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阴暗的一面来看－－
    举世惶惶，这世界的人心，莫不感觉大祸之将临似的。到处有哭位，悲哀，恐怖，忧虑；国家崩溃，骨肉分离。世界没有平安，许多家庭没有平安，人心都没有平安，这是一个不安的世代。

    在街上，到处可以看到脸长长的人。现在做人比以往都困难了。失业与饥饿的群众，为每一个国家与社会之最大最头痛的问题。经济的不景，笼罩在世界每一个角落。美国虽然以金钱去援助别人，但美国人每晚必须吞食安眠药始能睡觉的人愈来愈多了。据贝尔博士所著的一卷书内，说：“每天晚上全美国人为了睡觉要消耗六百万斤安眠药。这一惊人的报告是好几年前制药工业会议宣布出来的。但据专家统计，还是往少里说的。据近年来的统计，美国人每夜要吞掉一千九百万片安眠药。”（Norman Peale;"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在一九五三年的一年内，有一万六千个美国人用自杀的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同一年内，美国人用在星相家身上，问休咎的钱，计有一亿二千万美元之钜。请问世上那里才是安乐窝呢？金钱，汽车，电视，冰箱，一切新式的科学设备，能使人的内心满足么？跳舞，电影，戏剧，各种各样富于剌激性的新玩艺儿，能减少人们心灵里面的忧虑不安么？作者并非故作骇人听闻之词；事实上，这世界确是变了，人心大变了。自从两次大战以来，人类对于他自己的同类，愈来愈残忍了。人好象失去了理性的，凡不与自己相同的，务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斗争，残杀，无所不用其极！

    由个人而看到国际，情形也是如此；热战，冷战，核子武器的竞赛，飞弹的发明，氢弹的试验，人类所疯狂努力的，就是那些毁灭整个人类的武器。人类为什么不能互相合作，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要如此充满了仇恨，嫉妒，纷争呢！这世界可以说，混乱，动荡，紧张，恐怖之极了！

    谁都觉得世界与人类愈来愈失常，愈过愈有问题了。但毛病究竟出在那里呢？为什么人性是这样的败坏呢？为什么行善是这样的困难，而行恶又是这样的容易呢？

    无可否认的，是罪败坏了世界与人类。罪恶是人类最大的仇敌。它是非常凶恶可怕的。罪能使人的心灵负极重的债，无法偿还；罪使人养成坏习惯，以后受其束缚。犯罪之时，作恶是自由的，后来就身不由主，欲罢不能，就作了罪恶的奴仆，不但他自己的品格受到罪恶的破坏，同时犯罪者务必变为诱惑别人一同犯罪的恶魔，而施毒害于他的亲戚朋友。世界上的种种忧愁苦恼，流血纷争的事，无一不由于罪恶。罪恶招来了万般苦痛！罪引起仇恨，凶杀。罪的工价乃是死。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肤色国籍，凡人迹所到之地，到处都有罪恶，因此到处都有苦痛，到处都有死亡，不论是文明人，或野蛮人，不论男女老幼，不论地位高低贵贱，有学问与没有学问，不论人把罪恶怎样改姓换名，甚至称其为艺术，浪漫，黄色，舞蹈，然其为罪也则一，天下乌鸦一样黑，犯罪是人人都会，不必要别人教导的。但罪恶不是二十世纪的产品。罪恶是古已有之，不过于今为烈；它早已深深地扎根在世人心中。人类的历史与良心，各国的文学与法律，都可以证明罪恶的普遍，显明人类无时无地，没有不犯罪作恶的。我们决不要视罪恶，仅为宗教家囗中吓人的名词。

    自古迄今，从历史中都可以看到罪恶之如何为患。攘夺，凶杀，战争，涂满了全部历史。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历史上许多伟人君王，不少是经过后人渲染着色的。黑面可以涂上白粉，白面可以着上黑色。历史的真实性是不完全可靠的。历史上的朝代虽然不断的改换，但每一个朝代的故事，根本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丑恶，一样的狰狞。

    良心是第二个见证人。良心可以证明罪恶怎样辖制人的意志，使人在那罪恶的权势之下，以致人若犯罪，若水之就下那么容易，要不犯罪，则难如登天。罪使人的良心有情虚内疚的感觉，凭你有多大的力量都不能摆脱它。罪可使人心惊肉跳，梦魂不安。圣保罗的一段话，说尽了每一个与罪挣扎者的苦情：“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若我去作所不愿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苦阿，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七19-24）

    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是第三位见证人。伟大的著作无不刻划入微的写出各时代的社会实情。成功的作品原是人生的素描，绘影绘色，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奸诈刁滑，喜笑怒骂，生离死别，动人的悲剧，有血有泪，惊心动魄……所谓文学的巨著，不过是描写人类的罪恶，把人的真相，赤裸裸地揭晓在读者的眼前而已。愈读文学作品，愈看透了人类的本来面目。举凡可歌可泣的故事，都脱不了罪恶的播弄。不但历史是一部人类罪恶史的记实，文学亦何尚不是如此呢？所谓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其价值就是因为它最能描写人类的罪恶。

    法律又是一位见证人。没有法律，人就不知道何谓罪。法律是为要叫人知罪。法律愈多，也就证明人的罪恶愈多。世界各国，愈是开化，愈称为“文明”的，法律的条文，也就越来越多，多到繁而且精，但是许多人就在法律条文的空隙中，想法子犯罪，许多律师也从法律的空隙中，去替人解脱罪过，于是制法者再制定了几条法律来弥补空隙，但犯法者又想新的方法，与制法者互相斗法。现在“文明”社会的法律，已多到不可胜数，但是犯罪者反而越来越多。到处的监狱，都有人满之患。如今，历史，良心，文学，法律都站起来，围着我们，指证人类的罪恶。圣经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神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可是，今天常有人把犯罪的原因，诿诸于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的身上去；也有人把一切罪过都归在资本家身上，好似没有钱的人都是心地善良的，惟有资本家生来就是坏蛋。或者有人想；一个人只要有钱，经济充足，环境好了，就天然不会犯罪了，贪心，嫉妒也没有了，恨人，骄傲，暗中破坏排挤的事，统统都没有了，所以只要改善环境或者在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社会中，将来人都不会再犯罪了；那时，在这样的政府之下，法律可以完全取消了，既然人都不会犯罪，法律还有什么用处呢？

    还有人，以为犯罪是由于愚昧无知：只要受教育，读了书，人就不会犯罪了。所以，今天有不少人视教育为万能；于是提倡教育，普及教育，扫除文盲，甚至有人认为藉着教育，猴子都可以教他象人一样－－但最令这些人叹气的事，就是：今天许多受教育的人，不是不犯罪，乃是犯罪犯得更聪明，更狡猾。如果，教育可以教人不犯罪；那末，受大学教育者，道德与人格都应当比社会中一般人都高了，但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不否定教育的价值，我们也承认社会，经济，政治都需要改革；但犯罪的原因，根本是另有所在的。我们不要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我们不须要说，问题都出在社会，知识，经济上。我们应当有勇气承认说，问题出在我身上，我自己有毛病，我的心有毛病，我这个“人”有问题，我所需要的是对付“我”自己的毛病。罪恶是心里发出来的。罪是由于内心的关系。人类若欲脱离罪恶的权势，跳出痛苦死亡的圈子，除了“心”的革新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了。那末，人类怎么能使自己的心得到革新呢？显然，没有人凭着自己的力量，能够做到这点。人类所亟需的乃是一位救主，使人类从罪恶里得到拯救，也需要一个新造重生的生命，使人不喜欢犯罪，只喜欢行义。大卫犯罪以后，曾觉悟到有这样的需要，他曾呼吁，说：“神阿，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从新有正直的灵。”

    （二）现在我们从光明的方面，举出一些事实，来证明接受救恩的人是如何有凭有据的，知道他们所信的是何等的真实可靠。

    人若真欲考虑接受救恩的，当然可以把别人的经验，作为自己的参考，此所谓“欲知前面路，先问过来人”。

    凡福音所到之处，最显着的效果，就是罪人悔改得救了。以往沉湎罪中者完全改变了。以往家庭破裂者得以重圆。以往嫖赌饮吹，无法自拔者，靠着福音的大能，得到释放。以往被鬼所附者，一信耶稣，鬼就吓退了。以往人生到了穷途末日，失败堕落，预备一死了之的，等到一听福音，又复从新翻身，有前后判若两人者。

    有一位名叫白雷（Billy Bray）的，本来是一个无恶不作的酒鬼，他曾犯了大罪下过监狱。他的面貌充满了一股煞气，甚至他在街上走路时，小孩子见了都会往屋里逃跑，但当白雷信主以后，却变成了一个为千万人造福的人。小孩子都叫他白叔叔，小孩子看见他的时候，都会自动地去偎依在他的身边。当白雷死的时候，全城居民数万人都出来给他送殡。牧师在他的坟墓前。说：“这个没有什么学问的人，曾使千万人因他得福，乃是主耶稣拯救的工作。”

    富司迪曾经这样说：“假如木星上有人来参观地球，他们看见许多礼拜堂，听见许多人唱赞美诗，就问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以为该如此说：耶稣基督对于人类没有科学的，美术的，政治法律的直接贡献－－这些问题，都不是他所注意的。他只做了一件事，他所贡献于人类的，就是帮助人拒绝罪恶，建立品格，而这两样是人生最难解决的问题，但耶稣把这问题解决了，所以科学美术政治法律，都受耶稣莫大的德泽。他能这样适应人类的根本需要，所以他诞生的日子，人们就拿来当作年代的纪元，随时纪念他临世救助人类绝望成善的功德。”

    南美洲梯拉得佛哥群岛上的土人，原极野蛮，顽梗堕落已达极点。从事生物研究的达尔文游历该岛之后，对人说；“我宁可去开化街上的狗，不愿意去开化那些土人”。这话传播出去，有一位热心的基督徒，名叫柏里兹（Tom Bridge）听见了，就请求到该岛去传道。他工作的本钱只是一本圣经。十二年之后，达尔文又到那岛上，只见那些土人衣饰整洁，往礼拜堂去礼拜，野蛮的习气已化为文明了。福音的能力改变了如此野蛮的民族。

    有一位纽约的商人（J.C.Penney）曾经这样说：“我以前倚靠钱财胜过倚靠神，我终于失去了个人的财产约有四千万美元之巨。一九五二年在美国不景气的时候，我的神经受到极大的刺激，不能支持，就被送入了医院。我似乎已经走到死亡边缘，故勉强自己参加了一次仪式简单的崇拜。诗歌的词句是：“疲乏的人，靠在他的胸膛罢，神必会看顾你……”。当时所念的圣经为：“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以后，我就这样祷告说：“主阿！你肯看顾我吗？”希奇得很，片刻以后，重担从我的心灵里面落掉了。我离开小礼拜堂的时候，觉得死亡的绳索，从我的身上已经解脱，我的内心充满了新生的希望。我的身体的康复，就在当时开始确定了。

    许多基督徒是在死亡的边缘得到拯救的。许多人因信耶稣从绝望中得到安慰，重新得着生的勇气，创造光明的前途。但人生终有一天，难逃死亡的大关。信与不信的人到了那时，就要显出极大的差别。

    以前有一个反对基督教最激烈的无神主义者福尔泰（Voltaire）。当他临死时，大喊：“我怕！我怕！”他的临死情形非常恐怖。他自认是被神与人所弃绝了。他请求一位牧师来与他谈话，他甚至愿意弃绝他的无神主义，但那位牧师去到他病房时，被他的党徒，无神主义者挡驾，无法进去。这一个不信有神，不信有天堂地狱的人，承认自己要下地狱去了；他的恐惧，痛苦，挣扎，使旁观者都毛发为之悚然。有一个叫做马锡尔的（Mareschal de Richelieu）从病房中，因惧怕而逃了出来。他的护士后来曾对人说：如果病人是一位无神主义者，不管他出多少钱，她是无论如何不去的。

    但如果临终的，是一位真实信主的人，情形就大不相同。作者曾到医院里去，为一个病人祈祷。在他弥留之际，他的妻子在床边唱诗安慰他，我看见他的嘴唇也随着节拍开闭，与我们一同唱诗。还有不少信徒，在未死以前，看见耶稣来迎接他，天堂的门为他开了，他（她）就含笑而终。也有人预先知道，他到什么时候要归天家，什么都准备好，等着那时候的来临。大卫曾说：“我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保罗亦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的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最后，谈一谈基督徒的祈祷罢：有些人怀疑祈祷的力量。他们以为圣经中所说的祈祷，有这样大的功效，完全是因为在圣经中，才有这样的记载；如果，撇开圣经来讲，祈祷是否真的能如此灵验呢？

    当然，如圣经所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否则，基督徒都可以为祈祷作见证的。每一个信徒多多少少，都有他们祈祷的经验。灵性好的基督徒，经验自然更丰富。若要举一些祈祷的例子，实在可以说，多得不胜枚举的。

    兹从手头的一本“谈道集”内（广学会出版），检出两个例子来，用以结束本文：

    “在一八七七年的前一年，美国三十二州都受蝗灾，各处田野，尽成废圩，饥民倚靠政府维持生活的，不知有多少万人。因此，有六个州的州长，因其所辖境地受蝗害最深，便于一八七六年十月召集了各着名昆虫学者在俄马哈开会讨论，研究怎样解决除蝗问题。各种建议和方法，都已试过，结果，不见功效，直至最后由达科他的州长建议，以祈祷的方法来救治，指定某一日为除蝗公祷日。其时参与讨论者，大多数对此建议都表藐视，并表怀疑。但无论如何，总要用方法，否则不久饥荒的情形，会更趋严重，于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就公布，宣告一八七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为公祷日。祷告后的第二日，天气突然转热，而且非常的热，热烈的阳光照在土地上，把所有的蝗虫的幼虫暴露于泥土上。经过了数日的炎热的天气，气温突然下降，逐渐寒冷起来：直至某晚，特别寒冷，润湿的泥土，完全结了冰，所有蝗虫未孵的卵与幼虫都被冰结成块。冰结了数日，天气转暖溶化，但蝗虫，幼虫，蝗卵均已冰死。自此以后，蝗虫就绝迹了。这事在美国有官方的文书为证，显明祈祷的力量，如何伟大。

    “关于个人的经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乔治莫勒（George Muller）。凡读过他生平传记的，当能记得在他初创孤儿院时，目的不过是收容少数孤儿，绝未想到他的成就有那么大。他在工作时，总是祷告，祷告后，每获上帝的回答。现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城最大的孤儿院，就是他实际由祷告所得之永久的纪念碑，因为莫勒一生中，所收得为建筑孤儿院，或为维持孤儿院的费用的捐款，超过了一百二十五万镑；但这种捐款全是由各方自动送来的，莫勒从未向人募捐过一分钱。他是德国人，住在英国，扶养约二千个孤儿，可是他没有将他的需要宣布给大众知；他将他的需要直接地告诉神。每次祷告不久，即有回答，甚至有时他跪下祷告，还未起来，就有人送捐来了。”

    以上证据，绝非虚构，祷告确是一种伟大的力量。
    总之，在世上有痛苦，在主里有平安；在人间罪恶为患，信了耶稣，罪人能变为圣徒。谓予不信，则事实俱在，不容吾人诡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