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埃及考古学与圣经

【返回上级目录】

考古学家在埃及的发现不仅有助于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艺术爱好者和古代宗教的研究者,也有助于圣经的研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埃及那样保留了那么多的壁画,石刻或木刻的浮雕,古代日用品如家具,家用物品,乐器,工匠的工具,农具,猎人和战士的兵器,写在易腐材料上的文献。任何一部圣经辞典都会告诉我们,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象埃及那样为我们提供如此形象的材料,帮助我们了解圣经时代的社会文化与文明。通过古埃及的彩色图画和浮雕,我们了解了亚摩利人,迦南人,非利士人和赫梯人的服装与外貌,他们的特殊工具,武器和打仗的方式。埃及所发现的文物使我们得知古代人是如何装饰他们的房屋的,用的是什么乐器,以及如何演奏这些乐器。简而言之,过去一个半世纪在埃及的惊人发现,使我们充分了解了圣经时代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

  下面列举几个在埃及的重要发现,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旧约的故事。如公元前二十世纪一位名叫西努赫的埃及宫廷官员的故事。他由于不为我们所知的原因逃到了东方,就像摩西几世纪以后那样。经过一段充满危险的旅程,他在叙利亚找到了避难之所,以难民的身份在迦南人中客居多年,直至他被宽恕蒙准重返埃及为止。他对当时迦南的描述非常有趣,对于我们了解先祖们所处的环境很有价值。那是在亚伯拉罕迁居此地约一百年以前。

  亚伯拉罕时代的一个埃及贵族陵墓里,发现了一幅描绘有37个人到达埃及的彩色壁画。他们是来自巴勒斯坦的男子,妇女和儿童。尽管这幅壁画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却保存良好,就像几年前刚画的,能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创世记》第12章亚伯拉罕前往埃及的事。每一个研究圣经的人都可以好好观察一下这幅大有价值的图画。因为亚伯拉罕一定穿着相似的服装;他的侍从也一定携带着同样的工具,武器和乐器(见本卷160页插图)。

  还有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发现就是几批巫术的著作。这是埃及国王用来设法消灭外敌内患的咒语。埃及是古代世界著名的巫术之国。我们从摩西在法老面前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和亚伦所行的神迹居然被埃及的巫师所模仿。有两批巫术的咒语来自先祖的时代。其重要性在于提到了大约一百多位迦南城市统治者的名子。其中多半可以确认为亚摩利人。这与圣经早期著作中的记载十分吻合。因为圣经记载先祖时代的巴勒斯坦是受亚摩利人控制的(见创14:1315:16)。这些咒语提到了耶路撒冷。有两个带有亚摩利人名字的耶路撒冷国王列在埃及的敌人中间受咒诅。这些咒语还提到了一些圣经的城市,包括亚实基伦,亚柯,亚非加,拉吉,夏琐,示剑和其他许多城市。

  我们拥有许多描写埃及帝国时期,即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后许多巴勒斯坦征战的文献。如出埃及前约三十年的著名的米吉多战役。除了编年史以外,埃及国王还为我们留下了他们所征服的数以百计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城市的名单。这些当时代的埃及名单对于更好地理解《约书亚记》中地理的章节很有价值。示撒王把最后一份巴勒斯坦被征服城市的名单刻在卡纳克庙宇的墙壁上。示撒王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在位第五年时掠夺耶路撒冷的埃及国王(王上14:25,26)。

  我们还拥有公元前十四世纪完整的王室档案。其中有数百封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藩王写给阿蒙霍特普三世和四世的信函。这些信函被称为亚玛拿书信,是1887年一位农妇在无意中发现的。这些书信证明为埃及最惊人的发现之一。令学术界感到惊讶的是,这些书信证明当时的外交语言是巴比伦语。而埃及宫廷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藩王之间的通信也是用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后面将解释)写的。这些书信证明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埃及在政治上十分脆弱。据认为就是在这段时期,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和众长老的率领下占领了迦南。其中有些书信是耶路撒冷王、赫人阿布杜希巴所写的。他请求埃及援助武器和士兵,用以抵御前来进攻的哈皮鲁人(Habiru)。哈皮鲁人当时已经占领了国家的许多地区,并且威胁着要侵占全地。这些书信中的哈皮鲁人很可能就是希伯来人。许多学者都这样认为。若是这样,我们在这些亚玛拿书信中就有了迦南人视野中希伯来人征服迦南的故事了。这些文件能极大地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巴勒斯坦在约书亚笔下征战时期的状况。

  埃及国王常常修建高大的石柱,以纪念他们的胜利和政治功绩。有一座这样的石碑是法老迈尔纳普塔约在士师时代所立的。上面提到他在一次巴勒斯坦的征战中所打败了以色列这个未定居的民族。虽然圣经没有说到埃及国王与以色列人的这次交战,但这个碑文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在圣经以外第一次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以色列人的记录。同时也证明了公元前十三世纪时以色列民在巴勒斯坦的存在。这与许多考据派学者的观点截然不同。他们认为以色列人出埃及发生在法老迈尔纳普塔的时代。那些坚持这么晚才出埃及的人不得不编造出一种离奇的说法,说雅各并没有带领全部的以色列人下到埃及去;法老在巴勒斯坦所遭遇的是剩下的以色列人。如果我们接受圣经的说法,把出埃及定在所罗门作王之前480年(王上6:1),就不会有上述解释的困难了。因为按这样计算,以色列人在迈尔纳普塔即位前170年就已进入迦南了。

  与此相关的,我们还得提到在西奈半岛上所发现最早的字母碑文。这些碑文是弗林德斯·彼特利爵士于1904-1905年找到的。当时他正在西奈西部的两个山谷中考察古埃及的铜矿和绿松石矿。在以后的考察中发现越来越多的碑文。过去数十年许多学者的共同研究在解读这些碑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埃及人在矿区及附近所留下的许多象形文字碑文详细记录了他们开采的历史,也记录了埃及人常常雇佣迦南的闪族人在矿区工作的事实。有一位迦南人在看到埃及用烦杂的象形文字记事后,作出了一个在书写领域空前绝后的伟大发明,即一套拥有25个字母的书写系统。该系统及至今日也没有作出什么改进或简化。

  埃及等民族所拥有的书写系统需要成百个,甚至上千个不同的字符来表达他们的意思。他们采用了许多象征性的符号,每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如enneinninennan,或一个完整的意思,如一个眼睛的图形。后来这位在西奈的无名闪族人想到了把辅音分出来,以一个字母来代表一个辅音,而不与元音相连。这是对以前所有书写系统的重大改进。因为它只需少数字母就能记录人们想要表达的一切事情。

  这个发明一定是出于天意的安排。那是在摩西的时代以前不久,又离摩西写圣经头几卷的地方不远。如果圣经是用复杂的书写系统写成的,不论是埃及的象形文字还是巴比伦的楔形文字,这些文字均需经过多年的学习才能掌握,那么只有少数人才会有机会自己阅读圣经了。反之,只有25个字母的文字极易学习,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以致自己就能阅读圣经了。借助这种奇妙的发明,不用花很久大多数以色列人就能阅读和书写了。这一结论的依据不仅来自巴勒斯坦的土地为我们提供的考古证据,还来自圣经的一些记载。据《士师记》8:14,在基甸的时代,外约旦地区的人普遍具有阅读和书写的能力。当时基甸在疏割捉住了一个少年人,他就将首领长老七十七人的名字写出来

  学者们还无法确定这种字母书写系统是公元前十六世纪还是公元前十九世纪在西奈矿区产生的。但他们都认同它是在摩西的时代以前形成的。这项发明对于圣经知识的传播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宗教改革前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字母系统的发明使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能轻松地阅读圣经的文字。活字印刷术则使圣经用一种廉价的方式在世界各国传播。

  在西奈所发现最早的字母文字虽然没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只是一些名字和献辞,却打消了人们对摩西撰写五经能力的怀疑。此前一些评论家称希伯来圣经不可能是在摩西的时代写成的,说这种语言当时还不存在书写系统。

  除了士师时代与非利士人、叙利亚人以及迦南人争战的编年史之外,埃及人还为我们留下了古代巴勒斯坦的旅行记录。其中讲到一位名叫温阿蒙的埃及官长奉命前往腓尼基的港口城市比布鲁斯采购香柏木,以制造神圣的尼罗河船只。他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所遭遇的窘境,以及他所面对的各位统治者对他的羞辱,生动地说明了埃及当时的脆弱。温阿蒙前往比布鲁斯的故事,以及描述这位使者巴勒斯坦之旅的信函,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实例,证实了圣经对士师时代的描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21:25)。

  这段时期还有一封带有讽刺语气的信函,描写一位埃及使者途径巴勒斯坦前往一个北方国家的经历。说到那位埃及官长的马在夜里被盗,以及当地的不安全局面令他遭遇的种种困难。

  埃及的沙漠里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的“智慧文学”。这种文体当时在埃及最为流行,是其他国家所无法相比的。其名声也反映在圣经里。圣经说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了埃及人的一切智慧(王上4:30)。现代的许多学者把《旧约》的智慧文学(《约伯记》、《箴言》和《传道书》)与埃及的智慧文学进行比较,认为《旧约》的作者抄袭了他们埃及邻居的作品。然而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对于《阿门内莫普训言》与圣经《箴言》的许多相似之处,有可能是阿门内莫普抄袭了所罗门的文学作品。因为含有《阿门内莫普训言》的文献在语言,词汇,字体和写作风格等方面都证明是所罗门以后的作品。只有那些赞同高级考据家观点,认为《箴言》不是所罗门的作品,而是某个佚名作者在很久以后所写的人,才会主张《箴言》抄袭了埃及阿门内莫普的内容。

  1904年,上埃及尼罗河的埃利潘蒂尼岛居民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亚兰语蒲纸文集。在19061907年间的挖掘中,发现了更多的此类文献。其余的文献是一位埃及的文物收藏家C·E·威尔波尔在1947年个人发现的,现陈列在布鲁克林博物馆里。这些蒲纸文献共一百多份,均来自来一个犹太士兵的殖民地。他们在公元前五世纪大约以斯拉和尼希米的时代时曾守卫埃及的南部边疆。

  这些文献和埃及其他地区所发现的同时期类似文献告诉我们有关埃及犹太殖民地的世俗和宗教状况,以及他们的历史。这些亚兰文的重要文献是用与《以斯拉记》和《但以理书》的亚兰文部分完全相同的文字写成的。它们证明《以斯拉记》和《以斯帖记》的相似部分不是伪造的(见《旧约》的文字,文稿和正典》)。它们还是我们了解当时犹太人所用年历以及他们计算波斯国王在位年数所用体系的唯一经外资料。研究这些材料可以证实《以斯拉记》第七章所记载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57年,而不是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和神学家所认为的458年(关于犹太年历,见本注释卷二中的论文;关于《以斯拉记》的年代,见本注释卷三有关年代的论文)。

  由此可见,埃及的土地保存了与圣经各历史时期相关的资料,包括先祖时代,出埃及时代,士师时代,列王时代,直到从巴比伦被掳回归后的时代。本文只列举几个例子。每一个例子都只涉及一个小小的事件或是一段经文。但来自埃及的证据综合在一起,就证实了《旧约》记录的真实性及其历史的准确性。

  我们看到考古学为研究《旧约》的人提供了丰富资料,但我们不要忘记埃及的土地也为研究《新约》的人保存了同样重要的资料。无数希腊文蒲纸的发现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新约》经卷的语言。由于这些发现不属本文的范围,故这里不进行详述。

【返回上级目录】

 

 

□ 本书版权所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蔡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