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年，“五月花”号驶抵美国的普利茅斯。过了187年，英国伦敦传道会牧师马礼逊转道美国到达中国广州，他被看作到中国传播基督教的第一人。按照这一说法，明年是基督教传入中国200周年。

    当布莱斯特牧师带领102人到达普利茅斯的时候，发现那里是一片蛮荒之地，他们开始著手建立“山巅上的圣城”,实现“圣经王国”的理想。

    地球另一端，马礼逊发现，19世纪初的中国，封建制度虽然由盛转衰，但几千年形成的文化传统根深叶茂。在宗教政策上，由于罗马教廷否决了利玛窦的传教路线，禁止中国教徒尊孔祭祖，清朝政府实行了长达百年的禁教政策。在这种情形下，马礼逊很难开展他的传教工作。

    基督教真正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大门之后。外国传教士受不平等条约庇护，享有“治外法权”，由此引起中国民众不满，冲突时有发生。在纷至踏来的外国传教士中，有一些人参与了殖民者的侵略行动。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时机、方式以及一些传教士的行为，难免让教会蒙羞，中国人很自然就把传教活动与侵略战争联系起来，称基督教为“洋教”，并流传这样一句话：“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这说明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印象不佳，感情上难以认同。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遭遇尴尬。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一些教会人士提出由中国人自办教会的主张，由此在20世纪初兴起了一场自立和“本色化”运动，试图使基督教成为在中华大地上滋养生长的植物。但当时中国教会受西方诸国基督教差传机构控制，他们为了维护本国在华利益，不会真心实意地支持中国人自办教会。中国教会争取自立的努力昙花一现，无果而终。

    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中国教会陷入了更深的危机。当人民政府宣布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后，一度陷入恐慌的教会才冷静下来，开始思考教会何去何从的生存大计。

    中国教会中的有识之士，面对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表现出了远见卓识。他们决定顺应时代大潮，化解政治危机，拯救中国教会。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40名中国基督教知名人士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一文，提出中国的教会由中国人自己来办，真正实现自治、自传、自养。三自爱国运动由此发端。

    中国教会人士深信，基督教能够成为世界性宗教，就是因为它能够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中生存发展，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也不会例外。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基督教走上三自爱国道路，是一次成功的自我拯救。

    中国人自办教会，有利于在政教关系上建立互信，有利于改变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目的“洋教”形象，最终有利于基督教在一个主张无神论的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存和发展。

    在重要历史关头，一批中国教会领袖选择留在自己的祖国，留在自己的教会，担当起神圣职责，带领中国基督教走上了三自爱国道路，挽狂澜于即倒，使基督教在中国真正落地，有力推进了基督教融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今天中国教会的兴旺发展。他们是中国教会真正的脊梁，应当受到敬重。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后，邓小平先生领导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中国社会喷发出了无限生机和巨大活力。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教会不仅重新恢复活动，而且教徒数量快速增长，不断有新的教堂落成。

    据中国教会统计，目前中国基督徒人数已经超过了1600万。也就是说，信徒数量比1949年增长了20倍以上，这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当今普世教会中难得一见的景象。

    中国教会的迅速成长有著多方面的原因。

    中国的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对宗教的认识日益深化，肯定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明确了宗教信徒是建设国家的积极力量。这种新观点的提出，改变了人们对宗教的成见，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教会的社会环境一天比一天改善。

    随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人们思想的独立性明显增强，价值取向日益趋于多元，这就给各个宗教包括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空间。中国教会领袖对此非常敏感，在利用各种方式向人传递神的信息的同时，更加关注基督徒按圣经教诲行事，以自身的向善行为感染身边的人，把更多的人带进了教堂。

    当然，机遇与挑战往往相伴而行。中国教会正在成长中，不仅要长身体，还要健全心智。教会人士当然乐于见到羊群扩大，但如果不关注教会内外的各种变化及其影响，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加强牧养工作和教会管理工作，提高教徒信仰素质，可能会对中国基督教的长远发展埋下隐患。中国教会领袖应当对此进行冷静思考，正确处理教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使基督教在中国得以健康发展。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对中国基督教未来发展有著重要影响。如果对中国文化传统和礼仪习俗缺乏了解，对在中国社会处境下传播基督教没有体验，对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急速变化感到茫然，就很难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做出正确的预测。

    当今中国的基督徒数量确实增长很快，但在有13亿人口的国度里依然是很小的一部分，在5000年来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中依然影响有限。如果随意夸大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和社会影响，并以此断定在不久的将来基督教将会改变中国的面貌，是极不严肃的，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健康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基督教在未来中国的发展状况，不能只看基督徒数量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教会在社会发展中能否担当起应有的责任。

    中国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大家都愿意为此贡献才智和力量。

    中国文化崇尚和谐境界，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中国教会也倡导和谐，认为福音之所以是福音，就在于神要人同他和好，也要人与人和好。这样，基督教就找到了与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契合点，由此深入可以开辟出发挥积极作用和影响的广阔空间。中国教会能不能把握这种历史机遇，关乎中国基督教未来发展的前景。

    中国教会的领袖们对此是清醒的，他们的目光投向未来，双脚踏在中国坚实的土地上，不搞哗众取宠，而是辛勤耕耘。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培养教牧传道人员，提高广大信徒素质，努力拓展社会服务，是中国教会正在做的事情。

    我相信，只要中国教会在中国社会中找准定位，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彰显积极影响，就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

    中美两国教会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友好交流，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理解，有利于推进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基督教讲爱、讲和平、讲理解，因此基督教不应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摩擦点，而应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润滑剂。

    由于各国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不同，各国教会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一些特点，美国教会不同于中国教会，中国教会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教会。但中美两国教会都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是弟兄姊妹的关系，应当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彼此相爱。

    摆在两国教会面前的困难还很多，但希望就在共同克服困难的努力过程中冉冉升起。

    我坚信这一点。

（作者系国家宗教局副局长,本文是作者在中美教会事工研讨会上的演讲，略有删除）

来源：最佳东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