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底层化石所代表之生命的性质。人们用寒武岩来称呼最底层的沉积岩。里面含有复杂的多细胞生物的充分证据。主张均变说的地质学家们认为寒武岩大约是在六亿年以前开始，经过一亿年时间形成的。六亿年据说只占从最简单的具有生命特征的物质进化到复杂的多种现代生物总过程的五分之一。

寒武纪的化石是一些海洋生物。它们并而不是原始简单、发育不良的生物。他们既复杂又发育良好，在细节上均可与它们现代的相应生物相比。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绝对是软体类、甲壳纲、和腕足动物，和现今海洋中的软体类、甲壳纲、和腕足动物一样复杂。

一般说来，只有动物身上的坚硬部位才成为化石。但即使只有坚硬的部位可供检验，人们仍然可以确定某一种生物的许多特性。三叶虫化石是典型的寒武岩。三叶虫是海底生物，形状象土鳖或地鳖，与小龙虾、蟹和其他甲壳纲动物有关系。他们有甲壳质的外骨骼需要定期脱壳以便生长。脱壳是一个复杂奥妙的过程。三叶虫躯体有分节和许多有关节的肢腿和附肢。这些肢腿如果没有复杂的主动肌系，这些肢腿就没有用处。复眼和触角表明有复杂的神经系统。呼吸毛状物的存在表明三叶虫有输氧的血液循环系统。复杂的口腔部分采集和准备特殊的食物。考虑到各种因素，不能认为三叶虫比它现代的对应动物更为原始。

在寒武岩里还发现环节虫化石。这种虫子的分节涉及每一节某些器官的重复。环节虫有完整的消化系统。它们靠刚毛、尖刺和肌肉来移动。它们还具有血液循环系统，除上述特点外还有眼睛和其他复杂的感觉器官。所有这一切与现代蠕虫一样复杂。因此，可以说在寒武岩中所发现的动物，与现今的动物是一样复杂的。

在寒武纪的地层中发现了除脊椎动物以外动物王国的所有门类。在较低的地层中人们也没有发现过渡性的动物。所以证明海洋生物是突然出现的，与本书47页所述圣经创造理论的第二条假设相一致。

虽然前寒武纪的地层里只是花岗岩或水晶岩，自然不含化石，但在寒武岩下面的地层中有适于保存化石的沉积岩层，如大片的石灰岩层。可是这些岩层几乎都不含有化石。

近来，人们化了很大气力去寻找在寒武岩下面的岩石中生命的凭证。据报导发现了真菌和藻类植物的化石。据说在某些前寒武纪的石灰岩中“广泛分布”着一种层压的，否则就无结构可言的钙质物体，被认定为钙质海藻化石，叫做基质岩。（邓巴尔与瓦杰，1969年）。古生物学家还报导在世界各地的前寒武纪岩层中发现了腕足动物、环节动物、腔肠动物和其他多细胞海洋动物。这些报导中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因为分不清寒武纪岩与前寒武纪岩。不论如何，有关它们来历的问题仍然存在。在前寒武纪岩中发现的少数化石，其复杂性和组织性可与现代对应的生物相比。

来自前寒武纪和寒武纪岩中的所有化石证据都有利于支持创造的第二个假设:即假定生物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并且充分发育。这种见解并不超过不接受圣经创造论的古生物学家的认识。他们中有一些人曾付出很大努力解释形成寒武纪化石的生物为什么没有进化的证据。甚至连达尔文也承认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他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讨论了这个问题，然后写道:

“为什么我们找不到大量含化石沉积物，属于假定的寒武纪以前的最早时期。对于这个问题，我无法给予满意的回答。……这个问题目前无法解释，也许会作为针对我上述观点的有力辩驳。”（达尔文，1859年，309,310页）

在达尔文的时代，古生物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可以很有理由地提出在前寒武纪中没有生物，而在寒武纪中突然出现大量复杂的生物，是因为搜集工作做得不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出事搜集工作，这种状况无疑会改变。一百年以后，哥伦比亚大学的诺曼·D·纽厄尔在一篇为纪念达尔文一百周年的活动而撰写的文章中提出以下看法:

“经过一个世纪仔细搜寻前寒武纪岩石中的化石，基本上无济于解决这个问题。早期的理论认为这些岩石主要是陆相的，原来所含的化石因地热和压力而毁掉了。这种理论已被人们放弃了。因为许多地区的前寒武纪岩石与较年轻的岩石在各方面特征上都非常相似，只是它们不含有任何过去生命的痕迹。”（纽厄尔，1959年）

化石序列的特性。不仅在寒武岩中毫无先例地出现大部分复杂生物的化石，而且在整个地质系列中各种主要生物之间的区别也明显存在。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乔治·盖罗得·辛普森用以下的话描述了这一现象:

“已知化石资料的特征之一是，大多数生物是突然出现的，一般并不按达尔文所相信的进化程式出现。……当化石中出现一个新的物种时，一般与其他最相近的已知类属在形态上完全不同。随着物种等级的提高，这一现象变得更加普遍、更加明显了。在知物种之间的差异是偶发而微小的。但已知的目、纲和门之间的差异却是全面的而且几乎总是很大的。”（辛普森，1960年，149页）

自从达尔文的学说为科学界所接受以来，人们一直努力寻找“缺掉的环节”来填补这些差异。一百多年来，大量的研究只发现少量有争议的化石。一些古生物学家认为这是一些介乎生物基本类属之间的东西。上述的诺曼·纽厄尔在下面一段话里归纳了有关“缺掉的环节”的情况。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段话显得越来越正确:

“当然，这些孤立的发现激起了希望，令人以为会发现更为完整的化石记录，填补其他的空白。但是，这样的发现是极其微少的。经验表明，最高类属之间的缺环，是决不可能用化石记录来弥合的。越来越多的化石收集更加强调了许多的缺环。”（纽厄尔，1959年，267页）

在寒武岩中所发现史无前例、非常复杂的生命形式，以及其上的化石中高等动物之间始终存在的不延续性，乃是创造论极为重要的证据。在化石记录中，物种进化说得不到有力的支持。

有人提出一种设想，认为有一种突发式的进化使地球很快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生物，以后在漫长的时间里，它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以此来解释化石中缺少较原始的原型生物。这种理论与创造论，特别是与所谓进行式的创造论只有一步之差（拉姆，1954年，76页往下）。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可以说明进化过程先是在很短的时期内飞速进行，然后又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有些化石应当在高级进化活动的过渡期形成。因缺乏此类过渡性的化石，一位早先倡导突发式进化论的人说:

“当我们考察任何年代的一批化石时，我们可以拣出一块充满自信地说:这一个甲壳动物、海星、腕足动物、环节动物、或其他种类的生物。……所有的化石都可以根据对活着的生物所下的定义来确定其类属。这些动物门类的定义没有一个需要更改或扩充以包括这些化石。所以自然可以认为，在所有的化石记录中，这些主要的门类基本上没有改变。”（克拉克，1930年，100,101页）。查看一下过去五十年中有关古生物的文献，找不出什么新的资料足以改变上述说法。

关于植物的化石记录，耶鲁大学的A·利亚·麦卡莱斯特，十卷本的《地球科学基础系列丛书》的编辑写道:

“整个植物进化的化石记录中，最令人费解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被子植物（开花植物）的起源。……而且许多主要被子植物的亚类一出现在化石记录中就已经区分开来。这一事实证明上述类属在白垩纪以前已存在很久。但由于某种原因，它们没有被保存在化石里。不管怎样，反正没有过渡性化石证明为上述类属的前身。”（麦卡莱斯特，1968年，100页）

几年以前，剑桥大学的植物学家E·J·H·康尼尔说:

     “虽然许多生物学、生物地理学和古生物学的证据对进化论有利。但我仍然认为，对于没有偏见的人来说，植物的化石记录仍有利于特创论。……你能想象兰花、浮萍和棕榈是来源于同一祖先吗？我们有这方面的任何证据吗？进化论学者必须准备好答案，但我想这种答案大多数经不起质问。”（康尼尔，1961年，97页）

在书籍和博物馆中常展示马化石的大小、牙齿的种类、头的形状、脚趾的数目等作为进化论的证据。马类动物是引人注目的，但有若干因素，使它不象人们原先想象的那样具有决定意义。

马科动物的第一个成员始祖马（Eohippus）与现代马和马科其他动物的差别极大，故是否属于该科亦很成问题。或许它根本算不上马，因为它长着细长的脸和位于两侧中部的眼睛，有犬齿，无齿隙（前齿与后齿之间的空隙），弓背，长尾。

关于始祖马，辛普森（1945年，254页）说:

“马修已证明和主张，蹄兔兽（包括始祖马）太原始了，与其说属于马科，还不如说属于貘科或犀科等。但人们习惯上把它当作马类的始祖。”

辛普森进一步说:

“马的种系发生并非象大多数教科书和普及作品中所说的是单种系的，即所谓直向演化的过程。”

迦利特·哈丁也作了一段类似的有趣论述（1961年，225,226页）:

“有一段时期，现有的马类化石似乎证实它是直向演化的，即从小到大、从似犬到似马、从具有简单臼齿的动物到具有现代马复杂犬牙的动物。这看起来就象一条直线，象链子上的链环。但不久更多的化石发现了，这个链子分叉成了普通种系发生的网络。进化显然不是直线进行的，只考虑到体形的大小。马类随着时间的变迁有时变高，有时变矮。不幸的是，在画面尚未完全清晰前，马的展览作为直向演化的例子，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照相，并在小学的教科书中大量复制（至今仍在印制）。”

辛普森的话写于1945年，哈丁写于1961年。很遗憾是在发现错误好多年以后，才会有纠正错误的信息发出。

认定这种动物为蹄兔兽，要比始祖马更准确一些。蹄兔兽指一种象蹄兔一样的动物。该化石与蹄兔类最相吻合。蹄兔现生活在近东和非洲，圣经中称之为沙番。

结合所有的因素来考虑，化石记录表明马科动物的虽有多种，但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它是从别种动物进化来的。

必须指出，本文所引各位作家的著作曾多次表明坚信物种进化的历史。本文的作者想要说明的是:古生物学的“事实”自然符合圣经的创造论，而不符合流行的进化论。

人类化石。——近年来，对于人类化石的研究达到了新的水平，完成了大量细心的、符合科学方法的工作。特别令人兴奋的是来自东非的大量新证据。虽然化石还不十分充分，但古人类的化石现已数以千计了。应当强调的是，这些化石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是孤立的牙齿或下颚碎片，而大部分古代类型的关节连接的完整骨骼尚未发现。尽管如此，人科（人和类人的灵长目动物）的化石可能比任何灵长目动物的化石更多。

鉴于研究人类起源的人能获得虽然残缺但又确实存在的化石证据，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化石能否证明人类是从类猿的祖先逐渐进化来的，或是为乔治·盖罗得·辛普森的看法提供了另一个例证:“已知化石的特点是:大部分物种都是突然出现的。……每当在化石中发现一个新的物种时，其形态一般与最相近的其他已知物种是截然不同的（辛普森，1960年，149页）。

自从科学界开始接受达尔文的学说以来，人们对现代人类的祖先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有三种人科动物传统上被解释为现代人类的祖先、或已经灭绝了的人或类人的早期物种。（第四种所谓的拉玛猿，Ramapithecines，被一些学者解释为化石中最早的人科动物。可是拉玛猿的化石残缺不全，以至于它们的人科动物身份还只是一种推测而已）。必须承认在一个大的门类下有很多的变体存在，而且许多化石不容易归入任何一个类别。

　　1、尼安得特人（Neanderthal man）。在欧洲、非洲、甚至亚洲发现了大量的化石。它们都相当松散地被指认为尼安得特人。西欧的标本比较典型，似乎代表了某种冰河时代生活在西欧的人类。

长期以来人们根据法国学者马赛林·布尔（1911-1913年）的说法，认为尼安得特人具有许多类猿的特征。而近年来的重新解释，如由施特劳斯和卡威（1957年）所做的研究，证明所谓的类猿特征总的来说是被夸大了的。虽然他们与现代人在头盖骨的某些主要特征上，以及在后颅骨的细微特征上有不同，但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让人相信尼安得特人任何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亚人”。与尼安得特人有关的考古发现证明他具有人类典型的审美和宗教意识，和充分的人类智能和文化能力。

2、直立人（Homo erectus）。此类古人类化石包括1892年犹金·杜伯伊斯发现的著名的爪哇人，1927年在中国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现的同样著名北京人。杜伯伊斯处理其原始发现的神秘方式加剧了多年来围绕着爪哇人化石的争论。杜伯伊斯自己的解释也是不确定的，先是说爪哇人是“缺失的一环”，后来又说实际上是一种已经灭绝了的大型长臂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京人化石遗失以后，对于爪哇人和北京人解释的不确定性更进一步加深了。这些材料的细节描绘、照片和石膏像仍然存在，但无法弥补原物的丢失。幸亏新的发现，有些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突出了爪哇人和北京人的重要性。从爪哇和中国，以及在非洲和欧洲发现的类似化石，为把直立人解释为古代世界中广泛分布的一种独特人种提供了一定理由。

人们对于直立人后颅骨的有限了解说明它们与现代人的差异甚微。直立人的头盖骨与现代人的差别最大。其较小的脑容量一直作为作证据，证明直立人代表人类进化中的一个阶段，即大脑尚未完全达到现代人的大小。但按脑容量来确定智力的解释是不可靠的。因为在决定智力方面，质量和容量是一样重要的。

虽然有些创造论者喜欢将直立人化石视为非人类的无尾猿化石（如基施，1972年，102页），但直立人与现代人之间在总体和特殊方面的相似很难把它视为人类以外的物种。重要的是，人类学家近年来将这些化石的名字从猿人（Pithecanthropus）改为直立人（Homo erectus）。研究古人类的专家们现今一致相信直立人是真正的人。这种观点与创造论者对于人类起源的看法是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创造论者虽然承认直立人是人，仍认为最终会找到证据证明直立人化石代表了与现代人类同时代的异常个体。

3、南方猿（Australopithecus）。雷蒙·达特于1924年在南非发现了一个头盖骨化石，命名为南方猿。这个头盖骨虽然总体上看起来象猿，但牙形却与人类极其相似。后来在南非被发现更多的此类化石。后近，已故的路易·利凯和他的儿子理查德在坦桑尼亚的澳杜威峡谷和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地区发现大量的南方猿骨头的化石。

必须记住:南方猿化石作为一个群体是十分复杂的。研究南方猿的科学家们认为它们有两类:一类体形较小、比较纤弱，原称为非洲南方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另一类体形较大、比较粗壮，称为壮种南方猿（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J·T·罗宾逊认为这两类之间在形态和饮食习惯方面的差异足以使它们被归为不同的种类（罗宾逊，1972著，第3页）。路易·利凯认为还有比上述两种南非的南方猿更象人类的第三种存在于澳杜威峡谷。他称它们为能人（Homo habilis）。但其它研究人类进化的学者认为能人只是一种稍微象人的非洲南方猿。现在人们普遍承认，同样来自澳杜威峡谷的，路易·利凯著名的姜寨人（Zinjanthropus boisei），与壮种南方猿有密切的关系。

关于南方猿彼此之间以及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仍然众说纷纭。但科学界原来一致认同至少有一种南方猿是人类进化的直接祖先。这种观点被1972年的发现所推翻。下面这段典型的引文引自1973年出版的人类学教科书:“南方猿早期物种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无论是否还会发现第二种或更多种（有些是在人类家系以外的），至少南方猿的早期成员一定是人类直接的祖先”（拉斯克，1973年著，第258页）。这种认识的主要基础是南方猿是象人一样直立行走，以及在牙齿方面与人明显相似的证据。

有些创造论学者将南方猿视为洪水后人类退化的形体，但大多数创造论学者不赞同南方猿属人类，他们强调它们只是猿类。令持此观点的创造论学者感到欣慰的是，少数杰出的进化论学者也坚持反对上述的普遍看法。最著名的是英国解剖学家索里·苏克曼勋爵。他不认为南方猿直立行走，并坚持南方猿只不过是猿而不是人:“把南方猿的头盖骨与人类和猿的头盖骨进行比较，就发现它们象猿而不象人类。相反的观点只能被视为黑白颠倒”（苏克曼，1966年，第93页）。

理查德·利凯在东非发现的化石可能给苏克曼带来部分的支持。至少研究古人类的学者中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较大较粗壮的南方猿不可能象人类那样直立行走（利凯，1973年，1972年）。现代进化论学者普遍认为壮种南方猿从来不属于人类。

理查德·利凯在1972年有了一个关键的发现，使人们对任何南方猿作为人类直接祖先的观点产生怀疑。利凯在图尔卡纳湖附近含有南方猿化石的岩石层中，出人意料地发现1470号现代人头盖骨。这一发现可能导致这样的结论，即现在所知的南方猿没有一个是人类的祖先。1470号头盖骨不完全是现代人，但它看起来是一个真人的头盖骨。所报道的颅腔容量为775毫升，比现代人平均值约1400毫升的容量要小，但比所报道的南方猿容量要大，与直立人的容量范围相当。

如果1470号头盖骨确是真人的残骸，那么在同一岩层和更高地层中发现的南方猿化石就不可能是真人的祖先了。必须向更低的地层推进，去寻找保留着类猿和类人特征的缺失环节。创造论者预测，人们永远无法在更低的地层找到过渡性物种。

因此，古人类的化石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缺失环节普遍问题的例子。它并没有显示人类是从类猿的祖先逐渐进化的。真人和猿在形体上的差异仍然很大。人类与其它动物在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就更大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身体只不过是普通哺乳动物中的一种，而从行为上来说，人的文化适应性却是独一无二的。人类文化至少由两个有关而又独立的能力构成:人类特有的语言方式以及人类创造和使用符号的能力。虽然近期的实验表明当人们用非语言方式（如手势语）与大猩猩沟通时，大猩猩具有惊人的概念化能力，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大猩猩或任何其它动物具有人类的语言能力。自然选择的理论很内难解释人类独特的身体特征，更难解释人类独特的文化和智力行为，尽管两者都对进化论的精密性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直接创造论更能解释人类与其它动物之间在行为和形体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