独具匠心的设计？这不仅仅是因为孔雀屏的珠光宝色，更是因为那炫目的美丽。为什么我们会欣赏美，享受音乐，又惊异于存在的奇妙？这些思维特性似乎已经超出了机器水平，并且高于自然选择的生存需求。

　　思维的起源对于任何自然主义的解释都是一个不解之迷，当我们看着大脑时，我们也面对着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事实：在这儿，就在这1.5千克的器官里是“我是谁”的王国。大脑中的点点连接是怎样安排得天衣无缝，使我们可以推理[50]（有人希望大部分人都是直线型思维），创立数学定理，对我们的起源提出疑问，学习新语言，创作交响乐曲呢？对于人类起源，自然主义理论更具有挑战性的是我们选择的能力和道德责任、忠诚、爱和精神空间等其它特质。大脑的物理复杂性和其思维的卓越活动暗示了一种高水准的智慧创造，而并非机械的进化起源。

结论

　　人类起源的研究已经成为科学疑问的一个特殊争论领域。我们可以把这归因于，至少部分归因于数据资料的缺乏和科学家们个人主观的判断。人类进化的证据稀少，并且需要大量的解释说明。人脑的高级特性，比如说意识、创造性、自由意志、美感、道德、精神生活，这一切无不暗示着人类是作为一种更高级的生物特别创造出来的，并非是在单纯的机械进化过程中由动物进化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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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is is a conservative figure. It could easily run 100-1000 times higher, but super chips are also becoming more and more r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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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ilbeam D. 1978. Rethinking human origins. Discovery 13（1）:2-10.
13、 Lewin, p 64 （Not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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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Avers, p 509 （Note 14a）.
21、 Stanley SM. 1981. The new evolutionary timetable: fossils, gene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 NY: Basic Books, p 148.
22、 Wood （Note 1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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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Straus WL, Jr., Cave AJE. 1957. Pathology and the posture of Neanderthal man.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32:348-363.
26、 These figures are on display at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New York, as reported in: Lubenow ML. 1992. Bones of contention: a creationist assessment of human fossils.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p 82.
27、 See Chapter 14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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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Aitken MJ, Stringer CB, Mellars PA, editors. 1993.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s and the impact of chronometric dat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8、 Edey and Johanson, p 355-368 （Note 14c）.
39、 E.g., Patterson C, Williams DM, Humphries CJ. 1993. Congruence between molecular and morphological phylogenie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24:153-188.
40、 For instance: DT Gish （[a]1985. Evolution: the challenge of the fossil record. El Cajon, CA: Creation-Life Publishers, p 130-206） draws the line mostly above Homo erectus, while ML Lubenow （[b] Note 26, p 162） includes some Homo habilis types, and AW Mehlert （[c] 1992. A review of the present status of some alleged early hominids. Creation Ex Nihilo Technical Journal 6:10-41） apparently includes Homo erectus with man.
41、 Genesis 5, 7:11-13.
42、 The estimate of the number of neurons in the brain varies greatly. The cerebellum has many more than the cerebrum. For details on these estimates, see: Williams PL, Warwick R, Dyson M, Bannister LH, editors. 1989. Gray's anatomy. 37th ed. Edinburgh, London and NY: Churchill Livingstone, p 968, 972, 1043. Their figures can imply around 300,000,000,000 in the cerebellum.
43、 Davidson C. 1993. I process therefore I am. New Scientist （27 March）, p 22-26.
44、 （a） Calvin WH. 1994. The emergence of intelligence. Scientific American 271:101-107; （b） Penrose R. 1994. Shadows of the mind: a search for the missing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Oxford, NY and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5、 Reference can be made here to the debate over the evolution of altruism by kin selection which gives an evolutionary basis for altruism, but which tends to deny the existence of free will. For some recent discussions, see: （a） Barbour IG. 1990. Religion in an age of science. The Gifford Lectures 1989-1991, Vol. 1. San Francisco and NY: Harper & Row, p 192-194; （b） Brand LR, Carter RL. 1992. Sociobiology: the evolution theory's answer to altruistic behavior. Origins 19:54-71: （c） Dawkins R. 1989. The selfish gene. New ed. Oxford an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89-233; （d） Maynard Smith J. 1988. Did Darwin get it right? Essays on games, sex, and evolution. NY and London: Chapman & Hall, p 86-92; （e） Peacocke AR. 1986. God and the new biology. San Francisco, Cambridge, and NY: Harper & Row, p 108-115.
46、 （a） Lewin R. 1991. Look who's talking now. New Scientist （27 April）, p 49-52; （b） Seyfarth R, Cheney D. 1992. Inside the mind of a monkey. New Scientist （4 January）, p 25-29.
47、 Edey and Johanson, p 371-390 （Note 14c）.
48、 Maynard Smith, p 94 （Note 45d）.
49、 Darwin F, editor. 1887-1888.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Vol. 2. London: John Murray, p 296.
50、 For some attempted explanations which do not address the specific complexity needed for intricate thought patterns, etc., see: （a） Lee D, Malpeli JG. 1994. Global form and singularity: modeling the blind spot's role in lateral geniculate morphogenesis. Science 263:1292-1294; （b） Stryker MP. 1994. Precise development from imprecise rules. Science 263:1244-1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