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上半叶，全世界的人们就跟今天谈论中国、印度的崛起一样，广泛讨论美国 的崛起。但是，世界格局并不会自然地发生更替性变化，欧洲依然是全球化世界的领跑者。即使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大收渔翁之利，在其首倡成立的“国际联 盟”当中还是沦为配角，未如愿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担心历史重演的罗斯福总统询问他的国家科技局长：“战争结束以后，我们要做些什 么？”

　　这位科技局长的回答是一份叫《科学技术——无止境的边疆》的报告，他声称：德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甚至是美国的3倍，科技足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整体 实力，而要迅速改变美国科技落后于欧洲的现状，就必须采用特殊手段发动一场特殊的战争——建立特殊部队，利用战争的特殊时机，发动一场对战败国顶尖科学家 进行“明抢”的人才战争。

　　1943年，诺曼底登陆之后，美国迅速以1个伞兵师、2个装甲师加上第6集团军重兵出击，目的是掩护一支刚刚成立的“阿尔索斯”突击队的秘密行动。 “阿尔索斯”间谍部队的唯一任务，就是抢在任何国家尤其苏联之前，俘虏德国、意大利那些优秀的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搜集技术情报与资料，并劝服这些可以改变 国家战略实力的科学家加入美国籍，为美国工作。

　　这是罗斯福总统生平采纳的最有远见的建议之一。美国在这场人才战争当中并不缺乏具备实力的竞争对手，但是，那些本可以成为竞争者的国家并没有对外国科 学家产生兴趣。美国和苏联同时攻入德国，为了战后发展，都在占领区掠夺自认为最值钱的资源。当远离本土万里的美国跨洋过海地把那些高学历“战俘”运回国 时，视重工业为国家发展重中之重的苏联，正集中精力“抢运”成千上万的机器和设备。对于国家未来发展最重要资源的看法的不同，也导致了两个超级大国后来截 然不同的命运。

　　二战之前，德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总数甚至是美国的3倍。但人才战争半个世纪过后，全世界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得主40%已经来自“美国制造”，超 过70%的诺贝尔奖得主被美国聘用，在美国工作。美国能够在二战后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并在高科技领域持续“一览众山小”的绝对优势，并不是因为美国人 的天赋远超其他的族群，而是因为美国不问种族、不分国籍的人才战略，成功地让它吸聚到了全世界最多的顶尖人才。从原子弹、氢弹、导弹、火箭的研发，阿波罗 登月计划的实施，电子计算机的诞生与应用，美国这些尖端技术领域的突破，每一个项目都有外国科学家充当关键性角色。

　　冯·布劳恩正是美国在二战开世界先河的“特殊战争”的“特殊成果”。

　　“这是个人迈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是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第一次踏上月球之后的名言。但是，当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时，与之通话的美国 肯尼迪航天中心官员高呼的却不是阿姆斯特朗的名字，而是一个正在地球上工作的人–“你踩下的脚印，也是布劳恩博士的足迹”。

　　没有阿姆斯特朗，美国的航天部门可以立刻找到同样出色的宇航员。然而，冯·布劳恩的工作就没有这样的可替代性。曾参加过德国纳粹党卫队的德国人冯·布 劳恩，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火箭专家。1942年德国成功发射的世界首枚能到达太空的A-2火箭就是他的杰作。1944年9月7日，德国使用他设计改良 的A-4火箭（又称V-2导弹）空袭英国，再次震撼整个世界，这是人类历史上火箭和导弹的首次登台亮相。

　　1945年，冯·布劳恩被美国搜捕人才的“特殊部队”俘虏后，连同他的工作团队126名工程师一起被秘密运到美国。但是，随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冯·布劳恩等这些“纳粹同犯”不但没有送上军事法庭，还成为了美国的座上宾。

　　冯·布劳恩一到美国，就被安置在美国陆军装备设计研究局工作。1955年，他加入美国籍，然后领导设计了美国的朱庇特-C火箭，被用以成功地发射了西 方第一颗人造卫星“探索者1号”。1961年，冯·布劳恩成为美国的总统科学顾问，分管“阿波罗”登月工程，直接领导“土星”5号火箭的研发设计，这一火 箭被用以运载阿波罗11号飞船，最终使人类第一次顺利登上月球。

　　美国能够如此接纳一个来自敌对势力的外国科学家，并让他成为“阿波罗工程”这样的项目主管和国家最高的科学顾问，对人才“不拘一格”的开放可见一斑。 因此，另一个外国人–出身中华民国的公费留学生钱学森能够参与美国机密的技术部门，最终受到政府嘉奖，也一样不那么令人奇怪。

　　后来成为中国“两弹元勋”的着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二战中是美国国防部科学顾问组成员之一，曾跟随老师冯？卡门到欧洲参加技术情报审讯。正是在钱学森的 询问下，冯·布劳恩写出了《德国液态火箭研究与展望》的书面报告。钱学森也因此提出发展美国火箭技术的规划建议，并获得美国国防科学研究委员会科学发展局 的称赞：“（钱学森）在参加国防科学研究委员会科学研究发展局所作计划的工作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了成功的贡献。”

　　也正是因为钱学森参与项目的重要性，后来美国海军部次长丹尼？金布尔才会说出那句着名的证明“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威胁：“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

　　事实上，如果没有极端保守的“麦卡锡主义”一度占据美国舆论主流，钱学森此后是否会愤怒地要求回到中国还是个未知数。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麦卡锡时代， 一度被当作美国上个世纪最黑暗的时期，不仅仅大批海外出生、或与“赤色”有过接触的优秀人才遭到怀疑与排斥，即使连当时美国的总统和国务卿都难以避免被批 评成“红色分子”，着名将军乔治？马歇尔还因此被迫辞职。

　　数年的“麦卡锡风波”带来的怀疑、监视、迫害，让钱学森三十年后都还耿耿于怀。198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访华时表示：钱学森在美国工作20 年，对美国军事科学发展做出极大贡献，麦卡锡黑暗时期的横加迫害没有道理，美国政府愿邀请钱学森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授予“国家勋章”。钱学森当即 拒绝说：“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 土。”

　　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麦卡锡主义”并不为美国政府所支持，相反，它是以“政府批评者”的角色出现，通过影响社会舆论来逼迫政府在政策上就范，使得杜 鲁门政府与其后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成为舆论的“被胁持者”。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杜勒斯曾无奈地说：“我们正在麦卡锡的领导下走向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 正因为美国主流政治精英们并不同意“麦卡锡主义”以狭隘的爱国主义与意识形态作为选拔、使用人才的标准，才最终通过一系列的“明争暗斗”，在1954年推 动国会发表了谴责麦卡锡参议员的决议。

　　开放–尤其是不

分种族、不问国籍地向全世界最杰出的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入籍并提供广阔的发展 平台，是美国走向强国之路的关键词。拥有冯·布劳恩这样全球最顶尖的人才–而不仅仅只是美国本土最顶尖的人才–为美国工作，则是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根 本。而成为人才战争的赢家又与美国对待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评估人才、激励人才等战略与制度紧密相关。

　　正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所说：“我们是一个由外来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的国力源于自己的移民传统和我们欢迎的异乡侨客。这一点为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