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洋人：武汉的“辛德勒”

　　□本报记者周寿江 崔逾瑜

　　武汉沦陷 上万难民涌向疗养院

       东湖，烟波浩淼，鹭飞鹤翔，如一道灵秀的山水画廊。
       湖畔的东湖宾馆内，坐落着一座古朴建筑，曾是一所教会疗养院。它静静地伫立在美丽的湖光山色之中，听着涛，枕着浪，默默铭记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那是一段血与火交融的岁月，也是一曲灾难时刻的人道之歌。
       一辈子生活在东湖之畔、现已79岁高龄的何国慈老人，每每散步到这里时，思绪便飞回到那烽火连天的岁月。
       1938年10月25日，侵华日军炮轰岱家山，攻入汉口。26日，日军的铁蹄践踏武昌。27日，汉阳飘起了刺目的太阳旗。历时4个半月的武汉会战，以武汉 的沦陷而告终，“君之代”的歌声在武汉三镇上空疯狂地奏响。日寇铁蹄肆虐，老百姓一夜之间都成了难民，躲的躲，逃的逃，无家可归。
       日军占领武汉后，在珞珈山上武汉大学校内设司令部，与现在的东湖宾馆隔湖相望，最近处不到400米。因不堪日军的频频扫荡和骚扰，东湖周边的居民纷纷逃到东湖卫生疗养院，其中就有年仅10岁的何国慈。
       东湖卫生疗养院是一所由基督教安息日会于1935年创办的疗养院，占地600余亩，建筑设备为当时一流。在全国抗战之初，日本还未与美国开战，疗养院利用 与美国教会的关系，在大楼顶上刷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以防日军轰炸。很快，疗养院收留难民的事情一传十，十传百，大批从市区逃亡出来的难民陆续涌入疗养 院，寻求庇护。
       何国慈老人回忆，当时，疗养院周边几座山头上住满了人，到处都是用芦席、稻草、树枝搭的小窝棚，一个挨着一个，密密麻麻。疗养院为了不让难民饿死，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每天施粥两次。虽是白菜煮稀饭，但难民们吃得心满意足。
       就这样，上万名难民在疗养院的庇护下，安然无恙地过了半年。直到武汉伪政府成立，这处难民营才解散。

　　忆昔追远 感念“鲍洋人”好心肠

       当时的难民都记得，疗养院里有一位被称为“鲍洋人”的传教士，是疗养院的总务，心肠非常好。
       快70年过去了，事件的亲历者大都离开了人世，即使是当年的幼童，现在也是耄耋老者。除了何国慈，我们还找到了几位历史的见证人。
       现住黄鹂小区的张婆婆，79岁，祖籍河南。忆及往事，一切历历在目。她说，战乱时，年幼的她随父母流落到东湖杨家湾。当时，日军每天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巡 逻，碰见男的就抓去当劳力，逮着妇女就进行侮辱。有一天，她和家人被几个日本兵堵在了家附近。“他们用枪抵着我，我大伯和五伯急得不停给他们说好话。一个 日本兵一枪把我五伯杵到地上。”张婆婆说。正当紧要关头，突然有一个金发碧眼的洋人跑了过来，与日本兵一阵交涉之后，把她带到了疗养院。这个洋人就是“鲍 洋人”。
       据张婆婆说，当年来疗养院避难的人非常多，至少有上万人，不仅有周围的农民，还有很多市区居民，甚至新洲、黄陂等地的人也闻讯赶来。难民营里的生活条件很 艰苦，很多人生了病，就到疗养院看医生。她头上生了许多疮疱，“鲍洋人”拿了些药过来，亲自为她涂抹、擦拭。
       东湖养殖场的退休职工毕长生出生于1924年，小时候常在东湖边放牛，躲日军时就往难民营跑。提起往事，83岁的老人一字一顿地说：“我们住的难民营院子 都用铁丝网围起来了，每次日本人来了，个子高高的‘鲍洋人’就挡在前面，与日军交涉，不准他们进入难民营。”“如果没有‘鲍洋人’他们的保护，当时不知要 死多少人啊！”忆往昔，毕长生仍不住地感慨。
       还有一位名叫周荣亨的老人，生前常常跟别人念叨着“鲍洋人”的菩萨心肠。几个月前，他因病去世，他的老伴向记者转述了老人临终前的心愿——“鲍洋人”做了那么多善事，应该给他竖块碑，让大家都记得他。

　　填补空白 记住身边的“辛德勒”们

       时光飞逝，历史不容忘却。
       抗战胜利时，日军为毁灭证据，投降前销毁了在华侵略时期的所有历史资料。
       在《武汉地方志》里，关于“鲍洋人”、关于保护难民的资料，没有任何记载。仅在教会人士陈秀峰于1943年8月编辑的回忆录中，曾记载了一名亲历者周谷宾 的口述：“（武昌沦陷）当时举办难民救济的机关团体中，安息日会收容所，位于东湖疗养院，收容人数将近万名，为当时武昌收容难民最多。”
       遗憾的是，当年受到庇护的人们，谁也说不清“鲍洋人”姓甚名谁，更没有人知道他后来的下落。
       今年41岁的陈勇，是武汉市东湖风景区城管工作人员，曾守卫边防12年，立过战功。工作之余，他专注于武汉人文历史的研究，曾经考证、发现一段武昌城城墙遗址，也曾破解了北伐战争中攻打武昌城时总政治部翻译、共产党员纪德甫牺牲的历史疑团。
       去年11月，陈勇在研究东湖风景区的前身“海光农圃”时，寻访中听当地老人说，东湖边上曾有一个很大的难民营。当时，他立即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段没有被记载下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决心要揭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陈勇发动了几名热心网友，四处寻访。最后，在香港华安联合会，陈勇得到了那个令他激动万分的好消息——联合会的工作人员经过查询与核实，确定陈勇要找的 “鲍洋人”真名应该叫Boynton，抗战时期曾在武汉东湖疗养院做经理。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Boynton和疗养院的其他美国人被关进了日 军在上海的集中营。1945年，日本投降后，Boynton去了上海的一所教会医院。解放初期，Boynton回到美国。
       对于这个发现，武汉方志专家董玉梅高度评价，称之“填补了武汉地方史志的空白”。
       陈勇说，当人们为那段苦难记忆隐隐作痛时，更应该了解：历史存在良知，慷慨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应该昭示于历史的天空。让我们记住“鲍洋人”，记住那些在战时向苦难平民伸出援手的“辛德勒”们！

美国传教士抗战时期在难民营中保护上万武汉人

荆楚网消息 （楚天金报）记者周寿江、崔逾瑜报道：眼下，纪录片《南京》正在全国热映，片中，二战期间拉贝、华群女士等西方友人奋不顾身保护中国难民的场景令人震撼。 昨日，东湖风景区工作人员陈勇向记者透露，江城曾上演类似一幕——一位人称“鲍洋人”的美国传教士，曾在抗战时期武汉沦陷后的半年间，庇护过难民上万人， 堪称中国版的“辛德勒”。

图为：当年的疗养院大楼今犹在，事件亲历者张婆婆在回忆往事（图片由陈勇提供）

图为：60多年前的东湖卫生疗养院（位于今东湖宾馆一带）

　　陈勇近年一直在研究东湖的历史，去年11月，他得知东湖边曾有个难民营，遂对此深入挖掘寻访，进而发现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日军疯狂烧杀抢掠，不少难民跑到地处郊区的东湖卫生疗养院躲避，最多时达到上万人。该疗养院是基督教安息日会所主 办，大楼顶上刷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日军不敢轰炸。疗养院每天施粥两次，直到1939年4月张仁蠡伪政府成立，难民营才解散。
　　陈勇告诉记者，当时疗养院的负责人被难民们称为“鲍洋人”，每次有事，大家就喊“鲍洋人”来，“鲍洋人”一来日本人就不敢靠近。但其真实姓名始终查找不到，很可能为Boynton，是名传教士。遗憾的是，69年过去，无人得知他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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