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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我们已讲过，第一到第四号筒是论到上帝借着各蛮族的军队对西罗马帝国的刑罚和毁灭。第五、第六号筒是论到上帝借着回教军队（先是阿拉伯人，后是土耳其人）对东罗马帝国的刑罚和毁灭。同时也是对罗马教权的部分警告性刑罚。第五号筒中所说的的第一样灾祸过去了，接着第六号筒中所说的第二样灾祸便开始了。第五号筒时期是从穆罕默德的兴起，一直延续到“五个月”预言时期的结束（即从第七世纪初起，到公元1499年7月27日止）。第六号筒是从“五个月”时期结束后开始，到“一年、一月、一日、一时”的所谓“杀人”时期的结束。在第五号筒时期内，上帝不准许回教军队毁灭东罗马帝国，只准许“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即一百五十年（即从公元1299年7月27日到1499年7月27日）。而接着在第六号筒的“一年、一月、一日、一时”的时期中（也即从公元1499年7月27日起，到1844年8月11日止），他们已蒙准许“要杀人的三分之一”，意思就是要在政权上毁灭东罗马帝国，并继续征服、蹂躝原来东罗马帝国领土上的百姓。

　　正如预言中一开始就指出的：“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上帝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启9:13-15）

这四个使者是指谁？

　　我们已知道前面第五号筒中曾以“无底坑的使者”代表奥斯曼帝国的国王，照样，这里的四个使者也可代表当时组成奥斯曼帝国的四个主要回教国王。正如乌利亚·史密斯所指出：“这四个使者是构成奥托曼（又称奥斯曼）帝国的四个主要的回教国王苏丹。他们定居在幼发拉底河（即此处所说的伯拉大河）流域的国家中，位于阿勒坡（ALEPRO）、以康念（ICONIUM）、大马士革和巴格达。”（英文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506页）他们以前在第五号筒时期中，特别是其中“五个月”时期中被“捆绑”，是为了不让他们毁灭东罗马帝国；而此时“五个月”时期一结束，第六号筒时期开始时，他们被“释放”，是表示容许他们对东罗马帝国的政权开始进行毁灭的工作，也即所谓杀人的工作。

四个使者怎样被释放？

　　但这四个使者是怎样被“释放”的呢？也即“五个月”结束之时，公元1449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致使他们被释放呢？

　　当时有两方面变化：一方面是地上的变化，“五个月”结束前一年，1448年10月，东罗马军队在柯苏华（KOSSOVA）三日战争中，被土耳其的军队打得惨败。从此东罗马帝国除了首都康士坦丁堡以外，几乎所有领土尽入土耳其人手中。这一年年底，东罗马皇帝约翰八世又逝世了。他的弟兄，合法的继位者康士坦丁为了能登上宝座，竟然将帝国的主权交到土耳其人苏丹的手里。他遣使朝见苏丹阿木拉斯（AMURATH）说：“除非你的许可，我不能统治。”阿木拉斯欣然同意他的要求，送了礼物给他，并还派了二个代表去为他加冕，使他成为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个徒有空名的皇帝，实质上已经使他丧失了独立主权。这是发生在1449年初的事。

　　有一段资料详细解释了当时的情况，说：

　　“1448年末，一百五十年时期迫近结束之时，柏鲁克劳格斯·约翰（PALXOLOGUS JOHN，即约翰八世）死了，却没有留下一个儿子继承他的东罗马帝国的宝座。他的弟兄康士坦丁（CONSTANTUS），合法的继承者，没有土耳其人苏丹的同意，不敢登上王位。因此有一个大使前往亚得利安堡，取得回教国王的赞许，并带回礼品给这个新的君王。1449年初，在这些不吉预兆的情况下，最后一个希腊皇帝康士坦丁戴上了王冠。

　　历史家吉本论到这段故事：‘在柏鲁克劳格斯·约翰死时，……皇族的家庭因着安桌捏克（ANDRONICUS）之死和阿伊赛朵（ISIDORE）从事修道士的职业，减少为三个皇子：就是曼纽尔皇帝还剩下的三个儿子：康士坦丁、底马催斯（DEMETRUS）和多马（THOMUS）。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远在莫雷。……皇后母亲，元老院和士兵们，牧师和百姓，在合法继承者的事上都完全意见一致；并且对此变化一无所知的专制君主多马偶然地回到了首都，以热切的兴趣主张他的在外地的弟兄继位。一个大使，历史家弗兰债（PHRANZA）立即被差往亚得利安堡的宫廷去。阿木拉斯（AMURATH）以尊荣接待了他，并打发他带礼物回去。但土耳其苏丹的这种庄重的赞许，却宣告了他的主权和东部帝国迫近的崩溃。借着两位著名的代表的手，帝国的皇冠在斯巴达（SPARTA）被按放在康士坦丁的头上。’”（罗马衰亡史六卷67章365页）

　　“让我们用心思，将这一段历史事实和上面所赐的预言联系起来，这不是一次对希腊人的猛烈的攻击，藉以推翻他们的帝国和剥夺他们的独立，但这却是一次真正的自愿的投降。由于他说：‘除非你许可，我不能统治。’他就把国家的独立交到土耳其人的手中。”约西亚·李奇（JOSIAH LITCH，预言的解释二卷182,183页）（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英文本506,507页）。

　　以上东罗马最后一个皇帝康士坦丁自动将国家的主权交于土耳其苏丹的手中，也可以被看作是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倾覆的第一步，即先通过这一件事使它丧失独立，然后再通过军事征服将它完全毁灭。因此这一件事也可以被视为奥斯曼帝国毁灭东罗马帝国的先声，从而使得它的“四国使者”被释放，以致不久可以开始进行对东罗马帝国的毁灭的工作。

　　四个使者所以被“释放”，除由于上述事件及其象征意义外，更主要的是由于上帝的准许，这是在“五个月”预言时期结束之时，也即公元1449年7月27日在天上所发生的事，正如约翰在异象中所听到：“我就听见有声音从上帝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了。”（启9:15）因此，这正是显明了天意的允许。

四个使者释放后要进行什么工作？

　　“四个使者”被“释放”后要进行什么工作呢？预言中接下去提到：“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启9:15）这句经文按照原文和司可福英文圣经边注，可以译为：“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在一年一月一日一时内，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预言中的“三分之一”已如前所述，是指康士坦丁死后，三个儿子分治全国，将国土分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即为后来的东罗马帝国，定都于康士坦丁堡，这也就是第六号筒中“三分之一”所指的实质部分。

　　四个使者被释放“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首先是指对东罗马帝国政权的毁灭。东罗马皇帝虽然在公元1499年自动交出主权而丧失独立，但东罗马帝国的政权仍然存在着。因此奥斯曼帝国现在所要作的事是作好准备，在公元1453年攻占康士坦丁堡，将东罗马帝国完全毁灭。

　　约西亚·李奇对此提到：“虽然四个使者因着希腊人（即指东罗马帝国）的自愿的屈服而如此地被释放，然而还有另外的毁灭等待着帝国的座位。那曾使迪可萨斯（DEACOZES）向他投降，并借着他的允许而在康士坦丁堡登上王位的苏丹阿木拉斯（AMURETH）很快死了。穆罕默德二世于1451年在帝国中继位，他一心想着康士坦丁堡，并决心夺取它。他为围攻和夺取这个城堡作了准备，于1453年4月6日开始围攻，直至夺取了它。随后于5月16日，最后一个康士坦丁也死了。这个该撒的东方的城堡变成奥托曼（OTTOMAN）（又名奥斯曼OTHMAN）帝国的座位。”（约西亚·李奇，预言解释二卷183页转引自英文但以理启示录预言507页）

　　世界通史上也对此论述道：“1453年，土耳其作最后进攻准备。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率大军二十万，战船三百艘，以及攻城重炮，于4月6日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拜占廷末帝君士坦丁十三不得人心，兵力又薄，重要据点只有少数外国雇佣军防守。但君士坦丁堡城防坚固，黄金角有铁链封锁，得以屡却敌兵。土耳其以保留加拉太区的商业特权为条件，和区内的热诺阿人合谋，利用涂油滑板，把七十多只船拉过加拉太后面的陆地。因之土耳其军得以绕过黄金角，在港面搭造浮桥，由侧背进攻。守军和城内居民两面受敌，经过五十三天的苦战，君士坦丁终于在5月29日被占领。土耳其纵兵屠掠，连续三天。许多居民被掳为奴隶，壮丽豪华的宫殿付之一炬，历代相传的艺术品成为劫灰。奥斯曼帝国随即迁都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改圣索非亚教堂为清真寺。”（中古部分275页）

　　所谓“要杀人的三分之一”，不但是指对东罗马帝国政权的毁灭，而也是指对东罗马帝国原有的其它领土的征服，以及对被征服地区人民的镇压、迫害和屠杀（包括不断镇压人民的起义，和连年不断的争夺战争）。

　　正如世界通史上所指出：“土耳其在攻陷君士坦丁堡以后，仍继续扩张领土。穆罕默德二世在小亚细亚征服希腊人的特拉布松帝国（1461年），以及伊斯兰教小国喀拉曼（1471年）。在巴尔干又征服摩里亚和雅典公国，并从威尼斯和热诺阿人手中夺取爱琴海各岛。1459年土耳其征服全部塞尔维亚；1463年又征服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也于1479年被兼并。此外，土耳其还确立对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的宗主权，占领热诺阿在黑海地区的殖民地及其重要商业城市卡发，并臣服克里米亚汗国（1475年）。

　　到15世纪末叶，奥斯曼帝国已经占有几乎整个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封建帝国。苏丹的统治比拜占廷（即东罗马帝国）末期远为集中和稳定。……但穆罕默德二世及其后继者征伐频繁，赋税苛重，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备受民族和阶级压迫，附庸各国则担负沉重的贡纳。……凡不接受伊斯兰教的居民，无一能免于人头税的榨取。因之土耳其征服的长期后果，阻碍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奥斯曼帝国直接威胁巴尔干临近的波兰、捷克、匈牙利、奥地利等国，这些国家不断和土耳其发生斗争。……”（世界通史中古部分276页）

　　“17世纪，在土耳其封建主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占有广大领土，幅员跨欧、亚、非、三洲。……奥斯曼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苏丹为政治和宗教的首脑。……伊斯兰教是帝国的国教。……帝国的军队由骑兵，……近卫步兵和水师组成。”“沉重的封建剥削使农民无力扩大再生产，……导致农民的破产和农业的衰落，大量耕地荒废。到18世纪，阿勒颇省原有的三千二百个村庄，只剩四百个，而全国荒废了的土地占可耕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苏丹政府的横征暴敛和行会制度严重阻碍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者大批破产。”（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册77,77-78页）

　　“1730年首都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爆发人民起义，……终于被苏丹镇压。十八世纪后半期，奥斯曼帝国境内被压迫各族也掀起争取独立的斗争。……”（同上79-80页）

　　“土耳其与东欧和中欧各邻国之间，一向存在着领土纠纷，各国统治者经常进行武力争夺。”（同80页）

　　迈尔通史也对此评论说：“然欧洲人之视土耳其，一如冲突之强冠，近世血战之事，大半由（土耳）其人而（引）起。”（中世纪卷32页）

土耳其“杀人”权力何时丧失

　　预言中说：“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在一年一月一日一时内，要杀人的三分之一。”这段预言不但指出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要杀人的三分之一”，意即在政权上毁灭东罗马帝国，并不断征服、蹂躝原来东罗马其它领土上的百姓，而且也限定了他掌权“杀人”的年限：也即限制“在一年一月一日一时”内，“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在预言表号中，“一年”被算为360日（启12:14,6），代表360年（民14:34；结4:6；但9:24-27）。“一月”被算30日，代表30年（启13:5；11:2-3；但7:25）。“一日”代表一年。“一时”是一日的二十四分之一，也就是一年的二十四分之一，也就是15天。因此这“一年一月一日一时”加起来总共为391年15天。

　　再者，这一段预言时期是应该和第五号筒的“五个月”时期紧密相连的。在先前的“五个月”时期中不许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而现在“五个月”时期结束后，第六号筒开始了，奥斯曼帝国所受的限制解除了，被捆绑的四个使者被“释放”了，他们得以“在一年一月一日一时”内，也即在这391年零15天内，有权力“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如前所说，“五个月”的使人受痛苦的时期是从奥斯曼第一次对东罗马帝国发动侵略战争开始的，而且历史上已记下了十分精确的时间，如罗马历史家吉本所指出：“奥斯曼第一次侵略尼可迪亚地区，是在公元1299年7月27日。这个非常精确的日期似乎揭露了这个残忍之人的快速和毁灭之过程的深谋远虑。”和奥斯曼同时代的历史家柏克摩也记载了这同样的日期。另一同时代的人也证实了上述年代之正确。

　　从这一日开始，经过“五个月”所代表的150年使东罗马帝国“受痛苦”的时期，再经过391年零15日的“要杀人”的时期，便来到公元1840年8月11日（它的算法是：1299年加上150年，再加上391年，就等于1844年。另外7月27日加上15日，就等于8月11日）。按照预言，这一日的来到就意味着奥斯曼帝国掌权“杀人”时期的结束，或者说奥斯曼帝国将要失去主权，不再有能力发动侵略战争，或镇压各族人民的独立运动了。而这一预言果然已奇妙地获得应验。

预言的奇妙应验

　　历史上记述：“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日趋衰落，欧洲资本主义各国酝酿争夺所谓‘奥斯曼的遗产’，即瓜分土耳其的欧洲领土，开始了尖锐斗争。……奥斯曼帝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也日益加深。……到18世纪末，苏丹实际权力，几乎不出首都及其附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册214-215页）“1828年春，俄国又对土耳其宣战，击溃土军，次年迫使土耳其签定阿得里雅堡和约，苏丹承认希腊和塞尔维亚自治，并将黑海东北岸领土划归俄国。……”（同上216-217页）“1831-1833年的土埃战争（土耳其和埃及的战争），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同上218-219页）

　　“1839年4月，爆发了第二次土埃战争，土军在叙利亚迅速溃败，进攻埃及的舰队也在亚历山大里亚投降。……1840年，英、俄、奥、普四国，缔结伦敦协议，声称共同‘保障’奥斯曼帝国的‘完整独立’。”（同220-221页）

　　于是欧洲四强对土埃的战争作出干涉性的决议条约，要埃及撒出叙利亚，归还土耳其被俘的战船等，并要土耳其承认埃及王的世袭领有权。结果埃及迫于欧洲四强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屈服。而土耳其在完全丧失自卫能力的情况下，也不得不接受欧洲四强的‘保护’，服从他们的决议，而沦为他们的附庸国和殖民地；并且土耳其接受欧洲四强干涉性决议条约的时间，正好是1840年8月11日，从而奇妙地应验了上述预言。有当时的伦敦晨报所发表的两个报导为证。

　　这两个报导都是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康士坦丁堡发出的。第一个报导发出的日期是1840年8月12日，其中特别提到土耳其政府在8月11日接到欧洲四强干涉性决议条约后，担心埃及方面会拒绝此决议条约，并再次发动战争，因而在此日特别询问欧洲四强的大使，对此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有什么应对的措施。四强的代表对此问题并不予以具体答复，只是说已有准备，并叫土耳其无需自我惊扰。报导原文的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昨天（8月11日）对于包特（PORTE）所询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四强将采取什么措施，四强的四位大使并未给予答复，……仅仅简单表示：已经有了准备，达文（DIVAN）没有必要自作惊慌，担心今后会有任何危险出现。”（见1840年8月12日康士坦丁堡的一篇报导。转引自乌利亚·史密斯所著的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原文515-516页）

　　另一个报导寄发的日期为1840年8月27日，其中特别提到土耳其政府代表，带着欧洲四强所议订的干涉性决讥条约，乘坐着土耳其的气船，于8月11日这一天来到了亚历山大城，为要将欧洲四强关于决议条约的“哀的美敦耆”（最后通牒），转交于原为其属地的埃及政府之手，并要靠着四强的势力迫使埃及政府接受。报导原文的有关部分是这样写的：

　　“……土耳其的特使雷发·贝（RIFAT BEY）乘坐着土耳其政府的气船，于11日到达了亚历山大。……”后来，“……特使见到了帕克（PACHAR），并向他传达了苏丹的命令，要他们撒出叙利亚，又约定次日在欧洲四强的领事面前，要他对此事作出肯定的答复，并且告诉他拒绝接受此事将有的后果。又根据会议上的决议给予他十天考虑的时间，让他作出他自己认为合适的选择。”（见1840年9月18日伦敦晨报导。转引自“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原文515-516页”）

　　从上述预言的奇妙应验也再一次向我们证明：“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

更令人惊奇不已的事

　　而上述预言的奇妙应验，更令人惊奇不已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事实是：在此预言应验之前两年，复临运动的传道人即已开始将此预言的详细解释和要应验的日期公布于报纸上，指出土耳其将于1840年8月间倾覆。接着又在此预言即将应验前十天，他又进一步指出土耳其将在8月11日丧失权势，而到时果然精确地应验了。

　　怀爱伦对此提到：“1840年，另有一个显著的预言引起了普遍的兴趣。两年之前，传讲复临的一个著名牧师约西亚·李奇发表了启示录第九章的解释，预言土耳其的败亡。依照他的计算法，这个政权必在‘1840年8月间’倾覆。就在这事成就之前几天，他写道：‘如果第一段150年的时期在第珂西斯由于土耳其人的许可登位之时屇满，那么391年15天若从以上一段时期结束时算起，就要在1840年8月11日截止，那时土耳其帝国在君士坦丁堡的权势就要倾覆。我相信事情必然这样成就。’

　　正在那指定的时候，土耳其通过她的使节，接受了欧洲列强的保护，这样她就投身于基督教国家的控制之下。事情果然正确地应验所预言的话。众人既知道这事，就信服了米勒耳和他同工所用以解释预言之原则的准确性，于是复临运动得到了一次非常的鼓舞。一些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和米勒耳合联合同工，宣讲并刊行他的见解，因此从1840年到1844年他们的工作就迅速地开展了。”（善恶之争18章349-350页）

预言中关于土耳其军队和武器的描述

　　预言中接着论到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391年零15天的“要杀人的三分之一”时期中的具体情况和表现：“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象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启9:16-19）

　　“马军的数目有二万万”，也可以相信是一个真实的数目。有人认为这是指奥斯曼帝国在上述391年零15天的“要杀人的三分之一”的时期中，所拥有的土耳其人军兵的总数，虽然无法查证。也有人认为这是指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当时回教世界的回教信徒的总数。根据1924年开始出版的圣经手册之统计，当时全世界“回回教人数：二万万三千五百万。”（1038页）换句话说，1924年时，回教人数已增至二万万三千五百万，那么早在1840年以前，回教徒人数有二万万之多也是可能的。

　　“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有人认为：“火代表一种颜色，理解为红色，‘如火一样’是常有的表达措辞。紫宝石是篮色，硫磺是黄色。这些颜色在这些战士的衣服上大占优势。……”（乌利亚·史密斯著但启预言509页）

　　“马的头好象狮子的头”：是象征他们的力量凶猛和可怕。“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原文无灾字）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里特别提到的“火与烟并硫磺”，显然是预指现代的枪、炮、火药的武器。这节预言已获得奇妙的应验。因奥斯曼帝国早自391年零15日时期开始之初，于公元1453年攻打和摧毁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康士坦丁堡时，就已开始第一次使用了枪、炮、火药的武器。如圣经手册上提到：“他们曾……陷落了君士坦丁堡，而结束了东罗马帝国，其时在公元1453年。同时在那里第一次使用了鎗、炮、火药。”（908页）世界通史上也提到：“1453年土耳其作最后进攻的准备。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率大军二十万，战船三百艘，以及攻城重炮，……经过53天的苦战，君士坦丁堡终于在5月29日被占领。”（中古部分275页）

　　“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马的能力“在口里”，预表意义已如上述。至于能力“在尾巴上”，是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如果口中发出的火、烟和硫磺的能力特别可指在战争时期中的毁灭，那么尾巴上似蛇头的伤害，则特别可指在统辖时期中的残害。但事实上这两方面的能力无论是在战争时期中或统辖时期中也都时常是结合起来使用的，并都具有害死人的能力。在整个391年零15日的时期中，他们不断地运用口中和尾巴上的能力，以毁灭和残害人。这和他们在前一段使人受痛苦的150年时期中的情形是有所不同的。那时他们的能力主要表现在似蝎子的尾巴上，有一毒钩能使人遭受剧烈痛苦，却不能害死人。现在，却有了似蛇头的尾巴，还有口中发出的毁灭人的能力。

其余未被杀害之人的表现

　　在第六号筒时期中，上帝所以要继续藉土耳其人毁灭东罗马帝国，并局部性的惩罚罗马教权，乃是为要警告和劝戒他们悔改。然而可叹他们仍然执迷不悟，不肯悔改，正如预言中最后所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作的，还是去拜魔鬼和那些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启9:20-21）

　　“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除了可指奥斯曼帝国统治地区的一切还存活的拒不悔改的挂名的教徒、异教徒和罪人之外，更主要的是指罗马教说的。因土耳其人“要杀人的三分之一”，主要是指毁灭和辖制东罗马帝国说的。那么“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显然主要是指罗马教及和她行淫勾结的欧洲列国说的。的确，我们看到在上述391年零15日时期中，以及在此时期后，罗马教以及和她行淫的各国君王，并那喝醉了她邪淫、大怒之酒的人们，并未因上述第五、第六号筒所降的灾祸而悔改。他们继续地“去拜魔鬼和……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

　　正如“圣经手册”上提到，就以中古时期罗马教廷的教权阶层来说：“在它一大部分的历史中，教皇政权曾借着出售教会圣职，及那不知羞耻的出卖赎罪券，而获得了大笔的进项，藉以维持那在欧洲最奢侈淫逸的宫廷。……有些教皇乃是非常的好人，而有些却是不可言喻的败坏。大多数的教皇都是孳孳贪图权势、财富。……虽然教皇们的品格、行动方法，以及杀人流血的案件是那样令人瞪目咋舌，而他们竟然仍以‘神父’自居，而宣称他们是基督之代表人，是绝无错误的，并且宣称他们在地上乃是站在全能神的地位上的，更宣布说，顺服教皇乃是得救的不二法门。”（圣经手册1011页）

　　此外，罗马教会也不断提倡敬拜教皇，敬拜马利亚、敬拜诸圣像和偶像、甚至敬拜圣徒的遗骸和遗物，实际上等于敬拜了那冒充死人灵魂的魔鬼。直到第六号筒时期结束后也还是这样，继续离道背教，仍“不悔改自己手所作的”。

　　例如在第六号筒时期结束后的教皇“贵钩利十六世（主后1831-1846年），他是一个竭力主张‘教皇绝无错误’信念的拥护人，判定圣书公会为有罪。庇乌九世（主后1846-1878年）他曾丧失了教皇治下的州府，也宣布了教皇绝对无错误的信念，宣布可用武力来弹压异端，不同意教会与政治的分开，命令所有真实的罗马教徒要顺从教会的元首，过于顺从地方的长官，斥责良心的自由，敬拜的自由，及言论出版的自由。颁布马利亚的无罪胎，并立她为神，鼓励人对古人遗物的迷信观念，判决圣书公会为有罪，宣布更正教并非基督宗教的款式。又宣布说，罗马教所有的教义都是曾经基督亲口授与地上的代理人──教皇。”（圣经手册1008-1009页）

　　然而末后的“巴比伦大城”和一切与她行淫的地上的君王，并喝醉了她邪淫大怒之酒的人，必将在第七号筒中遭受四风大刮和七碗倾降。上述五、六号，以至第七号筒的吹响，也是应验了基督写给推雅推拉教会书信中的预言（启2:21-23）。关于第七号筒的内容，我们在下一题中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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