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附录一：瓦典西人是最早将圣经译成法语的。在第十三世纪，他们已经译出短篇的法语圣经，全部圣经则是克莱维坦（Clivetan ）在1535年译成的，以后的法语圣经译本都以此为基础。

附录二：这个谕旨是教皇英诺森八世在1487年发布的。原稿存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英译本见 道林（Dowling） 著的《罗马天主教史》，卷六第五章，62段（1871年版。）

第五章

附录一：根据天主教教义，赦罪方式分为两种：

　　（一）“亲听告解”（即神父听罪人忏悔），

　　（二）大赦（Lndulgence ，其形式之一就是赎罪券。）

　　天主教会对于这两种赦罪方式的说明，记在克鲁（ Dr． I． Kluy） 所著的《公教教义的基本真理》（中文译本出版于北京方济堂，1950年）第205-212页。今引证如下：

　　“教会的权柄和罪人的责任，是今日天主教仍旧实施赦罪方式的两种成分，也就是实施自宗徒（即使徒）以迄今日所行的赦罪方式：即神父因天主之名，作天主的代表，并凭罪人的忏悔和密认己罪，以赦人的诸罪而给以某种补赎工夫。”──206页。

　　“基督规定人应将他的罪，置于教会的赦罪权下，亦即亲于神父前述明己罪。耶稣在世时亦非使人忏悔认罪，不赦其罪。

　　“然救主耶稣并未确定教会解释（即赦罪）的细节，却任教会来规定。因为祂知道，有天主圣神（即圣灵）领导祂的教会。教会得应时代的需要，或严或宽地运用教会的赦罪权。”──209页。

　　“大赦就是赦免告解时尚未免尽的暂时罪罚。

　　“罪的永罚于告解时已全部得免，但尚余罪的暂罚（即所谓在炼狱里的较为短暂的刑罚）。其用意在使人了解罪恶的严重，使人甘愿而忍耐地负起罪的结果。

　　“为避免任何误解的锋芒，这里要声明一句：大赦并不赦罪，仅免人在世上或在炼狱里所当受的罪罚。此所谓罪的暂罚。……

　　“下列的思想作为大赦的前提条件：

　　“（一）基督及圣人的丰功伟绩。……

　　“（二）众人有同类互相保证及团体的关系。──个人的善纵不能成为他人的功，但仍能作为他人手持的礼物，使能献与天主说：‘看哪！这是‘我们人’所行的善工，我既是人中的一份子，我就将这礼物献给您吧。’

　　“（三）个人不仅是人中的一份子，领洗后更为‘诸圣团体’中的一份子，按‘诸圣相通功’的道理，自然也能享受诸圣人的功劳。

　　“（四）大赦之所以不侵犯道德范围，乃因人必须有天主的宠爱始能得之。……” ──209-211页。

　　“求大赦时应行的善工，因时代而有不同。

　　“教会初兴时，主教凭殉教函而免除公认赎罪者的部分罪罚。这种办法完全赖于殉教者的英勇行为。此外赎罪者若行了非常的补赎，也可以免除他们一部分罪罚。因为他们显明真诚的悔改，而得到宽恕。

　　“此后尚有他种善行可代替个人的补赎，倒如修筑圣堂，公益捐献等，也就是以这些善工，作为挚诚改过的证明。

　　“十字军东征时的大赦善工，就是参加或帮助十字军的征伐。

　　“今特提及新建罗马伯多录（即彼得）大堂时所赐的大赦。因为这是教会在欧洲分裂的直接动机。诚然在劝人以捐献作善工的方法上，曾出过不可否认的弊端（编者按：但在原则上，贩卖赎罪或“大赦”券还是天主教所承认为正当的！但多明我会（Dominican）的神父帖慈尔（Tetzel）的大赦道理，纵使不是教会大赦道理的楷模，至少也跃出他人所批评的错误之外……”（211页）。

附录二：教皇指令的原文及英译本皆载于 J． Foxe所著的“Acts and Monuments”卷三，第4-13页。

附录三：关于教皇绝无错误的教义，今再从《公教教义的基本真理》这一部权威性的著作中引录一段如下：

　　“教宗（即教皇）不能错误的道理，包括于整个教会不能错误之内。后者的意思即：教会的负司训责者，在解释启示真理而普世教友理当接受的道理上，不能错误。

　　“负教会司训权者：一为依宗座职位宣言的教宗，一为在教宗领导下的全体会议，及执行司训权或正式断定宣示的全体主教。单独一位主教却无此权。

　　“教会或她的负司训权者，其不能错误的范围，即启示的信条与道德的道理，以及为解释辩驳所需要的一切。

　　“教会在这条件下，其不能错误的道理，乃根据耶稣的话：祂必与他的教会同在，直到末日不相分离，以及遣使圣神（即圣灵）降临，与建立伯多录（即彼得）优越权的事实。

　　“此处须讨论的问题：教宗个人，于何时不能错误？

　　“答：几时他［Ex． Cathedra］意即依宗座职位宣言，即不能错误。但这句话是应加解释的。

　　“教宗依其宗座职权正式断定的宣示，有四种先决条件：

　　“第一，教宗应借伯多录的最高司训权，教训普世教民。

　　“第二，教宗应愿意正式断定一条关于信德或道德的道理。

　　“第三，教宗应以清楚的言词，命全体教友接受他的断定。

　　“第四，教宗的断定应出于绝对自由，不受任何逼迫的。”──212,313面。

　　“教会的传统，自始即承认教宗的不能错误。……所以君士坦公议会曾断定：凡否认这端道理的，被逐出教外，当梵蒂岗公议会将这端道理定为信条时，并未宣告新道理，仅将早经承认的道理，予以表达。”

第六章

附录一：赎罪券，详见第五章附录一。

附录二：康士坦茨会议召开年代是1414——1418年。该会议是天主教所承认为第十六届全世界性的会议。康士坦茨是德国境内的一个城市。该次会议所吸引的旁听者，是在一切宗教会议中人数最多的，来宾总计有五万人之多，并有英、法、意、德、西五大国的代表出席，所通过的许多议案也是空前的。

第十二章

附录一：耶稣会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个派别，也是该教会内最大的附属机构。是罗耀拉（lgnatius . Loyola ）在1540年组织成功的。该会会员皆受严格的训练（参加后受训时期皆在十年以上），许愿终身不亲女色，不贪图私利，并绝对服从上级。耶稣会初成立的目的，乃是要到圣地去使回教徒信奉天主教，结果却奉教皇的命令去对抗新兴的宗教改革运动。

　　耶稣会的特点在于每一个会员服从上级的精神，发起人罗耀拉写道：“每一个会员务要认识到：真实服从的人应该完全受天主通过他们上司的指挥，犹如自己是一个死的身体一样，任凭别人自由支配……。”（杰兰德（John Gerand）编，《论耶稣会》，伦敦1902年版。）

　　耶稣会的活动在中古时代为一般天主教国家的统治者所憎厌。葡萄牙女王庞帕（ Pompal）在1759年将该会会员全数驱逐出境。法国在1764年亦开始镇压耶稣会，随后西班牙政府亦不准该会会员进入国境。结果教皇克里门十四世在法国贵族和教内权贵的压力之下，在1773年降旨解散耶稣会。此后教皇庇护七世于一八一四年又恢复了耶稣会，从此该会大为振兴。发展到全世界。

　　最先来到印度、日本和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乃是耶稣会的发起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 Francis Xavies），他在1552年死于中国。

附录二：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最早是在1233年左右成立的。裁判的规程与方式是简单而灵活的，视环境而相机办理。裁判员大半属于天主教的多明我会的神父，因为该会会员最注重教条。宗教裁判所从最早就使用酷刑，并一贯采用长期的监禁、没收财产、和火刑来惩罚“异教徒”。除一般笃信圣经而不承认教皇权威的基督徒之外，伊斯兰教徒和犹太人也常受宗教裁判所的迫害。自从这种制度成立以来，它在欧洲各国有了不同的发展，也时常受当地政府的利用或限制，甚至完全脱离了教皇的控制。因此教皇保罗三世于1542年正式恢复、加强、并制定了罗马的宗教裁判所，配合着耶稣会的活动，来敌对改革运动。

第十八章

附录一：

　　1、波新王亚达薛西降旨恢复犹太国。（但7:25;拉7:7-26）

　　2、犹太国首都修建完竣，旧约圣经三十九卷全部写成。（但9:25）

　　3、耶稣受圣灵恩膏，受约翰的洗。（太3:16;徒10:38）

　　4、弥赛亚在“一七之半”被剪除。（但9:27;太27:50-51）

　　5、司提反被砍死，福音传给外邦。（但9:24;徒7:54-56,8:1）

　　6、2300年结束，天上至圣所被洁净，上帝开始查案审判。（但8:14;启14:7）

　　7、三位天使的警告传到全世界。（启14:6-12）

附录二：土耳其失去权柄的详情如下：

　　“……那时因埃及不愿缴纳土耳其所要挟的赔款，土耳其帝即与埃及王美赫麦特阿利相战，但在1839年间，埃及王胜过土耳其的军队，同时又遣王子兴兵攻入叙利亚、小亚细亚，所战继续得胜，于是打算渡攻君士坦丁堡，那时英国、奥大利、普鲁士、俄罗斯等国联合在1840年7月15日开会，表决了不许埃及王攻叙利亚及小亚细亚以外之地的议案。土耳其王因遭失败，他就欢迎此数强国的干涉，因这四国已保全了土耳其国的生命，所以就甘心接受他们的决定，这样他就欣然的将统治权付诸西欧诸国之手，土耳其已应允将埃及王世袭的王权交付于埃及王，而埃及即当退还土耳其被掳的战船，埃及国不按此而行，最后所得恶劣的结果，乃当由埃及负责，列强却不负任何责任。

　　“诸国在所订之条约上签字，并在1840年8月11日递哀的美敦书于土耳其，从那时土耳其便有了东方病夫之称。自土国政治改革以后，虽其国政大有起色，但她的危机四伏，前途仍是未许乐观的”（《启示录之研究》第153页）。

附录三：古代天主教权威因在多方面偏离了圣经的真理与道德，故禁止一般教徒和平民阅读圣经。现今该教会既无法禁止圣经的发行，便强调“全部圣经不能作为儿童及思想幼稚的人的读物”的说法（《公教教义》第29页）。天主教为强调其所谓“公教的司训权”说，惟独天主教有权讲解圣经（见《公教教义》第251-354页）。

　　天主教教义的根据乃是其所谓之“圣传”（Tradition）或“传统”。他们说：“圣经是相帮圣传。圣传是天主的命，所以按命说，圣传比圣经还要紧。第二，圣经上的道理虽然不少，到底不全。因为天主的道理，没有全写在《圣经》上，所以还该有圣传，才能全备。……

　　“问：什么道理，是从圣传下来的？

　　“答：无论一条道理规矩，礼节，但凡在圣经上没有写的，到底普圣教会常信服，全遵守，这都是从圣传上来的，比如，圣经上没有说小孩子能领洗，到底普天下的天主教，常信服小孩子能领洗，这样的道理规矩，就是从圣传来的”（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印行《雅正理考》第九版订正版第144页）。

　　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太15:3）？这话正适用于这个问题上，因为每遇圣传与圣经有抵触时，罗马教总是注重圣传的，因为以上所引的话已经说明了他们的态度：“圣传比圣经还要紧。”可见罗马教所提出的标准实际上就完全废弃了圣经的权威，而代之以教会的风俗习惯

　　至于圣经“不全”的说法，使徒保罗却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3:16）。《诗篇》里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诗19:7）。

第二十二章

附录一：见第十八章附录一附录年代表。

附录二：1843年至1844年复临运动完全应验了《启示录》第十章的预言。请注意以下的各要点：

　　一、第十章全部的经过发生在第六位天使吹号，与第七位天使吹号之间，第六号的最后年代（启9:15），乃是1840年；而第七号（启11:15）明显是在基督复临的时候吹响。可见启示录第十章的事件理应发生在1840年之后，而在基督复临之前。

　　二、1840年左右，基督教世界中惟一普世性的大运动，就是米勒耳所领导的复临运动。启示录十章一节的话，是用表号性的话语描述那次运动的盛大情况。

　　三、“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复临运动，乃是以但以理书的预言为基础的。该卷确是一个“小书卷”。“展开”暗示它原来是“封住”的。《但以理书》十二章四节记载天使吩咐但以理的话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根据这一句话，但以理书是封闭到末时的，及至末时来到（1840年前后），果然有许多人切心研究但以理的预言，以至这卷书成了“展开”的小书卷。

　　四、“大声呼喊”应验在“半夜的呼声”中。

　　五、“七雷发声之后，我（约翰）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按“七”是圣洁和完全的数目。“雷”代表上帝的声音（见约12:28-29;诗18:13;29:3）。而上帝的声音是向人启示真理的（见申4:36）。可见“七雷”代表“完全的启示”。七雷与小书卷的关系就是：1840年的复临运动固然是以“展开”的书卷（即但以理书）为根据的，但当时的信徒没有得到“完全的启示。”“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这说明约翰在异象中明白七雷的内容（象他在约12:28,29明白众人所不明白的雷声一样，）因此他“要写出来”，但上帝不许他写，表明“洁净圣所”（但8:14）这一句话在1840至1844年间仍然是“封上”的，以至米勒耳等先导对于这话未能完全了解，因而遭到1844年的大失望。

　　六、“不再有时日了”这话宣布圣经预言中最后的一个“定时”已经届满了。1844年乃是全部圣经一切预言中最后的一个年代，以后再没有什么可以计算的年代了。

　　七、天使对约翰说：“你拿着（小书卷）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启10:9）。这时十二使徒中只有约翰一人生存在世，所以他正能预表末时最后一代的“余民教会”，就是教会“其余的儿女”（启12:17）。这些末时的信徒要因研究但以理而经过一次先甜后苦”的经验，就是1844年的大失望。请注意，天使预先将约翰所必有的经验告诉他，表明这经验是全在上帝的意料之中，并且也合乎上帝的美意。

　　八、大失望之后，复临信徒要向万国“再说预言”（启10:11）。他们本来是讲说基督复临的预言的。按一般人情说来，他们在失望之后，一定不敢再讲基督复临的预言了，但天使所传来的命令乃是：“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发展史正好应验了这一句话。基督复临的信息非但没有因1844年的失望而止息，反而有了非常广泛的发展。

第三十五章

附录一：君士坦丁皇帝在公元321年3月7日所颁布的谕旨说：“一切官员、城市市民、和商人必须在可敬的太阳日休息，但住在农村里的人可以自由从事农作”（原文记在Codex of Justinian 卷三，十二目，第三条）。

附录二：北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又名埃塞俄比亚）教会是多年遵守安息日的教会。他们在使徒时代就立下了根基（见徒8:26-39）。惟因伊斯兰教势力的包围，他们曾多年与欧洲教会隔离，到第十六世纪方得恢复交通。公元1534年他们受到伊斯兰军的侵袭，故遣使往葡萄牙求援。阿比西尼亚的代表在葡萄牙朝廷上讲述他们守安息日的理由说：

　　“上帝创造天地的工作完成之后，祂就在该日安息。上帝既定这日为至圣，我们若不忠心遵守，显然是违犯上帝的旨意和诫命。祂宁愿天地废去，不愿祂的话作废。因基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成全。所以我们守安息日，不是要效法犹太人，乃是要顺服基督和祂的使徒。……我们也遵守主日纪念基督复活，象其他基督徒一样”（格迪斯（Geddes） 著《埃塞俄比亚教会史》第87-88页）。

　　葡萄牙政府当即派军队四百，及一班耶稣会的传教士，去援助埃塞俄比亚，传教士抵达其首都后，即迫使国王撒登戈（Zadenghel）投诚教皇（1604年）。他又颁布法令禁止人民遵守安息日。但人民抗拒了王的命令，引起全面性的大革命，终于迫使国王收回成命，宣布宗教自由。到1632年，他的儿子听从人民的要求，将罗马教会的传教士全数逐出国境，恢复古教，国内大享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