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纽约的公寓里，我坐在床沿掩面而泣  ，泪水滑过脸庞，沿着指缝潸潸而下。我是不轻易哭泣的人，但这次我真的失控了。自从学校开学那日起，我就不断地打架滋事。现在我又惹了大麻烦。我怀疑我还会再惹出什么大祸来？我似乎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
    如果妈妈在这儿，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解决的方法，但那个晚上她外出不在家。自从母亲离婚后，她上全职班，少有时间陪哥哥和我。晚上她不是和朋友外出，就是在公寓里开派对。我们很少能相聚。但现在，法肯——我的兄弟，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最坏的敌人，因为患有囊肿性纤维化疾病，需要较温暖的气候，因此搬到佛罗里达和父亲同住。现在我独自一人在公寓里，我多么迫切的希望有人会爱我，并关心我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想到我那美丽的母亲，她交游广阔，朋友大部分是演员、作家及歌星，她亮丽的外表与才华，每每使她成为派对的女王。她着迷于演艺事业，就如飞蛾扑火般，当她开始为猫王写歌，她的事业就一飞冲天。自我有记忆以来，她就已投入了数个演艺领域，为电视公司作曲、编剧，参与一些电影角色，还兼影评人。
春假时，她常带法肯和我一起去工作；我们喜欢吸引那些明星们的注意。他们拍戏空档会过来和我们聊天、讲笑话。其中有些很有名，到如今我还记得的，如：南希辛纳屈（Nancy Sinabtra）、红纽（RedButtons）、法兰基亚维农（Frankie Avalon) 、卢安（Rowan)和马丁（Martin)、梅琳奥哈拉（Maureen O'Hara)和洛依布利基（Lloyd Bridges)，但我们最爱的还是三个臭皮匠(Three Stoogcs)，他们常令我捧腹大笑！
然而在影艺世界光鲜亮丽的明星背后，有些事却困扰着我。当我年纪稍长且较为懂事后，我发现他们有相当高的比例是同性恋者，似乎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吸毒、有酒瘾，或两者皆是，而且他们都不快乐。我常想不透“为什么他们需要这么努力让自己成名，但却活得如此不堪呢？”
就算我母亲曾经发现他们生命中有何矛盾之处，她也绝口不提，对她来说，愈刺激愈兴奋的人生愈好。她常在我们公寓里宴客，但所有的客人几乎都只是坐在那儿聊天和抽大麻。他们会做些愚蠢的动作，像是突然在人背后弄出折手指的
声音，或对自己愚蠢的笑话大笑不已。有些人根本和真实的世界脱节了，他们就像鬼魅般漂浮穿梭于自己的世界中，那么地怪异、孤独。
孤独，我多么痛恨这个字眼！独自坐在床沿，白天的情景再度浮现在脑海里。当我再度斗殴之后，校长尖酸的训话，以及我的老师蹙眉的神情，使我觉得自己比一个蚌类还低等。我是谁？我从何处来？为何我在此？这些问题已不再新鲜，我常注视着镜子，内心忖度着。书本上教我们的，我只不过是进化过程中的另一阶段——一个过度进化的猿猴。如果这些就是人生，为什么不就这么让它过去呢？
我并不怕死，当你死去，只是腐烂变成一堆肥料罢了（就如老师教的）。我决定吞下一整瓶的安眠药，躺在床上，从此不再醒来。就这么简单。
我毅然决然地站了起来，在裤子上抹干手上的泪水，跨进浴室，打开医药柜，注视着架内排列整齐的瓶瓶罐罐。哪一罐是安眠药呢？我知道妈妈每晚会服一两颗帮助睡眠，但我没注意她是拿哪一罐，我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全拿下来，读每个标签，但没有一个写着“安眠药”。最后我发现一瓶上面写着：“睡前一颗，凡宁（Valium）我十三岁了，但我从没听过这玩意呢。将药瓶放回，我继续寻找，但没有一瓶看起来是对的。于是我再拿起“凡宁”，打开瓶盖，将整瓶药倒在我手中，另一只手拿了一杯水，握满药丸的手停在半空中。如果这不是安眠药呢？如果这是女性荷尔蒙呢？如果它们只是让我呕吐、不舒服，我该怎么办？我不想再多加病症，我已经够痛苦、够悲惨了。我现在只想死！
我倚着墙，再读上面的标签，没什么新发现。我站立在那儿好久，试着决定该如何是好。慢慢地我拿下瓶子，把手上的药再倒回去，改天我一定会发现更好的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
回顾过去，我讶异于自己为何如此盲目，无视于母亲关心我的蛛丝马迹。她试着以她的方式表达她对我的爱。她会为我们班级编写音乐剧，然后把我安排在主要角色。她也努力地投入揣摩角色、做服装，甚至自己主导预演，这使她一阵子无法工作，少了些许收入。
在法肯离开前，我们曾经享受过美好的相处时光，有时一起坐在客厅里看电影。妈妈和我抽大麻，法肯因患囊肿性纤维化疾病而无法吸烟，妈妈就为他做饼干，在里面放了大量的大麻和印度大麻。印度大麻来自土耳其，不容易拿到，她只能在朋友旅游带回来时，才得以分享少许，不过她总会在法肯的饼干里加入一些。我想，“这显示她一定是在乎我们的。”
母亲的娘家姓塔许（Tarshus)，这透露了她犹太人的血统。我的祖父母常说，我们和大数的扫罗（Saul of Tarsus)有亲戚关系，但我认为她是在开玩笑。当我们搬到纽约后，我母亲发现大半的演艺事业工作者都是犹太人。她以犹太人血统自豪，但对犹太教却没兴趣。
在那次斗殴事件后数周，我的成绩单寄来了。我害怕、颤抖地拆开它，扫视整张成绩单。果然，惨不忍睹。我快速地折起放入口袋。这种成绩怎么给妈妈看呢？
那个夜晚我心里充满了恐惧，我知道她一定会大叫、沮丧，可能最后还会大哭一场。我又再度想到自杀，也许我可以从公寓屋顶跳下去。我怀疑通往屋顶的门是否上了锁，我坐电梯上顶楼，通过长廊，走上往顶层的楼梯。试试门把，很容易就转开了。我走出门外上到屋顶，爬上屋檐往下看，十六层楼，街上嘈杂声回荡在我耳际：汽车喇叭声、引擎加速声，以及远方呼啸的警笛声。从高楼往下看，路上行人好似成群的蚂蚁般横冲直撞。
“为什么他们这般匆忙？”我问自己。“他们都往何处去呢？”我知道大部分的人汲汲营营，都是为了赚钱。
我想到我的父亲，他是个拥有数百万财产的富翁，但他并不是衔着银汤匙出生的。祖父在他七岁时就过世了，他是四个儿子中的长子。在街角卖报纸、做任何找得到的工作，尽可能地帮助他的家庭，喂饱家里几张饥饿的小口。当他的弟弟们长大了些，可以开始工作分担家计时，他正满十六岁预备离开家。离开当时口袋里只有几毛钱。二次大战他加入了空军学习飞行，尽可能地大量吸收与飞机相关的一切知识。
大战后他退役，开始筹划自己的公司，他有敏锐精准的商业头脑，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事业王国。最后，他拥有两家航空公司和数架飞机。他热爱飞行和飞机，所以当我哥出生时，他以装有涡轮引擎的猎鹰（Falcon)来为他命名，而我则是以道格拉斯飞机（Douglas)为名。我想跟我同名的飞机比较厉害。
当我父亲有闲暇时间时（这种机会不常有），他最喜欢的消遣是驾着自己的飞机和赛车。他和我母亲离异后搬到佛罗里达，住在一个须有特别执照或通行证才得以进入的独特小岛。当我去拜访他时，我很高兴他有女仆和男管家，他们俩经常是我仅有的同伴。父亲每日和我一起共进早餐，但他通常总是把自己埋在报纸堆中。如果我和他说话，有时他会放下报纸回答我，但其它时间就仅仅是咕哝两声。我太年轻了，不晓得紧凑的行程让他没法休息，而早上阅报的几分钟，是他整天下来唯一可能属于自己的时间。没错，他有一架莱尔喷射机、一台劳斯莱斯汽车、安全警卫和自己的游艇，但他看起来并不快乐。他是个有强烈意志力的人，因为他下定决心绝不再贫穷，因此他的生活非常紧张，经常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他成长于浸信会家庭，但宗教对他而言，只是家人朋友灌输给他的，他自己并不想参与。当他的第一任太太和男婴在飞机失事去世后，我想他已失去了那仅有的一些信仰，并认定自己是个无神论者。
一阵风吹起，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现实。我把脚趾伸出屋檐，靠着墙边，希望下一阵风就能把我吹下去，免得我必需自己有勇气跳下去。当我站在那儿迟疑时，我想起几天前在报纸上读到有个人从八楼摔下，失掉了一只手臂，背也折断了，但最后却没死而残活着。如果我也没摔死呢？如果我落到终身疼痛残废的下场呢？我一直发抖着。
其它事也拉扯着我，我是个惯常好奇的人，如果今天我去世了，明天我会错失了什么吗？也许我最好还是撑着吧！
自杀的方便在于你总是可以延期。数年后的某一天，我母亲来电说她正准备自杀，我举出这个“自杀的方便”，因而救了她一命。
我从屋檐爬了下来，坐在那儿，一段啤酒广告突然跳入我脑海里：“人生不能再来过，要抓住机会，实时欢乐。”这理念吸引着我。我要抓住所有可能欢笑刺激的机会，当我得到时，还要追求更大的。为什么要唏嘘说了一大堆吞安眠药、跳楼之类的事呢？为什么不干脆一鼓作气，出外闯一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