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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圣经考古学的诞生
十九世纪初的圣经注释家如亚当·克拉克等人重蹈了艾萨克·牛顿爵士的覆辙。当他们试图依据古代的历史记录来解释前波斯时期的圣经历史时，他们无法决定是以圣经故事作为历史背景，还是采用相反的历史记录。结果他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往往是错误的。十九世纪初研究古代历史的学者们手中的资料很少，况且内容含糊，歪曲事实和甚至是错误的，留下了无法认定的重大空白。一些传说中的人物被当作历史人物，因此无法复原古代世界的真实历史。即使到了今日，我们对古代的历史有了更多的材料，仍远远不能准确地了解古代民族之间发生的所有相关事件，识别古典作者们所描述的全部人物和史实。 当代证据的发现，表明希腊和罗马是作者们所保存下来的古代资料是不可靠的。当学者们发现古代作者的许多资料都曾被误解或是完全错误的时候，他们开始对所有的古代文献产生怀疑，例如不仅称荷马史诗《伊利亚德》为虚构，甚至否定特洛伊城的存在，直到海因里希·施利曼发掘出该城，才证实了它的存在。 这种对古代文献的怀疑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根据的。于是这种态度也延伸到对圣经的作品上。许多人认为圣经中古代世界的历史，先祖、先知、士师和国王的故事大都是杜撰的，和希腊与拉丁文献流传下来的古代民族的传说并没有什么两样。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神学家都对圣经故事的真实性产生极大的怀疑。他们也是圣经最激烈的批评者。 从二十世纪初以来，这种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人们对《旧约》及其记载和教训比过去尊重多了。这主要归功于在近东所进行发掘工作。 考古学所提供古代文明的大量信息，不仅证明《旧约》的历史可靠性，而且证明其规模，权威性和高尚的理念都是古代世界的其他最佳作品所无法比拟的。一位不接受圣经默示的史学权威评论说： “可以这样说：《旧约》今日的史料价值，要超过当它作为宗教文献保护的时代。” “历史学家不应从现代的立场来评判它。不要把《创始记》与兰克比较，而应与埃及和亚述的作品相比。就写作的时代而言，犹太人的文献在规模和权威性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詹姆士·T·沙特威尔《史中之史介绍》，第80页） 他还说：“（《申命记》作者的）的视野在《旧约》中是最为开阔的。在阅读了《申命记》第五至十一章以后，再将之与古代文明鼎盛时期以前所写的其他世界文学相比，任何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同上第92页）。 对于地面的大规模勘探和对于古代遗址的大量发掘所获取的证据，不仅在我们眼前重现了古代的文明，而且使我们能复原古代的历史，置圣经中的记录于其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中。 帮助现代学者解读已被遗忘之文字的钥匙已经找到。如埃及人和赫梯人的象形文字，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古代居民的字母文字。已消亡了数千年的语言得以恢复。它们的词汇得以确认。埃及的沙漠和西亚的废墟出土了已掩埋几千年的大量文献。这些文献帮助现代学者重新了解那些民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许多在圣经和其他古代文献中提到，但其地点完全不为人知的城市，如拉吉，夏琐，米吉多和尼尼微等，也被发现和发掘出来了。出土了庙宇和宫殿的废墟，发现了学校，图书馆和坟墓。长期隐藏的秘密揭开了，使人们迅速积累了古代世界的知识。这是圣经人物所生活的世界。神圣的经典就是在这里产生的。人们耗费巨资来复原古代东方的历史。尊贵的学者们为此献出了他们的身心甚至生命。有大量的著作问世，来记录过去一个半多世纪的发现。 从这一进展中可以看到天意的引导。否则如何解释这些无价之宝为什么不为人知达数千年之久？因为那时人们不会从中受益，不需要它们来确立尚未受到质疑的圣经可靠性。为什么当人们急需这些材料来证明上帝圣言的正确性和神圣历史的真实性时，这些材料都被发现了呢？上帝的圣目注视着它们，直到需要它们为真理做见证的日子来到，应验了耶稣基督的预言：当见证人不再为祂和真理作见证时，连石头都会呼叫起来。 为了解释在许多圣经遗址进行考古的奇妙进程，现引用当时最杰出的东方学家W·F·阿尔布莱特的几段话，以说明考古对于圣经研究的巨大贡献，以及学术界对圣经故事看法的重大转变。他在1935年写道： “上世纪在巴勒斯坦和附近地区所进行的考古研究完全改变了我们对圣经历史和文学背景的认识。它不再是过去的一座孤立的纪念碑，与周围的环境没有任何关系。它在一个日益为人们所了解的环境中正占据其应有的位置。对照古代近东的历史背景，无数不明之处豁然开朗。我们开始理解希伯来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进程。然而圣经作为一部文学杰作和宗教经典的独特地位并没有未因此而降低。人们并没有发现任何足以削弱犹太人或基督徒信仰的证据”（《巴勒斯坦的考古与圣经》，第127页）。 阿尔布莱特用一定的篇幅讨论了足以驳斥高等考证家之妄言和讽刺的考古发现。朱利叶斯·威尔豪森等高等考证家认为圣经里有许多传说，民间故事和被称为“虔诚的谎言”的神话。阿尔布莱特的结论是： “我们认为保守派学者完全有权利斥责任何企图证明圣经有欺骗和伪造成分的做法。他们同样也有权利坚决反对把虚构的神话和经过掩饰的异教内容搀杂到圣经中去”（同上，第176页）。 他写了这些话以后，又有更多惊人的发现证实了圣经记载的可靠性和细节描写的准确性。阿尔布莱特在回顾这些大量的新证据时说： “最近对于圣经神学的新兴趣主要缘于考古学的发现，因为有大量的资料证明了圣经的内容和背景。……考古新证据不断涌现，迫使人们修正研究新旧约宗教的方法。显然，对于圣经的不断重新发现往往导致人们重新评价圣经信仰。这与古代的正统信仰惊人地吻合。不论是经院哲学还是不负责任的新正统神学，都不能使我们的视线转离我们对于圣经的活泼信心”（《生活中的宗教》第21册《考古学二十年后的圣经》，1952年秋，第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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