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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复原
与埃及不同，在美索不达米亚辽阔的地面上几乎没有存留任何纪念性的建筑。这里没有庙宇，金字塔，或方尖塔，也没有装饰着彩色壁画的，从岩石中凿出的陵墓来吸引现代的游客造访这个古代文明与文化的所在地。所有古代的城市都已完全摧毁。其中的宫殿和庙宇埋在沙土碎石之下达数千年之久。巴比伦和尼尼微等首都曾是古代最大的城市，现在均已荡然无存，连确切地点也被人们遗忘了。在200年以前，就有严谨的人士询问这些圣经所经常提到、古典作者所描绘过的城市究竟是否存在过。 这些城市甚至在古代就已被人完全遗忘。尼尼微就是一个例子。公元前401年，该城毁灭后才过去两个世纪，色诺芬率领一万希腊人经过它的废墟时，当地居然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这座古城的真正名称，而是告诉他这座城曾叫作“美斯比拉，”是一座玛代人的城邑。公元二世纪雅典的作者卢西安说：“尼尼微的毁灭非常彻底，以致没有人能说出它的位置。它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十九世纪初的学者自然会疑问这么大的城市怎么可能完全消失呢？他们说，城邑可以毁灭，但不可能没有遗迹。罗马，雅典，底比斯，耶路撒冷等许多城市都曾遭到毁灭，但它们的遗址却从未被泯没，后来它们又得到重建。但是尼尼微在哪里呢？古代的巴比伦大城在哪里呢？提出这些问题的学者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城邑的彻底摧毁正应验了几百年前有关它们完全毁灭和荒芜的预言。而那时这些城市尚处在其荣耀和权柄的鼎峰（见例如《那鸿书》第三章关于尼尼微的厄运；赛13:19-22关于巴比伦的毁灭）。 因此这片废墟和沙土下面埋藏着成千上万的古代文献，数不清的雕塑，众多城邑的遗迹，包括城里的宫殿，庙宇，学校，档案馆和平民的住宅等。这些遗迹帮助历史学家复原了久已遗忘的古代民族的历史，使语言学家们让消亡了两千多年的语言和文字复活，也为圣经学者提供了证据，维护了圣经历史记载的正确性，并向批判界证明这部古代著作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这里需要提到书写美索不达米亚文献的楔形文字泥板。幸亏那里的人们没有采用可腐性材料，而是选用泥板作为普通书写的材料，以致它们没有在美索不达米亚潮湿的土壤中腐烂。因为泥板特别是经过烧烤以后，是不会毁损的。在书写时，用芦杆把文字刻在松软的泥板上。由于每一个笔画都呈楔子形，故这种文字被称为楔形文字。在石碑上所刻的也是这种楔形文字。 解读巴比伦人，亚述人，苏美尔人等美索不达米亚民族的古代文字本身就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我们没有罗塞塔石碑那样的文物，可借助于已知的文字来进行对照和解读。这项工作基本上是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楔形文字最早是十八世纪从古波斯的首都之一波斯波利斯的遗址带到欧洲来的。第一位成功解读这些文字的是德国古典学者格鲁特芬德。他作出了一些了不起的猜测，认出了几个古波斯的词语。但他没有超越这些零星的发现。直到四十多年以后的1844年，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年青的英国官员罗林森开始临摹比希斯顿的巨大的岩石铭文时，解读的工作才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比希斯顿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之间的山口。大流士一世曾在那里道路上方的石壁上留下了许多浮雕和长篇铭文。多世纪以来，游客们看见这些图画和文字，但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据说浮雕描述的是圣经里参孙和他敌人的故事。也有人说是一位老师和他学生的故事。对于心怀大志且才华出众的青年人亨利·罗林森来说，这些几乎高不可攀的长篇铭文乃是一个挑战。他把长梯搭在一块从垂直的岩壁中突出来的岩石上，爬了上去，冒着生命的危险冷静地把这些铭文临摹了下来，独自着手进行繁杂的解读工作。 他认出这些铭文是三种不同的语言写就的同一段文字，即波斯语，苏萨语和巴比伦语。因为他发现这些楔形文字与波斯，苏萨和巴比伦废墟里发现的文字是一样的。凭着他的语言天赋和正确的联想与猜测，他很快就解读了波斯的文字。这是三种文字中最早解读出来的，因为它一种半字母式的文字，只有不到五十个的字符。但其他两种文字的解读则困难得多，因为它们各含有上百个字符。然而这三种文字中反复出现的大量人名和地名给了罗林森很大的帮助。 罗林森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以后，得到了其他学者的帮助，如爱尔兰牧师爱德华·辛克斯，摄影术著名的发明者之一福克斯·塔勒波特和巴黎的J·奥伯特教授。他们认为罗林森的解读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许多细节方面予以改进和完善。 神秘的楔形文字曾令历代的学者困惑不已，现在居然被解读了，这在一般学术界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许多名人，包括著名的法国闪米特学者欧内斯特·雷南都认为罗林森和他的同行们无非是自欺欺人。于是塔勒波特建议由皇家亚洲学社把一份新发现的，未经解读的楔形文献副本分别寄给不同的楔形文字专家来进行独立的翻译。这一试验于1857年进行。当罗林森，塔勒波特，辛克斯和奥伯特含有各自译文的密封信件在英国最有名的学者们的面前展开时，人们发现这四份译文基本上是一样的，只存在细节上的差异，这是翻译中是司空见惯的。这一试验向所有的怀疑者证明楔形文字的解读已成事实。 此后又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施拉德，德里茨和兰德斯堡，以及他们学校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方言的差异发现了。新的文字解读出来了。楔形文字的语法和字典编成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了一套多卷的亚述语字典。这本巨著是由十多位学者几十年连续工作的结果。 古代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户利人，以拦人，波斯人和美索不达米亚较小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就这样被复原了。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和艰辛努力使我们获得了阅读和理解这些古代民族法律，宗教，历史和文学作品所需的一切工具，帮助我们复原他们的历史和宗教，并为研究圣经和驳斥对《旧约》记载的批评提供了宝贵的背景材料。 现在我们从语言学家转到考古学家的工作。从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他们为楔形文字的学者提供了大量阅读，翻译和解释的素材。 尽管有游客偶尔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废墟里拾到一些刻有文字的石，砖或其他文物，但第一位发掘美索不达米亚遗迹之一的现代考古学家，当属法国考古学家保罗·比利·波塔。他在库引基开始发掘，并不知道这就是古代尼尼微的遗址。它位于现代的摩苏尔附近，跨越底格里斯河。波塔在这里并没有取得所期望的成果。于是他把工作转到了科尔萨巴德，结果发现了亚述国王撒珥根的宫殿。 三年后，奥斯丁·亨利·拉雅德加入了波塔的工作，发掘出宁录，即圣经的迦拉。拉雅德和波塔一样，也发现了许多石头的浮雕，大量人头的公牛，狮子等雕像，象牙和其他贵重物品。他还知道如何推广考古学。他用生动的笔法写出了《尼尼微及其遗迹》等著作，成了当时的畅销书，数次再版，被译为多种现代语言。当拉雅德的文物送到伦敦时，就成了亚述古董的主要藏品，使大英博物馆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之一。人们对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派出了更多成功的考古对。拉雅德和他的继承者霍穆兹德·拉萨姆发掘了许多地方，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发现。其中最轰动的有尼尼微的两个大图书馆，里面有一万多块编了号的泥板，构成了亚述巴尼帕国王和那波神庙的藏书。 有一块当时所发现的泥板在二十年后引起了轰动。年轻的亚述学家乔治·史密斯在1872年发现有一块泥板，记载着古代巴比伦人洪水的故事，于是大大提高了十九世纪人们对圣经考古学的兴趣。现把首先引起他注意并由他翻译的一段抄录于下，尽管译文已有些过时： “到了第七日， 这一发现的消息像野火一般在基督教界传开，引起了极大的热情和兴奋。伦敦的大报纸《每日电讯报》马上提出要派遣史密斯再次进行考察，去寻找洪水泥板的剩余部分。史密斯幸运地找到了他所要找的东西。很少有考古学家能享受他这份幸运。第一次考察以后，接着就有第二次和第三次。但乔治·史密斯在第三次前往美索不达米亚时遇难。这是年轻的亚述考古学的不幸。 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断，美国人于1889年进入了考古发掘的领域。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始发掘尼普尔城。尼普尔曾是早期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文化和经济的一大中心。发掘者们幸运地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泥板。上面刻着古代苏美尔人的文字。苏美尔人先于闪族人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他们是最早已知文字的真正发明者。他们还在波斯国王亚达薛西一世和大流士二世的一个大商行里发现了大批泥板。由于许多犹太人与这家商行有过交易，故其业务“档案”对于我们了解被掳回归后在巴比伦的犹太情况大有帮助。 此后德国人也在1899至1927年间发掘出古巴比伦城，就是尼布甲尼撒的著名首都。在1903至1913年间，他们发掘出古代的亚述城。在这两处发掘中所形成的科学方法，成为以后所有发掘工作的模式，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有的考古考察活动所遵循。 然而有关美索不达米亚古代民族文明和历史知识的最大增长，主要来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进行的考古工作。限于篇幅，我们只能简述在吾珥，以力，努斯和马里所进行的最重要的发掘。尽管在其他地方也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发掘活动，如法国人在特洛，英国人在基士，美国人在科尔萨巴德和底亚拉，以及其他规模较小的发掘等。 迦勒底的吾珥是亚伯拉罕长大的城市（创11:31），成了1922至1934年间伦纳德·伍利爵士所率领的英美联合考察队的重点对象。他们清理和详细考察了吾珥著名的殿塔。这个殿塔依然是美索不达米亚地面上保存得最好的纪念性建筑。他们还发掘了庙宇，宫殿和吾珥居民的住宅。人们发现亚伯拉罕时代的吾珥有着令人吃惊的高度文明。其中的学校一定培育许多一流的学者。 吾珥最惊人的发现是早期王朝富丽堂皇的王室陵墓。里面的金银宝石几乎可以与埃及国王图坦卡蒙的陵墓媲美。与君王和王后同葬的有他们的仆人，卫士，歌手，战车，牲畜，家具和首饰。出土的文物还有最美丽的乐器，最精致的金属制品以及优质的镶嵌工艺。这些发现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认为早期人类非常落后，很久以后才具有艺术和审美能力的观点。 但必须指出，伍利用作洪水证据的所谓“洪水线”，不能被接受为《创世记》洪水的证据。这条洪水线只不过是古代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一场毁灭性洪水所留下的痕迹。伍利并没有在相邻的奥贝德中找到这条洪水线，证明这场洪水只是局部性的。奥贝德的地势比吾珥高，因此没有受毁灭吾珥的灾难所影响。那些以吾珥的发掘作为圣经洪水证据的人并不相信这场洪水的全球性，而只是将它解释为一个单单影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事件。所以我们不要用伍利的发现作为洪水的证据。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发掘的另一个遗址，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历史很有帮助。那就是吾鲁城，即圣经中的以力（创10:10）。在发掘工作开始之前，已有大量的泥板被当地居民非法地挖掘出来，流入欧洲和美国的博物馆。它们的出现使学术界认识对这个大遗址进行科学发掘所可能带来的成果。 德国人在1928至1939年间发掘出了该城。他们成功地弄清了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许多建筑问题，也幸运地发现了大量文明初期的的楔形文字泥板。这些文献说明了这种文字发展的各个阶段。从纯象形文字到半象形半表意的文字，再到音节文字，用多个字符代表一个声音，而不是一个物体或观念。 这种文字虽然没有字母文字先进，但比起简单的象形文字来乃是一大改进。与早期的字母文字相比，它还有一个优点。因为早期的字母文字没有元音字母，而音节文字既能表示辅音又能表示元音。如一个由三个楔形符号构成的词可译为har-ra-nu，意思是“路”。我们可以从而得知该词古代的大致发音harranu。但在没有元音的古希伯来文中，“路”只是d-r-k。中世纪初期的犹太学者告诉我们该词传统读作derek。但我们无从得知这是否就是旧约时代的发音。 对于研究圣经和古代东方的学者来说，美国人1925-1931年在努斯城的考察是很重要的。努斯位于现在的石油城基尔库克附近。从这里发掘出许多文献。这些文献虽然是用原始巴比伦文写成的，但为公元前一千五百多年前先祖时期的状况提供了大量信息。除了1901-1902年在圣经的书珊城所发现的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之外，努斯为我们所提供先祖时期的资料比其他任何城市都多。下一节中将引用一些努斯文献予以说明。努斯的文献还帮助历史学家复原了古代户利人的历史。户利人就是圣经中的何利人。他们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因此得以重见光明。 最后提到的一个重要遗址是最近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马里城。该城曾是亚摩利人的著名都市。但它的位置已完全不为人知。考古学家花了很长时间寻找这个经常在古代文献中提到的城市，均无所获。后来W·F·阿尔布莱特提出幼发拉底河中部的哈里里废墟可能就是该城的遗址。M·帕罗特所率领的法国考察队证明了他的推测是对的。结果发现了一座汉穆拉比时代（公元前十八世纪）的大宫殿，还出土了拥有数千块泥板的档案。这些文献是马里受亚摩利人控制的时期写成的。亚摩利人的书信和文件采用巴比伦文字和语言。好几卷马里的文献陆续出版了。这些文献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先祖时代近东历史的认识，使我们对公元前1500年以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历史采用较晚的纪年年代。 美索不达米亚出土文物的数量十分庞大：如拉雅德和拉萨姆从尼尼微为大英博物馆带回了25,000多块泥板；迪萨尔泽克的工人们于1894年在特洛发现了四万多块泥板；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察对在尼普尔发现了一万多块泥板；科学组织和零星的当地居民也发掘了成千上万块泥板。已经发现的文献多达数十万件，分布在近东，欧洲和美国的各博物馆中。据估计这只是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土地下文献的百分之十左右。许多泥板都只是一些无甚意义的商业文书，帐单，发票，字条，契约和收据等。但也有许多泥板含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宗教或文学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使我们得以复原古代民族的历史。下一节将从关系圣经研究者的角度探讨这些丰富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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