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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圣经启示的定义与特点
一、定义 “启示文学”一词，源于希腊文apokalypsis ，意即“启示”或“揭示”。英文的apocalyptic一词虽原属形容词，但近代已成为名词，指启示性的文学。源于希腊文apokalypsis 的英文名词包括apocalypse（启示本身）、apoclypticism（启示学，对这些启示的研究）与apoclypticist（启示的先见者）。 apokalypsis 一词第一次明确的使用是在启1:1节：“耶稣基督的启示［apokalypsis］，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祂就差遗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此词在这里似乎是指某种特殊的写作类型；因此，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被称为《启示录》。 圣经中的其他著作，在其表现手法与信息上都与《启示录》相似。特别是旧约的《但以理书》与上帝赐给约翰的启示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相同的表号，相同的时间周期，对末日大事的相同关注。从表面上看，《但以理书》与《启示录》是一对非常相像的书卷，邀请圣经学者将两卷书合在一起研究。 虽然《但以理书》与《启示录》提供了圣经启示性书卷清楚的轮廓，但启示性作品作为圣经书卷的部分内容也许多其他的地方出现过。比如，旧约中的赛24-27；结38；39；珥2；3；亚9-14都与《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的内容相似，新约中的太24；可13；路17；21；帖前4；帖后1；2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所说的圣经启示文学指的就是《但以理书》，《启示录》以及圣经其他书卷中的这些部分。所有这些素材都显示出共同的特征，使读者可以立刻发现它们彼此间的相似之处，并与圣经的其他文学区分开来。本文主要的是针对这些素材，特别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论述它们的特点、解释与神学意义。 为了更好地领会此定义的意义，我们需要提及另外两种关于启示文学的时尚理解。一种将启示文学视为一种文学流派；另一种将启示文学视为一种世界观。 apokalypsis 一词虽然出自圣经，但此词已在古代与现代的学术界被用来指其他看似与约翰的《启示录》相像的作品。尤其是自1832年以来（见本文IV、四、2），来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正典之外的作品被拿来与圣经启示文学放在一起，共同组成一套被认为或多或少是与其他文学形式有所区别的作品集，并简单地冠之以“启示文学”的名称。 这种方法导致了一种非凡的结果：对启示文学的定义不再是由圣经启示文学而构造的了，而是用更大范围的文学体系来构造对圣经启示文学的理解。比如，许多圣经以外的《启示录》显然是用假名写成的；结果，今日许多圣经学者开始怀疑《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的作者身份。因此，我们在《韦氏新世界词典》中发现apocalypse一词的主要意思是：“各种犹太教与基督教假名著作中的任何一部（公元前200年-公元300年）以表号的方式描写恶的最终毁灭与善的胜利。” 本文的焦点虽然是圣经启示文学，但我们知道被冠以“启示文学”之名的较大文集的存在（尽管学者们在努力限定其界限，并将其缩减到一个共同的定义之上）。然而我们相信圣经的素材是与众不同的。只有它才在圣经的正典中有一席之地，如同圣经的其他部分一样被认为是上帝所默示的。 对启示文学的另一种流行用法涉及到一种特定的世界观。启示录与启示文学被当作隐喻来指人类当代的状况，视人生如战场。一个破碎的星球，被敌对势力所蹂躏，被战争和战争的威胁所席卷，放弃了由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十八、十九世纪自由神学家所倡导的唯心主义，而自己煞费苦心地在圣经文学中发现一种对各种斗争势力的生动描绘。这种潮流可在大量的文章、书籍及电影中看到，它们将我们这混乱而忧心忡忡的时代描写成正在向宇宙大劫难迈进。 对启示文学这一术语的流行用法不能左右我们对圣经素材的理解。圣经启示文学必须以其自身的说法向我们启示它自己。 二、特点 只有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被称为《启示录》；然而，《但以理书》与其他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圣经部分也都具有《启示录》所有的重要的与重复出现的特征。 1. 启示性的文学 首要的，圣经启示文学乃是启示性的文学。它将那向人的视力和知识隐藏起来的事物揭示了出来。现今将天上的世界与未来的现实从我们眼前隐藏起来的幔子被拉开，让我们得见神圣世界及其对地上事务之参与的一瞥。 2. 启示的环境与方式 《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的文学形式虽然复杂，但都描绘出了当时的环境。因此，《但以理书》的叙事框架（启示性的异象仅限于第2；7-12章）包含了关乎但以理与他的三个朋友的故事，他们的被掳，流放时期中的生活，与外国君王的关系（但1:3-6）。这告诉我们各项被记录的事件与异象是在何时发生的（如但1:1；2:1；5:30；7:1；8:1；9:1；10:1）。这也提供了有关先见之性情的信息（如但7:1,15,16,19,28；8:1,2,15-18,27；12:5-13）。 同样的，《启示录》主要是以传阅信函的形式写成的（启2:3；22:7,16-19），其框架告诉读者说，约翰接受启示时是被放逐在拔摩岛上（启1:9,10）。 《以赛亚书》、《以西结书》、《约珥书》与《撒迦利亚书》的启示文学部分都是在预言中出现的。以西结在其启示的开头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结38:1）主耶稣的启示是在逾越节前不久在橄榄山上赐下的（太24:1-3），而保罗的则是在信件的中间（帖后1:1）。 启示的方式，在《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中是异梦与异象（如但2:19；7:1,2；8:1,2；10:5,7,8；启6:1-12；8:2；10；12:1-15:7）。有些异象还辅以声音（如但8:23-25；启12:10；14:13；16:1；22:8）。但在其他地方，启示性的信息则是在对话（耶稣）、书信（保罗）、或预言性的话语（以赛亚、以西结、约珥、撒迦利亚）中出现的。 圣经启示文学的“内容”或许看似神秘，但这些信息是如何被“传达”给人类的则一点也不神秘。圣经启示文学并非一种在我们所不知道的时间与地点产生的神秘文学。基督亲自将启示性的话语带入了《福音书》与《启示录》。 3. 天上的生灵 启示的最终源头虽然是上帝，但天上的生灵却可以传递信息（但7:16；8:15；9:22；启1:1；7:13-17；10:17；19:9,10；21:9-22:12,16）。 天上生灵在《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中起着显著的重要作用。在《但以理书》中，加百列与米迦勒不仅是上帝通讯的传递者，还与那代表波斯与希腊利益的超自然的恶势力争战（但10:13-21）。米迦勒在末时起来为上帝的子民辩护（但12:1）。一位天上的使者，曾在狮子坑里保护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曾认出一位天使在火窑中救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的性命（但6:22；3:28）。在《启示录》中，天使传达了信息、站在地的四角、围绕在上帝宝座的周围、吹号、倾倒上帝忿怒的碗、并服侍约翰（启5:2；7:1；8:2；10:1；12:7-10；14:6-10）。 4. 有危机或国难时 这种背景尤其适合《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但以理在流放时期领受了上帝的信息。那时耶路撒冷和圣殿已成了废墟，犹大国的大多数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约翰也曾被放逐。绝望、危机和逼迫乃是这两本书的背景。在此情况下，赐给这两位先知信息的目的，是向他们保证，与表面所见到的一切情形相反的，上帝仍然掌管着历史。上帝的旨意终必得胜，上帝的百姓必得伸冤，上帝的国度必得建立。上帝的信息在受苦的背景中提供了安慰与希望。 同样的，以西结也是在流放时期写作的；约珥的启示也是在一个毁坏的时代被赐下的（珥1）。另一方面，撒迦利亚是在犹太人从被掳中归回之后写作的。太24/可13/路21或保罗的启示，也都看不出有什么危机促成这些启示。耶稣的话语其实是由门徒偶然的评论引发的（太24），而保罗则是由于信徒中所流行的错误观念（帖后2:1,2）。 因此，我们不能说圣经启示文学总是在有危机或国难时出现，尽管《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确是如此。 5. 鲜明的对比 圣经启示文学的明显特点就是其鲜明的对比。作者对善与恶、现在与将来、天上的事与地上的事加以了明确的区分。 但以理对今世暂时的国度与上帝永恒的国度加以了清楚的区分（如但2:21,44；4:3,34,35；6:26；7:14,27）。他对小角的势力与像人的一位之间、在逼迫者与受逼迫者之间加以了对比（但7）。《启示录》的作者在上帝的印与兽的印记之间，在具有欺骗性的蛇与忠心的见证人之间，在纯洁的妇人与妖艳的淫妇之间，在天军与地上的军队之间，在耶路撒冷与巴比伦之间都加以了区别（启7:2；9:11-19；12:1；13:16；17:1,18；21:2） 天与地在《启示录》中如此密切地接触，是在圣经的任何一卷书中都没有的。这种在天上领域与地上领域之间的关系曾被称为纵向的连续性。但是，但以理在描述地上的活动发生之时也描写天上的背景。先知看到了在天上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与地上发生的事件是同时的（如但7:8-14）。在天使间的善恶之争，在地上的斗争中可以找到其相应物（如10:12-20）。启12章从宇宙观的角度给基督的十字架赋予了含义，显明其在天上和地下、对过去与将来的意义。 6. 生动的意象 启示作品中充满了大量的意象。诚然，表号在启示创作中常常是被增强的和混杂的。一般的先知可能提到普通的兽，而启示文字的作者所见到的兽却有十角七头，形状像豹，脚像熊掌，口又像狮子的口（启13:1,2）。 混杂、生动和广泛的意象被交织在《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信息的织锦之中。我们看见有翅膀的狮子与豹；有眼与口的小角；一位像人子的，头发像羊毛，眼睛如同火焰，脚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像众水的声音；形状像马的蝗虫，又有人的面貌，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但7:4,6；启1:12-16；9:7-9）。 在圣经启示文学中，除了《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以外，我们找不到对表号如此大量的使用。然而，所用的语言仍是生动、形象、富于对比的。 7. 历史的终结 圣经启示文学揭示了上帝对历史的长期计划。对君王与国度兴衰的预言说明了上帝对历史的掌控。比如在《但以理书》中，上帝预定了在尼布甲尼撒王的巴比伦国中所要经历的事件，就是它将被玛代波斯与希腊所取代（但2:38；8:20,21）。其他的强权会接连兴起，直到上帝那永不败坏的得胜国度最终取代人间的一切权势。同样的，启示录12-14章描述了一连串的事件，带领读者从天上善恶之争的开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经过“一载，二载，半载”直到基督复临时对地上庄稼的收割。 新时代的曙光是由自然、政治与道德的灾难所预报的。末日的兆头包括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地震、战争与流血（但12:1）。宇宙的扰乱不安会影响到日、月、星辰（可13:24,25；启6:12,13）。为了宣告现今世代的终结，天要像书卷一样消失，山岭海岛都被挪栘，离开本位（启6:14）。 但以理相深信“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但11:36）。为但以理本国之民与耶路撒冷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年（9:24）。《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中的异象，都启示说明上帝所定的事必然发生。在梦中所见的异象中没有列出任何条件，使人可以改变上帝对事件的发生所做的安排。宇宙发展的进程业已决定，听或读圣经启示文学的人丝毫无法改变这项计划。 但以理预见到末日之前的审判。世界末日要在前所未有的大患难时期中临到。“凡名录在册上的”上帝的子民必从其中得蒙拯救。先见已获得保证，那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将要醒来，那些“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12:1-3；参7:9-14）。 《启示录》中的末世景象包括宇宙的扰乱不安与末世的灾变（启6:12,13,16）；基督以上天勇士的身份与兽、假先知及地上的君王及其军队交战（启19:11-21）；撒但被囚禁一千年，然后被释放，那时他将率领其恶势力的军队来攻击圣徒的营（启20）；魔鬼、死亡及阴间的毁灭；义人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最终的审判（启20）；创造新天新地；以及建立圣城（启21；22）。 在其他的圣经启示文学中，我们找不到《但以理书》与《启示录》所提供的丰富细节。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些资料都比较简短。但是，如同《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一样，我们在所有这些资料中都可以发现对人类历史之终结的关注，那时上帝要结束现今的世界秩序并开始祂的统治。 三、与经典预言的关系 圣经启示文学应被视为圣经预言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指出的在《以赛亚书》、《以西结书》、《约珥书》、《撒迦利亚书》中的启示文学部分都是在预言的信息当中出现的。《但以理书》原被列在希伯来正典的先知著作中（哈塞尔著于霍尔布鲁克，1986年，第2册第150页），耶稣也同时称其作者为“先知但以理”（太24:15）。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一词得以流行于世的那卷经书，被自称为“这预言书”（启22:19，译者注：原文直译）。 除了《但以理书》之外，从《以赛亚书》至《玛拉基书》的文学著作通常被称为经典预言。它们是由一批非凡的希伯来人物──先知写成的。 先知（nābî'）乃是耶和华的信使。男女先知被耶和华兴起、分别出来、赐给能力，以便将“耶和华的话”传给祂的子民，有时也传给周围的列国。先知代上帝说话，常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放胆宣讲耶和华所启示的信息。 阐明上帝旨意的“耶和华的话”所覆盖的主题相当广泛。许多预言所讲论的是当前的事情，谴责各样的罪恶，如醉酒、拜偶像、效学邻邦的异教习俗、欺压穷人、不公义、贿赂、奸淫与灵性的麻木等，并借此呼召个人或全国悔改。这些信息是“直”言，而不是“预”言它们构成了经典预言的多部分内容。 但其他的预言则是属于预言性的。它们预言了君王与祭司的兴衰，或耶和华要降于一个城市或国家的灾难。有时它们宣布了耶和华对以色列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城市的审判。预言所涉及的时间可能很短（40天，拿3:4），可能是一个具体的年数（40年，结4:6），也可能延伸到无限远的将来。 在预言性的预言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术语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它描述了耶和华要在忿怒中临到一座城、祂的子民、一个外邦国家、或全地（如赛2:12；13:6；结30:3；摩5:18；番1:14）。 并非所有的预言都在传达毁灭的信息。希伯来先知不仅预言了耶路撒冷的被掳或民族的流放，也预言了此后从被掳中的归回与大地的复兴，以及耶和华对以色列仇敌的惩罚。 新约圣经中没有什么比得上经典预言的预言。然而，拿撒勒人耶稣却是在作先知的模式中宣讲、教训与生活的。当时的许多人都视祂为先知，甚至视祂为一位复活的古代先知。耶稣可以被恰当地视为旧约先知的顶点与极点。在祂所讲的信息中，我们也可找到一些预言。在新约教会中，说预言继续成为圣灵的恩赐之一（林前12:10；弗4:11）。但是，由于上帝信息的领受者是教会而不再是国家，所以先知的角色也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了。（见《恩赐》IV、一至三；VIII、一、二） 我们必须将启示文学放在圣经预言的这个相当宽泛的框架之中。圣经启示文学属于圣经预言中的预言性材料，不是作为这种材料的全部，而是作为一个重要而独特的部分。 如上所述，圣经启示文学的特点与经典预言有着部分的重叠，但若将其所有的特点都综合起来看，它们就足以构成一种单独的分类。当我们读《但以理书》与《启示录》时，我们立刻会感到我们遇到了一种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众不同的素材。对于赛24章，结38章，珥2章，亚9章，太24章或帖后2章也是如此。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位新的作者，而是沟通的模式改变了。当我们在同一卷书中遇到从散文转变为诗歌或从文字转变为图画的改变时，我们也会有大致相同的感觉。 但与此同时，在经典预言与圣经启示文学之间又很难划出清楚、明确的界限来。我们见到在不同层次上的相互联系。如此，那在《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中特别典型的梦中所见的异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在预言中：阿摩司讲到一些带有表号的异象（摩7:7-9；8:1-3）。再如，与但以理同时代的以西结，被一位超凡者陪同（结40:3）。在《撒迦利亚书》第4章中，一位天使出现，与先知对话，并提供了对异象的解释。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启示文学的某些特征是否能在经典预言中找到，而在于这些特征在圣经启示文学中的“主导地位”。除了这些重叠的特征之外，我们觉察到经典预言与启示文学的预言之间，就预言性因素本身而言的不连续性。 预言所包含的主要是当地和当代的预言。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预言会扩展到在末日更广义的应验。另一方面，启示文学具有一种连续性的视角，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开启并且包含着人类的整个历史。 另一个基本的区别在于各自预言的性质。非启示文学的预言趋向于一种将从现在兴起的未来，而圣经启示文学基本上是预言一种将闯入现在的将来。 预言应验的条件性对启示文学与非启示文学之预言的影响方式也不同（见本文II、二）。 四、在圣经模式中的启示文学 我们在这里对经典预言与圣经启示文学（作为圣经预言的一部分，但又具有独特特征的启示文学）之间的关系所给予的描述与历史评经学家所持的观点有着天壤之别。因为他们努力要将许多正典以外的材料收集起来建立一种启示文学的一种文学流派，所以圣经启示文学便不再凭其本身的头衔而存在了。相反的，圣经启示文学被认为是一些放进圣经中的东西，很可能是由一些不知名的作者假借圣经人物的名字写成的，为要获得他人对其材料的信任。根据这种假设，《但以理书》并非但以理所写，而是由一位公元前二世纪的人写成的。耶稣也没有给予太24/可13/路21章中的启示文学的预言；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后书》时借用了一部犹太教启示录中的内容；使徒约翰也没有写过《启示录》。 但当我们凭其本身的头衔来研究圣经启示文学时，我们会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我们看到圣经启示文学在前被掳时期的圣经预言中出现。在被掳时期中，圣经启示文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但以理以这种方式写出了其书卷的大部分内容。最后，在新约圣经中，一整卷书被写为一部启示录。这卷书作为正典的最后一卷书是十分恰当的，因为启示文学的焦点是在末世。 一切要将圣经启示文学的起源追溯到一种正典以外的启示文学流派的努力都失败了。更合理的情形不是将圣经启示文学归诸于正典以外的来源，而是认为正典以外的作品是在仿照圣经启示文学，或受到圣经启示文学的影响，而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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