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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预言的渐进理解经历了数世纪
虽然历史上曾有多次对正确原则和对先前所意识到的具体发展的重大歪曲和否认，但正确的应用从未永久性地消失过。它们总能被及时地重获和重申，并得到更清楚和更完全的理解。从但以理的日子直至我们现今的时代都是如此。因此，对这本被默示的书卷（彼后1:19-21）的预言解释史就成了人们试图理解但以理的千年大纲真实含义的拓展过程，直到它可以在耶稣对这些预言所提出的总规定下被理解为止──这些事情被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约14:29；参13:19；16:4）。 在做了这样一种总括性的前言之后，现在就让我们来注意一下构成我们所要追溯之各种具体解释发展过程的基本背景与环境的一系列历史事实与发展。这种对全貌的综观会使预言讲解的各个阶段的发展显得更为清晰和更有意义。 《但以理书》应被理解。－基督在太24章和平行的章节中宣讲祂自己的奇妙预言时亲自论到“先知但以理”说：“读的人须要会意”（第15节）。那就是研究此先知书的充足理由，也是此书可以被理解的神圣保证。 只有书中的部分内容被封闭。－清楚的话语被记录在册（并且完全被但以理书被逐渐解释的历史所证实）说：“那被封闭的书并不是启示录，而是但以理预言中有关末日的一部分。”（《述》第585页）而且，直到人类在十九世纪初真正进入“末时”的时候，历史上才同时突发出许多对二千三百日这一最长的时间预言的解释。但预备性的步骤却经历了数世纪之久。 但以理预言大纲的开端。－但以理亲自提供了这一起点，并且被历代的解释者公认为是公理性的。他受默示而宣告说那被默示所启示和再三重复给他的伟大预言大纲是从新巴比伦帝国开始的。因此，“你[以尼布甲尼撒作为其统治者的巴比伦帝国]那金头”（但2:38）。但“在你[巴比伦帝国]之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第39节）。然后，但以理在平行的章节中按照名称指明了第二和第三个世界强权的身份──具体地说就是玛代波斯帝国和希腊帝国（但5:28,31；6:12,15,28；8:20,21）。如此，上帝的默示不仅不可否认地在大纲中建立了但以理联合预言的起点而且也确定了紧随其后的发展。所以，但以理本人就构成了第一位解释者。从此以后，研究预言的学者们都应将历史应验与预言相比较，因为这预言必要实现，并且因此而确定接下来的各方面的逐渐应验。《启示录》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但以理书》的揭示和补充。 解释者中包括最能干的人。－历史的记录表明《但以理书》的解释者包含了许多在随后的世纪中最引人注目和敬虔的学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历史上确立的解释的起源感到难堪。 应验被许多人所认出。－对预言的每一重大应用都曾被看清楚。这不是被单独的一个人，而是又许多人，通常在不同的国家，被看明的。他们为后代留下了他们理解的记录，而且这是用不同的语言记录下来的。上帝总有许多的见证人来为祂那不断揭示的真理而作证。 时间和发展纠正了不准确之处。－时间及其所提供的历史远景使后来的学者有可能对较早的解释所附带的不准确之处加以纠正。较早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局限性，但这些寻路的早期解释者应因他们在推进成为我们今日之遗产的解释方面所起到的开拓作用而受到应有的尊重。对这些背景的了解是非常令人想望的。 被公认为已经应验了的时间性预言。－七十个七的预言很早就被公认为象征“七”年，但对于二千三百日的理解以及对其与七十个七的关系的理解还在遥远的未来。而对于与后来基督教时代中的发展有关的时期──就是大背道的一千二百六十年日（等同于三载半或42个月）──的理解直到这种对基督教信仰的大背离已实际发展形成后才出现，直到所预言的对真理的悖谬和压抑及其拥护者发展到远得足以被清楚地辨别出来时才出现。因此，但7章中的小角直到其兴起了数世纪之后才被识别出来。 早期教会的解释消失了。－基督教时代最早的几个世纪中所出现的清楚解释随着背道的演进而被逐渐地歪曲和滥用。预言在亚历山大城著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俄利根（约185-约254年）的腐朽影响下开始被寓意化和灵意化地解释掉了。实际上，整个圣经这时都遭受了这种灵意化、寓意化、神秘化的过程。 复活也同样被俄利根灵意化地解释为一系列的轮回。在君士坦丁大帝所谓的皈依及其随后对基督教会的认可、保护和物质充实之后，上帝的国被凯撒利亚的主教和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旁非利（约260-约340年）所物质化和肉体化。 除了俄利根和优西比乌的偏离之外，又有第三个革命性的观念被加了近来，被颇具影响力的希坡主教奥古斯丁（354-430年）所普及。奥古斯丁认为第一次的复活是属灵的（死人的灵魂复活得到属灵的生命），并且主张上帝的国不是别的，就是发展中的天主教，但2:34,45节的石头，当时正处于变成大山的过程之中，这大山注定要充满整个地球，而魔鬼则已经被捆绑，人类已经生活在《启示录》所预言的一千年期间了。这成了中世纪主流教会的信仰。 这些从这种寓意化的癖性中生发出来的误解几乎使正确解释的亮光消亡长达数世纪之久。 合理解释的复兴。－中世纪对历史解释的复兴不是源自瓦典西人和罗马教会以外不承认罗马主教之无上地位的其他群体，而是源自教会内部健壮的儿女，其中有些人被迫地大声呼喊反对其不可掩盖的悖谬，并将圣经中的某些预言表号用在他们自己的教会身上。这也包括某些犹太教作家的类似应用。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由不从国教者组成的不断壮大的队伍几乎都从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中索取支持他们批评教会的依据。这些预言现在逐渐地重新获得了它们在有思想之人的头脑中应有的地位。 宗教改革以预言为基础。－众所周知的，伟大的新教改革运动是一种对早期教会福音真理的重新发现，这种真理在其更为纯洁的时期十分占有优势。但对圣经有关敌基督者之预言的含义所给予的一种新的强调提供了一种执行力。在路德之前的两个世纪中，思想属灵的人越来越清楚地强调借着基督而获得的救恩，并抗议罗马的极度悖谬，但他们却仍留在罗马教会内。但当路德领悟了敌基督者1之预言身份的真理时，那真理使他和不同国家中成百的其他人都鼓起勇气而与罗马决裂。鉴于清楚而再三重申的预言描述和劝勉，他们感到不得不从罗马教皇的巴比伦“出来”。结果，他们宁愿走向地牢或火刑柱也不愿对现在被清楚识别出来的神圣忠告加以妥协。这一切都被用来当作一种集合令，因为预言的描绘在改革运动的思想中占有支配地位，而且现在被清楚地识别和应用。 反宗教改革运动注入对抗的解释。－各国的所有新教团体对于罗马教皇作为预言中的敌基督者实际上毫无异议的控告使得罗马天主教的领袖们试图将控告的指头转移开，并使新教徒的注意力转离中世纪的天主教体系。他们在这方面做得极其成功。两位十六世纪的西班牙耶稣会教士，弗朗西斯科·利伯拉和路易斯·迪·阿尔卡察相继兴起并提出了对预言貌似合理的对抗解释来面对挑战。 利伯拉争辩说敌基督者是一个还没有出现的人──在耶路撒冷的一位不信神的统治者，在这时代末了实意的三载半中施行他的英勇事迹。他在这一方面受到天主教的大辩论家罗伯特·拜拉明红衣主教的有力支持。这种将敌基督者放在未来的发明被恰当地命名为“未来派”解释。这种未来派的观念很快成了罗马天主教对敌基督者的标准解释，而且现在几乎被该信仰的所有教团所支持。 另一方面，阿尔卡察设计出了后来被成为“过去派”的观点，主张所有的预言基本上都已随着犹太教会和国家的衰败以及异教罗马强行瓦解而结束了，而敌基督者就是某些异教的罗马皇帝，如尼禄、多米田或戴克理先。未来派与过去派这两种观点的传播呈现出从同一的罗马教会提出两种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解释的反常景象。但他们实现了混乱新教预言解释的目的。 改革运动的复原被后来的偏离所破坏。－耶稣会教士阿尔卡察的对抗解释开始被坚定的新教徒所接受，如荷兰的雨果·格鲁希乌（1583-1645年）和英国的亨利·韩蒙德（1605-1660年），从而带来了分裂并使许多新教徒对预言连续不断的历史观丧失信心。结果就是对合理解释的第二次流逝，这次是在新教徒当中。但有一些人，如约瑟·麦德，不仅没有被悖谬所动摇，而且被迫重新研究预言的全部内容，并重新提出未来的千禧年和预言解释的历史学派。这导致了越来越清楚和合理的解释。过去派在十八世纪渗透了德国神学家的理性主义学派；未来派在十九世纪在新教徒中得以流行，并且在近几十年间已逐渐在基要主义者中被广泛接受。 坡菲留的安提阿哥·伊皮法尼学说。－但2和7章的第四国现在经常被用来指希腊文化时期[DPHI1]，因此用但7章的小角来指安提阿哥·伊皮法尼。这种用法通常被追溯到坡菲留（公元233-约304年），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和异教信仰的辩护者。警觉到基督教的不断传播，并且意识到预言在早期基督教思想中所占有的关键地位，坡菲留试图借着争辩说《但以理书》不是一部由但以理于公元前六世纪写成的预言，而是一个由玛加比时代的后期作者写成的虚伪的历史梗概，来回避其预言的力量。换言之，坡菲留指控说该书是在历史事件发生之后伪造出来的，但却用将来时加以表达仿佛是在说预言。 这种对抗解释没有西方的基督徒所接受，而只是局限于近东的少数信徒当中。坡菲留的学说在后宗教改革时期之前几乎一直处于睡眠状态，只是到了后宗教改革时期以后此学说才被英国的胡格·布鲁顿（1549-1612年）从朦胧之中带出来。此学说从此在旧世界和新世界中被广泛使用（无疑地并非不知道其起源及其真实的目的），用来反对预言解释的历史学派，就是将但7章的小角解释为历史上从第四国，罗马帝国的十个部分中兴起并在中世纪得以繁荣的罗马教皇的学派。这种安提阿哥·伊皮法尼学说现在已在现代主义者中广为流传，并在大多数评经学注释中出现。 新世界的解释经常更为清晰。－到新世界来的移民将那种十七世纪在大英帝国和欧洲大陆的新教徒中流行的对但以理的标准解释一同带了来。从他们到达美洲时起，预言就在殖民主义者的思想中占有一种突出的地位。解释者来自各行各业。第一部对于《但以理书》的美洲注释出版于1644年，是由以法莲·惠特所著的《对但以理书全部预言的解释》。与旧世界现场与交往的完全隔绝导致了一种独立的解释路线的产生。这种解释方法往往比旧世界学术圈中的某些解释更为清晰，因为过去派、理性主义等还没有侵入美洲。 十九世纪的觉醒。－当后千禧年主义在教会中盛行而过去派正获得评经学术界的青睐，而未来派还没有发展起来时，唯史论的前千禧年主义得以兴盛。 历史性的预言解释曾在三个时期中占优势──首先是在早期基督教的世纪中，然后是在改革运动和后改革运动时期，最后是在十九世纪早期。这就是十九世纪旧世界的复临觉醒和新世界的复临运动的总体背景。许多独立的解释者在此期间开创了平行解释的道路。 我们所采用之解释的世系。－25个世纪以来所采用的解释显明我们作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身份就是对历代以来受人尊重的和正统的预言解释的重获者和继续者。这种解释是累积形成并且现在被恢复、重新被强调并在这末时的亮光中被完善的解释。我们今日的特殊重点恰当而且合乎逻辑地在于预言中的那些从前没有被意识到或被强调的末日片段。在过去，它们应验的时候以及随后的识别、应用和强调的时候还没有到。 从他人那里领受的基本解释。－我们当今的所有基本解释，包括所有的大纲性预言（诸如但8:14节二千三百年的1844年终点，及其与但9:25节的七十个七的同步开始），都可以相应地追溯到先前著名的解释者。因此，我们作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只是站在了多年来合理解释者行列当中，感激不尽地承认我们从这些高尚的寻路人身上所受的恩惠。我们是过去的解释者所发现之预言真理的继承者以及末日应验的特别宣告者。 我们既已对预言理解的背景有了如此的阐释，现在就可以来回顾一下在对《但以理书》各大预言的解释中所出现的渐进和具体的发展。其中包括但2章中具有象征意义的金属人；但7章中对四大兽、第四兽的十角和小角以及三载半的预言；但8章中的公绵羊和公山羊及其各自的角，以及但以理最长的时间性预言；但9章中到弥赛亚大君的七十个七；还有《但以理书》第11和12章中平行的实意预言。2 但以理的大纲中渐进的覆盖范围。－在我们继续探讨之前，有一点应牢记在心。那就是《但以理书》的预言在旧约中是独特的。先前的先知著作中没有提供一个有关未来事件的年表。有时基督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似乎被放在了一起，既没有指出两者之间间隔的时间也没有区分教会目前属灵的得胜与上帝的永恒国度在新造的地上的荣耀。 另一方面，《但以理书》的大纲性预言给予了年代的顺序和上帝的计划在各世代中的连续性。这些预言在不间断的演进中跨越了数世纪之久，从但以理的时代一直到上帝的国在新造的地上被建立为止。它们为基督在第一和第二次降临中实现的上帝大能的救赎计划提供了王国的背景。这个跨越数世纪的被默示的时间表启示了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间和第二次降临前的“末时”的时间。但以理的预言清楚地启示了上帝在历史中决定之手和祂对世界大事的控制。它们展示了上帝的哲学和历史的意义。它们揭示了上帝正在运行之中的救赎大计，伴随着这时代的大灾难结局即将来临。它们也提出了世界的唯一希望，和荣耀的结果。 当但以理看到一系列连续的动作时，在异象中启示给但以理的预言可以被比喻为一种无声电影──如撞击的石头打碎但2章中的金属大像，将其组成部分碾得粉碎并成为一座大山永远地充满整个地球。在其他情况下，当但以理听到但7章的小角所说的亵渎话、或看到表号性的兽的演替、十角的萌发、三个角的连根拔除、小角的兴起以及随后审判的可怕景象时，他的异象可以被比喻为一种有声电影，或电视广播。因此，但以理提供了一种新的预言类型──大纲性的预言及其附随的时期。我们现在就按照历代以来的解释者对各组成部分的逐渐理解来开始探讨但以理所提供的这一系列预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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