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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天使宣布末时已到（启10: - 11:18）
导言 我们都熟习，在一些球类比赛中，我们所热衷的球队情况十分糟，直到后一场的最后几分钟，当我们正失望地想关掉电视机时，我们的球队突然劲头来了。他们传球，接球，投篮，抢篮，正如我们所想的英雄一样。观众疯狂了。记分牌大改变，到最后哨子吹响时，我们一边终于获胜。 启示录书不完全是这样，但它含有如此多惩罚及有关惩罚的警告，故有时候给人的印象是，地上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凄惨，毁灭与残暴，甚至上帝忠心、顺从的子民也不例外。但是上帝这样关心我们，祂常常插身进来，赐给我们鼓励的信息说，祂的眼睛未曾离开祂的子民，祂必叫他们最终获得辉煌的胜利。 这种重复的保证出现在几个启示录的大的段落中。一些作者称这种时刻是一项“注释”或“间奏”，而我们称之为末时的工作分派与保证。 我们在第六印与第七印之间曾发现这些短暂的场景。它们指出上帝的仆人在受印之时，祂仍然充分控制着四方的风，及不久会有无数的祂的子民聚集在祂天上宝座的周围。以后我们将发现其它的这样的场景。现在我们在十章一节至十一章十四节，在第六号筒与第七号筒之间，看到几个这样的场景。 在第一个占了第十章整个篇幅的场景中，一位大力的天使站在地与海上，手中拿着一本打开的书或书卷。他举起右手起誓说：“不再有时日了！”（请参阅本章后的问题解答）这是第一个保证：预言的时间已经结束。末时已经开始！ 约翰被吩咐从天使手中拿起那小书卷，并吃下去，这是第一个工作分派。先知以西结曾一度在异象中吃下一个书卷（结2:8-3:3）。先知耶利米曾讲到，他吃下上帝的话，发现那是他的欢喜快乐（耶15:16）。但是约翰却接受警告，天使的书卷虽然吃的时候味道甘甜，但不久却要使他的肚子发苦。他顺从地走向前，将书卷吃了下去，发现其味确是甘甜，以后却觉得苦。跟着是第二项工作分派：“你必……再说预言。” 在第十一章中，有一根杖赐给约翰，分派他第三项工作：叫他量度上帝的殿与祭坛，及在其中敬拜的人，但叫他留下殿外的院子不要量。有一项解释说：“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启11:2） 此时，上帝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著毛衣，传道一千二百六十天。”（启11:3）那外邦人的四十二个月，与这两个见证人的一千二百六十天，是同一个时期（四十二个月乘每月三十日等于一二六零天）。当外邦践踏圣城时，这两个见证人则在其中传道。麻衣代表悲哀及呼召悔改。见耶4:8节；斯4:1；伯16:15。 约翰听见说这两个见证人是谁，它们是“橄榄树”，“灯台”，及“先知”。它们将火从口中吹到仇敌身上，并造成各种灾难。但是一头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来袭，将它们杀害。我们将见到这事如何在那惊人的法国大革命的改变世界的大事中应验。这兽将它们的尸体留在城中的街上。但它们复活了。天上有声音呼召说：“上到这里来！”当各地的人都在观看之时，上帝当大众的面将它们提上天去，一朵云彩将它们接去。自法国大革命之后到现在，基督教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这两个见证人的经验提供保证，上帝的信息在任何时候都是安全的。仇敌所加的最坏的伤害，只不过是其更荣耀时期之前的序曲。 接着是第七号筒。它被称为“第三样灾祸”。其中，那践踏圣城的外邦人发怒到了顶点。“外邦发怒”，这是否哈密吉多顿最后世界大战的预言？上帝的忿怒也成熟了。“你的忿怒也临到了！”这是否指最后的七大灾难呢？见启十六章。那些败坏世界的人终于被除灭了。（启11:14-18）
但是那第七号筒，就是那最后的号筒并未说是灾祸。那拿着小书卷的天使告诉约翰说，在第七号筒的时候，“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上帝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启10:7）这里是更进一步的保证，福音会胜过每一样反对。其实，其黄金时期就是末时，而我们现在正活在末时。 在末时之时，上帝的仆人，每一个都会得到赏赐。“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启11:18） “众先知和众圣徒”，“连大带小”，上帝都看顾！像这样的应许，包括十分熟习的，也包括从未听过的, 包括卑微的，也包括显要的，包括孩子也包括团体的行政人员，包括每一个选择忠于上帝伟大球队的人，无论你是拉拉队，或中锋，或后卫。 并且，时间也不会长久，因为最后的一场比赛已正在进行。 启示录十章一节至十一章十八节的经文 启示录第十章 (1)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虹，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2)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3) 大声呼喊，好象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4)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5)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6) 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起誓说：“不再有时日了（或译：不再耽延了）。”(7)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上帝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 (8) 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9) 我就去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10) 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11）天使（原文是他们）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 启示录第十一章 (1)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上帝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2)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十章一节至十一章十八节的信息 I. 末时已经开始 启示录第九章与第十章之间有着何等的对比啊！我们可以大松一口气，那蝗虫，硫磺，马的尾巴的景象突然变换，出现一个巨大、但友善的天使，预言的萤光幕上充满了这位天使超凡的荣耀。 他的脚坚定地踏在海与地上，他的一只手拿着打开的小书卷，另一只手恭敬地举起起誓。这个大力的天使使我们立刻想起了我们在但以理书最后异象中所读到的天使（但12:5-9）。但以理看见有一位站在“河水以上”，旁边有一位站在河岸上（此处平行地讲到水与陆地），那站在河水以上的举起他的双手，指着那“活到永远的主”起誓。约翰所见的那位天使也“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起誓。”（启10:6） 但以理所见的那一位起誓，是紧接在但以理受吩咐“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之后。当有人问：“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那位起誓的回答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当但以理正为这种情形惊异不置时，那人回答说：“但以理阿，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封闭，直到末时。” 约翰所见的天使也有一个书卷，一个打开的书卷。他也起誓，讲到时间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 显然，但以理与约翰所见的是同一位。当我们研究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时，发现但以理所看见的那一位是米迦勒，实际上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见本书上卷。现在我们注意到，约翰所见的天使，“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正如启示录第一章十三至十六节中所描写的耶稣一样。祂的声音（10:3）“好象狮子吼叫”，基督的声音（1:15）如众水的声音。祂“头上有虹”，使我们记起上帝宝座上面的虹（4:3）所以我们作结论说，但以理所见的那个“人”，及约翰所见的那位“天使”，诚然都是耶稣──祂在这两卷书中另外的地方出现时是人子，狮子，白马上的骑士，大祭司，并也是羔羊，并在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及启示录第十二章七节中也是天使长米迦勒。 在启示录中，那天使的誓言，看来是根据安息日诫命中的话：“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出20:8-11）当启示录讲到末时，常使用让人注意到安息日的语言。 因为在此，如同在但以理书一样，我们听见上帝的儿子指着永活的上帝起誓，并且祂的誓言以十诫为基础。祂必然十分迫切的关心。祂所关心的是一本打开的小书卷，末时的时间，及上帝奥秘的成全。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事的意义。 小书卷是什么？──在约翰见的异象中那个文件，就是但以理异象中封住的文件。它的话，以某种意义说，在但以理的时代是封住的，但并非永远封住。它们封闭，只是“直到末时”。在“一载、两载，半载之后”，──就是在三年半预表的年，或1260预表的日之后──“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有应许赐给但以理说：“知识就必增长”（但12:4-7）。约翰的异象表达了但以理异象所暗示的，就是，将有一个世代，在1260年结束之时，但以理书将会打开。 那“小书卷”就是但以理书。它在末时打开，意为在那时之前人不了解的一些预言，将要为人所了解。那位天使的能力及他誓言的严肃性，使我们对但以理书预言，及其为人了解时的严肃性，有了深刻的印象。 打开的小书卷──我们需要记住，并非但以理书中的一切都被封住。那金头立刻被指出代表尼布甲尼撒及他的巴比伦国。“你就是那金头”，但以理告诉尼布甲尼撒王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但2:38,39）在第八章中，那预言中的第二与第三兽，迅即指出是玛代波斯与希腊。（20，21节） 这些异象中甚至使但以理感到困惑的一件事，是那个长时期的预言。在第八章中，他见到一头公绵羊与公山羊，听见2300日的预言之后，听见有人解释那些兽的意思，但是他也听见有人说：“所说二千三百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我因这异象惊奇，”但以理加上说：“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但8:26,27） 历史已有记载，随着时间过去愈来愈为人更加了解的就是但以理书这长时期的预言。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中那象征性的七十个七预言了基督第一次降世的大事。它们在主后二百年左右就为基督教历史学家阿非利加努斯（Julius Africanus）清楚地了解。他清楚地明白这七十个七是指“从亚达薛西王至基督时代的四百九十年。”（注一）或者比他更早两百年，那三个博士在跟随耶稣诞生的星到伯利恒去时至少知道一点──这七十个七的预言。 若是对这七十个七的预言，在但以理去世之后七百年或五百年，人就已获得相当的了解，但是对一千二百六十日的预言，却是在但以理去世一千七百年后，在主后1200年左右，人才明白是指1260年。弗洛拉的约雅敬（Joachim of Flora）是一个住在意大利南部的修士。他爱他所属的天主教会，如此强烈，使他称她为巴比伦，并祈祷上帝帮助她施行改革。他的著作也诚然使天主教会大力趋向改革。约雅敬作结论说，1260天代表约略1260年。他称这段时期为“子的时代”。他提出说，这时代自耶稣在世时开始，贯穿整个天主教会的历史，并会在他所称为的“圣灵时代”结束。这圣灵时代，他盼望在他自己时代之后不久就会来到。（注二） 那位伟大的宗教改革家路德马丁，在但以理之后两千年左右出世，也像约雅敬一样，曾说这1260年是指中世纪的教会历史。他说，它可能始自那称教皇为“众圣教会的头”的东罗马帝国福卡斯皇帝（602-610）。（注三） 以后注经家同意路德马丁的一般说法。有的采用他所说这时期的起始点，有的用一些与之相近的一些其它的事作试验。在美国殖民地，那被称为新英格兰教父的科顿（John Cotton 1639）提出说，这时期是395-1655。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马特（Increase Mather 1708），提出的年代则是456-1716。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39）则提出606-1866。（注四） 大多数的注经家认为1260日结束于基督复临之时，并盼望耶稣会很快回来，因此容易将这时期的起始点定在早期教会的一些大事上，而让其结束日期落在他们盼望基督会回来、离他们时代不远的将来。 法国大革命及教皇庇护六世的被放逐，使得这种情形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注经家突然间觉得1260年的结束，不是基督复临之时，不再是将来。它就是现在。它已经发生，1260日已经结束。 贝乔治（George Bell），金艾德华（King, Edward），孔宁干（William Cunninghame），梅特兰（Charles Maitland），柯特（Alexander Keith），比克斯特（Edward Bickersteth），珥运（Edward Irving），克罗里（George Croly），哈伯生（Matthew Habershon）,俄尔夫（Joseph Wolff）及许多其它的注经家，现在都正确了解这1260日的预言，始于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时代（530年代）结束于法国革命时期（1790年代）。许多注经家选择538与1798年（注五）。（我们将在下一段中论到法国革命的重大意义） 法国革命发生，但以理书十二章七节中的“一载，二载，半载”的时间就完结了。现在但以理书的1260日就为人了解了。知识已经增长，“智慧人”能明白（但12:10）。一个但以理自己不能了解的预言现在为人解释了。那小书卷现在打开了。末时已经开始。 我们所举出的这些注经家们及其它的人在热切地重新考察1260日的预言时，同时也热切地注意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所说二千三百日的预言。这二千三百日早在第九世纪著名的犹太拉比拿哈温底（Benjamin ben Moses Nahawendi）及之后各世纪中许多其它的拉比们认为是二千三百年（注六）。十三世纪，维朗诺瓦的一位基督教神学家及医生阿诺德（Arnold of Villanova）也认为这二千三百日是二千三百年（注七）。但是却不能肯定其起始的日期。这样，也就没有大家所同意的结束的日期。 但是在一七六九年，德国改革宗教会一位博学的牧师彼特里（Johann Petri）认识到，那在但以理九章中七十个七的预言，乃是为帮助我们了解第八章中的2300日预言而赐下的。见本书卷上。彼特里知道，那七十个七是自主前450年代中亚达薛西王颁发命令的时候开始。若这二千三百日也是从主前450年代开始，彼特里想，其结束的时候岂不是在一八四零年代吗？（注八） 一七八七年，爱尔兰的伍德（Hans Wood）获得了与彼特里相似的结论，但他显然并不知道彼特里的著作（注九）。一八一零年，苏格兰富有影响力的作家布朗（John Aquila Brown）提出主前四五七年与主后一八四三年为预言起始与结束的年分，以后又将结束年分修正为一八四四年。（注十） 在这方面闻名于世的专家山丁教授（Ernest R. Sandeen）在最近的一个研究报告中曾敏锐地说，那1260日在法国革命中的应验，已成为对2300日预言有把握的新研究的一把钥匙。研究预言的学者们，受到但以理书第七章1260日应验的鼓励，就深信下一件大事，将是2300日的应验（他们将其结束时期放在1843-1847）（注十一）。那1260日作为1260年应验，证实了认为2300日为2300年是正确的。这样就成了一把钥匙，藉以进一步了解但8:14节圣所的预言：“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 甜与苦──甚至在1260年已经完结，末时已经开始之时，对但以理书的时间预言也并非一下就完全了解。一些基督徒曾盼望耶稣于1260年结束时回来，同样的，现在许多人也盼望祂在2300日预言结束时会回来。详细的研究导使他们将这时期的结束日放在一八四四年十月。当这一天愈来愈近之时他们的心充满着何等的期待与快乐之情啊。许多人在信的结尾签名方式是：“在有福指望中的你的朋友。”一位热心的少年人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年：我的心充满了快乐的期盼。”（注十二） 但是，啊，当那快乐的期盼未曾实现，有福的指望落空，耶稣没有回来之时，他们的心碎了。当我们研究启示录第十四章时，会更多地讲到这深切感人的故事。 这些信徒的经验，已经在约翰所见手持小书卷的天使异象中清楚地预言了。如同许久之前约翰在异象中一样，现在在实际生活之中，这些信徒吃了那打开的小书卷。他们吞下了那对但以理书长时间预言的奇妙的新了解。如此行给他们带来说不出的喜乐。那味道真是甜如蜜。但是当耶稣没有回来时，他们就觉得苦，及说不出来的悲伤。 “将...殿量一量”──我们再次提醒自己，启示录在原经卷中并未分章。启示录第十章与第十一章之间并无间断。我们将两章放在一起研究的原因在此。在约翰接受命令(1)拿起小书卷吃下之后，再叫他(2)必须“再说预言”，并且之后还要(3)“将上帝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那再说预言的工作分派，指出一八四四年失望并非全部崩溃或一切都完了。生活，学习，教导，及传道的需要，会继续下去。末时的开始并非就是时间的末了。 那“量”的命令，就是去考查，恒量“殿”，就是圣所。那正是一八四四年失望的信徒们所需要的。但8:14节说，在2300日的末了，“圣所就必洁净”，或恢复其正当的情况。他们失望与困惑的解决之道，在于更仔细的研究天上圣所的意义与工作。历史的事实正是这样，那些失望的信徒确是立即再度研究圣所的意义。当他们如此行时，就明白了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书对末世的真实价值。 借着这项新的研究，他们就准备好，将上帝的奥秘传给“多民、多国、多方、多王”。但是到我们研究启示录第十四章时，我们当再详论。 末时有多长？可能你在听见末时与那真正时间的末了并非同一件事，并且，末时已在两百年之前，在1260日结束时，就已开始，会感到困惑。 我们先要注意到约翰所见的天使并未宣告所有时间的结束。他强调说，那久已应许的上帝奥秘的成全（最后向全体世人宣讲福音）还要在将来第七号筒吹响的时候（启10:7）。启示录第二十章显明那伟大的千禧年还在将来。没有，那位天使并未宣告所有时间的结束。他也未曾宣告恩典时间的结束，仍有上帝的恩典，福音仍在传讲。约翰自己，代表上帝的子民，在痛苦失望之余，仍接受分派，向“多民、多国、多方、多王”，作传道人，再说预言。 约翰的天使未曾宣告所有时间的末了已到，或恩典时期已经结束。他曾宣布末时，那是他在较早之时，在但以理书十二章中起誓宣告的主题。他宣告的是1260 日及2300日的结束，他宣告了预言时间的结束。 就是这么简单。 也是这么感人。若那要封闭直到末时的书卷（但12:4），现在打开了，──它真的打开了──那么我们今天正是住在末时了。 或者这似乎太奇怪，末时居然持续了两百年之久。1260日的预言在1798年结束，2300日的预言在1844年结束，我们现在已活在21世纪。 若是1798与1844听起来显得是许久之前，我们就需要培植出一项透视感。（我们若将手指尖放在太靠近我们眼睛的地方，就可将一座山从我们面前遮蔽。当我们回顾过去，尤其是当我们年幼之时，就是去年的事，也可能像远在黑暗时代）。 因此，让我们暂时将我们放在创世记第三章伊甸园的门口。如此行，至少会将我们带回去六千年。我们的始祖站在我们旁边，他们刚刚第一次犯罪，带着新有的悔恨之情。让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历史悠长的世纪。第一，看我们是否能看到十字架。从伊甸园到耶稣的十字架，依照圣经的年代，是四千年左右。去寻找十字架，我们必须用望远镜。我们必须使我们的眼睛跨过挪亚的洪水，经过出埃及，经过大卫作王的时代，一直下来几百年，超过但以理的时代。 找到十字架之后，我们现在需要找到1798，及1844年。如此行，我们需要用眼力透过又一段两千年左右的时间，经过罗马的沦陷，美洲的发现，甚至经过美国独立宣言。 这样去看，在基督与撒但之间六千年的善恶之争的剧场中观看，1798到今天之间的时间就诚然是短暂的了。相对的说，末时不会十分长久。 我们现在就住在这末时之中。 II. 拒绝改革，收割革命 我们在前面曾说，1260日的预言在法国革命时结束。我们曾应许自己要在下一段对这件改变世界的大事，作进一步的研究。 麦雷尔教授（William H.McNeil）在其名著“西方的兴起”中讲到一次“西方大爆炸”，将欧洲的观念与技术带到世界各地。麦教授与许多其它的学者一致地将这“西方爆炸”的年代定在法国革命开始的1789年（注十三）。 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爆发时，（麦教授说）西方文明在地理上的疆界，还可以相当精确的划出来，但到了1917年，情形就不同了。西方的历史已与世界历史相融合。（注十四） 麦雷尔教授在三个主要的方面分析这西方爆炸：“领土爆炸”，“工业”，及“民主革命”。这三方面对我们现在所研讨的预言都有关系。 大英帝国在一八零零年代的成功，只是将欧洲文明扩散到广大非洲及亚洲地区并大大扩张其对南北美洲影响力之庞大过程的一部分。除此之外，那在一七零零年代后半期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将西方科技，如工厂用的蒸汽引擎，火车，汽船，动力印刷机，电报，及先进的武器等，提供给世界其它地方。西方的领土扩张结合了新兴的工业，使基督教广传成为可能，使赖德里（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称一八零零年代为基督教“伟大的世纪”，一个“充满活力与空前扩张”的世纪。（注十五） 这样，西方的工业及西方的扩张明显地应验了1260年结束的预言。但12:4节预言说，在那些日子之后，“知识就必增长”，“必有多人来往奔跑”。在那些年结束时，约翰也听见有声音说，要将福音传给“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启10:11） “地震式”的大革命──在1260年结束时，约翰也见到“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与上帝的两个见证人（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所多玛，又叫埃及。”“三天半”的时间，“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但是三天半过去之后，那两位见证人，会复活过来，并升到天上去。“正在那时候，”约翰见到，“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上帝。”（启11:3-13） 这就带我们来到麦教授所说“西方大爆炸”的第三方面“民主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配得在预言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对我们与我们的家人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发挥过最大的影响力。它比任何单一因素更多的改变了世界历史，引发了现代的民族主义，造成普遍的征兵，因而导致今天我们这时代庞大的军队与施行大屠杀的战争。（注十六） 法国大革命使法国开始施行民主，使国民在法律前人人平等，及长期迟延的皇家专制“神权”的结束。它绝非一个孤立事件。约在其正在进行的同时，在荷兰，爱尔兰，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当然也在美国，都有另外的革命在进行（民主一词先发源于荷兰，后流行于法国及意大利）。在那同一时期，在德国，匈牙利，波兰，希腊，革命的暗潮都在汹涌。“这一切不安，阴谋，动乱，反叛，”普林斯敦大学著名的研究这时期的专家派谟教授（R. R.Palmer) 说：“都属乎这伟大的运动。”（注十七） 派谟教授在以后的几页加上了一个最适当的意见。他说，当代的一位历史学家描写这个革命的世代是一次地震（注十八）。约翰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三节中也讲到一次“地震”。所用的字最适切不过。 声名狼藉的法国革命──在这整个革命的世纪中，法国大革命因恨恶基督教及其暴行而出名。在其恐怖的血腥统治时期，许多个月，每天都有十几个男女，有时每天五、六十个男女，贵族，皇族，政治家，店员，工匠，被劳工送上桂洛丁博士（Dr. J. I. Guillotine）所推出的断头台（英文中的断头台即称为guillotine)(注十九）。 在那恐怖时代，无论贫富，没有人是安全的。对革命应有的限度人各持有不同的看法。任何人都可被控告不忠。那时没有辩护法庭，甚至讥笑式的审判也少有（注二十）。最后，甚至那位恐怖主要的倡导人罗伯斯比（Maximilien Robespierre）也最后成了恐怖的受害者。还有更大的恐怖。当巴黎的暴民攻击皇宫，掳去皇帝时，有一千人被踩死或射死，包括那六百个在国王要求之下已经放下武器的瑞士的卫士。在那次“九月大屠杀”中，暴民进入巴黎监狱，将囚禁的人杀了一半以上。许多城市架起了断头台。当觉得这些断头台的速度太慢之时，那些被控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人成百的被聚成恐惧的堆，让加农炮弹的碎片杀死。尸体的处理成了问题，因此，在一处地方，有两千名男女与孩童被逼进船中，沉在卢瓦尔河。 若是，因熟习暴行已使人心麻木，这些数目字还使人觉得不算什么，就该想一想，那时法国的人口，尚不足现在人口的一半。 战争使大多数人丧命。大众喜欢民主政府，导致首次在西方国家中有了真正的国家军队。奥地利与普鲁士，向法国宣战，才让革命停止。法国人的呼喊声“我们的国家已处于危险之中”，导致现代历史上首次的全国征兵。这立刻组成了一支热心的拥有三十万民兵的大军。在民主政治中，人人平等，国家是他自己的，因此推论说，人人都应服役。 用兵驱走了侵略者之后，法国继续用兵要将革命加给每一个国家。“在整个欧洲燃烧之前，我们不会罢休。”革命领袖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喊着说。不久法国就与几乎欧洲每一个地方进行战争，并一直在战争之中达二十二年之久。不知有多少暴行？多少人死亡？ 大多数这些战争年代中，法国的领袖是拿破仑。当然，在法国之外，拿破仑也是欧洲人最恨恶的人。他在多年于他所征服的国家中横行之后，转而攻打他的盟国俄罗斯。他在1812年带领五十一万大军，那是欧洲从未见过的最大的军队，出发攻打莫斯科。但是因为疾病及战败，到达目的地的士兵数目不及半数。那些到达的人，发现莫斯科已是弃城。那个木城不久着火焚烧。冬天来到，他们疲惫地从荒原撤退，缺少食物与住处，又遭受哈萨克人攻击，单单在一场过桥的战火中，就损失了两万五千人。拿破仑看见他的大军差不多已化为乌有，他跳上马车，急速返回法国，征组另一支军队，但这支新军只是在其它战役中每天五千，一万，两万的损兵折将地再化为乌有。（注二一） 多少暴行？多少死亡？ 与之形成对比的，在早期美国革命中，虽然情况不好，但是，无法置信地，只有少数军队作战，就有了决定。当华盛顿在重要的约克镇之役打败了康华里爵士时，他的军队不到一万七千人。康华里的军队则只有八千左右。（注二二） “在法国革命之前，所有欧洲的战争都是由政府付上代价的职业军人及佣兵打的。”一位历史学家提醒我们说。谁施行统治常常并无区别。他们也很少觉得有责任要帮助统治者作战。但在法国革命中，人与他们自己的政府站在一边。第一次的征兵“是欧洲国家第一个近代征用人力的例子。……因此，产生了国际的战争，因为有了征兵使国家有了战争的工具。……欧洲就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了。”（注二三） 是的，欧洲永不会再是从前的样子。别的地方也不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有一千六百万男女穿上了军装。在同一个战争中，单是苏联的伤亡人数就达两千万人。诚然，法国革命对我们及我们的家人产生了冲击。无怪乎，它在圣经预言中占有一席之地。 除了征兵，庞大的国家军队，及众多的伤亡之外，法国革命所引起的另一个东西是共产主义。马克斯在规范共产主义时，及列宁和托洛斯基准备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暴力革命之时，都曾细心分析法国革命的路线（注二四）。在这项过程中，他们从法国的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学到了相关的功课。就是那知道什么对大众有益的少数人，应该为了大众的益处，叫多数人听从他们的理论。苏联时期，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是共产党员。派谟教授说：“若未先发生法国革命，共产主义的运动决不会达到目前的程度。”（注二五） “我们现在还不能，”那受人尊敬的英国历史学家格林（V. H. H. Green)说：“完全量度法国革命对历史的全部冲击。它是一种富有决定性的大事，将水闸打开，我们仍然在其放出的水中游泳，有时觉得将头保持在水面之上也感困难。”（注二六） 革命与反基督教──格林教授的话讲得太适切了。诚然，我们正活在法国革命另一个严重的后果之中──反基督教的无神论。今天，约有四分之一的人类，是在无神论政府的统治之下。 这带我们回到那“两个见证人”及他们被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杀害的事，因为法国革命反基督教的立场十分强烈，确是将其后果留给了我们。 我们认为启示录十一章中的“城的十分之一”是法兰西，那“两个见证人”是新旧约圣经。参见本章后的问题解答。 法国革命反基督教的立场，是长期发展出来的。在一二零零年代，在教皇依诺森三世的领导之下，法国曾攻击那进步、“信仰异端”的阿尔比派（Albigenses），并要使他们绝种。在一五零零年代宗教改革时期，估计有四十万法国的天主教徒迅速接受日内瓦的法国宗教改革者加尔文所教导的以圣经为中心的教义。若是给与胡格诺派（Huguenot法国改革基督教会的称谓）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个国家的历史将会何等的不同。这“两个见证人”有一段时期在法国快乐地传道。但是为时不久。法国的皇帝们为他们的主教们及贵族所鼓动，对信奉基督新教的胡格诺派，打了至少六次内战。 一五七二年八月十八日，在两次讨伐胡格诺派战争之间的和平期间，皇帝的妹妹，在一次高层社会的婚礼中下嫁一胡格诺派的领导人，皇帝正式宣布胡格诺派享有自由。但最遗憾的是，新娘的母亲凯撒琳（当然她也是皇帝的母亲）因之被激怒。她在气怒之下，安排了史上所谓的“圣巴多罗买大屠杀”。屠杀的暗号是在那次婚礼之后不到两周内的圣巴多罗买日半夜两点钟鸣钟。依据一个现代保守的统计，在短暂时期之内，“在巴黎可能有八千，在整个法国则有好几倍巴黎数目的胡格诺派信徒”（注二七）遭到有计划的追捕与杀害。大家都知道，当一个送信的人匆匆地将这项信息带到罗马之时，一个法国的红衣主教给了他丰盛的奖赏。教皇贵格利八世下令在墙上作壁画及设计勋牌以为庆祝。罗马钟声大鸣，教会诗班高唱赞美诗，并举行了一次华丽的游行。（注二八） 一二十年之后，一个胡格诺派的贵族纳瓦拉的亨利，刚好轮到要继承法兰西王位之时，教皇西克斯都五世（Sixtus V）宣布他没有资格登基。但是纳拉瓦的亨利仍然成了法王亨利第四，不久，他为了取悦大多数的臣民，使自己成了天主教徒。──据说，他曾说：“巴黎配举行一台弥撒。”（注二九）──但是亨利第四皇帝于一五九八年颁发了有名的南特赦令（Edict of Nantes），在法律上不可撤销地，赐给胡格诺派许多自由，但将他们完全排除在巴黎、里昂，及一些其它的主要城市之外。何处容许胡格诺派存在的地方，胡格诺派的人就在功艺，教育，农业，及商业上出类拔萃，成了法国的中层阶级。他们的数目增加到两百万人，相当于法国全人口的十分之一。 但是一年一年过去，他们的自由一步步减少。教堂被撤毁，传道人被驱逐，大学被关闭，但是其最残酷的办法是一些粗野的称为龙骑兵的士兵，被差遣住在胡格诺派人的家里。这些龙骑兵由国家授权，并受当地的神父所鼓励，要借着搅扰、淫乱、偷盗，蛮行，恐吓、或那仅缺乏实际强暴或杀人的使胡格诺派人受苦的方式，强迫胡格诺派回到国家教会。 一六八五年十月，国王路易十四，正式撤消了这项不可撤销的南特赦令, 并在同一法案中，宣布一切胡格诺派为非法，又禁止他们离开法国。约有五十万的胡格诺派（无人知道精确数字）宁肯拋弃家园与财产，不肯丢弃信仰。“一些在奢侈中长大的人，怀孕的妇女，老人，病人，孩童”，有些化装为朝圣者，运动选手，及农人，日间躲在森林或山洞中，晚上行过陌生的小路，躲在车上，船上，在草堆，煤堆之下，或在空桶之中，设法逃离法国，好享自由。有些人幸运，但那些无法逃出的人，或被抓住的人，所受的苦，无法描述。这项南特赦令的撤销使胡格诺派成了“一个受逼迫、殉道的教会，被剥夺人权，直到法国革命的前夕。这项赦令使胡格诺派逃亡，因此使英格兰，荷兰，普鲁士，及美洲获得永恒的利益”（注三十），也使法国遭受永恒的损失。 法国拒绝了基督教，也是拒绝了许多圣经的亮光，拒绝了上帝的“两个见证人”与“灯台”。许多法国人在一七零零年代不愿接受上帝的真亮光，就接受了当代称为“启蒙运动”的哲学。 “启蒙运动”──一七零零年代是一个可以将所有人类知识放在一套二十八本百科全书的时代（再加上七本附录）。人陶醉于对宇宙依自然律运行的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上帝似乎愈来愈不重要。自然神教流行，描写上帝是一个超级的钟表匠。祂创造宇宙像一只钟表，上好发条，让它自己运行。人的理性显得愈来愈受尊重，因为它可以理解这一切。基督教的教义，连同童女怀孕，复活，个人祷告蒙垂听等神迹，都受人轻视。 这启蒙运动在欧洲及北美洲散布不多，但在巴黎却兴盛非凡。那里各阶层的人，虽然挂名是基督徒，却流行参加俱乐部或沙龙，讨论当代学问渊博的哲学家的著作。 在启蒙时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中，有卢梭，与伏尔泰。他们都是法国人。卢梭教导人十分矛盾的事情，包括人人都应自由的道理，并且，如我们前面所说，那认为自己的知识是最好的人，为了大众的利益，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大众身上。（注三一） 我们曾在前面讲到，伏尔泰如何利用一七五五年十一月一日里斯本大地震论到上帝不关心我们。这就是为法国革命铺路的理论之一。伏尔泰是个自然神论者。他的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但是却没有能力爱我们任何人或与我们建立个人的关系。伏尔泰一再拒绝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并觉得人的理性远比基督教高超。祂特别拒绝旧约圣经，说它将人贬为禽兽。（注三二） 在法国革命时期，一个美国公民竟被选进入法国国会，其意义重大。他就是潘恩（Thomas Paine）他是一个性情古怪的美国爱国者，在许多事情上同意伏尔泰的看法。他在巴黎时所写的“理性时代”中，气怒地说：“我真诚地厌弃旧约圣经。”（注三三） 实行反基督教──在大革命开始之前，几乎所有法国的主教都是贵族的成员，与其它的贵族及皇帝有亲密的结盟。因此，主教们不肯因压迫及奢侈责备皇帝及贵族。因此，无怪乎当法国人民拋弃他们旧有的国王与贵族之时，及丢弃他们过去压榨人的捐税制度时，也拋弃了他们旧有的宗教信仰。 法国革命人士最初对他们所知道的唯一宗教泄恨之时，建议采用一项新的日历，一个不从耶稣诞生起算，而从他们自己革命第一年起算的日历。 旧日历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负有两百个圣日的重担，大大地减少了穷人赚钱糊口的能力。但在新日历中，所有圣日全部废除。甚至那带着圣经安息日记忆的星期日也一同被扔在垃圾堆里。但在英格兰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在宗教改革期间，人迅速赢得自己研究圣经的权利。在那里，虽然大多数教会制定的圣日被废除，但星期日，在错误地被认为是安息日的情况之下，则被赋予一种神圣的，叫人得安息，几乎与真正安息日相等的素质。 但是，在法国，在新的反基督教的日历之下，一周变成了十天，只有在第十天才是假日，作为庆祝共和及其新的外邦宗教之用。月分重新依照各种季节命名，在法国，被称为，雪月，雨月，风月，雾月，收割月，热月等。 第一次对革命宗教的庆祝，与对大自然新的强调相结合。一七九三年八月十日，一个代表自然女神的大像在一高处立了起来。当巴黎的人涌到这个大像之前，水从她的双乳喷入一美化的水池中。一个演员用一个亵渎的祷文对她说：“野蛮的或文明的万国的主宰啊，啊，大自然啊，这伟大的人民配称为你的人民！”（注三四） 革命并没有真正废除基督教。其实，它宣称所有宗教的崇拜自由。只是在同时，它禁止那时天主教会流行的热烈的街头游行。它说服巴黎的天主教主教及其同僚放弃了他们的工作与服务。听见了这项消息之后，全巴黎都欢喜若狂。 巴黎某一区的人，为了庆祝，点火烧了教堂中所用的宗教书籍。其它区的人发布消息说，他们扬弃了基督教。为自由平等殉道之革命人士的塑像取代了教堂中众所熟习的圣徒像，歌德式的屋顶下则回响着革命宗教的哈利路亚（注三五）。虽然有宗教自由的宣布，但不久巴黎所有的教会都为政府关闭。人用诗班穿的白袍制作衣服穿在身上炫耀。有报告讲到在教堂中及墓碑之间有人裸体跳舞。旧货店在裤子与马桶垫之间陈列出神父的圣袍。（注三六） 这个反基督教的残暴过程绝不限于巴黎。其实其它的城市更在巴黎之先开始（注三七）。在有些地方，教堂被暴民蹂躏，在别的地方，人看不顺眼的东西被除去，管风琴被当地政府雇来的木匠与石匠折除。十字架，偶像，贵重的圣餐用的盘子及杯子都被扔出去。贵族们墓穴中奢侈的军装也拿了出来。从教堂取出来的大量的金银被送到巴黎，在那里，大部分被用为支付国家军队的费用。当一批批教会的财宝到达首都之时，“那些暴民，”一位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说：“喜爱滑稽戏，就用最荒唐的方式讽刺从前他们举行的宗教仪式，进行亵渎。”（注三八） 启示录十一章十节的话何等可悲及愚昧的应验了：“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那两个见证人）欢喜快乐。” 雾月的第二十日（基督徒日历十一月十日），一位年轻的妓女被拣选代替雕像，作为理智女神的代表。她身穿白衣，披着蓝色的披肩，扬起的头发戴着红色革命的冠冕，在那许多世纪以来人在那里向耶稣母亲祷告的法国最著名的大教堂里受人崇拜。当一位演说家，代表在场的每一位谄媚地拥抱那个女人时，欢呼声在整个教堂回响。在巴黎之外，在无数的城市与乡村，都选了当地的女人代表理智女神。 在那重要的古城里昂，市长去世时，他的骨灰及半身像随着游行队伍带到一个户外的坛上。在队伍中有一头驴，在它的尾巴上系着一个十字架及一本福音书。仪式结束时，让驴子从圣餐杯中喝水。那个十字架与福音书则从驴子身上解下拋入火中。（注三九） 下一个世纪的法国政治家细尔斯（M. A.Thiers）说：“这些景象既无诚意或内含，由一个改变其宗教崇拜的国家表现出来，其中没有从前的也没有现在的礼拜形式，看来只是令人厌恶。”（注四十） 就在法国将人的理性作为神，并奉它的名推翻了他们所认识的基督教之时，那些使用他们的推理能力反对当时情况的人，却整批的被送进监狱。在巴黎，那时人口不足七十万（注四一），估计被捕的人就有十万之众，断头台血泉涌流。（注四二） 敬拜至高者──你还记得，那些哲学家，他们虽然颂赞大自然与人的理性，但仍然相信有一位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并听其自己运转）。因此，那位恐怖统治的主要创始人罗伯斯比，不久坚持，新的共和不可仅崇拜人的理性，而应该说相信一位至高者，及相信灵魂不死。他作了一篇有力的演说，推崇这项新革命宗教。他主张崇拜至高者的论点不是宗教的，而是政治的。这样的崇拜，他说，对在“社会情况中的人”，是合适的。为了证明灵魂不死，他举出古希腊人，罗马人，苏格拉底，西塞罗，布鲁图（Brutus），及莱奥尼达斯（Leonidas）为证。“神父对道德，”罗伯斯比继续说：“如同江湖医生对医学的情形一样。”“我所知道的，”他说：“那最接近无神论的就是他们（神父们）所发明的宗教。他们借着大大地误表那位至高者，已经在他们能力所能除灭的范围内，除灭了祂。……神父们已经按照他们自己的形像创造了一位上帝。他们使祂嫉妒，任性，贪婪，残忍，不肯宽恕。”（注四三） 在草月的第二十日（一七九四年六月八日）罗伯斯比称自己为先知，为祭司，或依他仇敌的说法，为他的新革命宗教的教皇。所选的那一天是天主教会计划记念五旬节的星期日。有大的人群跟随他游行。 我们不是在讨论从天主教会传统至基督教对圣经了解的一次宗教改革。我们是正在观察一个口头上自称是基督徒的社会在废除，几乎是呕出他们所知的基督教时所有的振颤，及以一种异教形式取而代之的情形。 “在欧洲历史中自罗马皇帝尤里安的时代以来，这是第一次，一个国家要开始实行反基督教的政策。”（注四四） 法国除了是第一个欧洲反对基督教的国家之外，还有另一个第一。在侵略占领西罗马帝国的各部落之中，法兰克人是第一个在四九六年永久性接受天主教信仰的。法国曾享有“教会长女”的尊荣。回教徒常称所有天主教徒为“法兰克人”。但她是现代欧洲正式最先反对耶稣宗教的国家。 学得极好的坏功课──在这许多世纪之中，那已建立的教会，已经教导法国去惩罚，流放，处决他们的异端分子。在现在的危机中，教会发现，她将这项功课教得太好了。法国人民现在认为教会人士自己错了，就依照他们那几百年中所受的教训对待他们。在革命时期，他们处决了至少两千名神父，并且这个数目多达五千。在一个可怕的日子，在一处可怜的地方，他们射杀了八十三名神父。 许多世纪以来，有一项喜欢加在异端信仰分子，及加在许多其它认为坏人的惩罚是，将他们放在可怕的奴隶船上摇桨，直到他们在巨大的桨柄上腐坏。忿怒的法国人民，在他们对其所知的唯一形式的基督教的恨恶之中，送交了八百五十名神父到船上作奴隶。 教会已经教导国王将胡格诺派放逐。现在则有三万至四万名神父被放逐，离开法国逃命。有的逃到西班牙，有的逃到意大利中部的教廷，另一些逃到信奉基督教的英国。一七九八年二月十五日，法国士兵进入罗马的西斯廷礼拜堂，实际逼迫教皇逃亡。那位教皇在逃亡中丧命。（我们将在研究启示录第十三章时讨论这项惊人的发展） 在这样的景况下，那选择留在法国的两万名神父“丢弃了他们的工作”，依从巴黎主教的榜样，辞去了神父的职位。（注四五） 谁的情况更糟──我们虽然极不愿承认，那两万名神父确是不如辞去他们神父的职位的好。证据显明，罗伯斯比的恶毒控诉，其真实性，超乎我们的想象。他说：“神父们已按照自己的形像创造了一位上帝。”他说：“他们使祂嫉妒，任性，贪婪，残忍，不肯宽恕。”“我所知道的，那最接近无神论的就是他们（神父们）所发明的宗教。他们借着大大地误表那位至高者，已经在他们能力所能除灭的范围内，除灭了祂。” 好严肃的话阿！我们不得不承认，将其用在基督时代那一面敬拜上帝，一面将上帝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并逼迫早期基督徒的犹太祭司们，是最真实不过。当我们研究七号筒中那都是敬拜上帝的基督徒与回教徒时，我们也找不到太多实际的进步。 奉了圣经中上帝的名，法国基督教的神父们曾将那在信仰上持异议的人烧死，施以苦刑，或放逐，有些则送到奴隶船上。奉了那位至高者的名（或理智女神的名），法国革命党人则将异议分子送上断头台，射杀，或放逐，并将他们一些人送到奴隶船上。 是否真有任何差异呢？ 可怜的不幸的法国！美国一八零零年代教会历史学家协会会长史佳夫（Philip Schaff）于一百年前对美国教会历史协会说：“法国拒绝了宗教改革，就收割了大革命。”（注四六） 若是史佳夫教授所说的改革不但指一套新教义，也指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同意史佳夫教授的说法。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信仰同等重要。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就遵守我的命令。”（约14:15）“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13:34） 以这种圣经基督教为目标的改革，显然可以防止法国大革命的发生。 那靠着上帝帮助在他日常生活中实践这种基督教信仰的人说，它也防止了他们家庭中许多问题的发生。 III.所向无敌的生命 一位我十分器重的朋友患了末期血癌被带到医院。他已五十开外，一点未觉得他生了病。他现在只剩下几周的生命了。 我的朋友与他的妻都是热心的基督徒。他们曾在较小的危机时，在阅读圣经中找到工作的勇气，在这些日子，在他离开家之后（现在的日期是七月六日），他的妻在祷告中翻阅圣经，诗篇108篇跃入她的眼帘。 她跳进车中，不久就到了她丈夫身边，但是一项惊喜正等着她。她发现在他丈夫圣经诗篇108篇的旁边，写着“七月六日”的字样。 他们没有一起读诗篇108篇，但圣灵引领他们在同一天读同一段圣经。她大声朗读之时，他们都感动得哭了。 “上帝啊，我心坚定； 在丧礼中，当她讲到上帝如何支持他们两人之时，及讲到之后两周难于适应之时，可以显然看出她的心是坚定的。她在感到深切的损失之时，获得了真正实在的胜利。 得胜我们仇敌之可喜的保证不仅在诗篇108篇中找到，在许多圣经篇章中都可找到。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六章找到它。在那里上帝拯救但以理脱离了狮子的口，并在火窑中与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同行。它适用于一切人生的试炼与苦难，包括将来的大灾难。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得胜仇敌是基督徒的基本权利。这应许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的。 对基督徒说，复活在基督，生命也在基督（约11:25）。那死亡与阴间的钥匙也在基督手中（启1:18）。已有保证甚至可胜过我们最后的仇敌死亡（林前15:26）。这个所向无敌的生命，乃是上帝神性的一部分。这项素质，祂已赐给相信祂、及抓住祂话的人。这也是祂赋予祂的话的一项素质。所以，圣经也可如此说。 “我们倚靠上帝才得施展大能， 圣经伟大的新时代──保证上帝的话享有所向无敌的生命，乃是启示录十一章一至十三节的信息。约翰预见到上帝的“两个见证人”象征性的“三天半”的死亡。这两个见证人就是那构成全本圣经的新约全书与旧约全书（见本章后的问题解答）。这乃是预言在法国革命时期圣经受到短暂残酷的压迫，其情形我们在前面已经述说。 约翰见到这事之后，立刻见到圣经所有遭遇之戏剧性的变化。“有生气从上帝那里进入他们里面，”约翰告诉我们说：“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启11:11,12） 法国革命的高潮刚过去，那可怕的断头台一开始退出舞台中心，基督教就进入了今天最辉煌的时代！ 在一七零零年代那些艰难的日子中，这新时代的种子确实发了芽。在英格兰，各种福音的奋兴已由英厄姆（Benjamin Ingham），怀特飞德（George Whitefield），罕丁顿伯爵夫人（Countess of Huntington），尤其是由循理会的创始人卫斯理兄弟（Charles and John Wesley）所培育。在美洲殖民地，怀特飞德已经培育出一七四零年的大觉醒；而那次大觉醒又再激起了强大的浸信会的运动及其它美好的事情。在一七零零年代中期，循理会的信仰已从大不列颠传到北美。（注四七） 在一七零零年代困难的时期之中，各个团体也感到穷人需要便宜的圣经，因此，到处成立了圣经公会。一些热心的传道士已为莫拉维弟兄会（Moravians），福音传播会，及一些其它的宣教团体所差派。 但是靠近一七零零年代尾，当那1260年的预言时期要结束之时，这些已由奋兴、分送圣经、及差派宣教士所发芽的的种子，迸发成普世性的美景，如同野草雨后滋生一样，或像放学时学生冲出学校，或像有云早晨的日头，忽然高高出现在天空一样。借着工业革命之助，及在圣经预言中已先见到的西方的扩张，基督教迅速传播开来。 我们已在前面研究第二，三章时看过这项福音的突然广传，不必再在这里重复。我们可以加上说，在英国卫斯理所领导的循理会在1791年卫斯理去世时才有信徒七万人（注四八），但在1860年，单在美国，该会就有两百万（注四九）。其它的福音派教会也经验到惊人的增长。 借着无数宣教社团的成立，及数目众多之人的献身，国外布道进入了一个新纪元。“让我为上帝烧尽自己罢！”那位二十五岁剑桥毕业生马腾（Henry Martyn）于一八零六年成为布道士到达印度时说（注五十）。他真是在六年之内，就将自己烧尽了。其它成千的人都充满着同样的生命与活力，缅甸的贾德生（Judson），印度的威廉克里，中国的马礼逊（Morrison），非洲的李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与莫法德（Moffat）等，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基督徒家庭返回家乡，对这些主的伟大的仆人奇妙的献身赞赏不已，那些信奉基督的孩子们在他们的祷告中应许上帝，要不顾一切跟随他们的脚踪行。 他们也真正跟随他们的脚踪行，用数以百计的医院取代了巫医，教导人如何耕种，办理了数以千计的学校，使人能够读圣经，更好地从事他们的工作。他们第一次将数以百计的原始部落语言变成文字，将圣经译成当地的语言。常常他们的财产在潮湿中生霉，他们的墓园中装满了他们的亲人与同僚，他们自己的身体因疟疾发冷颤抖，或因斑疹伤寒或其它疾病疼痛。 他们全部献上，但绝不徒然。耶鲁大学的宣道学权威教授赖德里说：“在这方面，它超过了一切其它宗教的成就。”他承认说：“人类在完全依从基督化的标准上还有甚远的距离。”在大多数地方，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在经过了一百年的教会增长之后，仍然只是人口的一小部分。但是赖德里能说，到了一九零零年代初期，“几乎每一种文化都多多少少感受到基督教的冲击。”（注五一） 当然，今天基督教仍然活着。即使在从前信奉基督教的苏联，在长时期遭受挫折之后，今天发现基督徒仍奇妙的占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注五二）。在那久为异教、又在一九五零年代，及六零年代基督教遭受压迫的中国，根据中国信徒的报告，基督教信仰如今却为一千万中国人所珍爱。这个数目与在一九五零年左右开始大屠杀时中国挂名的基督徒人数相同。那在暗中流传的报告指出，中国基督徒人数奇妙的增长，实际上已到达两千万或三千万人。（注五三） 这种福音灿烂的进展，与圣经蓬勃的发行同时发生。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圣经公会约在一八零零年左右出现。那时，浸信会的胡约瑟（JosephHughes）觉得心中有负担，要为威尔斯的人，预备价钱便宜的圣经。他所预备的第一辆马车装运的圣经，在威尔斯受欢迎的情形，“如同上帝的约柜一样，人欢呼着将马车拖入城中。”（注五四） 这只是开始。不久英国与外国的圣经公会出版的圣经及用各种语言印行的部分圣经，每年数在几十万册。到了一九零四年，一百年的服务之后，其年销行量已超过五百万册。这英国与外国的圣经公会，更大有助力的，鼓励了其它有效率的永久性圣经公会的成立，特别一提的有一八一六年成立的美国圣经公会。这新成立的美国圣经公会在一九零零年代初期每年发行的圣经数量即超过了两百万本。 一九八零年代初期，联合圣经公会（各主要圣经公会联合报告）在一年之中销行整本圣经的数目是11,211,617本，新约圣经12,174,328本，并与其它福音书，或部分圣经的总和是497,715,345本。整本圣经译成的语言已有283种。单单新约圣经则另有572种语言。在另外930种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至少翻译了圣经的一卷书。这就使翻译圣经的语言数目达到了1785种之多。 美国圣经公会自从于1816年成立至一九八三年，已发行了105,955,562本圣经，及3,790,330,919本新约圣经及圣经单卷。（注五五） 上帝的这“两个见证人”虽然被杀并不于埋葬（启11:7,9），但却真的复活了，并且在世人看来，有如升上天去一般。它们胜过了仇敌。虽然有法国革命，及其所残留的、把持统治世上四分之一人口的政府之反基督教无神论有毒的影响，并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及军国主义所造成的人类历吏中最惨烈的战争，今天它们仍然蓬勃兴盛。 圣经不能被征服的生命──是的，上帝已使圣经成为“活泼常存的道”（彼前1:23）。祂已将祂自己那不能被征服的生命放在圣经里面。 人看来似乎比印刷的书更有生命，但是人死了，上帝的话却仍然存留。 “百姓诚然是草。 潘恩（Thomas Paine）曾说：“我实在讨厌”旧约圣经。但潘恩已死，而他所讨厌的圣经却继续活着。那怀疑论者伏尔泰高傲地不接受圣经那些伟大的神迹，如基督的为童女所生，并祂的死里复活，但伏尔泰死了，但是基督徒仍然欢然庆祝圣诞节与复活节。忿怒的百姓将圣经丢进火中，将福音书系在驴子尾巴上，将巴黎所有的教堂关闭，杀害他们的传道人，但这些暴民也死了，但是圣经却长远活着。 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6:63） 圣经中的话不仅有生命，它们还能赐给人生命。当它们像种子一样放在我们心中时，它就使我们发芽长成新的人种。“你们蒙了重生，”彼得对那些接受上帝信息的人说：“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常存的道。”（彼前 1:23） 世上的人，正在采取立场，两极化。使徒保罗以先知的眼光警告说：“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提后3:13）但是当上帝活泼的话抓住人心时，世上其它的人，却如夏日的朝阳升起，荣上加荣。“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应许说：“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象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弗4:15）“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弗4:13） 第七号筒与“上帝的奥秘”──在这方面，我们要再次注意，那位拿着小书卷、严肃发誓的天使，不仅讲到圣经长时期的预言，也讲到：“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上帝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启10:7）现在我们要暂时放下第七号筒所说：“审判死人的时候”（启11:18），等我们来到第十四章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讲到“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时再讲。 但是什么是“上帝的奥秘”呢？在新约圣经中，奥秘是一项上帝若不告诉我们，我们就不能知道的奇妙的真理，或一项上帝奇妙的计划。耶稣曾对祂的门徒说：“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路8:10）保罗是指“历世历代所隐藏的……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的奥秘（西1:26）。彼得像约翰一样，也讲到旧约圣经的先知关心那在后来在耶稣基督里显明的恩典。见彼前1:10-12。 那一切奥秘中最大的奥秘是“敬虔的奥秘”。 “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提前3:16） 另一个奥秘就是一个安慰人，激励人，改变人，全然美丽的基督徒所享有的与他们的主的关系。“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西1:27） 保罗曾讲到“福音的奥秘”。他意义重大的说，它会使人信服真道。（弗6:19；罗16:25,26） 保罗在另外的地方讲到上帝“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1:9,10）在这里，保罗像那拿着小书卷的天使一样，将最后上帝奥秘的成全放在末时，就是“日期满足”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居住的时代。 保罗在他所写的一句令人最兴奋的话中说，“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乃是上帝奥秘的一部分。（弗3:10） 我们对天上的生灵在帮助我们时那恩慈的友善的关心，已习以为常。但是这里让我们知道，在上帝伟大的计划之中，我们还可以教导天使学习一些东西。当天上的生灵在我们的生活中、家庭中，工作与崇拜中，看到上帝奥秘打开之时，他们就学到了上帝能为罪人作什么。 天上的生灵看见普通的人，借着相信那活泼的圣言，就使那上帝无法征服的生命成为他们自己的。 虽然法国革命的影响使人与上帝敌对的两极化情形愈来愈尖锐，有反基督教的无神论，世俗的物质主义，造成分裂的狂热的民族主义，及愈演愈烈的军国主义，但这些人却与基督一同得胜。 我们正在球赛最后一场的比赛中。上帝球队中每个完全献身、知识丰富的队员必然得胜。成功的秘诀在于选择将圣经，那活的圣经，上帝使之复活的，恢复的，高举的“两个见证人”放在我们人生的中心，作为我们的裁判，教练及经纪人。 这样的选择，解释了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些国外布道士大无畏勇气的奥秘。无疑地，它帮助解释了那活在无神论政府之下的许多基督徒的忠心。 它诚然解释了那位我所尊敬的朋友及他的妻子面临末期的白血症，他们的家就要面临破裂之时所仍享有的胜利的平安的原因。他们知道上帝如此深切的关心他们，借着祂的话，祂已赐给他们那不能征服的生命。这就是为何在医院的病房里，他们仍然能打开圣经，一同读诗篇一百零八篇的原因。 “上帝啊，我心坚定； 有趣的参考研读资料 In Bible Readings for the Home: 问题解答 1.那两个见证人是谁？他们怎样降灾？在约翰接受吩附量圣殿，祭坛，及其中礼拜的人之后，有话立即吩咐他说：“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上帝又加上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著毛衣，传道一千二百六十天。”（启11:2,3） 我们若对第十章中那小书卷是否真是但以理书持有任何不能确定的态度，则这些经文必定会将这种不确定除去。那书卷是打开的，约翰的注意力立刻转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章中有关时间的预言上。 但以理书第七章含有1260日的预言，讲到一种组织，会亵渎、逼迫、并想要改变上帝的律法。但以理书第八章则含有一个平行的2300日的预言，讲到一个会践踏圣所与军旅的组织。 约翰听见，上帝的两个见证人会在这1260天的时期中，穿著麻衣传道。尼尼微城的人，听见约拿叫他们悔改之时，就穿上麻衣（拿3:6-9）。当但以理热切祷告之时也是披上麻衣（但9:3）。显然，这两个见证人传讲叫人悔改的信息。他们的信息不会是众人所喜爱的。听见的人会因之感受痛苦（启11:10）。他们会在这1260天的预言时期中拒绝与反对，但是，上帝会随时干预。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这两个见证人，并见到“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他也见到，他们有能力“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启11:5,6） 这两位神秘的见证人是谁呢？我们已讲到他们是构成整本圣经的新约全书与旧约全书。 在第四节中，约翰称他们为“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这些语言，如同许多启示录中的语言一样，是借用旧约圣经中的话。先知撒迦利亚曾讲到两棵橄榄树立在某个灯台的左右边（亚4:2,3）。但是撒迦利亚只讲到一个灯台（在四章六节中解释为圣灵的代表），并且他所讲的两棵橄榄树，显然是当时世俗与属灵的领袖约书亚与所罗巴伯。可是没有任何记载说约书亚与所罗巴伯曾让天闭塞不下雨，或降灾。我们很难认为约翰所说的两个见证人就是撒迦利亚所说的那两棵橄榄树。 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旧约先知以利亚（圣经中没有地方称他为橄榄树）曾使天闭塞不下雨，并造成三年半的饥荒（王上17；路4:25），似乎与启示录十一章十一节所说的“三天半”相当。以后以利亚曾两次叫火从天降下来，烧灭那要杀他的军队。见王下第一章。我们也知道摩西（圣经也没有任何地方称他为橄榄树）曾被上帝所用将尼罗河的水变为血，并将一连串的灾降在埃及人身上。见出七至十二章。我们还知道，以利亚与摩西曾一起在耶稣变像的山上显现。见太17:1-8节。因此，一些研读圣经的人就认为，那两个见证人是摩西与以利亚，他们在末时真正复活了1260天。 但是我们是在讲论象征的表号，并且在有些情况下，只是印象而已。表号与印象性的语言，是象征自身之外的事物。1260日预表1260年。在一本像启示录的书中，我们最不应该想这两位见证人所代表的，就是两个真正的先知。 因此，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呢？见证人是作见证的，一个证明某件事的人。新约中有关见证的字，译自希腊文与MARTUREO有关连的字。英文中的殉道者MARTYR就是出于这个字。一个殉道者就是一个用自己的生与死见证他对上帝信仰的人。 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中，耶稣讲到(1)旧约圣经是为祂作见证。祂又在橄榄山谈话中说：(2)“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太24:14） 旧约圣经中包含着先知的见证。新约圣经中包含着早期传福音之人的见证。当耶稣说，旧约圣经是为祂作见证时，新约圣经尚未写成。到约翰写启示录第十一章时，新约圣经的写作已接近完成。这样，到了约翰的时代，新约圣经与旧约圣经在将要来到的1260年中，就都可以作见证。请参考本书对启示录第一章的讨论。 约翰说，这两个见证人是橄榄树及灯台。古时，橄榄油是点灯用主要的燃料。“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119:105）就是用橄榄油灯象征圣经。“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诗119:130）约翰所看见的两个见证人被称为橄榄树与灯台，乃是因为新旧约圣经是我们属灵亮光的主要来源。 从这样的观点去看，摩西与以利亚，是的，所有其它的旧约先知，都包括在这两个见证人的第一个见证人之中了。包括在第二个见证人中的则是新约圣经的作者们。因此我们作结论说，这两位见证人就是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放在一起，就是今天的圣经。 那么我们怎么说，新旧约圣经有能力降灾呢？答案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节中。那一节经文警告我们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 这些话的意思是，若是我们反对或扭曲启示录中那由为我们舍命的羔羊赐给世人的上帝爱的信息，我们就会失去那藉信从所提供的特别的保护。由于我们不尊重上帝的话，那各种灾难就会落在我们身上，正如它们必会降在那最顽梗不幸的外邦人身上一样。 我们在研究启示录第八章，第九章时已经看明，不论是犹太人，基督徒，或回教徒，在其不尊重圣经真实的意义之时，那七号筒中的惩罚曾如何真实地降在他们身上。 在那1260年期间，那蔑视圣经亮光，扭曲圣经要道的团体，有时候遭受重大的苦难。我们在研究给推雅推喇教会的信时已经看见，欧洲如何被拋到病床上，经验到多次流行的瘟疫，黑死病，及饥荒。以主后970至1048年为例，我们发现，其中可悲的竟有四十八年是荒年（注五六）。人受的苦，可想而知。 蔑视圣经中那位白马骑士所要赐下的恩典，基督教界也只有面对那可怕的战争，饥荒，瘟疫三骑士了。那忽视早期号筒警告的团体，就会遭受后面号筒的灾难。从这一意义说，那两个见证人就能降下灾来。 2.大城是什么？启示录十一章七、八节说：“他们（那两个见证人）作完见证的时候（就是在他们穿麻衣传道完了之后），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所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 我们必须找出这大城指的是什么？有的读圣经的人认为它就是第二节中的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城，耶稣实际被钉十字架之处。但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指圣城是新耶路撒冷，不是旧耶路撒冷。约翰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 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 启示录中许多东西都是正反成对的。比如有两个印，上帝的印与兽的印。有两次复活，第一次是圣洁蒙福之人复活，第二次是其余的人复活。有两个母亲，一个是身着白衣的纯洁的母亲，另一个是穿著红衣的淫妇。在其它成对的东西中有两座城，圣城与大城。 我们刚才已经看明，圣城是新耶路撒冷，那另外一座城，就是大城，是巴比伦。“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启18:10）（参见18:2,16） 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巴比伦城在但以理时代十分兴盛。但到了约翰的时代，它已是废墟，并且到目前为止都未有人居住。因此，启示录中的巴比伦城不可能是一座实际的城市。它是预表一个广大的人的团体，它像古时的巴比伦一样，要亵渎上帝并逼迫真正的圣徒。 有一个真正的新耶路撒冷城，正如有过一个真正的巴比伦城一样。新耶路撒冷城，不像真正的巴比伦，现在已存在于天上。依照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至四节的说法，它有一天会存在于地上。但是，新耶路撒冷城，像巴比伦一样，也是一个象征。它被称为羔羊的“新娘”。它预备整齐“穿上了众圣徒所行的义。”（参见启19:7,8）它也像巴比伦一样，象征一个大的人的团体，但却不是邪恶的团体。新耶路撒冷是个义人的团体，是真教会，是但8:13,14节中被巴比伦大城的人所践踏的军旅。 但是这大城在启示录十一章八节中被描写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就是导致一些人认为它就是从前的耶路撒冷的原由。但是，这同一个地方“按着灵意叫所多玛，又叫埃及，”所多玛代表奢侈与罪恶。见创19:4-8；结16:49,50,56-58。它适切地象征了欧洲贵族与皇族非凡的奢侈与罪恶，及与法国革命相关的可怕的淫乱情形（巴黎大大开放，估计至少有八分之一的适婚妇女曾经卖淫）。摩西时代的法老，使以色列人为奴并讥笑他们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出5:2）埃及象征怀疑论的哲学及法国革命对基督教的敌对。 希伯来书六章四，五节回答了这个问题。它显明了，何处基督的子民严重违背圣经的真理，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于圣灵有分，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从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祂。”（来6:4-6） 在整个1260年的预言时期，圣城都被践踏。在这同一时期的两个见证人，则在悲哀中穿著麻衣传道。但是在这1260时期结束时，法国革命就应验了这讲到耶稣再被钉十字架的话。 那“地震”的震央，位于那城的十分之一处。出现于1260年时期结束的一七九零年代中。 法兰西是西欧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竟如此强烈的背道，并如此古怪地在法国革命时期拋弃了她基督教的信仰。依从这无法否论的圣经观点，法国就是残酷地将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既然，地震只发生在这大城的十分之一的地方, 我们就认为这座大城一定比法国大得多。大城是指整个的团体，就是西欧的基督教界。这一点在我们看下一个问题的答案时会显得更清楚。 3.那在“殿外的院子”中的“外邦人”是谁？启示录十一章二节讲到那在圣殿外院的外邦人。 “外邦”二字的译文可以立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耶路撒冷伟大的圣殿包括只有犹太人可以去崇拜的内院，及那要敬拜上帝敬虔外邦人可以去的外院。（在弗2:14节中曾以象征的方式提到那将外帮人的外院及犹太人的内院分开的矮墙） 现在启示录十一章说，那来在外院崇拜上帝的外邦人，在这1260年期间践踏圣城。这圣城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代表义人的团体。我们立刻想起但以理书第七章中的小角。这小角也是在这同一时期逼迫圣徒。还有但以理书第八章中的小角，那小角践踏军旅。这些小角，在本书上卷已经讲明是代表中世纪时代及之后基督教坏的一面。既然第十一章中的外邦人是在外院之中，我们知道，他们是崇拜上帝的人。这就支持我们的解释，他们代表一种基督徒。 那么，那些外邦人，就是大城的居民。他们因在真崇拜上背道，就将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样我们就发现圣城与大城的敌对。我们也发现那在内院中崇拜之人与在外院中崇拜之人的区别。有话吩咐约翰量内院的崇拜者，与圣殿及其祭坛一起量。但对其余的崇拜者，则要约翰“留下”不要量。这“留下”二字希腊文原文，实际上需要作更强的翻译，如“拋弃”，或“废弃”。在此牵涉审判，将真基督徒与那些只口头是基督徒的人分别出来。当我们讨论启示录十四章六，七节中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之时，我们还有话要说。 但在此时我们要作结论说，启示录书十一章二节中的“外邦人”，乃是那些自己言行不一致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打扰那些言行一致的基督徒。 4.那位天使是说“不再有时日了”，或“不再迟延”？早期的圣经英译本的译文都类似（注五七），其意与中文合和版译文相同：“不再有时日了。”但在十九世纪，一些私自的翻译，如坎伯尔（Alexander Campbell 1826）诺耶斯（George R. Noyes 1869）用“迟延”代替“时日”1881年的修订版则将“迟延”纳入批注，1901年的美国修订版则将“迟延”纳入正文。自此之后都效学采用，有的用“等待”，其意相同（注五八）。 有关的希腊文原文关键词是chronos。年代学（chronology）一词，就是基于这个字，其研究主题就是时间，及在各时间中所发生的事。 Chronos在新约圣经中有三十处地方译为时间或其同意字，如马太福音二章七节：“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七节：“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只在我们所研究的经文中一次被译为“迟延”。 那本由Liddell 与scott所编的伟大的希腊文辞典，提供了许多在古希腊文著作中将chronos译为时间的例子。它完全未曾提到在古希腊文著作中可能译为“迟延”的情况。G. W. H. Lampe所编的希腊辞典也相同。 此处所讨论的希腊文子句是Hoti chronos ouketi estai, 用最直译的方式译法是：“那时间不再有了。”新约圣经中的希腊文，像现代英文一样，对经验迟延，有毫不含糊的表达方式。表达时所使用的动词虽然与chronos相关，但却清楚地完全是一个不同的字Chronizo，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八节：“我的主人必来得迟。”但这个字并未用在十章六节中。 启示录书十章六节中chronos的意思最清楚明白不过，就是时间的意思。“不再迟延”的译文使存在于启示录第十章与但以理书之间的关系晦暗不明。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中，那“人”起誓说，那书要封闭，直到末时，就是说，直到1260日及2300日的预言时期完了。在启示录第十章，天使拿着那本打开的书，并发誓说，不再有时日了──就是预言的时期已经结束。 我们作结论说，天使所说的话最好的翻译是从其希腊文原文直译为：“不再有时日了。” 注一：Julius Africanus, Chronography, fragment 16;ANF6:134,135.See also LeRoy Edwin Froom, The Prophetic Faith of OurFathers, 4 vols (Washington D.C.Review &Herald PublishingAssociation, 1946-1954),1:279-281.虽然几乎对了，Africanus却错将尼希米记第二章中亚达薛西王的诏书(主前444年)为开始，而未将以斯拉记第七章中亚达薛西王的谕旨(主前457年)作为预言时期的起头。 注二：见LeRoy Edwin Froom, The Prophetic Faith of Our Fathers,1:683-716. 注三：同上，2：277与1：528；有一个时候，路德马丁也将1260年的预言用在突厥人身上，视为共同敌基督者。 注四：LeRoy Edwin Froom, The Prophetic Faith of Our Fathers,3:33-42,125-134, 181-185. 注五：LeRoy Edwin Froom, The Prophetic Faith of Our Fathers,第2，3两卷；C.Mervyn Maxwell, "An Exegetical and HistoricalExamination of the Beginning and Ending of the 1260 Days ofprophecy with Special Attention Given to A. D. 538 and 1798as Initial and Terminal Dates" (M. A. thesis, AndrewsUniversity, 1951), appendix. 注六：LeRoy Edwin Froom, The Prophetic Faith of Our Fathers,2:194-196 注七：同上，1: 743-751. 注八：同上，2:713-719. Petri 计算2300日的结束是耶稣诞生后1847年。但是他知道对耶稣诞生的精确的年分，是个问题。 注九：同上，pp. 719-722, 他算出的年分是420B.C.至A.D.1880. 注十：同上，3：404-408. 注十一：Ernest R. Sandeen, The roots of Fundamentalism: British and American Mellenarianism, 1800-1930(reprint, Grand Rapids, Mich.:Baker Book House, 1978), p.22n. 注十二：Ellen G. White, Testimonies for the Church, 9 vols (Mountain View, Calif. Pacific Press Publishing Association.1885-1909, 1948), 1:54 注十三：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63), pp.730-762. 注十四：同上，p.740. 注十五：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53), p.1061. 注十六：有关现代民族主义与法国革命的关系，可参阅Steward C. Easton, The Western Heritage from the Earliest Timer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1), ch.17. 注十七：R.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2 vols;vol. 1. The Challen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versity Press, 1959) pp. 13-20, esp. p.7. 注十八：同上，p.19 citing the Polish revolutiionary, Kollontay, in a book written after the failure of Thaddeus Kosciusko"s uprising in the mid 1790s. 注十九：Douglas Johns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0), p.74. 显然桂洛丁博士（Dr. J. I. Guillotine）心中所想的是断头台的速度、及比较起来说，没有痛苦。 注二十：见M.A.Thiers, The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from the last Paris ed., with notes(London: William P. Nimmo, 1877)pp.477-453.Compare Durand de Maillane, Histoir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Paris, 1825),pp.191-196, trans. in E. L. Higgin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s Told by Contemporari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8),0pp.349, 350. 注二一：General Sir James Marshall-Cornwall, Napoleon as Military Commander (London: B. T. Batsfpord Ltd;Princeton, N. J. :D.Van Nostrand Company, 1967), chs. 25, 26. 注二二：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America Peop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264,265. 注二三：Easton, Western Heritage, pp. 505,506. 注二四：Palmer, Revolution, pp.11, 12. 注二五：同上，但是派谟教授将自己与那些强调苏联革命是靠赖法国革命的人士分别出来。 注二六：同上，V.H.H.Green, foreword, in Hohn McManner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hurch, ed.,V. H. H. Green, Church History Outlines, no.4(London: S. P. C. K.,1969) 注二七：Williston Walker, rev. Cyril C. Richardson, Wihelm Pauck,Robert T. Handy, 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9) pp.384,385. 注二八：Philippe Erlanger, St. Bartholomew's Night: The Massacre of Saint Bartholomew, trans, from the French by Patrick O'brian,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62) esp. pp. 123-133, 148, 166, 199. Erlanger 声称一些胡格诺派不智地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并非毫无错误。Cf. Blackwood's Magazine, jan. 1836, pp.21,22. 据说，教皇听见最新消息时，喜乐稍减，但是他未收回他对奖牌及壁画制作的要求。现在这些东西仍然在罗马展示。 注二九：John Bartlett, Familiar Quotations, 13th ed.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55), p.115, 这话是亨利第四或他的使臣Sully与王谈话时说的。 注三十：Walker, History, pp. 388, 389; Philip Schaff, The Progress of Religious Freedom as Shown in the History of Toleration Acts, reprinted from the paper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hurch History", vol.1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9) pp.30-40. 注三一：Easton, Heritage, pp. 487, 488. 注三二：Graham Gargett, Voltaire and Protestantism, ed. Haydn Mason,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188 (Oxford: The Voltaire Foundation, 1980), pp. 457,463, 464. 注三三：Thomas Paine, The Age of Reason, in Philip S. Foner, ed.,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2 vols.(new York: The Citadel Press, 1969), 1:474. 注三四：McManners, French Revolution, pp. 98-105. 注三五：Thiers, French Revolution, pp. 372, 373. 注三六：McManners, French Revolution, p.92. 注三七：同上，pp.86-97. 注三八：Thiers, French Revolution, p. 373 注三九：Aime Guellon, Memoires pour servir a l'histoire de laville de Lyon pendant la Revolution, 3 vols. (Paris, 1824),pp. 347, 348, in Higgins, ed., French Revolution, p.330. 注四十：Thiers, French Revolution, p. 374. 注四一：George Rude,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9), p.11. 注四二：Thiers, French Revolution, p. 374. 注四三：同上，pp. 426, 427. 注四四：Green, Foreword, in McManners, French Revolution. 注四五：McManners, French Revolution, pp. 106-108. 注四六：Schaff, Progress, p. 44. 注四七：参见Skevington Wood, "Awakening," in Eerdman's Handbook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eds.Tim Dowley, et al., 1st American ed. (Grand Rapids, Mich.,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77), pp. 434-455. 注四八：Latourette, History, p. 1027, 载明英国循理会1790年教友人数为71，668. 注四九：Edwin Scott Gaustad, Historical Atlas of Relig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2), p.81. 注五十：Latourette, History, p.1034. 注五一：同上，p. 1078. 注五二：Antonia Tripolitis, review of Soviet Believers: The Religious Sector of the Population by William C. Fletcher,in Chruch History 52 (June 1983): 252, 253, 所列基督徒人数为115,000,000.(人口总数为273,000,000).Paul D. Steeves, review of Soviet Evangelicals Since World War II, by Walter Sawatsky, in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25(Winter 1983):155-157, 说，其“负责任的估计”，基督徒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是在百分之二十与百分四十五之间。 注五三：根据一九八三年八月与一位多年因信仰被监禁及劳改的中国基督徒的谈话。 注五四：Article, "Bible Societies,"New Schaff-Herzog Encyclopedia of religious Knowledge, 2:88,89. 注五五：用于一九八三年的联合圣经公会一九八零年代早期的统计数字。这些及其它单用在美国圣经公会的数字，乃是经电话美国圣经公会，由该会提供。 注五六：Franklin H. Littell, The Macmillan Atlas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76),p.34. 注五七：The English Hexapla (London: Samuel Bagster and Sons,1841). 注五八：Edgar J. Goodspeed, Problems of New Testament Transla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5), pp.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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