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导言:圣经的成书、翻译与流传


  《圣经》本身就显示出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来源在于上帝。世上没有其他任何书籍能象圣经这样,圆满地回答人内心的疑问,满足人内在的渴求。圣经超越于时代与地域,民族与语言,充满了能启迪人心,圣化人生的神圣知识与真理。
  圣经里所记载的真道,乃是那位又真又活之上帝的启示。若是凭着单纯质朴的信心领受,必从中获得改变人生的能力。在历史的长河中,圣经得以神奇地写成并保留下来,流传至今,藉以改变人心与世界,实在得力于上天悉心的阐发与保护。
圣经写作的方式与目的
  在罪恶尚未进入世界之前,亚当能享有与造物主直接的交往;可是,自从人类因犯罪而与上帝隔绝之后,他们就失去了这种无上的权利。虽然如此,借着救赎计划已经开辟了一条途径,使地上的人仍能与上天取得联络。上帝借着他的灵与人交往,并借着启示他所拣选之仆人将神圣的光分赐与世人。“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后1:21)
  在人类历史的起初两千五百年间,并没有写成的启示。那些曾受上帝训诲的人用口授的方法教训人,父子相传,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至于写成书卷的经典,则始自摩西的时代。那时已将灵感的启示汇订成册。从创世记和律法书的作者摩西起,直到写福音中最崇高之真理的约翰为止,这工作一直延续了一千六百年之久。
  《圣经》自述乃上帝所着,然而却是借人手写成的;而各卷中不同的笔调,也表现了作者的不同性格。《圣经》中的真理固然“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提后3:16)但却是用人的言语表达出来。那位无穷者曾借着他的圣灵,光照他众仆人的心思意念。他曾使他们看见异象和异梦,表号和象征,得到真理之启示,然后用人的话语将这些意念具体的表达出来。
  十条诫命是上帝亲口颁布,亲手书写的;完全是神的作品,而并非人的作品。可是《圣经》全书乃是用人的话语表达上帝所赐的真理,这就显明了神与人的联合。这一联合也存在那位既是上帝的儿子,同时也是“人子”基督的性格上。这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1:14)这一句话,在基督固然是真实的,在《圣经》也是如此。
  写作《圣经》的人既生存于不同的时代,他们的身份职业既不相同,而智力和属灵的天赋也各异,因此,《圣经》各卷的文体有着很大的区别,而所彰显主题的性质也各有不同。这些不同的作者因用了不同的语气;故往往对于同一的真理,一个人比另一个人表达得更为明显。所以一个题目经过几个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关系上去发挥,对于一般肤浅,不求甚解,或有成见的读者,或许会显着有自相矛盾之处;但一个审慎,敬畏上帝,而有清晰眼光的读者,却能看出其中基本上的和谐。真理既经不同的作者发挥出来,就可以有多方面的表现。一个作者对于一个题目的某一方面受到较深的印象;他能掌握那与自己经验或理解力和体会力相称的几个要点;另一个人则掌握到另一方面;于是每一个人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将自己心中所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写出来,各人对真理写出不同的一方面,而全部却呈现着完全的和谐。这样,显示的许多真理都能联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并能适合于处境和经验不同之人们的需要。
  上帝乐意借着人为媒介,将他的真理传给世人;他也亲自借着他的圣灵,使人有资格和能力来担任这一工作。他引导人的思想选择所当说的和所当写的。真理的财宝虽是放在瓦器里,但它毕竟是从天上来的;所作的见证虽然是用世人不完全的语言表达出来,但它总是上帝的见证;而且上帝每一个顺命有信心的儿女,都可以在其中看出神圣能力的光荣,满有恩典和真理。
  上帝已经在他的圣言中,将有关救恩必需的知识交付与人。人应当接受《圣经》为具有权威而毫无错误之上帝旨意的启示。它是品格的标准,真道的启示者,和经验的试金石。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3:16-17)
  上帝虽已借着《圣经》将他的旨意启示给人,但这并不是说圣灵的继续同在与引导不再需要了。反之,我们的救主还应许赐下圣灵向他的仆人解释《圣经》,启发并应用《圣经》中的教训。再者,《圣经》既是上帝的灵所默示的,则圣灵的教训就绝不至于与《圣经》的教训相抵触。
  圣灵的赐予,绝不是——而且永不会——取《圣经》而代之的;因为《圣经》明说上帝的圣言乃是测验一切教训与经验的标准。使徒约翰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约壹4:1) 以赛亚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赛8:20)
原本与译本
  旧约圣经最早是用希伯来文写在皮卷、布卷或羊皮纸上的。这此书卷后来被译成了希腊文,最早的希腊译本为“七十士译本”。这个译本在公元前285年左右成书,是由亚历山大时期的七十位犹太学者为亚历山大图书馆而翻译的。据说,亚历山大帝王所以颁布命令翻译《旧约圣经》,是因为他在公元前332年游耶路撒冷时从但以理书中的预言得知,希腊将被波斯国所倾覆。这个译本正是耶稣时代通用的版本。
  除了马太福音之外,《新约圣经》中的各卷书最初都是用希腊文写成的;马太福音是先用希伯来文写成,后来移译为希腊文的。
  对《七十士译本》与《新约圣经》较早的拉丁文翻译,是由不同的个人进行的。细致而全面的拉丁圣经译本则出现于公元383至公元405年间。
印刷术与圣经
  在印刷术未得发明之前,世上只有手抄本圣经,因此其流传范围明显受到限制。更不幸的是,那启迪人心并使人得救的真理,数世纪来被谬论、迷信及黑暗时代的离经背道所淹没。寻常百姓对《圣经》一书的内容,所知无几。
  但随着十五世纪中叶西方印刷术的发明,以及随即而来盛行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的推进,把《圣经》的流传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为福音传遍万国作好了准备。值得注意的是,活字印刷术发明以来所印行的第一本书,是1456年在德国约翰古敦堡(John Gutenberg)印刷所印制的拉丁文本《圣经》。1911年纽约市以五万美元的高价,购得这一版本。这是当时最为昂贵的一本书了。
本国语言本圣经
  到此为止,所出版的《圣经》均为古代语言本,平信徒间很少能读懂的。因为没有上帝的话语在手中,所种下的好种,也容易被毁坏。以至一些叹慕真理之纯洁的人这样说:“倘若百姓手中有了上帝的话,这种毁坏就不可能发生了。若是没有上帝的话语,又如何叫寻常百姓掌握真理呢?”
  为什么人民不能有用自己语言所写成的《圣经》呢?摩西岂不是用当时的语言写作吗?古代的先知们不也都是用百姓的语言传达上帝的信息吗?就连《新约圣经》本身,不也是用当时通行于罗马世界的语言写成的吗?!
  公元1380年,约翰威克利夫将《圣经》译成了英文。这件事不仅促动了宗教改革的开始,而且为英国基督教的复兴铺平了道路。随后,成千上万的人手中拥有了上帝的话语。在当时要做这样的翻译,是需要一种不畏一切的胆识的。威克利夫为翻译《圣经》受到了来自多方的攻击,因为他们宣称“他把仅为神职人员所用的书,介绍到了寻常百姓之中。”高傲的神甫们攻击威克利夫的这一举动,是“把福音的宝贵珍珠扔给猪践踏。”然而,威克利夫却在英译本《圣经》的前言中,唿吁所有的人用心地查考圣经。
  在德国,当年仅20岁的马丁路德在Erfurt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一本全本《圣经》。这位德国改革家的心里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敬畏与喜乐。“上帝啊!”他低声说道,“倘若我有这样一本书,我就无希冀任何别的财宝了。”不久,他在一间修道院看到了一本用铁链锁着的《圣经》。从此,便常来此拜读。但是,除了在英国之外,各地的《圣经》也都还是古文本;只有受过良好教育者,方能读懂。路德不明白,为什么要将上帝活的话语锁在死的语言之中呢?因此,他决定要象威克利夫一样,给自己的同胞一本德语的《圣经》。1522年,德文《新约圣经》问世了;12年之后,全本德语《圣经》便开始在德国流行了。
  带着同样的想法,威廉敦德尔(William Tyndale),在1525年将《新约圣经》和部分《旧约圣经》译成了通俗的英语。他立志,若是上帝给他足够的时间与生命,他将尽力将圣经译得通俗易懂,甚至一般都能明白;甚至超过当时神职人员所明白的。
  第一本完整的《圣经》是1545年在瑞士出版发行的。接着其他版本的《圣经》也相继问世,将真理的亮光散布于世间。
焚烧《圣经》与《圣经》的传播
  自从罪侵入世界以来,真理的演进,从来就不是没有阻挠的。这时反对真理的势力起来,开始焚烧通俗的《圣经》。1527年在伦敦圣保罗十字架大教堂前所烧的第一批圣书,是敦德尔译的《新约圣经》。1530年敦德尔译本的第二版,又被焚烧。稍后,大批的威克利夫、敦德尔、巴斯尔(Basil)等其他译本,纷纷被烧。
  威克利夫死后43年,即1428年,罗马天主教召开的“康斯坦斯议会”决定,将他的尸体掘出焚烧。1536年10月6日,德国王查利五世,下令将敦德尔烧死。英格兰的享利三世这样写道:“如果路德不悔改,就要将他与他的书稿一起付之一炬。”在那个灵性黑暗的时期,许多爱慕真理者的命运就是这样。
  然而,反对者凶恶的烈火却奈何不了“圣灵的宝剑”的。正如《圣经》所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来4:12)当上帝的话进入人心时,就给人带来了真正的自由。民间自上到下,学《圣经》的热情有增无减。一些大的圣经公会纷纷在英国、美国、以及欧洲的其他国家成立,专司将《圣经》传往全世界。
中文圣经译本
  最早的中文圣经译本,当数公元七世纪“大秦景教”所用的《新约圣经》。可惜,完整的译本并能流传下来。第一本完整的中文圣经,是1822年由马士曼博士与拉沙合译的。1823年,马礼逊也有中文译本问世。1837年又在印尼出版了马礼逊本修订本《新遗诏书》。1854年又有由英美两国传教士合译的《代表译本》流行。1890年之后,又有深文理本、浅文理本及白话文本,以及一些不同方语的地方性《圣经》译本。1919年,中外教士合作,才有了最为流行的《国语和合译本》。《和合本》又分“上帝”版与“神”版。国语和合本以修订本英文钦定圣经为基础。和合本之后,又有一些当代与现代中文译本,这里不一一举例。
  越来越多的现代中国人,对《圣经》有了越来越深的兴趣。《圣经》在中国的流传,也越来越广。1999年3月16日,中国基督教协会举行“完成印刷两千圣经庆典”。仅此一例,就足资说明。可喜的是,信奉上帝不再被当作无知与愚蠢的表现。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不仅有大量研究基督教与基督教文化的有识之士,而且信奉上帝者,也大有人在。“文化基督徒”的出现,当是最好的说明。海外华人对《圣经》所表现的兴趣,更是可嘉。有华人的地方,就几乎有华人教会。华人所开办的圣经研究院,神学院也不在少数。可以说,古老的《圣经》,正以新的光芒,普亮有着四千年历史的神州儿女。研究圣经的热浪,正在海内外广大中国人的心中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