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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长历史
上文已提过，族长历史(十一27一五十26)分成五段，以一至十一章所用过的文学技巧来划分——即所谓「妥拉杜」结构式(第99页)。其中三段，若以内容为本，便能清楚辨认出划分的界线。它们是三组故事——亚伯拉罕(十一 27一二十五 18)，雅各(二十五 19一三十七 1)，以及约瑟那较长的记载(三十七 2一五十 26)。其余两段，亦以「妥拉杜」结构式来介绍，它们是头两段之后的简短族谱。每个族谱，就是那段落的整个内容，它补充了上一个段落，并记下了次要的角色——在亚伯拉罕故事之后(二十五 12一18)，补记了以实玛利，在雅各故事之后(三十六 1一43)，补记了以扫。由此显示，以撒的角色在族长传统并不太重要，因为没有独立的段落记载他的事迹。 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与祝福，代表着一全新的发展。神在历史中工作，带来了一连串的事件，目的是治疗他与人之间因罪而引起的创伤。因此我们需要简略回顾救恩历史的背景，并且尽可能准确地将圣经事件，安置在这个概括的架构之内。 威尔浩生文学的批判观点，在十九世纪末取得了明显的胜利，那时族长故事的历史性，全得反面和极端的评价。其宗教性的内容，被认为是反映写作时的观念而矣——可能是王朝年代早期(主前九至八世纪)，或者是被掳后期(六至五世纪)。族长只是天象神话的人物、迦南的神明和英雄，是从以色列之前的民间故事借用出来的：又或者是部落的拟人化——部落的历史，便转化为族长的迁移和关系。如果按这些观点推论，则主前三千年至二千年的历史，是不能被知悉的了。但自此之后，学者便发现很丰富的资料，包括百多个分布在巴勒斯坦、叙利亚，及米所波大米的考古地点，并有数以万计的抄本和文献。这些资料容许我们大致重整早期近东历史，至少是主要文化中心的历史——埃及和米所波大米。虽然仍有不少缺口和问题尚待回答，但基本上，这些资料已使我们更认识当时的情况，它已经不再是「黑暗时代」了。以下是这个时代的一些重要事件。 史前时代。正式的历史开始于古代近东古史的三千年后。那时候，埃及与米所波大米的大河谷两岸，已经有丰盛的文化兴起。在米所波大米有先进的农业，他们已具备完善的灌溉及排水系统。城市建立了，大型的灌溉计划开始要求集体力量，进而要求具有复杂行政结构的城邦。技术已经发展了，而文字也开始应用。在埃及亦然，当第一段历史记录下来时，那时的埃及，已经是一个以法老为首的联合国家。现存证据显示，在史前时代，埃及无数的地方区域已分成两大帝国，其一位于北部的三角洲，而另一个则在南部。此时，象形文字已经超越了它的原始阶段。在第四朝(Fourth－dynasty ,约二六○○)的早期历史中，君主已经可以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在基撒(GIZa)兴建巨大的金字塔，这不是反映了上述的发展吗？而且，埃及与米所波大米各位于圣经世界的两个极端，竟然已经有所接触，产生了重要的文化交流。在以色列形成之前一千五百年，近东已经目睹两个主要的文化，带着它们所有基本的成就，在历史的黎明露出文明的曙光。 古代近东，主前三千年○年。①米扬所大米。在历史的黎明时份，苏默人已经在米所波大米创造了成熟的文化：此文化的根源与发展已经无从查考。政治上，它是由独立的城邦组成(早期朝代，约二八○○一二三六○)。他们的庙宇，紧密结合了宗教与政治势力，是苏默人生活的中心。庙宇的文士已发明了楔形文字，后期亚述及巴比伦文献中的史诗及神话，最初便是在这个时期写成雏型的。这时贸易、商业，及经济都开花结果。
除了苏默人以外，闪族人亦已居住在米所波大米以南。他们第一个冒升的城邦，称为亚甲，所以他们又称亚甲人。他们深受苏默人的文化与宗教影响，采用了楔形的字母，转化为自己的语言。最后一个名撒珥根(sargon)的闪族领袖，夺权后成立一个持续了一百八十年的帝国(二三六○一二一八○)。他的朝代控制了整个米所波大米，国土伸延到东边的以拦(Elam)及地中海。 大约在二一八○，一个称为吉迪(Guti)的野蛮民族，从札格洛斯山东来，横扫亚甲帝国：亚甲帝国消失后，下一个世纪的历史极之模糊，但大约到了二○五○年，南部的苏默城邦打败了吉迪的军队，苏默人在吾珥建立了第三个朝代(二○六○ ——九五○ )，成为苏默文明最后一次光荣的复兴。这个朝代的创始人吾珥南模(Ur-nammu)，以其法典最为闻名。此段时期，亚甲人与苏默人无论在文化或部族方面，都能和平共存，而亚甲人及亚甲人文化，渐渐取代了苏默文化。虽然在文士的圈子，苏默文继续被视为神圣的传统文字，但已不再在民间流传。当神在迦勒底的吾珥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苏默文化已经历了萌芽、长大，及衰老的阶段，并且深深影响了亚甲人及其后继者。二○○○年之后，吾珥第三王朝很快便衰亡，新民族不断涌入，其中亚摩利人最突出，他们在往后几百年间，塑造了南部及北部的米所波大米历史。 ②埃及。埃及这个高度文明的国家，统一了差不多七百年。这个古代文明国留下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她的金字塔一一依据埃及对死亡的信仰而建造的巨大「纪念碑」，四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仍能使参观者感到惊讶。这个兴盛的文化就是埃及古代王朝(OldKingdom，二九○○至二三○○)——由南方的君王建立，到第三及第四个朝代便达到顶峰(约二六○○至二四○○。埃及那些独特的文化特征，就是这时候形成的。在一次意外中，第五及第六代法老的著作被人发现了，它们只是光荣的第三及第四王朝的模糊倒影。这些著作盖在金字塔的墙上，附有小心刻上的魔咒及诗歌，称为「金字塔经」，是现存最古老的宗教著作。 到了二十三世纪，因为中央权力消失，地方总督叛变，破坏了统一的局面，埃及的经济与社会都陷入混乱的状态之中，这时期称为第一个中期(Intermediate Period，约二二○○至二○五○)。当时的文献强烈地反映出生活的困苦与国家的厄运。最后，在二十世纪中期，第十一朝的底比斯王朝(Thebes Dynasty)重新统一国家，带领埃及进入中期王朝(Middle Kingdom)——埃及第二个伟大的稳定时期。早在亚伯拉罕之前，埃及已经历一千年的进展与文明。 ③叙利亚一巴勒斯坦。主前三千年以前的叙利亚及巴勒斯坦已湮没在史前的迷雾里：但到最近(一九七五一七六年间)，在TellMardikh(以巴[Ebla]，近现代的阿立普[Aleepo])寻到近二万块泥版，令学者们相信，在主前三千年中期，有一个巨大的帝国统治此地，附庸城市包括遥远的居比路、西乃、安拿托利亚(Anatolia)，及米所波大米高原。直至目前为止，对楔形文字的翻译及著作，以及对出土文物的分析，仍未有足够的进展，不能让我们深入了解早铜器时代的文明，以及它对圣经研究有何冲击。 主前三千年，巴勒斯坦的特征是：布满细小、巩固、防御力强*的城市：出土的耶利哥、米吉多、伯珊、拉吉等遗迹，都有这样特点。这里的居民通常被称为迦南人(因为后期文件称此地为迦南)。考古学的证据显示，在主前二千余年，每一个我们所认识的迦南城市都被摧毁，早铜器文明便在此时消逝。那个民族进行破坏，我们不得而知，但学者估计是亚摩利人其中一族所为，那时他们刚渗进米所波大米。 族长时代，二○○○至一五○○。①米所波大米。大约主前一九五○年，吾珥第三(UrIII)刚刚衰亡；部份是因为西部闪族(常称亚摩利人)东来之故。跟着的两个世纪，下米所波大米的城邦互相斗争，到最后，几乎整个米所波大米的每一个城邦，都在亚摩利王朝的统治之下。虽然南部仍有亚甲人，但西部则完全被亚摩利人占据。这时期经济及行政很混乱，但不可算是黑暗年代。考古学家发现两个法典，其一是在伊斯奴拿(Eshnunna)找到的亚甲法典，另一个是在以鲜(Isin)发现的，由Lipit-Ishtar定立。两者均与圣经的约法典(出二十——二十三)相似。 这时，亚述与巴比伦首次扮演富历史意义的角色。她们在往后一千年，将会垄断亚甲历史；但在主前一九○○年，亚述仍受亚甲王朝管治。在遥远的西北部，有一个安拿托利亚的古城Kanish(现代的 KultePe，近土耳其的 Kayseri)，亚述人在此地建立了一个商业性的殖民区。这里找到的几千块泥版，被称为加柏多加经文，里面记载了这个殖民区的文化背景及人种分布。亚甲王朝的王权延续到一七五一年，那时Shamshi－adad创立了亚摩利王朝，在上米所波大米(Upper Mesopotanda)稍为得势，取代了亚甲王朝的地位。她的主要对手是马里城；后者于一七三○年摆脱了亚述的控。 在马里(Maril)全面施行的考古工作，令人认识了一个光芒四射的古代文化：考古学家在马里找到超过二万件文件，对了解族长背景有极高的价值。有一段短时间，马里是当时的主要势力，但亚述与马里两者在权力斗争中都不能得胜：胜利属于巴比伦那位罕模拉比(Hammurabi，一七二八——六八六)，他的亚摩利王朝自一八三○年便开始统治巴比伦。罕模拉比上台后，不单要面对马里及亚述，他还要应付拉沙(Larsa)；这是治理巴比伦以北整个米所波大米的以拦王朝。罕模拉比以一连串凌厉的攻势打败了对手，得到一片广大的国土——由尼尼微到波斯湾，都归在他手下。巴比伦第一个王朝的文化发展，令马里由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城，变成当时一个最伟大的文化中心。丰富的证据显示，马里在文学及著作方面的成就，是古代鲜有的。最重要的文献是罕模拉比法典。它以几世纪前的律法传统作基础(正如Ur－nammu，ZiPit－Ishtar，Eshnunna等法典一样)，与五经的律法有很多地方相似。虽然罕模拉比成就超凡，但他的王国随着他的死亡而终结。他的继承者上台后，附属的邦国很快便分裂了。但巴比伦仍然独立了百余年。到了后期，一群新兴的民族加瑟(Kassites)，从札格洛斯山横扫东方；这时，巴比伦已经在灭亡的边缘挣扎求存。 巴比伦之所以衰败以至亡国，部份原因是源于新民族的一次移民浪潮：他们主要是来自北方。移民运动看起来是破坏性的，这时期大部份的文献手稿不翼而飞，留下了两百年全无记录的空档，直至新邦国建立为止。最主要的新移民是何利人(Hurrians)；他们不属于闪族，在主前二千余年，定居于米所波大米的西北部，后来以武力移入这个地区。一五○○年以后的事迹，重新有文件记录，此时，何利人已控制迈坦尼王国(Mitanni Empire)，并由位于西面地中海附近奥朗提斯河(Orontes)河湾的亚拉勒(Alalakh)开始伸延，北至札格洛斯山脚，束至底格里斯河对岸。亚述高傲的王国亦臣服于她的脚下。主前十五世纪初期，何利人意图进犯埃及，希望统治「全球」。与何利人一起迁移的，是比较小的印欧人，他们可能只是统治阶层的贵族：大部份迈坦尼主国的君主名称，都是印欧语的。 在小亚细亚，一个讲印欧语的民族兴起，称为赫人(Hittites)。主前二千余年，他们移入小亚细亚中部，在城邦之间兴盛起来。到一五五○年，他们在小亚细亚中部及东部，创立了一个王国，首都是在Hattusas(现在的 Boghazkoy)，且很快便与迈坦尼王朝的何利人发生冲突。一五三○年巴比伦第一代王朝灭亡，并非由另一个米所波大米的势力所致，而是因古代赫人王朝的早期君主模斯理斯一世(MursiliSI)，闪电似的灭了巴比伦。然而，赫人仍未能控制小亚细亚，在往后一个世纪，他也未能成为大国。所以，一五○○年之后，米所波大米陷入分裂与混乱的状态之中，新的政治力量孕育成形，渐渐挣扎成超级国家。由这些新民族所引起的动乱，令埃及也被波及。 ②埃及。中期王朝是埃及第二次文化兴盛的稳定期，共有二百年之久(一九九—至一七八六)，而在他的第十二王朝达到顶峰：首都位于孟斐斯(Memphis)。这是盛极一时的光辉年代，文学及工艺达到空前绝后的最高点，智慧文学及传统故事也俯拾即是。这时出现了一种咒诅经，是埃及用来对付巴勒斯坦敌人的魔法：咒语写在碗上，碗打碎了，咒语便发挥魔力，经文内容显示埃及对大部份的巴勒斯坦国仍有一点控制权。 然而，十八世纪后半期，叛乱的王朝(十三至十四朝)标志着中期王朝的衰亡。国家因为太弱，巴勒斯坦及南叙利亚的外族人，竟能入侵而最后夺取了统治权。埃及人称他们为「许克索斯人」(Hyksos)，意即「外来的领袖」。他们的身份到现在仍有不少争辩，但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西部的闪族人(迦南人或亚摩利人)。他们把三角洲东北部的亚华里斯(Avaris)立为首都，统治埃及及部份的巴勒斯坦将近三个世纪(约一九五○——五四一)。约瑟及他的兄弟可能就在这时下埃及去。 上埃及(南部Upper Egypt)开始发起摆脱外族的独立战争。Ahmosis收复了亚华里斯，追赶许克索斯人到巴勒斯坦，攻占了们在Sharuhen的总部达三年之久。他建立了埃及第十八王朝。独立后，埃及觉得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他们首次进军亚洲。这项政策引起了一场正面冲突，当时已盘据亚洲的新势力，与他们一起争取雄霸世界的权力。卞斯达(J.H.Breasted)把这次斗争形容为「第一次国际主义。(the first Internationalism)；这时期与出埃及记最有关系。 ③叙利亚一巴勒斯坦。在这段时期，与米所波大米和埃及的主要文化中心比较，叙利亚及巴勒斯坦显得十分渺小。部份原因可能只是他们的出土文物比较少，但其实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才是主要的原因。 「现在，我们已能在整个近东背景里，把握了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巴勒斯坦面貌：明显地，这个地方只是文化的汇流地，在工艺及经济上却很贫乏。更且，他那政乱频仍的历史，每次抢掠和毁坏之后，都要经过一段长时间，由后来那些不同的民族重建起来。无怪乎这里的地层复杂，文物亦难以保存。最里，巴勒斯坦中部的潮湿气候，令那些用蒲草纸和羊皮卷写成的文献，很容易会腐坏，因此只有一些碑文留存下来(圣经得以保存是一个特殊的例外)。就算我们侥幸找到文献的残卷，但通常都是残缺不全，难以翻译，所以它们与文物之间的关系，实在极难确定。简括来说，对比邻近文化，巴勒斯坦的考古发现如属以色列以前的年代，那实际上已是『史前历史』了。 总括是：我们根本难以将这段时期的巴勒斯坦历史写出来：用几句概括性的说话，已经可以把它写完了。 到了主前二千年，经过了常称为铜器时代中期一段(MBI) 模糊不清的过渡时期，一个新的文化产生了，并从之而衍生出更进一步的都市文化。因为缺乏成文资料，考古学家称此文化为铜器时代中期二段(MBII)。后期著作常常借用当地地名，称此文化为「迦南文化」。这时期可以再按陶器之风格划分成两段——MB IIA(年份：二○○○/一九五○至—八○○)，是此文化的形成阶段；MB IIB·C (一八○○至一五五○/一五○○)。后一段代表着 MB 11A的继续发展，而产生了迦南文化的全盛阶段。一六○○年以后，在叙利亚一巴勒斯坦发现那些强盛又富裕的城邦，便是迦南文化的产物。以考古资料为基础，学者可以肯定，这时期的巴勒斯坦文明，与较强大的叙利亚，是一个连续体。埃及在第二次过渡期，受许克索斯的民族控制；此民族是迦南城市文化的主要部份，已是无可置疑的推论。许克索斯人势力衰退后，第十八王朝的法老，想要在亚洲创立埃及帝国，他受到主要的对抗力量，也是出于这个迦南文化。 因为从巴勒斯坦找不到关于这时期的文件，创造此文明的民族仍难确定。然而，大部份学者认为，巴勒斯坦的 MB II文化，是因为亚摩利人迁至迦南而产生的，他们从叙利亚中部及北部，大批大批的移居巴勒斯坦。这个推论的根据如下：同期的叙利亚陶器，与巴勒斯坦的极之相似：此时期巴勒斯坦的人物名称，出现在埃及的咒诅经内；米所波大米及叙利亚的同期文件中，有亚摩利人的名字。但依照现有证据我们并不能肯定地作出上述结论：第一，考古证据的性质是缄默的，只能提示，不能定论。巴勒斯坦突然出现陶器(MBIIA)，又与叙利亚有密切关系，可能是因为贸易及其他接触，引致陶器的扩散及风格的抄袭，所以可能是因为文化传递，而非民族迁移 第二，那些由米所波大米借用的亚摩利人名字，与巴勒斯坦那些名字相似，因此便认为他们身份相同，当然是不成熟的结论。而且，就算这基本的身份能够确定，也不能证明有一民族由米所波大米移居巴勒斯坦。好些证据指出，西部早期的闪族人，在渗入叙利亚(及米所波大米西南)之前很久，已在巴勒斯坦及腓尼基沿岸居住；所以，若说一批新来的西部闪族人，进入一群已居此地的西部闪族人中间，这说法会产生很多问题「注廿五」我们可以肯定，至少到现阶段为止，没有资料可以用来证明巴勒斯坦曾有大规模的移民运动，自叙利亚中北迁来。更且，倘若真是要指出西部闪族曾移民至巴勒斯坦，并有考古学及语言学支持，那么，更有可能的讲法应是——他们从叙利亚西南移往北部，或者是由叙利亚的草原移往东北。 最后，在 MBII末期，迦南的文献出现何利人及印欧人的名称；埃及第十八及十九王朝称此地为「何利地」，显示上述米所波大米西北部的那些民族迁移，同样影响巴勒斯坦。这影响有多深、时间多早，我们仍未有定论，但似乎该年代极不可能早过第十五世纪 所有旧约传统的记载，都一致地将族长年代置于出埃及之前,也是上文所论及的时期内的某个年代。族长故事是一段家族历史：其中所描写的族长生活方式，无论怎样解释，都是游牧性。除了四王进攻的故事(创十四)之外，族长传统的所有资料，都没有涉及同时代邦国与民族的政治、历史、人物，或事物：而创十四那一次，到目前仍未能找到圣经以外的相关资料。另外再加上族长的事件，差不多所有都在巴勒斯坦发生，而对于这时期有关迦南的知识又极之贫乏(况且考古资料的解释又模棱两可)，所以要确定族长的年代是极端困难的。有见及此，学者们那些漫长、复杂，和常起争论的讨论，只能在这里作简略的介绍。 二十世纪初，对于族长记载的历史价值，流行的观点都是比较反面的(见上文)。但近期的发现却令我们对主前二千年近东主要文化区域的历史，有更清晰的了解。有一些著作将这些证据及广受接纳的论点总结起来，其中对此观点最能干的诠释者是奥伯莱，而布赖特则将它铺排成经典理论。虽然学者对族长的历史性及年代，仍在细节上有不少分歧，但是普遍的观点(最低限度在英语世界来说)可以用奥伯莱以下的一段说话作为总结： 「……整体来说，创世记的图书是历史性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一般性的内容是否准确：它那些传统性的细节、对性格的描写，都令族长们生动鲜明：在古代东大量的文献中，没有一本可与它相比。」 虽然奥伯莱从没有放弃他的立场(把族长时期置于 MBI，但是大部份学者则认为应在概括性的 MBII(主前二千余年)，并把它与假定的亚摩利人迁移运动相连。德富(R·deVaux)小心而有说服力地为这个观点辩论。近年，就此问题企图建立一致见解的每一组证据及论证，都被学者严厉地加以批评，现在正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否定这个年份的真确性。虽然这些挑战显示，部份用来支持族长历史的证据，确实是不成立的，但仍有很多圣经及圣经之外的证据，足以证实族长记载的历史性。 第一，对于族长记载，无论我们是略读或文学性的研究，都能发现其性质及意图是历史性的。当然，它们不是自传或传记：它们的首要兴趣及信息，是神学性的：他们由口传到成为文字，要经过一段漫长复杂的道路，所以无论是基本内容及形式，就现代人的观点，都不能说它们是历史(参考下文)。不过，它们的形式及意图，清楚是取决于以色列群众在文学及神学方面的动机，而这些动机往往是植根于他们过往那些以历史为基础的经历上。而且，若将圣经与其他古代近东的叙述性著作相比较，便发觉族长故事在文体方面最近似历史性的作品。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强调，圣经传统一致地把族长放在出埃及之前，而两者则以四百年相隔。马尼他石碑(MemeptahStele；参下文)显示以色列在大约主前一二二○出现，出埃及记一定在早些日子发生，从上述圣经资料可知族长时期的结束，最迟应是一七○○年。 第二，有一点非常重要：若按照这个从圣经推算的年表，则有重要证据指出族长确实反映了主前二千年的近东情况。主要证据如下： ①族长名称所用的字汇，在这时期的亚摩利人中间十分流行，并可辨明为早期的西部闪族语言——酌情西部闪语在主前二千年是不同的，而族长名称属于后者。当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名字，便会发现：虽然在第一千年有出现过，但是，后期出现的圣经与圣经以外的名字，有重要的年代分歧：此一点显示这类名字，是出现在早期西部闪族圣经以外的文献，并直到第二千年为止，而这些族长时期的圣经人名，则在圣经的摩西时代留存到大卫的时代。接着，他们便不再出现，无论在圣经内外，也是这样，直到八世纪末七世纪初，当古典亚兰文流行时才再度出现。朝着这方向考虑，我们发现这类名字由第十世纪到第七世纪，都没有在亚兰文的经文中用过，只在后期亚兰文方言中略有出现。最后，在第一千年的迦南人中间，这些名字非常罕见，那不可能说是意外所致：那个缺口(十至七世纪)正是迦南强盛的年代(即以色列及腓尼基王国兴盛的年代)。这个年份的分布，有力地证明族长时期是在第二世纪。 ②亚伯拉罕的旅程，由米所波大米西南(哈兰)到迦南，与我们所知道的MBIIA(二○○○／一九五○—一八○○)的情况，有不少吻合的地方。在这个时期，一个崭新、和平、稳定，又富裕的年代，正渐渐萌芽，它的「创造者」可能来自叙利亚或巴勒斯坦本土，又或者是受北面已发展的文化影响而产生。那时迦南与米所波大米西北有道路相连，族长记载中所提到的城市，大部份已知道是存在的，例如示剑、伯特利、希伯仑、多坍，及耶路撒冷(如果是创十四的撒冷)。这个观点的主要困难，就是南地的问题，那是亚伯拉罕旅程的主要地点，但到目前，我们还没有证据说明这里有任何人居住，要至MBI，南地才广泛地分布着居民。有一点必须在此一提，此论点并没有包括亚摩利人在MBI或 MBII的移民运动(由米所波大米到迦南)，所以我们不能以此作为亚伯拉罕由哈兰移居迦南的历史背景。不过，是否有这样一个亚摩利人的迁徙，仍属一不能肯定的疑问(参上文的历史概览)，这次迁移，不会使圣经记载更为逼真，因为经文记录亚伯拉罕及其家人离开时，并没有说是否有大量移民在一起。亚伯拉罕迁移时并非一个部落，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人！整段记载很清楚地暗示——当他旅居迦南作客(希伯来文ger)，他的友人及整个家族，仍居住在米所波大米西北。 ③族长游牧的生活方式，与第二千年早期的文化背景相符。我们对古代近东游牧主义的了解，国着现代人类学对游牧主义的研究而产生了彻底的改变。以往学者认为，游牧生活方式可能属于后期阿拉伯的那些骑骆驼的贝都英人，他们不停地抢掠那些已发展的定居人口：但这个不经明辨的观点，必须作出修正——事实上，游牧的流浪者，在半干燥的草原区(耕地与沙漠之间，常与农村接触，形成了一个双层社会，其中有村民，也有游牧者，互相依靠，一起组成部落社群。他们有时候在晨耕群体定居下来，有时又随着季节移往草原，按着那半干燥草原区的雨量来寻找合适的牧场。而经常的冲突，并非发生在游牧者与农村居民之间，换言之，不是自主的部落与已组织成的强大城邦之间的政治斗争。 游牧主义与圣经内容的详细比较仍然尚待研究，但是族长的生活方式似乎反映了这种「双重」社会。族长们在城市的地点安营(如创十I6—9，三十三 18—20)，甚至以异乡客的身份住在某个城市内(如二十1及下文)。他们亦从事各种农耕活动(二十六 12、13)；「罗得定居于平原的城市中间……挪移帐棚直到所多玛」(十三12)：而以扫及雅各对比性的工作(二十五 27—34)亦反映出这种双重的生活方式。但在马里，族长是牧羊人，他们领羊群迁移至较好的地区：例如，雅各住在希伯仑时，派约瑟去示剑探访他的兄弟，却发现他们移到北边的多坍(三十七12—17)。马里社会与以色列，均有相似的术语来形容部落的亲属关系及游牧营居的情况。马里经文中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族长有很多共同点，符合第二千年早期的文化背景。 ④族长的记载中有很多风俗及规条，倘若与第二千年及一千年广泛的民间习俗比较，便会发现这些记载真确地反映古代近东的情况。这些风俗规条必须小心使用。我们很容易基于平行的经文(尤其是奴西经文)，便把族长定于第二千年的早五百年内。近期研究发现这个方法是不准确的，因为风俗适用的时代，是不足以作为编定年份的准确方法。倘若某风俗属于一特定时期，那才有编年份表的价值：不过，古代近东风俗通常都是历史悠久的。族长记载，以及奴西经文所反映的何利人社会风俗，在很多方面都有特别的联系，因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很多学者因此认为族长记载有可靠历史性，但我们必须放弃这种推论。奴西发现的三百多种律法经文之中，只有六片可用来作比较，所以很难代表奴西社群的风俗。另外，奴西风俗其实比以前的想法更接近米所波大米的社会，因此，指其为何利人家族的律法，是极之不可靠的。不过，我们仍能找出可靠的平行，足以比照族长风俗与古近东的风俗，以显示族长的记载准确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此时期也是圣经所记载的族长年份。 ⑤族长故事所描写的宗教，是真确的早期宗教，特别是族长以神为个人的神(迦南人以神为地点及圣地之神，与族长不同)；神主动与人立约，赐下保护他们的应许，这些观念反映出中期的背景。族长宗教明显不是以色列后期信仰的历史投射；原因很清楚——经文用以罗兴而不是耶和华，完全没有应用或提及巴力这名称；神与族长的关系直接，不用祭司、先知或礼仪作为媒介；而且还完全没有提及耶路撒冷。 另一些证据则比较难确定，但单用以上所讨论的，已有足够论据让我们作出结论——族长是确实的历史人物。当然，这不是代表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圣经以外的资料支持——其实也很难如此，因为族长故事只是家庭历史。族长本身是半游牧部落的首领，他的影响力不会超出家族之外。 就算我们因为这些古代世界的知识，而知道族长故事真实反映古代历史背景，但是，这是否暗示它们是现代人所说的历史呢？在每一种历史著作背后，都有某时空内的真实事件作描写对象。在「历史作品」与真实事件之间，其实存在着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是知识的问题——什么叫事实？它们如何保存下来？历史学家采用什么文献作参考？事实与文学记录之间的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如果这过渡期是一段口传传统，是否有足够条件令事实真确地保存下来？(其中一个条件是有一个内聚性强的社会，持续地保存历史。)历史家记录事件时，究竟依据什么而获取知识呢？ 第二个问题也非常重要：要记录所有历史是不可能的。况且有些事件对写作主旨及兴趣来说，是不重要又无意义的。对于政治史家，平民的婚约便无关宏旨了，但对社会历史学家来说，婚约资料却是重要的东西。而且，历史写作不是单单按年份排列事件，而是要选择和连络不同的事实，并决定其因果关系。因此，作者按照什么来选择资料，便成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圣经作者无法避开这两个问题。他们的作品虽有神默示(参看第二章)，但这并不表示就与其他人类的认识方式有何不同：作者也要依靠历史资料，默示不会给作者新的资料，也不会令隐晦的地方清晰起来，从经文本身便可发现这种情况。他们时常提及来源(民二十一14；书十12、13：王上十四 19)，当我们比较各段经文，也能发现作者拥有过往很多不同的资料。圣经作者的目标，主要是神学性的，他们选取及铺排事件，也是依据自己的宗教观点。他们首要的兴趣，是神在人类历史中的行动，而不是事件本身。他们复述历史以传达神学，无论是救恩历史的史实，或是一些与历史不大相关的神学真理，他们同样是有神学性的目标：他们不会歪曲历史，或伪造历史，但他们会按照目标，高度选择性地撰写历史。 经过上文的讨论，我们对族长记载的体裁，可以作出什么结论呢？第一，它们是家族历史，但并没有与同代的大事相联。游牧者习惯不留文字的记录，在族长故事中，有很多地方表明了这种习惯。它们分成三组(以族长的三代为分枝)，用妥拉杜结构式作划分记号。它们通常只会指示概括性的年代关系：如果我们坚持要列出确定的年表，一定会遇到很多严重的困难。例如，在创二十一 14，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放在夏甲肩头，要她到沙漠去，如果章节按历史年代编排，则以实玛利已经是十六岁(十六 16，二十一 5)：另外，以撒生雅各时已六十岁(二十五 26)，并且在一百八十岁才去世(三十五28)，如果此年份要逐章精确计算，那么，利百加要雅各娶妻的时候，雅各已是八十至一百岁了，那时的利百加，真不知要作何感想了！ 要把这些章节当作是现代的历史作品看待，还会产生其他问题。创二十章中的撒拉虽然已九十岁，但仍美艳非凡，令亚伯拉罕为保自己性命，而把他当作妹妹；她后来又竟被召入基拉耳王亚比米勒的后宫。但是在第十八章，当撒拉听到自己会怀孕，却笑了起来，相关的故事说她已老迈，「月经已断绝了」(11节)。这裹不单说她已老了，而且，一连串的故事也表示她已十分老迈。同样地，亚伯拉罕闻说是一百岁了(十八11；参二十四1)，所以，也因听说自己会有一儿子而失笑(十七17)——他能作父亲是个奇迹(二十一7)，然而，二十五1一6却说，撒拉死后(二十三)，他又娶了另一妻子，生了多个儿子，然后在一百七十五岁离世。 部份传统极之难与历史相协调。米甸人及以实玛利都是约瑟的大叔父，但是当约瑟还小的时候，米甸人及以实玛利已是行经约但河东岸及埃及之间的商旅(三十七26一28)。亚玛力人是以扫的孙儿(三十六12)，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玄孙，但是亚玛力人却在亚伯拉罕的年代已定居巴勒斯坦南部(十四7)。 如果视这些故事为现代历史，问题才会发生。但在这故事开头，神的应许透过呼召亚伯拉罕而赐下(十二1—3)，清楚显示作者的目标是神学性的，以后的章节，主要是写神如何将应许实现，而不是关心亚伯拉罕有没有儿子的问题(参下文)。这种历史作品必须被视为一种「过往的记忆」——是某个民族流传民间的集体「记忆」。以色列王朝时代的历史作品，与这种历史的分别，不在于历史真相，而在于其传递方式：事件相隔了几个世纪，其间是以口传传统连接。在未发展的社会中，人民大都是文盲，但他们口传传统的精确及执着程度，是现代西方人难以想像的。而且，族长文化是口传传统传递的理想背景，它的特征是社会单位以血缘及宗教紧密连接起来(起初是一个家庭，后来延伸为家族)，而且往往因外来压力而被孤立，令传统不断内聚社群之内。这些情况使族长叙述成为流行的传统，并且可靠又活生生地保存在以色列人集体的记忆之中，然后由有恩赐的故事宣讲者编织和综合起来。 我们不可能从创十二——五十的故事中，整理出族长宗教信仰及习惯的全貌。不过，我们有足够资料来作一概括的描述，并找出他们的宗教在文化上的脉胳，因为有关族长时代的历史及文化背景，近期已有新的发现。 圣经清楚指出，亚伯拉罕的祖先留下了多神的传统。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节这样说： 「亚伯拉罕，和拿鹤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事奉别神。」(参书二十四 14；创三十一 19—35、53，三十五 2
。)我们无法追查亚伯拉罕以前的信仰，圣经在这方面几乎只字不提。圣经在创十二1—3强调神呼召亚伯拉罕，是神对人类生活簇新的介入点。虽然亚伯拉罕仍在当日的家族文化中生活，但当他离开迦南，便是与过去的多神宗教断绝关系，专心一意委身于那一位亲自向他显现的上主：族长所信的神向他们显现、与他们亲近，并赐下应许给他们(十二
1—3，十五
1一6、17，二十八11一15)。每一个族长都选择这位神成为他的家族之神，并以一独特的名字称呼他，表示他的神与他有密切的个人联系：「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及雅各的神」(二十四
12，二十八13，三十一42、53：参出三6)，还有「拿鹤的神」(三十一53)。他又称为「以撒的族人(中译为敬畏的神儿(三十一42、53)及「雅各的大能者」(四十九24)。这种个人的密切关系可从「你(或我)父的神」的名号看出来(二十六
24，三十一 42、53，三十二 9，四十九 25：尤其是出三
6)。创三十一36—55，雅各以「以撒的族人(或敬畏之神儿来起誓，而拉班则以拿鹤的神起誓，可见神为族长家族的守护神。这名词在每种经文均有类似的平行：如加柏多加及马里经文，及早期教会的阿拉伯和亚兰经文。这位家族之神祝福族长(十二1一3，二十六3、4)，又赐下迦南地及无数子孙的应许(十二2一7，十三
14—17，十五 4、5、18，二十六
3、4，二十八13、14)。他保护、拯救(十九29)，族长可以称呼他、向他祈求(十八22一33)；他责罚恶行(三十八17)，也关心义人(十八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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