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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培尔 George John AppelAlva Appel
爱培尔(George John Appel)於1892年5月6日在印第安那州麦得逊(Madison, Indiana)出世，1982年3月13日於奥利根波特兰(Portland, Oregon)去世，享年90岁。他和(Laura Evelyn)罗拉在1917年6月结婚，当他们在瓦拉瓦拉大学时，长子麦尔温(Melvin)出生。
爱培尔在罗尼威中学( LaurelwoodAcademy)及瓦拉瓦拉书院(WallaWalla College)读书，并於第一次回国休假时毕业。19岁时与哥哥尼克(Nick)在奥利根州包威佈(PowellButte, Oregon)一间旧房子角落找到一本家庭圣经查经课，第一次接触基督复临信息。1917年6月加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奥利根区会的传道工作。1920年爱培尔按立成为牧师，并接受远东分会的呼召在10月30日乘坐轮船往中国，11月抵达上海。
他们从上海到南京的语言学校上课。1921年6月15日乘尼罗河号海船去新加坡出任新加坡区会会长。同年，他们的第二位儿子爱华(Alva)出世。
1922年11月3日乘船再一次回到中国北部济南担任区会会长。他十分活跃地支持教会学校，供应上海的酒店和其他买家的毛巾纺织工厂。
1925年他在北京华北联合会担任会长并开发了蒙古的新工。除了管理联会的行政，他也监督在张家口兴建中的医院大楼、照顾蒙古教会的发展。他从探险家罗尔(Roy ChapmanAndrews)那裡购买了一部旧旅行车，甚至到中国西北时仍然使用。这段期间，他兴建了北京华北联合会总部和北京中央教会并参予佈道会。
1935年他担任西北联合会的会长，总部在甘肃省兰州。他兴建联会总部、房屋、疗养院及医院。除了坚固和照顾发展中的圣工，他亦强烈渴望发展西藏的圣工。他们安排已归信主的喇嘛僧侣冯俞生(Feng YuSheng)与西藏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文字佈道士去拉萨。在他们回来之前，所有的单张都派发完。这对所有关心的人是一件非常鼓舞的事件。
爱培尔下一个职务是汉口华中联合会会长。任务期间，战云密佈，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兴建中的武沃医院收留了约30，000名寻求庇护的难民，并且派发米粮给帮忙社区铺路的难民。虽然这个做法很人道，但却受到身体的约束。当美国加入战争时，爱培尔去重庆担任中华分会行政秘书和司库。战争后，他被选为中华分会家庭佈道士干事，首先在上海，后撤退到香港。
之后，爱培尔接受委派到黎巴嫩贝鲁特(Beirut,Lebanon)成为中东分会会长八年。中东学院和分会总部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完成。他还发展医疗并建造人员充足的苏丹(Sudan)和巴格达(Baghdad)医院。
1959年1月因为妻子的健康问题，他退休回奥利根波特兰担任波特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医院院牧及奥利根区会临时牧师。在海外佈道了 38年，从西藏高原哥哥罗湖(LakeKokonor)至沙哈拉沙漠，从美丽、青葱碧绿的西奥利根到陡峭的蒙古，爱培尔用不厌倦、充满热忱、顽强的决心和无穷的信心，在耶稣来之前为教会服务。上帝使用了这位居住在西部森林的开闢者。
爱德尔Regir
葛立德
爱德尔(Reginald H.Adair)牧师生於澳洲的北后区，他青年时在纽西兰的吉斯本读书，成了一个持有执照的铅管工人。他听见上帝的声音告诉他说：「来，跟从来!」
他既受了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塑造，又是在虔诚的复临信仰的母亲的感化中教养长大，因此就在十七岁时受浸。
他於1915年进入纽西兰神学院，主修会计。他的进步神速，他在学校最后一年读书时，已经是学校的会计。1917学年结束时，爱德尔开始从事文字佈道工作。1918年，他接受任命为北纽西兰区会会计及运输干事。到1921年，他成了北纽西兰区会的司库。那一年他与以后一直忠心件
由於他对财务的知识，中国分会、桥头镇、上海、香港、九龙、清水湾等地资金运用与重建，得他的帮助不少。
1950年，当外国传道士必须离开中国时，爱德尔被任命全球总会助理司库，一直担任此项职务，直到1962年退休。爱德尔任职全球总会时，他的师母为传道协会忠心的秘书。
他们的晚年在他们的出生地度过。随他的 Leila Thomas 结婚。他去世之后，她又活了十年。他们生有一对攀生子：Kenneth与Oswyn。
1923年，爱德尔家迁到雪梨，爱德尔受僱疗养院健康食品公司雪梨分公司的会计。他成为澳洲会计协会会员，及秘书公会会员之后声名大噪。
他於1927年去澳洲分会，先任助理司库，以后为副司库，1936年，他成了分会司库。1946年爱德尔被选任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全球总会副查账员。1948年他受封为牧师，他与妻子坐船到上海，为中国分会司库。虽然许多人忧虑经济的不稳定，但爱德尔藉著上天的帮助，却能帮助中国分会度过了那个动乱时期的金钱危机。
和禄门Francis Arancis Allum
那花莲
和禄门是生於1883年，是在中国工作的澳洲牧师、佈道家及教会行政人员。由於他在十四岁时，一次在他的家乡英格兰听见中国圣工报告，他就立志献身要为基督的圣工服务，计划作国外佈道士到中国去传道。以后，他与他的家人移居澳洲，认识了一位热心佈道的妇人，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仰传给了他们。他与母亲、姐姐於1 9 00年一同受洗加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之后，他到阿凡德尔学校读书(1901-1905)，毕业后，他在新南威尔斯从事帐篷佈道。1905年宣道会请他加入中国新开发的圣工。但宣道会无法供给他去到工作岗位的旅费。而他藉著在纽西兰推销福音书刊，为他自己和他年轻的新娘 Eva Osborne赚取了所需的旅费。到达中国之后，他的第一个工作地点是河南省。1908年在上海被伊文思(I.H.Evans)按立为牧师。
和禄门牧师与毕胜道牧师1 9 1 0年於南京城传扬复临信息。那时正举行国家博览会。中国文字佈道士加入他们的行列，售出了许多书刊给来中国游览的旅客。因此这复临信息传给了许多或者永不可能有机会听见的人。
1911年，和门牧师与米勒森(Esta Miller)在湖北长江附近创建了第一个在湖北省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堂。长沙中国信徒在那称为中国芝加哥城的汉口分发了一些本会的书刊。汉口的对面是武昌，在狭窄的汉水对面则是汉阳。远处冒烟的锅炉及工厂的烟窗，使这个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地区，呈现了现代的风貌。1913年，在那个城裡有了四十位教友。
近年来，汉口是华中联合会的所在地，办事处位於城外用围墙围住的院子裡也有一条洋房街，是联合会及湖北省西国国外佈道士的住处。院子的另一端则是汉口中学与学校的齐舍。
1914年春初，汪和仁(M. C.Warren)与和禄门牧师从上海动身，那是西国传道士第一次到遥远的四川省考察。他们多半的时间是乘船，耗时两个月，航行了两千多英哩。他们於3月3日从上海动身，4月17日到达重庆。
1915年5月1-15日於上海召开的亚洲分会大会中，和禄门牧师提出了西国佈道士到达重庆之后圣工进展的简报如下：
「我们乘船航行三周之后，汪和仁弟兄和我必须在那古老的城墙外再留在船上三周之久，因为一天天过去，我们仍然找不到合适的屋子作教堂。但是最后上帝答应了我们热切的告，用特别的方式，领我们找到一处靠近通源门的屋子。通源门是在陆地一边最重要的一个城门。出城门就是中国那条最大，最有趣的公路。这条公路宽阔，路面好，交通繁忙，从重庆经过高山低谷，到达省会成都，长达500英哩。每一个从成都到重庆来的人都必须经过我们教堂门口。在那裡主要的工作是佈道。我们也有一个小诊所，暑期开办了几个月的夜校。两个中国工人的家庭留下来推动那边的工作。他们是朱之一与时汝霖。
虽然我们在此开工才几个月，果子却令人鼓舞。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组织完善，不断增长的安息日学。如今已分成五班，学员40人。我们也有一所八个学生的学校，一间十位教友的教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庆名扬全球。那个小诊所成了一座大医院。为许多被日本炸弹炸伤的人疗伤。罗威牧师是沦陷区的中华分会会长，爱培尔(G.J.Appel)为司库，但以后他们也必须逃避日本的侵略。
Allum 和禄门牧师任职华中北方区会会长两年，并曾在1912年帮助管理中华联合会。第二年，他领导华西区会。1818- 1819他是华北联合会会长。1919-1922是华中联合会会长。
在中国服务十六年之后，他因健康关系回乡。1923年他成为澳洲联合会书记，1924-1926年为澳洲联合会副会长。
之后，他任职 Victoria-Tasmonia 区会会长。他因健康不佳退休，先去 PortMarquarrie，以后到新南威尔斯的Warrawee，但是他仍继续从事牧养及佈道工作。
他在退休之时，设计及分发圣经经文卡片。撰写了几本有关基督徒生活及要道的小册子。他有强烈的责任感，及有怜慢不幸之人柔软的心肠。「信靠上帝」，是他常常给予许多人和他接触，请教他如何解决困难之人的回答。
和禄门夫妇
安理纯Benjamin Anderson
那花莲
安理纯(B.L.Anderson)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全球总会差遣到中国第一位国外佈道士安得纯(J.N.Anderson)的兄弟。他生於1872年，这两兄弟生在丹麦，幼年时移居美国。安理纯先在柏特克勒学院攻读，以后转往联合学院，最后转往科州大学接受教育。毕业后在威斯康辛州传道，1905年按立为牧师。
他从兄弟那裡听见中国需要传道人，就与妻子一起接受呼召，往中国东南福建省厦门鼓浪兴传道。他们於1906年三月到达。鼓浪兴为厦门海外一个岛兴，富有热带海岛之美。他们於私人海滩上面的斜坡建造他们的家。他与另一位国外佈道士汉谨思(W. C.Hankins)两家人，於房屋盖造时就一起住在一栋古老的大宅内。
安理纯先生早年工作是为华美男校的校长。他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是训练当地人，好使他们能将真理传给他们的家人及远处的村庄。1908年，他担任亚洲分会干事一职。1912-1914年，他是福建传道区会长兼司库。1915-1917，他为华南区会会长。
安理纯的心在鼓浪兴。二次大战时他留在该处，直至1944年获释。其实，他只是被日本兵拘禁在他自己的屋子裡。他的妻子则滞留在香港。此次隔离导致他们的健康受损。因此，於中国工作38年后，被迫留居美国。为圣工作如此长久奉献的国外佈道士不多。在年轻一代国外佈道士所亲热称呼的“Aunt Julia”去世之后，米伦义师母曾写过一篇悼念文，对这一对国外佈道士夫妇的工作，曾作十分生动的描写。
悼念 Julia (安理纯夫人)一位认识她及受她恩的人著。
1968年7月3日，另一位国外佈道先贤辞逝了。那位九十岁高龄，虚怀若谷、眼瞎的、亲爱的 Aunt Julia 阁眼长眠了。她的一生充满了事奉、牺牲、失望、艰难、并喜乐的满足。
她於1868年1月6日生於彼得逊先生在丹麦的家。她早年即学会家务烹鈺，并会说流利的英语与丹麦语。在其与夫君安理纯於1905年接受呼召往中国传道后，在许多年的服务之中，她在柏特克勒疗养院选择学习护理课程，使其服务更为教会所珍贵。
安理纯夫妇抵港不久，即被差遣往基督徒与传道人都稀少的厦门开发新工。因相信教会学校为训练基督教会工人最好之来源，安理纯在鼓浪兴寻得一邻接海滩的美丽山坡地，开始建造美华学校。当那刚起步的区会库房无钱供应之时，他常自掏腰包供圣工所需。安理纯以其罕有的先见之明，在可以购得之时一块一块将地购进。直到最终获得优良之校地。校舍之基层以校地内盘出之石头建造，其上则以砖建。
如今对美华男校(斯时中国男女合校尚未有所闻)发展之关心。使“AuntJulia”开始公开计划，以实现其秘密抱负。女孩子也应该获得教育之机会。其夫被说服在美华山顶上再购得一块校地。
微薄之基金增长缓慢，安师母已多年僱用中国妇女製作精美花边之枕头、桌巾等，再请其在美国的朋友将其售出，价银存入银行，但此项基金增长缓慢。因此，设立牧场。开始出售清洁而营养丰富之鲜奶给当地的欧洲人与富有的中国人。但各种行业均有弊端。送牛奶的人以加水之法售出更多的奶，所获之利，中饱私囊。安师母发觉之时，立即将送奶人撤换，於清晨三时起床，亲自主持消毒、装瓶、加盖等工作，以确保顾客获得清洁、安全、高品质之牛奶。
在山下水牛洗澡的水塘中，安师母种植莲花，可从花与果实赚取收入。为了实现她心爱的计划，任何工作都不畏艰难，不嫌工时过长，任何微小赚钱机会也不放过。那是何等细心的计划!为了美华女校，向上帝献上何等热切的祷告!(请勿告诉我，传道人的师母何等安逸，我知道她如何尽量节省，使少量金钱发挥最大用处)，从校地盘出来的石头，全用在这座校舍上。当其一层一层盖起来时，她一生的梦也随之实现了。
她的健康状况一向不佳。尤其是在她早期传道经验中，看护一位中国病人，感染天花，几乎送命之后，她不让癔疾、登革热、或其他疾病长期阻扰她的教学及为中国妇女工作。她的岁月尽是忙碌的服务，照顾病人，为需要的人预备食物衣服。还有为丈夫所领导的不断开展的乡下教会的拜访工作。真的、她的日子的确忙碌非凡。休假的日子来到，她仍然不肯放下工作，不肯暂时休息。
美华女校建校工作完成，献校的日子终於来到。她可以将它交给区会，没有一分钱的债务，并且区会也不需付一分钱。她的贡献是造就中国妇女。
我们会说，这样的成就会带给她安舒的晚年，但她的命运却非如此。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在香港临到她，也临到那正在乡下拜访教会及信徒的丈夫。丈夫倖能从汕头回到厦门，以后被软禁在自己家裡，由日本兵监视他的每一行动。但是，他受的苦不多，因为他能得到食物及自己烹任。但Aunt Julia却没有如此幸运，因为她被带到集中营，忍受飢饿与虐待。她与丈夫长久分离，不知道丈夫情形如何，只在罕有的情形下，才有信件溜进她的手裡。无怪乎当她在第一批交换战俘乘 Cripsholm 号抵达纽约时，孤独、消瘦、身体衰弱的她，她最先的思想与请求就是要知道被拘禁在中国丈夫的消息。
她的朋友们到轮船码头去接她，带她到他们在华盛顿的家中。以后三个月中的自由，爱顾、照料及美好的食物，大大促使她消瘦的身体恢复了精力，但却无法恢复她那正逐渐失去的视力。
战后，在他们从事圣工四十四年之后，他们所有的心思全放在他们所帮助教育的许多男女青年身上。「帮助他们准备好回中国时，为自己的人民工作」就是他们以后一切牺牲努力的大目标。
当 Aunt Julia临终之时，有她的一个中国男孩子林德泉与她的妻子在旁服侍她。Aunt Julia安息了，她年迈的丈夫仍继续舒适地活在她们帮助教育的一个中国儿子的家中。
后来，安理纯失去记忆，也是林德泉和其妻当他为父亲那样照料至1962年，平安去世。
是的，她的儿女从远方来，许多从秦国来，「称她有福」。
安理纯与郭子颍
安理纯夫妇
安得纯Jacob Nelson Anderson
那花莲
1867年生於丹麦，早年来美。他在第七日浸礼会的学院获得理学士学位，后在威斯康辛州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传道工作。
1896年，他与谭爱玛(EmmaThompson)结婚。在1899年，32岁时他被按立为牧师，并获得芝加哥大学神学士学位。那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正热心要将福音传遍全世界。约二十年前，第一个国外佈道士安得烈 John Nevins Andrews)被派往欧洲。
1901年4月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全球总会通过议案，请安得纯夫妇到中国传道。Emma 的姐姐谭爱德(IdaThompson)本被派往巴西，但是听见安得纯夫妇要去中国，就请求与他们同去。
这三位国外佈道士离家去加州旧金山之时正値圣诞夜，安牧师夫妇订好美国丸的舱位往香港，在1902年2月2日才抵达。
他们的船驶入香港时正是黄昏时分。安得纯师母用以下的话描写他们到达的情景：
「轮船的缆索尚未系好，就被各种船隻包围，这些小船有如从海中冒出来一般，船上的大客厅、髮廊、甲板上的旅客都走光了，最后他们才带著手提行李下到小舟，向岸划去——但却不是进入中国，而是进入香港——一个位於南中国海的英属小岛。」
拉路已接到通知到码头来接他们。但不知何故却没有接到。啊，何等可怕的时刻，不懂语言，五、六个苦力拉著黄包车上来，那时刚好有一个英国水手过来，才得到指引。为了确实让那人知道往那儿去，安得纯牧师就问他是否认识拉路先生。那位水手回答说：「谁不知道拉路爸爸。」不久，他们就到了拉路的家，一群水手正等著欢迎他们，差不多过了一小时，拉路终於回到家，红著脸，欢迎这位最先被差遣到中国传道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家庭。
随著拉路学习圣经的“Terrible”轮船上的六名水手，在安得纯家到达后不久，就受了洗。那一年又有五、六位加入教会。这些人成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中国第一所的核心教会。他们首要任务是要找一位教师，帮助他们学习中文。他们用了头两年的时间作准备。
1903年，安得纯牧师与师母被请到河南去见毕胜道(Eric Pilquist)，一位在英国国外圣经公会工作的职员。他在度假时接受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仰，并愿意献身为教会服务。
Spicer 牧师向在奥克兰参加全球总会代表大会的代表朗读一封安得纯牧师写来的信，报告他那次旅行。安得纯牧师如何在1903年2月14日为6个中国人在中国举行第一次浸礼。此时，在北方已有四位医生，两位护士加入毕胜道牧师在华中的工作。他们是米勒耳医生夫妇，施列民医生夫妇，及辛普生(Charlotte Simpson)与艾克瑞(CarrieErickson)小姐。
毕胜道於1903年11月受封为牧师。1902年10月也有鄢尔布(Edwin H. Wilbur)夫妇到达香港。他们是最先进入中国广州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美国工人。到1903年结束时，在中国有12名国外佈道士了。
安得纯一家到达香港之后十四个月，迁居到广州。安得纯师母描写他们的家说：「屋子本身是一栋砖建的两层楼房。人住在楼上，楼下计划作为聚会处。但是聚会所的大门关住，用厚厚的铁环上了锁。这锁上的门与空的屋子是如何激励我们更加殷勤啊!」
「后面，与我们的屋子相连的是一座旧教堂。这就是洪秀全见到异象，认为他蒙召要除去中国的偶像之后，教导人圣经的地方。从他自己家中小小的改革开始，这项努力发展成太平天国之役。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他们以圣经为嚮导，以上帝的十诚为行为的道德标准，遵守第七日的安息日，作为敬拜与讚美上帝的日子。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第一所小型青年训练学校，就是在这个太平天国领袖们受教的旧教堂裡开办的。」
第一所学校於1904年春天由谭爱德小姐开办，是女校，取名「伯特利女校」，用以纪念威斯康辛区会伯特利中学多年对广州教会学校的支持。
1906年春天，安得纯牧师为第一个中国牧师，福建省厦门的传道郭子颖按手。其他中国同工，不久也加入?与这些国外佈道士一同推进圣工。
因为健康不佳，安得纯牧师一家於1909年不得不回美国去。第二年起，(1910-1915)安得纯牧师在华盛顿国外佈道神学院，就是现在的哥伦比亚学院教授圣经，1925-1928年教授希腊文与佈道学。他也在内布拉斯加林肯的联合学院教了十八年书。
他的第一任妻子爱玛(Emma)於1925年去世。两年后，他再DaisyB.Shrade，她也於1941年去世。1945年，Louise Stahnke成了他的师母。
他与许多像他的人一起点燃了中国的火炬，使他人继续工作，直到这个伟大国家中的圣工完成。他於1958年去世。
编者按：
安得纯牧师热爱中国人。晚年在「联合学院」教书时，仍将大半收入帮助中国学生，后来这些学生中有人返国服务。笔者有幸於1957年第一次赴美时，在他家中见过他，他的家很简单，并无别家所有之陈设，可能钱都给了那些受他调济的学生了。这种爱中国的心，使我们感动，也觉惭愧。
安得纯
恩帝孙John P.Anderson
那花莲
嘉尔恩帝孙(Carl Anderson)和妻子安娜(Anna)都是瑞典人，他们移民踏足美国不久，在1886年5月6日，便在爱阿华州基朗市(Kiron,Iowa)添了儿子彼得恩帝孙。嘉尔有七个男孩和四个女孩，是一大家庭。
恩帝孙从小立志要做医生。1903年，他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联合大学读书。他在瑞典部门做工赚钱作传道训练。在大学时，他负责为厨房砍柴作煮食之用。玛莉韩申(Mary Hansen)是当时的厨子。雪文那基理(Sherman Nagel)爱慕玛莉。二人商谈到中国作佈道士，他们竟然不知道可以梦境成真。恩帝孙快将毕业时，他祈求主为他预备服务的地方。次日，他收到一个瑞典籍信徒的信，信中说：「若恩帝孙愿意到中国传道，他则愿意支付他一年的薪酬。过了数天，当总会行政秘书施拜首牧师(Elder Spicer)到访联合大学时，恩帝孙向他出示这封信。施拜首牧师说：「你静心等待我们的消息罢。」不久，恩帝孙收到总会的信，内有往中国的船票一张。信末写上这样的一句：「再见!我们在天上相会罢!」1906年8月20日，恩帝孙在西雅图乘船出发，按原先计划恩帝孙的未婚妻会同那基理夫妇一同来，但当恩帝孙邀请她出发时，他的未婚妻婉拒他，他唯有独自往中国佈道。
恩帝孙第一个职责是担任一所新学校的舍监兼教员。不多久，学校宿舍来了五名客家年青，他们爱慕复临直理，一同成为教友，并成为他的同工。恩帝孙从他们学到客家话’故此，不久他便被派往客家集散地惠州开新工。惠州位於广州东部150哩，在东江下游。他租了一间房子，他不知道上一个住客患有天花病。不多久，恩帝孙便感染天花。学生们都迁到别间宿舍去。一次，全体国外佈道士都到上海出席分会会议，但阿曼达(Amanda Van Scoy)没有去。阿曼达在1904年从美国来，单身，任教女子中学。阿曼达不时为恩帝孙煮食物，对他关怀备至，他们不久便成为情侣，最后结为夫妇。
施拜首牧师在他所著的书「宣教故事中谈到阿曼达。「恩帝孙太太先行学习广东话和文言(文理)，然后到学校服务，她积极学习客家话。后来，恩帝孙牧师去汕头任职，恩帝孙太太帮忙翻译客家话和协助校务。她最近与世长辞，她在语言传译的贡献非常大。」
恩的女儿海伦 Helen 和希素 Hazel都是在惠州出生的，两人后来成为护士。两年后，雪文那基理夫妇来参与恩帝孙夫妇的工作。两家人同心协力佈道，是要好的伙伴，阿曼达在1920年不幸去世。当恩帝孙牧师到南海、爪哇、曼谷、新加坡及法属印支群岛筹款兴建江苏桥头镇中华训练学院时，她的两个女儿便搬去那基理家中住。
两年后近圣诞节，艾否从玛利兰州达高马园来华与恩帝孙结婚。她任职总会20年，在恩帝孙初次要到中国时，施拜首牧师给恩帝孙的信是由她打字的。她在抵达上海前与恩帝孙从未见面，恩帝孙的两个女儿欢迎新继母到来，艾否住在他们隔邻的房子，她任区会司库，作那四个美国孩子的导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当恩帝孙在广州被俘虏，艾否正在香港任实习老师。后来，恩帝孙和基浩音(S.S.Gripsholm)一同在战俘交换计划获释归来。艾否与恩帝孙分离数年，至战事结束时才重逢。恩帝孙夫妇后来返回华南服务。艾否健康一直欠佳，於1948年病逝上海。
1949年5月恩帝孙与拉结兰登在香港结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拉结曾在菲律当实习护士。恩帝孙已十五年没有回国度假，於是他偕同妻子往欧洲度蜜月，顺便参观恩帝孙祖先的家乡——瑞典、丹麦和英国。
恩帝孙没有退休打算，他获邀往南华联会的香港服务。妻子拉结任联合会会计部核数员。恩帝孙在香港佈道五年，於1957年返回美国，在加州湖县的白金汉园(Buckingham Park, LakeCounty)定居。
恩帝孙的一生都是动人的见証，上帝一直保护和引导他。其中一个广为人知的经历是这样：「当中华总会蒯思乐牧师(C.C.Crisler)来探访恩帝孙的佈道区，他们一同骑马，脚夫牵著一隻背负行李的骤子走。忽然间，有山贼向他们鸣鎗一响，警告他们停下。他们便迅速下马，举起双手放在马背上。山贼拿去蒯思乐牧师的眼镜、墨水笔和其他物品。恩帝孙偷偷地将衣袋的物品拿出来放在靴裡。这时，山贼命令脚夫将骤子领上山。脚夫回应说：「有本事打劫，应有本事领一头骤子走。」当山贼们尝试拉骤子时，骤子却用脚踢他们。故此，山贼没有发现骤背上收藏了财物，恩帝孙请求山贼归还蒯思乐牧师的物品，山贼於是不顾而去。
恩帝孙将背包放在自己的马背上，掉头返回数哩外的村庄去。山贼在村庄中静静地监视佈道士们是否会向治安当局报告被劫事件。但是恩帝孙和蒯思乐牧师决定不报案，恐防当局会放火烧山贼的村庄，连累无辜人，於是便返回惠州去。在中国的革命日子当中，佈道工作相当困难。但恩帝孙从未气饺，没有离开岗位。
当他在广州被囚时，他写了一本书，内容是被日军监视的四年裡，他每天都写一封信给艾否，他在阁楼内偷偷写这些信。光复后，他才能取出信函。
1978年3月18日，他在加州勒奇波提Lakeport逝世。罗威牧师曾为阿曼达、艾否主持安息礼拜，这次也为恩帝孙主持丧礼。恩帝孙为中国献身 51年，爱护百姓，乐於帮助人和鼓励人。罗威牧师在行状末段中这样说：「恩帝孙是一个赋有幽默感的人。我们能够在他安息中见最后一面，的确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当有人谈论中国昔日情景时，他会津津乐道地与他畅谈，脸上泛现欣喜的面容。恩帝孙最爱吃荔枝，当有人问他要不要吃荔枝时，他便兴奋地说：「给我半萝子!」亲爱的彼得恩帝孙，恩帝孙安详睡罢，待耶稣再来的日子，他将差遣天使呼唤你，天使将要向你说：「醒来!恩帝孙，主耶稣要你见他。我盼望那日子，我会与他在一起，我们二人与我们亲爱的人，一同在生命树上探摘荔枝。」
恩帝孙全家
恩帝孙牧师暨其第一任前妻（阿曼达死于1920年）此相大约照于新婚后1910年左右
安得烈 J.N.Andrew M.D.
那花莲
安得烈医生，乃是第一位国外佈道士安得烈老牧师的孙子，於1881年1月13日当他父亲在密芝根伯特克勒评阅宣报服务时出生。
伯特克勒那场无情大火后，一家搬到华盛顿在新建的评阅宣报报社服务。后来他到加州入学罗马林达医学院，接受医学佈道训练。为了要接近家，转学到华盛顿佐治华盛顿大学，1916完成医科学位。当年医科毕业生，不必经过实习。毕业后几个星期，安得烈医生和当年全球大总会会长史拜首牧师(WA Spicer)长女多拉蒂(Dorothy)结婚。年轻夫妇便乘船横过太平洋到上海，花了一年时间学习中文。
之后，前往重庆与汪和仁牧师相会；其时，1917年他们的长子罗伯(Robert) 出生。
安得烈医生和汪和仁牧师，被派去接近西藏的边陲展开医药佈道工作。结果他们选上康定城作为立足点，有许多西藏商旅带著皮革、铜器、银器到那裡换茶。那时内地会有对传道夫妇，和一位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住在海拔 8500尺多岩石的喜玛拉高原一个山谷小镇，镇上有一条河流。
有一回，安得烈医生和汪和仁牧师前往这小镇，在回程的途中，在河上遇上武装强盗的拦阻，命令他们的船停下，检查他们的行李。汪牧师向他们传道，安医生从旁协助。其余的乘客被掠去金银珠宝手饰，甚至金钱，但他们却毫无损失地回到重庆。
后来，安得烈医生一家乘坐破旧的三板木船进内陆，这些木船经常会入水，弄乘客的行李衣物，安德烈医生他们就得设法保护自已携带的衣物与医学书籍。
安得烈医生夫妇在康定设一小诊所，有不少人前来求诊，很多是吸鸦片的病人。当时，高贵的缠脚妇女，对婴孩注射预防针的知识都不懂。有急诊须施手术的话，安师母总是从旁协助安医生。
1920年，安得烈医生出差，他们的女儿伊利沙白(Elizabeth)出生。
1922年，珍妮(Jeanne)出生。
1923年，朱迪叶(Judith)出生。
1923年，安得烈医生夫妇享受第一次返国休假期间，他们四个孩子都患上百日咳，五个月大的朱迪叶不幸身亡。
1924年，全家消假回到康定，建一新屋以及一间比前大得多的诊所。不久，全中国陷入内战，引发排外。1926年冬季，安得烈医生一家攀越雪山逃难到成都；然后改乘竹筏、破旧木船，几经千辛万苦到达重庆。其时，重庆市几乎一半陷入战火。汪和仁一家接待我们，一起和其他逃难者在美国领事馆铺上草蒂而栖息，直到乘上轮船到上海。1927年在上海期间，爱德华(Edaward)出生。
1928年，内乱稍微平息，安得烈医生一家以及韩德威(RaymondHartwell)夫妇乘船沿著长江回康定。途中船触礁搁浅滩长达三个星期，又不幸遇上驳火，天父上帝保护他们化险为夷。在康定，安得烈医生造水车发电，设印刷部印藏文福音小册。
1931年，暴发中日战争，安得烈医生一家回到上海，和保罗(Paul)医生负责市上的一家诊所。战事愈来愈吃紧，1932年安得烈医生一家回到美国，住在田纳西州(Tennessee)，后来移居华盛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安得烈医生在马利兰州银泉镇(Silver Spring, Maryland)开业行医，直至1948年退休搬迁到罗马林达。1979年10月安师母谢世，1980年10月安医生安息主怀。
安得烈医生夫妇一生打从幼年，便淡薄名利，视财物如冀土；坚信上帝所预备的更美的世界，在这患难的世界赐他们力量，传扬永远福音。
安得烈与家人
包 谦 Doyle Barnett
包谦牧师夫妇於1940年7月从旧金山经上海到浙江温州。从上海到温州的水路，遇上日本军舰的拦截，下令他们乘坐的船隻掉头回上海。
回到上海，开始学语言。正当他们急於传道之际，战事吃紧，局势紊乱，不得不作逃亡打算。目标选定缅甸，於是漏夜开始走，艰辛的逃难路程，都在漆黑的夜裡进行。熬了几个月，终於到达缅甸山头。
当他们定居下来，首要做的是，安排每天八小时学习语言。可是这稍微太平宁静的日子，只有一年之久；他们又要上路他迁，到教会委派他们要去的地方。然而在那陡峭不平的滇缅公路，蜿蜒的山路，想走快都不行：一不留神，就会掉进千喝山谷，粉身碎骨身亡。要赶路，可不容易。包谦他们尽量在敌军未将一座座高桥炸断之前，就冒著生命的危险把大卡车开过去。走在这山恋叠叠的山路，一个个隐蔽的乡村座落在山野间；风光虽美，都不敢掉以轻心瀏览欣赏。
抵达云南昆明，汪和仁和李嗣贵接待他们这班逃难客；再走多两星期路，走到滇缅公路的尽头重庆。中华总会战时办事处就设在重庆，他们正好赶上总会的代表大会；在该次大会上，人事大变动，包谦牧师被安排到云南区会出任司库。他原本被派到中国担任联会文字佈道干事，但在他服务教会43年中，从未做过文字佈道的工作。其实，当时到海外服务的员工，并不按他们所学的专长安排工作，乃是按急需来填补空缺。
1944年，当李嗣贵牧师返国休假，包谦牧师便接任云南区会会长重职，直到战争的结束。七年的会长任内，建树良多；无论是平地或山区异教徒，纷纷接受耶稣的救恩。早在李嗣贵牧师还没有回国之前，他们就已经找到地方办学：训练出许多人才，协助学校教书，帮忙负责教会事工。
包谦牧师返国休假进修后，因大陆政局不稳，西国职工纷纷撤出，不便回昆明续任，留在香港帮助戴德模牧师开佈道会。当时有许多工作不便在中国做，都移到香港来；圣经函授学校就是其中的一项，由包牧师负责。再后，在台湾也开办；1951年，还买下房地产作办公室。随后，包师母出任华南海岛联合会安息日学干事，做得有声有色，大大造就教会。
1963年，包牧师出任东南亚联会信徒佈道干事。而包师母则负责安息日学，极力推动建造小羊棚事工。他们在东南亚联合会的八年，又是另一层面的事奉，令他们有机会探望、辅导；更多不同种族的教会，以及不同文化的职工。共同建立教会，坚固信徒的信仰。
1975年，远东分会为了加强管家与预言之灵事工，委派包谦牧师负责该两个部门；大大推动这两部门的工作，将宝贵的材料翻译成各民族的语文。后来，在退休之前，还负责多一份工作，担任会长行政助理。委实是能者多劳。
如今，包谦牧师夫妇俩在美国安享晚年。
巴庆安 C.L. Brandford
Gordon Brandford
巴庆安牧师是第一批到达中国西部的外国传教士。1918年，他在四川开设第二个传福音站。为了需要探访教会及教友，每周他都需要骑马行走 350里路。
曾经有一段日子，他住在靠近西藏边境的一间寺院里。有一天凌晨4时，他被正在唸藏经的400名僧侣吵醒，吓得魂不附体。在旅途之中，他认识一名16岁大学毕业的青年，他名字叫黄子敬和他研究圣经不久，便接受了主，成为了一位基督徒。不久，他更成为早期在中国被按立的牧师。很可惜，当中国被日本侵佔期间，他在桥头镇本会的学校中成为一名殉道者。
巴庆安牧师在中国牺牲不少。在他服务的第一任内，他第一位的妻子去世。虽然他感觉到很孤寂，但他仍然继续去为那些他所喜爱的中国人服务。他讲得一口流利的国语，甚至一些中国人也不能分辨出他不是本地人。
巴庆安牧师曾经在中国很多地方工作。例如：牡丹、长春、天津、上海及南京附近的培训学院担任历史系主任，自1916至1937年，凡21年之久。
有一次，当巴庆安牧师带领那些新任的传教士到长江坐船去他们的工作地点时，刚巧碰到一班贼人，当那班歹徒正要抢掠并且要杀害他们的时候，巴庆安牧师走到那班贼人的首领面前，用力推开他的鎗说：不要用鎗指著我们。那首领十分佩服他的勇气，於是便放他们走。当然，当时上常是与他们同在
巴庆安牧师的元配去世后，回到美国休假，认识了谭莉莲(LillianThompson)。与她结婚之后，便带她一起回到中国工作。富他们在满州的时候，听闻在哈尔滨有一位小乞丐，在漂没有见过这位小孩子的情况下，便决告收养他。因為要两大的车程，所以巴女宝(Nathan Brewer)牧师便把这小孩子送到巴庆安牧师那边。这位小孩原来是来自俄罗斯，一点英语也不懂，但渐渐他便适应下来，而且觉得自已好像住在自己的家一般。巴庆安牧师夫妇给这位小孩的爱及关心，令他以为自己已经到了天堂。当然，这都是上帝奇妙的安排，能够从众多在哈尔滨街头流浪的小孩中，据选出来给巴庆安牧师。
巴庆安牧师在中国大陆为上帝完成很多件任务。但最大的，莫过於收养那位小乞丐作儿子。这位小乞丐，最后变成一位上帝的传道者，而工作超过 40年。在巴庆安传教的期间，超过千人归信主而成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特别在他为佈道士的25年间，那种献身的精神，深受人的敬佩，他特此撰写他父亲的传记以兹纪念。
柏仁生 William Henry Branson
那花莲
柏仁生(William H.Branson)1887年出生，在柏特克勒学院读了三年，1903-1904年的四年则在以马内利神学院就读的。柏仁生是佈道家，作家，区会行政人员中华分会会长，及全球总会会长。
他在教会近五十年的服务是始於1906年，从文字佈道开始。
1908年，他成了弗罗里达州的佈道家，1910年按立为牧师。他立即在南卡罗连纳州区会开始传道。1911年，他被选召担任南卡罗连纳州区会会长。以后四十三年，他都担任行政工作。
从1913至1915，他是坎伯兰区会会长，1915-1920，他是如今已併在南方联合会的东南联合会会长。
1920年，他被选为非洲分会会长。他继续担任那快速增长传道区的行政人员直到1930年。那一年，在全球总会代表大会中，他被选为全球总会副会长之一。
1938年，柏仁生任职中欧分会Section II的行政首长。1938-1940为中华分会会长，1946他被差遣领导中国教会的复原工作。1946至1949年，他任中华分会会长。
1950年全球总会代表大会在加州旧金山举行，柏仁生当选全球总会会长。他任内政绩卓著。1954年因健康问题退休。1961年去世。
柏仁生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行政人员。他在属灵及物质方面都是个积极的建造者。他被视为南非圣工的权威。他除了为教会的刊物写了许多稿子之外，他也写了一些书，包括：The Way to Christ, Missionary Adventures in Africa. The Holy Spirit, In Defense of the Faith. How men are saved, 与 Drama of the Ages.
柏仁生
巴文宝 Nathan Falcon Brewer
巴文宝於1891年生在美国联省的费其堡。他早年从事文字佈道，销售宗教书刊，他施行了一个计划，带领寻回慕道友的后继工作。
他於1911年於南兰开斯特中学读完传道课程。那一年他与小学音乐教员Mae Wheeler 结婚。之后就到中国为国外佈道士。他领导文字佈道及信徒佈道工作直到1927年。
他因忠信的表现与组织才干，就先后在华中、东北，及华东联合会任会长一职1940年，他被选为中华分会会长。此时他住在上海，他的师母Mae，以贤慧著称，在远东中学教授英文及音乐，又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女主人，为家人及为经过上海的客人预备美味的饮食。
因预见国际间的纷争，中国分会办事处迁往非律宾。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巴文宝一家，并其他许多的人都拘留在集中营，而他正在香港旅行，故被拘留在香港。1942年，巴文宝被遗送回国，任职全球总会巡迴佈道干事，直至战争结束
战后他在中华总会任书记，1950年后他任全球总会巡迴
佈道干事。他生命的最后三年，负责全球总会人事管理，1959年死於车祸。
巴文宝
柯德迩 Cameron Arthur Carter
葛立德
柯德迩於1894年生在美国维珍尼亚的凤里伍德，1987年死於维珍尼亚的华沙。
他身为牧师、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在中国分会主持过几个教育机构，包括香港九龙的清水湾三育学校。
他被视为对学生学费帮助极大的学校工业的创始者。
他总计在远东服务三十七年之后回到美国，作教师、牧师及院牧。他帮助在维珍尼亚创立了 Tidewater Memorial Hospital，并在董事会任董事。
他的妻子Mable去世之后，他娶了Mary Elizabeth Bramble。
柯德迩
柯德迩全家
高哲儒 Jerald Christensen
高哲儒
1914年1月30日，高哲儒牧师出生於南达科塔州(South Dakota)中部的一个丹麦移民家庭，家有六男，他排行第二。孩童及青少年时期为了分担家计，他协助父亲务农及木匠的工作，同时也学习农事方面的交易及建造房舍，也因而培养出勤劳节脸的习惯。当时正是全美面临经济大萧条的时期。早年，高牧师即深盼被呼召到海外服务，在劳理屋(Laurelwood Academy)中学的第三年，接受呼召参与文字事工，随后的每个暑假他都参与文字工作直到大学毕业。
在大学裡的三个暑期，他都在阿拉斯加区会进行文字工作；第一个暑期是在阿拉斯加的东南海岸及一些岛兴工作，同时也横越中部不毛之地，拜访当地少数族群。次年暑期，即以双手划船方式跨越玉光(Yukon)，第三年则停留在沿岸的印第安部落中工作。高牧师毕业於俄勒岗州(Oregon)劳理屋中学并致毕业答词。随后就读於华盛顿州瓦拉瓦拉(Walla Walla )学院。当他接到来自华中联合会的呼召，邀请他在文字和家庭事工部工作时，他就接受这来自上帝的呼召，他与Rose Merth (不久后成为他的妻子)决心奉献身心给中国。
1939年6月自学院毕业后，高牧师及师母於6月25日结婚，7月10日由旧金山搭船出发，8月9日抵达上海，并於该处学习中文一年。
因日本军佔据汉口，也就是当时华中联合会的所在地，高牧师夫妇就被安排到湖南长沙工作。由水路通过日军海岸的防守，经过浙江及江西，1940年暑假终於抵达湖南。在湖南服务期间，高牧师在四川重庆的中华总会年议会中被按立为牧师。女儿路得诞生於1941年8月8日。当时的湖南区会会长被呼召至重庆服务时，高牧师就被选派任湖南区会会长，直到1944年因日军的佔领而被迫撤退为止。在湖南四年的工作中，有不少的挫折，但也在其中更经历许多被上帝保守的神迹。为了年幼的孩童，高牧师他们曾以划船方式自长沙撤退过三次。第三次撒退时，就连最基本的随身物品都不能带上船，可说是身无分文的逃亡。
离开长沙后，高牧师到重庆，并在中华总会担任家庭事工及文字部干事，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随后他又被呼召到华中联合会文字家庭事工部服务，直到1946年回国休假。
在一年的休假中(1946-1947)，高牧师取得硕士学位。1947年返回中国，他即被派任河南区会会长。在搬至河南前，该联合会会长及司库陪同高牧师到新工地区，并向当地的信徒介绍高牧师。就在极短的时间裡，共产党的军队就佔领了河南。就在此时，本会的中学必须停办，同时医院也被焚毁。透过上帝特别的保守，因当时在黄河土地重新规划案中有一些美国人需要翻译，高牧师得以暂时充任共产党军队的翻译员，他就利用机会逃亡去开封并乘搭飞机到上海。
1948年，当共产党佔据河南后，高牧师就被派到云南墨江少数民族中工作。他心中是多么期望能在该处有平静的日子得以多作佈道的工作。好景不常，几个月后，他发觉他正身处云南战火中，同时高师母因墨江的战役而身心均受重创。在1949年，新政府成立后已经不可能再继续从事福音的工作，他们又再度被迫撤退，将所有的工作及家产交给当地的教会后，经过十二天的旅途，高师母在担架上，经过山巔及强盗土匪随时攻击的煎熬，又搭乘小型窄轨铁路火车，终於抵达一家最靠近昆明的医院。他们期望不久后还可以回去继续工作，但事与愿违，最后高牧师一家就回到美国去。
他们立志献身中国，但中国却对他们门户紧闭，他们曾困惑及榜徨，不知上帝对他们的带领将如何。但他们并未失去对上帝的信心，他们开始关心那些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因当时在那些华人中并未有任何组织性的工作。
1950年初期，高牧师开始在旧金山当地的华人中进行文字的事工。一日，一位本会的华人王太太告诉高牧师，就在他家对面的一栋即将出售的房子或许是一个十分适当的建筑及地点可成为教堂，若高牧师愿意留下来继续为当地的华人工作，王太太就愿意支付该房子的订金。中加州区会认为那是一个好的建议，所以在当年的暑假就通过购买该建筑，并呼召高牧师全职在旧金山为华人工作。不久，就组织了美国的第一间华人教会。
1953年，高牧师再度被呼召到东方服务，这次是台湾区会呼召他到台湾南部服务。台湾，一个平静并向福音开放的地方，这跟多年在中国的战乱是何等的强烈对比，同时也令他可全力的为福音达成心中理想。刚抵达台湾南部时，当地只有两个组织的教会，一个安息日学分校，同时在山地的工作才开始。经过六年的服务，在上帝恩惠的赐福下，成长至22个教会及佈道所。
1960年，高牧师被呼召到台湾中部服务，在1963年被选派为南台区会会长。1964年收养儿子 AlvinBob。不久，高牧师被选派为刚组织成立的台安区会会长〔台湾山地区会)。1975年，华南海岛联合会呼召高牧师为传道协会及管家部干事。几个月后，他就担任三育基督学院总务主任，并在该院服务直到1979年退休返美，前后在教会服务40年。
1989年，陪伴高牧师50年的高俊玫师母病逝。
1990年，高牧师应邀到台湾三育基督学院担任义工。1991年，他与Phyllis Davis-Edwards 结婚，她是早期中国佈道士戴天德牧师的女儿。婚后，两人应邀，再次到台湾三育基督学院先后七年作义工，直到1999年，高师母背痛返美开刀，目前，二老退休在美。
高哲儒、高俊玫伉俪
柯立凯 Winston T Clark
柯立凯牧师於1923年在加拿大出生。两年后，随父母到中国。当时他父亲克拉克(Ben Clark)被差遣前往中国服务，随行除了柯老师母(Phyllis)外，还有三名儿子，五岁大的维拉(Willard)，三岁大的赫鲁(Haroid)以及二岁大的他。十六年的漫长岁月，他父亲一直在华中服务，其中经历政局动荡与患难的日子。1928年，第四个儿子理哲(Richard) 出生。对孩子们的教育，一直都由有素养的母亲教导，贯立良好的教育基础。
柯立凯牧师的三年中学教育，乃是在香港和上海的远东教会中学受教的(1937-1940)。而后来於1941年春，在美国太平洋联合书院附属中学高中毕业。这时候，全家都回到美国定居。
1946年，柯立凯牧师於太平洋联合书院(Pacific Union College)完成他的大学教育后，四年一直在北加州负责堂主任的工作。之后，被派往日本作国外佈道士。其时，日本刚从八年(1937-1945)的世界二次大战的败阵中起来，万事有待复兴。由於日本国内有许多限制，诸如教会的宗教活动，尤其是教育方面。因此，教会中的传道、教育、医务、出版，以及其他教会重要事工；都缺少本地的领导人，1949-1950年全由先后到日本的一班年轻国外佈道士担任。不过，这种情形，往后的几年逐渐改变过来。
1958-1967年，柯立凯牧师担任日本联合会会长期间，极力培育当地教会各阶层的领导人才。同时，加强佈道事工，促进教会和机构的属显基础，建立强有而力的传道队伍。
1967年，分会委派柯立凯牧师担任华南海岛联合会会长，办公室设在台湾。他很高兴能回到中国人当中，虽然中文有限，但能和中国同工在一起工作，是非常愉快的。岛联的工作深具挑战，拥有两间学院，三家医院和三个区会。有许多年轻人不但在我们学院，甚至在教会佈道中学受教育。除非我们缺乏信心，或被强烈的物质引诱，否则是大有机会传福音的。
在岛联足足服务了三年，总会委派柯立凯牧师出任远东分会行政秘书之职。自此往后的十五年，柯牧师夫妇一直在新加坡工作与居住。头五年担任行政秘书，后十年担任会长。
当时的远东分会，包括北面的韩国和南面的印尼，以及从泰国至太平洋另一端的关岛。在远东分会内出差，从一个联会到另一个联会，虽然也可乘船，但为了省时间，多数还是乘搭飞机。其实，分会本身也拥有小型飞机，在一些指定点飞行。
远东分会堪称数一数二的大分会，其中涵盖许多国家、许多语言、以及许多不同的文化。因此在分会内出访各地联会、区会、和教会，都得当地同工充当翻译。柯立凯牧师到日本，当然没有语言上的困难；即或是台湾或韩国，也有不少人会操日语，也方便他和他们沟通?
虽然中国不属远东分会传道区，仍多多少少和该地的中国人有接触。藉著强有力的短波，把三天使的信息传给他们。
分会透过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服务，积极推动救灵事工。最令柯立凯牧师欣慰的是，能和教会中优秀的同工共事；他们的献身、勤奋与热心，对远东分会作出肯定性的贡献。
柯立凯牧师最后五年，是在美国华盛顿全球总会担任会长行政助理。
柯师母随夫柯牧师积极参与圣工五十年，不幸於1997年6月15日患癌病安息主怀。柯牧师两位在日本出生的儿子。多克勒(Douglas)) 服务於加州安息日会健康中心(AdventistHealth)，有一位十五岁大的女儿，和一位十二岁的儿子。大卫(David) 是一位牧师，有一位19岁儿子和一位 15岁女儿。他们都大力支持教会。
柯牧师再婚，夫妇俩住在美国加州。
克拉克 Benjamin C. Clark
便雅悯克拉克和他妻子腓利司沙儿脱并三个小孩，於1925年3月搭船去中国，从此开始他们国外佈道工作的生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中止。
这一家庭被派往河南郾城，克拉克和妻子腓利司在那儿学习汉语。克拉克被任命为河南初级三育研究所的校长及区会教育干事。腓利司在外国传教士子弟小学教书并襄助三育研究所。
国内战争爆发，他们就从郾城撤退到上海。他们虽然离开，但情况一旦允许，他们就又尽快回到原地，直到1930年，同时在1928年，他们的第四个孩子理查出世了。
转到湖北汉口后，克拉克牧师先从事教育工作，以后被派为区会会长，他担任此职直到1940年。在此时期日本入侵中国，从上海日渐推进，大多数的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家眷孩子都撤往香港，但克拉克牧师和爱伦。白鹰廷先生一直在日军佔领的最困难日子中留守汉口，由於佔领者所强加的种种限止条例，造成了许多困难，但工作仍得以继续。
在日佔区紧张气氛日增，三个年龄较大的孩子必得离开去美国升学，而最小的刚从第二次小儿痲痺症中康复。
1941年是休假期，他们要求在1940年底度假，从上海坐船启程，次年一月初抵达加州旧金山。
他们在中国服务十六年，其间只有八个月的假期在美，由此可见克拉克牧师夫妇献身给中国的精神可见一斑。
其他有服务得更长的，但没有比之更虔心的。克拉克太太除了承担家务，大部份时间是在教会小学教本国和外国传道士的孩子，作为一个小学教师，她无私地奉献她自己。
克拉克牧师去世时，享年87岁，克拉克太太七年后，她在95 岁时安息主怀。
编者按：
克拉克夫妇儿女中第三位温士顿柯立凯，在1960年代末曾任华南海岛联合会会长，及稍后为远东总会会长。
葛培恩 Larry R Colburn
葛培恩牧师自美国安德烈大学毕业后，在密芝根区会担任文字佈道副干事两年；带著太太 Carole 和两位幼小儿女，Lynne 和Rodney於1963年7月1日抵达台湾台北，接任华南海岛联合会文字佈道干事之职。
到任之初，教会让葛培恩牧师夫妇有一年的时间进修中文，以便日后出来工作时能以纯熟的华语与人沟通。对他们来说，每天用上八至十个小时学习一种新的言语，是相当劳累，但却是有价值的。由於家有两个小孩，葛师母只花五个月时间学中文；而葛牧师学了十个月，就开始以华语与同工交通，甚至在圣日以华语証道。从此，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中文。
自1964至1970年在华南海岛联合会工作期间，葛培恩牧师一家一直住在台湾。葛牧师极力推动文字佈道工作，尤其是每年的学校暑假，都发动学生文字佈道工作，平均有二三十位青年学生参加。藉著训练学生文字道士，而造就了好多位成功的文字佈道干事。当年销售最多的书刊计有：时兆杂誌、儿童故事、预言之灵以及健康书籍。
1970年葛牧师幼子Lant在台湾疗养医院出世后不久，远东分会委派葛培恩牧师出任西印尼联合会文字佈道干事。当时该联会的文字佈道工作已具有相当规模，拥有几百位文字佈道士。葛牧师只花三个月学印尼话，便开始工作。在他的助手孟华伦牧师(ManR Wauran)的协助下，把该地文字佈道的工作继续扩大发展。
三年后，远东分会委派葛培恩牧师回台湾，担任华南海岛联合会行政秘书。直至1975年，包谦牧师退休回美，葛牧师担上联会会长。这期间，台湾三育书院从新店迁至鱼池，以及台湾区会改组。
1980年，由於Lynne 和Rodney两位孩子要在美国上大学，才要求永久回国。在美国的爱俄华州苏市(SiouxCity, Iowa) 和南达科他州夏瓦登(Hawarden, South Dakota)担任堂主任后。1983年，再度回到亚洲，出任远东分会行政秘书。一直到1990年，全球总会在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代表大会，被选为全总副行政秘书专司亚太地区职务。2000年的全总代表大会，新上任的全总会长杨宝生牧师(Jan Paulsen)，邀请葛牧师担任他的行政助理至今。
葛培恩
柯思敦Elmer F.Coulston,M.D.
那花莲
柯思敦医生(1905-1934)的国外佈道英雄事迹，堪为吾人之楷模。
中华分会创立於1931年1月1日。米勒耳为会长，他与中华分会执行委员会都想将圣工向北方推进。这项行动因蒯思乐(Otto and DorothyChristensen)的到达而加速。他们被派到北京西北约 125 英哩的张家口。他们要在蒙古人中间开新工。蒯思乐急忙学习蒙古语言，不久就架设了印刷机，要出版基督教书刊。
不久，柯思敦医生一家也来加入蒯思乐一家工作。他培养了敏锐的同情心，是一位出色的医生。
在音乐学院受过训练的他，是弹奏钢琴与风琴的能手。他有拓荒者精神与永不被征服心灵之美妙的结合。
柯思敦抵达之日，就将自己投入语言研究，要从事医药佈道工作。病人来看病，几乎都立刻得到诊治。成功时，教会医生自然就获得医术高明，无所不精的美誉。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久，医院在1931年11月开幕。乞丐、喇嘛、村民，及其他的人都来医院看病，病人数目不断增加。市区又设立了一个小诊所，好为将来佈道工作铺路。第一年求诊的病人是12， 015人。1932年秋天，护士学校开办，虽然担子繁杂，但医院成效极佳。
藉著柯思敦医生及其助手的脑与手，主行了许多神迹。一些被认为就要死的病人，恢复了健康，欢喜快乐。每一次诊治，柯思敦医生都为病人祷告。各方面都可看见上帝赐福。不久，诊所每天要诊治五十个病人，医院的病人都则是挤得满满的。1935年8月所建的二十张病床医院，如今住了52个病人。
这一切都是在内战中进行的，到处是政府军、军阅兵，及土匪乱闯之时完成的。那种情形下，能维持生存就是一大成就了，要设法继续提供医药治疗，简直无法想像。
中国似乎到处都是疾病。任何人都可能感染严重的疾病。在中国待了两年半之后，柯思敦痛失了自己独生的儿子，Chris。父母痛心地将他葬在一个外国人的小墓园裡，怎料到他的父亲不久也要躺在他的旁边。
柯思敦一次出诊时，诊治一个患白喉的孩子。在治疗过程中，那位孩子对著医生的脸咳嗽，医生回家后，作了平常的预防，但是，那孩子所患的是一种特别的病毒，柯思敦医生忽然发热，及有了其他的各种症状。即使在这种软弱情况中，他仍然继续工作。他应邀出去急救一个吞食大量鸦片自杀的妇人。他给她施行人工呼吸，努力救她，直到自己倒下。那个晚上，他在床边献上了特别的祷告，但是医院裡没有抗毒药，虽然最后在北京找到了救援，但为时已晚。当柯思敦医生知道自己生命已近终结，因不能讲话，就要了一张纸，写道：「请告诉我父亲，我在服务的快乐中去世。」
他被葬在儿子身旁。政府及那城的人士使他的丧礼满有哀荣。丝旗上绣著「为中国人而死」及「全中国人为他的死致哀」等字样•他们来时那些识笑他们是洋鬼子的小孩，现在列队，扛著这些旗子，从他的家送他到墓园。
主持丧礼的米勒耳医生说：「虽然柯思敦医生在中国服务只有短短三年半，但他的服务对中国的佈道运动，已留下伟大的产业•他总是献上全力，最后献上他的生命•这位医生的一生，使他成为真正中国医药佈道工作的建造者。他唯一的缺点是工作过度。」
「他是一位大无畏的工人。我记得一年前，我为他动过一手术，手术后他必须卧床休息数日但有一位必须开刀才能存活的病人来医院求治。他下令作手术准备，病人准备好之后，躺在担架上，放在他的病床旁边。他就这样睡著成功地为病人开了一次刀，救了那人的性命。」
「这种类型的服务就是他自始至终的服务特征•他虽然喜欢活下去完成圣工，但临终时，却是完全顺服•直到最终，他都努力合作使健康恢复，他带著信心与交託的微笑•忍受疾病之苦•诚然，他的生活感动一切认识他的人•呼召每一个青年人毫无保留地献出生命，为主服务•」
他的妻子Letha•回到美国•邂逅了一位圣经教授Edwin A. Brooks博士•他们结婚之后，她说服他再去习医。1 9 53年毕业时，被召请到台湾医院服务•五年后，他被邀请到越南医院工作一年。他回国之后，又研习麻醉，在本会加州中部 Hanford 医院工作，直到退休，於1993年去世。Letha 身为护士，也帮助良多，特别对西贡医院第一届护士的毕业，贡献至鉅。
蒯思乐 Clarence Creager Crisler
那花莲
蒯思乐是一位永不知疲倦的教会工人。他在1877年生於俄州的布鲁克林，在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家庭中长大。五岁时，他父母接受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仰。他於1892年毕业於佛罗里达奥兰多中学，以后在一所田纳西州格瑞斯飞尼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学执教。他於1893年受洗。1895-1897年，他在柏特克勒学院就读。以后几年在密芝根柏特克勒几年期间，作过一些教会领袖，如A.G.Daniells, G.A. Irwin, O.A.Olson等人的私人秘书。
1901年7月，他开始在怀爱伦师母加州爱蒙谢文办公室工作，并继续工作直到她於1915年去世一年之后。1916年，当他伴随全球总会会长A.G.Daniells到远东访问时，被选为远东分会行政秘书。伊文思(I.H.Evans)於1922年按立他为牧师。
1920年秋天，蒯思乐牧师被派访问华南联合会。他参加的第一次会议在广东的惠州。当时联合会长是那基理(Sherman A.Nagel)。他十分高兴有蒯思乐牧师来主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创建者之——怀爱伦作品研习会。」这大大增强了那个传道区的圣工。传道人回到教会之后向教友讲说她作教会领袖时的故事。
1930年，中国分会成立，蒯思乐牧师任行政秘书。他也是远东总会Outlook 公报的编辑。之后改名为「中国分会报导」。此外，他也是中国教会公报的副编辑。他在中文书籍与小册的编写上，贡献甚鉅。他也是中文出版社、大学、及疗养院董事会的董事。
他几次旅行进入华西，并到达边疆，常作长途步行，住客栈，或睡在教堂及同工家中。给在场的人带来欢乐与希望。他在离开任何家庭时，那家的人没有不珍惜他所带来的福份的。对许多人说，他读圣经，他对圣经中帮助人的应许之属灵的解释，并他热切的祷告，都使他们终生难忘。何时他离开一个基督徒家庭，那家的人都盼望他快些再来，因为他一来，就带来欢乐与希望；离开时，就留下喜乐与平安。
他在世的最后一年，健康情形不佳，他从未抱怨过。他常常在应该睡觉的深夜工作。有时，他会留在办公室，最多睡一两个小时，完成书稿的校订。这样，他工作过度，体力衰竭，无人知道。
1936年，他被派与爱培尔(George J.Appel)及其他的一些国外佈道士去西藏考察。虽然，他有些畏惧那悠长、危险的旅途，他仍然去了。1936年3月3日，这一组人动身但永未到达西藏。他们从旁边一条小路到达高原，(编者按：据蔡书神牧师记忆，当天很热，当蒯牧师到达山顶，把冬衣敌开，让大风吹凉他的身体，就这样，便得病当夜死在蔡牧师床上。)在那裡蒯思乐牧师染上肺炎，在他们到达兰州两天之前逝世。
罗威牧师讲述蒯思乐牧师的故事时，就会情绪激动，无法继续讲下去。他原先也被派与他们同去，但在那时他在华南为广州疗养医院募款，觉得离不开。当他听见蒯思乐牧师的死讯时，他就觉得是他的过失。蒯思乐牧师去世前的最后几天，十分艰苦。他一直骑脚踏车，但最后因为没有力量必须推著走。但这已经使他衰弱的身体吃不消，被路人发现躺在地上，被带到附近的村庄。复临信徒尽了一切力量，但都归徒然。
他临终时，唱著讚美诗的歌词：「我一路蒙救主领导。」他葬於兰州，在他所爱的人中。
共产党没收了教会产业之后，蒯思乐牧师的遗体被迁移到城外。但是，城中的人向当局请愿，讲说这人如何热爱中国人，教会又将他的遗体再葬回城中。
后：蒯思乐和史觉伦
高清瑞 Day Dean Coffin MD
高迦能
高清瑞於1893年在华盛顿州蒙特比卢(Montebello)出生。他是威廉亨利•高芬(William Henry Coffin)的幼子，他有兄弟三人，其中二人幼年时去世。高芬一家在尼布拉斯加州(Nebraska)度过不少岁月后，迁居华盛顿州(Washington State)，高清瑞就在那裡出生。一天，他们的邻居威尔坚尼(Will Kenney)与他们分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仰。过不久，他们便成为教会的热心教友。高清瑞医生的父亲在公立学校及教会学校担任教员。他的兄长们经常参与文字佈道事工。孩子们少年时便晓得努力工作帮补家计。
后来，高芬举家迁居到西雅图，他们的房子邻近繁华大道的末端。孩子们经常在树丛中嬉戏，或在田园中种植菜蔬。
那时，亚佛特斯罗克医生(Alfred Q.Shryock,M.D)刚刚从美国医学佈道学院毕业抵达密芝根百特克勒(BattleCreek, Michigan)。他在西雅图闹市开办了一间医疗中心。医疗中心有两名女助手，他的姐姐妣妮(Belle)和伊娜(EllaCamp)。这两位女士和斯罗杰医生夫妇经常探望高清瑞。高清瑞一直读家庭自修课，直至九岁才入学读书。他上学第二天便被擢昇至三年级。他亦是首名报读华盛顿美度格勒市(Meadow Glade，Washington)哥伦比亚中学(ColumbiaAcademy)的学生。他兼职作伐木工人，补学费开支。1912年，高清瑞毕业后在一间本会学校任教员，但他渴望能够进修医科，无意在教育界发展。
高清瑞用自己的积蓄在太平洋联合大学读书，后转到在加州的罗马琳达医药佈道学院就读。为帮补学费，他曾在六哩外的新布兰地卢市(SanBernardino)总医院任院工。他经常以自行车代步。斯罗杰医生，是医药佈道学院的医生是高清瑞家族的世交，给高清瑞一份解剖实验室的工作。高清瑞医生在该处的一座别号称为「耶利哥」的铁皮大楼协助解剖和尸体防腐的工作。连当地的殡仪馆负责人都晓得这大楼的别号。为支付其他开支，他靠赖捐血换取金钱。一次，他「捐」了120平方吋的皮肤给一名皮肤烧伤的病人。
1919年，高清瑞医生快将毕业时娶了同学伊迪芙(Edyth Gruber)为妻。次年，他们添了一个男婴迦能(Galen)。当时，高清瑞医生在印第安纳州华巴士谷疗养院 Wabash ValleySanitarium，Indiana)任实习，他致函全球总会自荐作国外佈道士。1924年，他被呼召到印度服务。梦想得以实现，很快接受了呼召。
在离开往印度数星期前，他被呼召到中国，作七年期的服务。高芬夫妇与四岁的儿子与家人告别后，便由温哥华启程出发经过三星期的旅程抵达香港，乘船到梧州。再转乘小船横渡西河到广西南宁「小乐园医院」。
「眼前是一所小型医院，包括一间私人房、两间细小的病房，可容纳六名病人。我们晓得面前的挑战是要破除当地人的迷信和封建传统，并在这荒芜之地建立这所医院。由於从联合会的拨款很少，我们唯有继续使用原有的器材一一手术室的床、檯椅以及其他家俱。
「我们因为没有护士，便向全省本会教堂呼召青年来受训。起初数月，来求诊的病人很少，全都是男人。由於封建传统，没有女病人来求诊。村民抗拒西方人、西药和手术刀。」这样的迷信如同一幅大城墙，成为一个大障碍。我们恳切祈求上帝给我们智慧，懂得如何打动那些需要帮助的村民的心。由於主的赐福，及经过数年的努力，情况大大转变了。当人看见他们的朋友在治疗后痊愈，便开始对西方医疗有信心。村民的教育程度不断增高，迷信的风气也渐渐减弱。病人数目逐年增加，大多是妇女和孩童。中国年轻同工是医院得力的护士，并且是我们忠实的伙伴。
「南宁医院在十六年裡经历两次的扩建，成为一所具有52张病床的医院。」过去数年，我们的门诊部服务了二万五千名病人。每年服务住院病人一万人及四百名产科妇人。
「医院后来在经济自给自足，还作义诊服务。我们深信上帝一直赐福我们。医院将部份收益放在需要的地方兴建教堂。」
高清瑞医生是他服务的小乐园医院唯一的医师。他独自处理医院的医务，设立了一所护士学校，用广东话教授大部份的课程。他后来参加了分会开办的中文函授班，学懂读和写中文。他的广东话是从同事学习来的。他后来还将他喜爱的要道及佈道论的书籍翻译成中文。
虽然工作繁重，高清瑞医生并没有半点怨言，凡事尽心竭力地做。很多次，本有美国医师被呼召到他服务的医院协助医务，但当他们抵达上海分会总部时，却被调派往别的「更大需要 的医院。他感到失望，但并没有气馁。
省与省之间曾有数次的内战，由於政治气氛不稳，高清瑞医生曾数次将家人送往香港暂避，他独守空巢，忍受寂寞之苦。在这动荡期间添了次子哈莱(Harold)，儿子成长后曾在加拿大联合大学及瓦拉瓦拉大学(Walla WallaCollege)教授生物科，并曾在罗马琳达地质学研究院任高级研究科学家。
有一次，高清瑞医生接到通知去照顾一名受伤的将军，为他施行手术。将军尚在疗伤期间，战线转变了，佔领军转换了，那地方沦落在敌方手中。敌方士兵曾进入小乐园医院搜捕这名将军，却找不到他。高清瑞医生知晓当佔领军阵营转换时，须将病人移到藏匿的阁楼去，直至医院再属於友方的阵营。
在1940年，高清瑞医生在第二次回乡度假后，被差派到广东的医院服务。黎尼医生(Lewie J.Lilley)接替他在南宁医院的工作。那广东的医院是一所较大型的医院，一般有两个主诊医生就诊。他的长子迦能在美国瓦拉瓦拉大学及罗马琳达医学院进修。当战事接近时，哈莱在上海远东分会开办的中学读书，为逃避战火而回国，与父母分离。高清瑞夫妇想不到这次的分离竟达七年之久。他们唯有信靠上帝。
日军攻陷了广东，高清瑞夫妇被日军逮捕。他们被日军软禁在家中一年，期间并没有受到虐待，但却因欠缺粮食，以致营养不良。后来，他们被押往市内一所集中营。营内的人大都是外籍佈道士，部份是商人。那裡被囚的人也没有受虐待，不过却没得温饱。
1943年有一个战俘交换计划。高清瑞夫妇接到通知，他们可选择回国或留下。高清瑞医生与恩帝孙牧师(他当时是广西区会会长)商讨事件。他们认为日军的军力不能维长久，数月内定会打败仗。他们认为当日本投降时，教会需要他们当中一位接掌医院的物业，於是他们商议送遣妻子们回国，自己留下来。但他们不晓得激烈战事仍持续两年。
在那时，高清瑞医生收到红十字会转来儿子迦能的信函，知悉儿子立志读医科。他便覆信(藉红十字会)给儿子，勉励他。信末段说：『你一定成功!』
19 45年战事结束，他和恩帝孙牧师便按计划接收教会资产。他并没有即时返国，耐心等待候任的医生来接收替他的职务。作了不少的牺牲，体重由180 磅降至 120磅。集中营的缺乏营养生活，使他的健康受到损伤。
接任医生在1946年抵达。他现在可以起程回国，他依依不捨地向那些充满感谢的病人和朋友们道别。各人非常敬佩他的仁德和献身精神。高清瑞医生以当地语言向人话别，语重心长。村民晓得他付出的劳力超越了职务上的要求。
高清瑞医生返抵美国，再次与他隔开三年的妻子和已成长的儿子重逢。他的长子迦能在1949年完成了罗马琳达医学院的医科，到新加坡担任医疗佈道士，在杨柏纪念医院服务25年。
高清瑞医生后来在印第安纳州一间州立医院服务六年。迁往俄勒岗州达拉斯(Dalles， Oregon)，后在一所市立医院服务。1963年，时年69岁，在华盛顿瓦拉瓦拉(Walla Walla，Washington)退休。1971年是他最后一次的迁居，他迁至俄勒岗州波特兰(Portland，Oregon)的乡村退休中心安居。
高清瑞医生备受家人、朋友和病人的爱戴，终在1937年息劳归主，在他素来忠心服侍的主怀中得著安稳和满足。
高清瑞医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广州日本军集中营，最高者为高清瑞医生
广东卫生疗养院银乐队
后排左起：第三人高清瑞医生，第四人高夫人
柯尔义 Holman C. Currie
柯尔义
在1918年圣诞节过后的第三天，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柯尔义牧师诞生在缅因州华斯藩(Washburn)的一个农人家庭。他大受父亲 John TraceyCurrie，母亲 Fae Easler Currie以及四位兄姊的欢迎。一家人在距离 Aroostook乡村不远的Presquei Isle，耕种200英亩的马铃薯田，并且过著快乐的生活。
年幼时，他即学习分担农家的事务，五岁时就会挤牛奶。他的母亲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因此也忠心的依照所选择的信仰教导她的子女。柯牧师在离家二英哩外的综合学校接受小学教育。十三岁受洗，同年代表班上致毕业答词。其父亲在他十七岁时受浸接受基督。
随后四年，他在 Washburn 中学读书，毕业那一年，他是该校的国家荣誉社团会长。他热爱体育活动，特别是篮球，也是学校棒球队的投手。毕业典礼时他又代表学生致答词。柯尔义牧师获得Drake 大学的奖学金，但他却选择大西洋联合大学(Atlantic Union College)就读，因此他也获得该校发出的第一个奖学金。他选修神学课程，预备将来成为一位佈道家。就学期间，他在 Miles的装钉工厂打工，并住在该厂的宿舍，他们戏称是「谷仓」。
当柯尔义牧师抵达大西洋联合大学就读时，罗威牧师全家也正好从上海休假抵达该校。不久，即与罗威牧师长女艾华(Eva)约会。於该学年结束前也就是罗牧师全家返回中国前，他们就订婚并以书信继续保持联络。一年后，大学三年级时，他们由当时的校长 Eric Jones牧师证婚。柯尔义牧师从罗威牧师、他的妻子艾华及巴文宝( N. F. Brewer)牧师听到许多关於中国的圣工，使得他有兴趣成为一位国外佈道士。大学毕业前，他写信给当时的中国分会会长巴文宝牧师，表达希望到中国服务的意愿。不到一星期，他就收到巴牧师的回信，邀请他们去中国。这使他们深信是上帝的旨意，要他们去中国服务。
1940年8月，他们由旧金山出发，当年他们都是二十一岁。当他们抵达上海时，就因当时的政治因素及战争的原故，被建议返回美国。许多当时在中国服务的老传道士都搭船返回美国，但他们深觉主的呼召，所以他们决定留下。罗威牧师亲切的招待他们数日后，他们就搬往上海疗养院居住，也就是当时的语言学校所在地。但因当时的战况，使得他们在该处只停留了三个月。随后中华总会将五位国外佈道士家庭及四位中国老师的家庭迁往缅甸继续学习中文。他们的长子大卫(David)即出生於该地。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遇袭，揭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领事馆建议他们立刻自缅甸撤退。1942年4月，就在他们计划撤退前，日本军已开始空袭缅甸。柯师母跟其他家庭的母亲及子女先乘飞机撤退至中国，柯牧师与其他男丁则驾驶佈道货车，在二千英哩的弯曲道路上赶路。夜间，他们就睡在货车底下的路上，柯牧师因被跳蚤叮咬而感染班疹伤寒。幸好，柯牧师的岳父罗威牧师(当时的中华总会会长)，也在撤退的车队中，在抵达重庆前的三个星期，柯牧师就病重昏睡在拖车后座上。当时柯师母并未获知关於柯牧师的病情。
在重庆经过几个月的疗养后康复。柯牧师出任江西区会会长，却因当时日军在该省份的攻击行动，使得局势对美国人十分不安全。因此柯牧师一家住在湖南的长沙，由於交通的不便，湖南到山西需要三天水陆及火车的旅程。当时任湖南区会会长的高哲儒牧师一家也住在长沙，柯牧师与他必须轮流出门，维持在家中有男丁，以应不时之需。1943年的9月，长女安妮(RuthAnne)在日军的空袭下诞生。该年冬季，柯牧师经过十天的旅程到达重庆参加中华总会的年议会并被按立为牧师。1944年他们在日军的快速进攻下必须离开湖南长沙。前后搭乘船屋及运煤火车撤退，但在抵达汉阳前，柯师母身染重病，所幸及时向一所教会医院求助，随后他们搭乘美军飞机抵达云南昆明，在该地与包谦牧师夫妇会面。三个月后，柯牧师被指派任贵州区会会长，几个月后，又因战事必需撤退至四川重庆。随后柯牧师又被指派为川西区会行政秘书。
1945年战争结束后，柯牧师出任川西区会会长直到1947年。在成都期间，次女莱拉(Laura Fae)诞生。1947年柯牧师完成在中国服务的第一个七年，在战乱期间共搬了十次家。
一年的返美假期后重回上海，这次则是面临国共之间的战争。百万的人撤退到台湾，那是距离中国大陆二百英哩，曾被日本所佔据的海岛。1948年12月，柯牧师被安排到台湾担任台湾区会会长，当时还未有正式的区会组织。同行的有 Alva Appel一家，及另两位林本善和李天遮中国牧师家庭。中国训练学校〔今日的台湾三育基督学院)於1952年成立。1955年台湾疗养医院〔今台安医院)开幕。1951年时兆函授学校在台中成立。1961年台湾三育圣经学校在屏东成立。
1948至1955年，柯牧师於台湾服务，之后返美休假一年，同时完成神学牧养硕士学位。后又赴新加坡任东南亚联合会会长，在该任期内开始寮国及高棉的圣工，同时在新加坡成立华文中学。
1960年再度成为台湾区会会长及北台区会会长。1953年时，柯牧师深入台湾山地，并由大社开始排湾族群的圣工，随后又展开五大山地族群的圣工，从1948年首次抵达台湾到1966年离开台湾，教友人数由个位数字增长到 4,500位，安息日学赴会人数达12, 000人，同时有超过 100 个安息日学。服务台湾期间，成果丰硕，荣耀全归真神上帝。
1966年，在完成了中国及东南亚26年的服务后，永久返回美国。於美期间，柯牧师任堂主任及百慕达区会会长。
两年半后，全球总会呼召柯牧师到非洲津巴布威任联合会会长达十四年之久。期间，教友人数倍数增长，当时柯牧师每年至少主持一次大型的佈道会并引领多人归主。就如同柯牧师大学时期的梦想一般，此时他可算是一位成功的佈道家。
经过45年教会的服务，除了两年半之外，都是在美国以外的地区服务，就在他应当退休时，全球总会却呼召柯牧师到远东为中国服务；他即接受呼召担任东亚委员会主席五年之久，期间居住在香港。除了透过无线电向幅员辽阔的中国传扬救恩的信息，并经常探望各地同工与信徒，共享真神在这片土地上所作的奇妙事工。
1990年，全球总会代表大会上，柯牧师接受总会特别表扬，为五十年的服务划下句点，正式退休。今天，柯牧师仍在美国田纳西州一间 2500 教友的会所担任助理牧师。他深以能成为上帝在地上最伟大的教会之一份子为荣。上帝的恩手一直眷佑著他及他的家人，故今日他仍一直称谢主名。
柯尔义
柯尔义
居义理 Delbert W.Curry
居义理牧师在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的柏莱谷中学(Platte ValleyAcademy)担任两年校长的某一天，全球总会行政秘书百莱理牧师(W P Bradley) 给他电话问：「是否有兴趣到海外去服务?」他的回答是正面的。於是正式邀请他出任香港九龙清水湾华南三育研究社社长。
1953年9月，他们抵达该校，开始他们为期十八年的服务。他们先学广东话。几个月后，随著学校正名，他正式被推选为华南三育书院院长。在繁重的院务下，学习语言相当困难；然而情况迫著他用广东话与教职员沟通，因此而学会广东话。
在院校当院长的九年，居牧师也担任联会的教育部干事。他一方面在院校推行传道、师资与护理训练；同时协助区会的教育事业，此时香港跑马地、九龙界限街、大埔、甚至澳门各中学的兴办及发展，无不令人振奋。
在香港的最后三年，多协助筹建荃湾和香港的两间港安医院工作，尤其是筹款与监督工程的品质与进度。
1965年，搬迁到台湾，担任华南海岛联合会部门干事。几个月后，柯尔义牧师永久返国，便推选居牧师出任北台区会会长。后来南北台区会，改为台平和台安区会。
居牧师负责台平区会，为平地人服务。为山地人服务之台安区会，由高哲儒牧师任会长。
1971年6月，居义理牧师结束他海外的服务。回到美国后，先后在北加州的两个教会当堂主任。在柯罗维(Oroville) 教会服务五年后，接著在奥兰威(Orangevale)教会服务至1984年1月退休。
退休后，回到香港协助香港港安医院募捐四个月。回到美国，担任三藩市华人教会堂主任将近两年之久。这两年，居牧师认为是他平生献身教会43年中，最称心如意的。在居牧师夫妇来说，能在华人中服务，视为至实；因而感谢上帝，赐他们那么多的中国朋友!
居义理
德士廷 Nils Olay Dahisten
德安妮
德士庭於1896年在瑞典士摩岭(Smoland, Sweden)出生，1925年，德士庭夫妇到达中国。经过一年在北京就读中国语文后，前往满州长春。他们共有 5位孩子，安妮(Anne)1927年6月13日於满州出世，艾律(Eric)和维利达(Verneta)分别在3岁及6岁去世，美宝(Mabel)1929年2月18日出世，祖丝(Joyce)
1943年11月23日於美国出世。他们在满州哈尔滨住了6年，1 9 33至1934年回瑞典住一年后再回到兰州和云南，之后到西藏边境。后来因共产党和政府兵对战，搬到香港住了3年。
1940年，日本佔据上海后强迫所有外籍人士离开。安妮去加拿大，德士庭夫妇去印度亚参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到锡兰。后来，德士庭到上半岛卡路梅负责几所教会。
1943年，达士庭独自去西北中国一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密芝根并成为美国公民后，一家搬到印度。安妮和美宝留在美国读大学和护理，美宝目前在夏威夷是一位註册护士。
1954年回到美国后，德士庭夫妇与安妮和祖丝在(Takoma Park)碰面后一起开车到三藩市参加全球总会会议。加州旅游一年后，德士庭夫妇去亚利桑那州沙佛和达车尔附近的几所教堂担任牧师。1974，1975年左右退休后搬到罗马琳达。
德士庭虽然退休，身体一直都很健壮，却因患脑充血於1979年5月12日去世。1988年，妻子以斯贴(EsterHokkenson Dahlsten) 随后去世。两位都埋葬在蒙德西多墓园(MontecitoCemetery)。
戴天德Clarence H.Davis
高福丽
十六岁的朱妮戴维斯想要劝她的哥哥中的一个带她到附近的小镇上去参加聚会。这小镇靠近澳大利亚的雪梨市。那年是1906年，镇上没有路灯，没有柏油路，聚会在黄昏天黑以后才开始。
「杰克」她恳求她的哥哥说：「请你带我去。」
「不，」杰克说：「我才不去参加任何愚蠢的聚会。」
朱妮转向另外一个哥哥：「英士，你难道不同我去吗?
「不去，」英士说：「我不去，要我坐在帐蓬裡听传教士讲上一两个小时，一点都不感兴趣。」
在绝望中，朱妮对她的十三岁的弟弟戴天德说：「戴天德弟，你愿意同我去吗?」天德并不喜欢去赴会的艘主意，但却同情他姊姊。他知道让一个人拿著一盏煤油风灯照著路，独自到镇上去是很不安全的。
於是他对姐姐说：「好吧，我同意你去，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我是不会每天晚上都去的。 因此他们就上了乡村小路，软软的灰尘掠过了戴天德的脚。经过夏日阳光的照射，灰尘仍是暖暖的。
在大帐蓬裡，朱妮和戴天德出神地倾听旅行传道士讲述上帝对罪人的爱，他的传道经验和急需要基督徒工作人员。在散会的时候，全体唱讚美诗：「我愿去你差我之地，亲爱的主。越过高山，穿过平地，漂过大洋。我说你我说的话，要我成为你要我成就的人。
在帐蓬裡有好些年轻人，他们四处搜索著，看有没有朋友在那裡，但戴天德的心意却不在他们身上，他唱讚美诗中每一个字，也同意每一个字，从那天晚上开始，他是个改变了的青年。他和朱妮每次聚会都去参加，也加入了查经班，最后两个人都受了洗。那时有个呼召人们出去销售基督教的书籍，戴天德自动参加了，但是主持的人对他说：「谢谢你这样的诚意，但我恐怕你年纪太轻，不适合出外推销。戴天德，你又需要一双鞋，推销是件艰苦的工作。你先回家和你的父母商量后再考虑吧。」
戴天德的父亲十分同情，但告诉他说：「我无法买鞋给你。戴天德，如果我买了鞋给你，你的兄弟姐妹也会觉得他们也要鞋。你知道家裡一共有六个孩子，我们有时连吃饭都成问题，所以无法再买鞋了。」
但戴天德坚持著，天天向他父亲要求借钱给他买鞋。他说他卖书赚了钱以后就还他，最后他的父亲对他说：「在小坡屋裡有副马具，要是你能卖了够买双鞋的话，你可以用马具去买鞋，不过我可以打赌你不会做得太久的，要不了几天，你就会回家，坐在餐桌旁要饭吃。」
虽然听了这些泄气的话，戴天德却感到意外的高兴。他拿了马具到牲口拍卖场去。一面走一面祈祷。结果他的祈求蒙应允了，有两个有钱人，对马具看了一眼，立刻开始互相竞争出价，拍卖结束后，戴天德居然有钱够买一双鞋，一套衣服和一辆自行车。
第一天工作非常艰苦。他从一农家到另一个农家，人们对他的书很感兴趣，只是没有钱，连一本书都买不起。最后太阳开始下山，他回到寄宿舍，脚被新鞋夹痛了，热得混身流汗，又灰心，又疲倦，他进了屋子，没有钱可以付房租。
「你刚好准时回来。」房东说：「赶快洗手下来吃晚饭。」从厨房裡发出香味，同时戴天德也十分飢饿，但他却咬紧牙关说：「今晚我不想吃什么晚餐，谢谢你。我还是上楼去睡觉吧。」他进了闷热的小阁楼，脱了新衣服，躺在床上，眼泪衝了出来，祈祷说：「亲爱的上帝，我想你是要我做这份工作的，然而为什么你不帮我?即使是一本书也好。我无法回家面对家人的嘲弄和识笑。我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求你帮助我!」
房东是个十分有观察力的人，他知道戴天德所做的工作。他也同情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做成人的事情，所以他到戴天德住的地方敲门。并且问他说：「什么事，孩子，告诉我。戴天德见他满有爱心，愿意倾听，於是就将全部经过告诉了他。
「晚餐已经在桌上了。」慈祥的房东说：「洗洗脸和手，下来吃饭吧!哦，对了，把你的书也带下来，我们可以看看。」
因此戴天德洗了脸，穿了衣服，下楼吃晚饭。吃饱了肚子，觉得舒服多了。其实，有许多人都很友善，房东要他把书拿出来给大家看，告诉大家书的内容，等他讲完了，十二个房家，每个人都买了书。戴天德带著快乐和感谢的心回自己的房，从此开始了他非常成功的推销书籍经历。他没有像他父亲的预言那种回家乞食，全家人为他的工作感到自豪。后来，他的哥哥杰克也成了基督徒及文字佈道士。除了一个姊妹，其他的一个个都成了复临信徒。
戴天德卖书十分成功。十九岁的时候，他接到去中国作宣教士的呼召，到那裡去教人如何销售基督教书籍。他留在远东各地为宣教士，从事各种工作，一直到七十岁才退休，他退休时是韩国联合会会长。
当他年老退休回到美国，我(是他女儿中的一位)去探望他，他告诉我以上的事。讲完还说了一句：「上帝是良善的!」
是的，上帝是良善的!
戴德模 Fordyce W.Detamore
那花莲
戴德模(Fordyce W.Detamore)生於1908年，八岁时随父亲与母亲往新加坡。他的父母是西里伯斯群岛圣工的开拓者。
1942年，H.M.S.Richards请他去帮助预言之声在全美的广播节目。1942年1月4日预言之声在84个电台联播时，那“Hello，America!”的声音，就是他的声音。他在预言之声创设了许多新东西，如：「凭信前进」口号，预言之声新闻节目，每月一书的发行等。之后，他帮助设立电话佈道，也帮助设立了预言之声宣道会。“In HisSteps”圣经课，也是出自他的手笔。
因他在北美是一个如此蒙上天赐福的成功佈道家，中华分会就请他出来专门主持佈道会。1949年初，他在上海，於每星期三、四、五及星期日晚上，开了每天两场一系列的佈道会。他报告说，听众约有1200-1500人，非周日的晚上是 175-300 人。佈道会整个系列中所收的捐献，相当於1200美元。一位中国妇女捐给上海英文教会堂主任 7300美元，帮助建造上海新的英文堂。
戴德模将上海市分成区，帮助他的工人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美国人。他说，圣灵在各地的工作都相同，他说现在在他的工作中，他从不考虑听众的国籍。虽然离上海五十里，有激烈战事在进行，他仍然开佈道会。他为佈道会所用的广告有：大广告牌、广告贴纸、传单、无线电广播及展览性的广告。他的佈道会有英文的，也有译成中文的。
所有的音乐是福音诗歌，而非讚美诗。乐器有钢琴、风琴、竖琴及提琴。他用中文、英文、俄文预备讲题大纲，邮寄给来参加留下通讯地址的人。
他预报未来成功的佈道会时宣佈说：「我们下一个开佈道会的城市是香港，盼望不久，在新耶路撒冷。」在上海，香港九龙的佈道会有许多中国人受洗。在上海及九龙开佈道会时，每地建造了一座永久性的佈道大厅。有一位音乐佈道家及夫人协助领唱及献特别诗。
约在1950年，他在中国分会服务期满，回美国之后，作预言之声的佈道家，他的一个请求是，让他在他传道五十周年时在印尼，及在多年之前他父亲在西里伯斯开新工的地方开一次佈道会。他在1980年去世。
但以理书 12 章3 节的应许使他欢乐，他认为那应许确实，是赐给他的，因而使他充满活力：「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董云尼Frederick HenryDeVinney
那花莲
董云尼牧师於十四岁时才接受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仰。他先从事几年文字佈道工作，才加入纽约州及其他新英格兰各州的传道工作。自1906年至1910年，他是东纽约区会的会长。但在1910年，他接受呼召前往日本，担任日本区会会长职。
三年之后，他调到中国，任职亚洲分会副会长，1919年，成为华南联合会会长，住在香港。此时，他五十六岁，比传道区中大多数同工年长许多，自然是个马首是瞻的人物。
广州的孙逸仙博士军队，已经三、四年设法夺取惠州。那时候的军事统帅是蒋介石。这些战争的年月，圣工十分艰难。许多国外佈道士都受命撤离去香港。但是那基理一家人大多数时间都留在惠州的教会院子裡。惠州像古代的巴比伦城。实际上它是位於河流两边的两座城，被一道在城外与东江会流的河流所分开。西边的城称为府城。在县城东边的两河之间有块地。教会的院子就在这块地上，十分靠近县城高大的城墙。院子的对面就是矮小的城的便门。因此当军队来到这块地上时，教会院子就会有枪炮子弹飞过。有时，那城被蒋介石的军队围困，一次长达一月之久。当真正打仗之时，传道人就会进到黑暗的地下室避难。
客家区会会长那基理牧师觉得，他不能在每次军队来到惠州时都逃走。1925年那基理牧师安排了所有客家教会工人，聚集在惠州举行为期数周的属灵奋兴会。当那基理动身去香港接董云尼牧师来主持聚会时，毫无军队要来攻打的风声。
那基理动身时应许，他与联合会会长将在一周内回来。他去之后突击发生，城被团团围住。董云尼牧师这次进入内地是个新经验。他们先从九龙乘火车到大埔墟。在那裡他们乘了一艘小渡船来到中国海岸。在那小村庄裡马伕与马则等候渡船到达。也有几匹驴子载他们的行李。那天晚上，他们就住在当地的小客栈裡。当然，房间裡只有木板床，床垫，蚊帐，没有私用的盥洗室。房间位於二楼•那些没有租用床的客人则在他们楼下一间大房间裡围著一盏小灯坐著。整个夜晚，下面的人都在谈话，吸鸦片烟。床板满是臭虫，楼上的人无法入睡。早晨来到，吃过蛋炒饭的早餐之后，这一队人马就上路了。他们整天骑在马上十分辛苦。天要黑的时候，那基理与董云尼牧师到了教会院子北方的河边。一切十分安静。他们最后僱了一艘船将他们载过河来。但是当船靠近河岸，士兵从树林中衝出，叫船停下检查。当那基理告诉他们，他要回家时，兵丁告诉他说，不可以。他们被带到教会院子近处的庙宇中的长官那裡。长官说，马蹄声会惊动城墙上的士兵。他们必须将马、马伕、行李，留在那裡过夜，他们两人则可步行回家。因此，那天晚上十时左右，教会院子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那基理的女儿那花莲•(编者按：她即本文作者)跑到门口看是谁。她何等高兴地见到爸爸与董云尼牧师啊!第二天早晨，那基理告诉城墙上的士兵，十点钟，马会载运东西来，请勿开鎗•真如所应许的，双方停战。十点正，马伕扛著美国国旗从竹林转过来，全部平安到家•
但是，紧接著的是激烈的战斗。不久炮弹将府城西边的城墙轰倒•惠州投降了，第二天，那基理去县政府见蒋介石将军•他们一起合照，那基理将那照片加洗一张放在他的美国护照裡。以后几年中，这张照片帮助他在拜访教会时得以穿越战争的前线。
在那基理回来之前几天，教会的中国同工都已到达，那次聚会是一次极美好的聚会。董云尼大为圣灵所用，教会奋兴带来丰盛的果子。
董云尼於1926年返回美国，以后六年被选为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区会会长。之后任密西西比杰克生教会牧师，直到1938年退休。1943年安息主怀。
邓福恩Abbie Florence Dunn
邓福恩在1893年生於康萨斯州的艾克布，死於加州雷圣诺市。
她是一位虔诚献身的女传道，为天国作见证，永不疲倦。她曾研习中文，并自己觉得，这样，她在与人查经时，比仅仅讲英语更加直接。
不断有中国的男女请求她带领他们研究圣经。她在工作时毫不畏惧。一次天上乌云满佈，黑夜将到，但她还有一段路要走。有人给她一个用历青点著的火炬。这火炬是从后面，在黑暗中递给她的。她转身要谢谢那位善心的中国人，却没有人在。那可能是一位天使罢!她充满了感激的心，因为若是她没有亮光继续前行，就会掉进坑裡。
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重庆街上爬过无数的石阶。她工作时毫不吝惜自己，为了配合查经的人，甚至不吃饭。她用自己的钱购买中文圣经及福音小册迭人。中华分会办公室的弟兄必须劝她，先还完了债才可以再买书刊送人。她为了主及她的圣工，心裡火热。
邓福恩在远东和美国西南部，作了44年的女传道，其中31年是在中国及台湾工作•她为人友善，认识她，看见她笑容的人都喜欢她。她於1983年去世。
伊文思 Irwin Henry Evans
那花莲
伊文思(Irwin Henry Evans)是第二代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他在柏特克勒学院受教育。1882年他才二十岁，就有了教士证书，在密芝根工作两年。他的下一个工作是在肯德基州，於1886年按立为牧师，工作至1891年。
他又回到密芝根州，从1891年起任区会会长，直到1897年他成为全球总会财团法人董事长。他下一个工作是全球总会海外宣道会的主席。
1900年，伊文思被差遣到欧洲，解决当地出版社所面临的破产问题。
第二年为他四年一任的评阅宣报馆经理的开始。他在那裡邂逅了一位名叫阿德莱(Adelaide Bee Cooper)的年轻女子。她於1870年出生纽约州，十三岁就开始在柏特克勒的评阅宣报馆工作，在Uriah Smith, G. G. Tenny, A. T. Jones 之下担任校对。1899年，她成了青年导报的编辑。这项工作，她一直作到1904年。1904年她辞职嫁给伊文思。他则被选为1903-1909年的全球总会司库。
阿德莱忙於为青年人写书。其中一些书是：The Bible Year, Early Steps in the Bible Story, The Children's Friends, Men of Might, Stories of the Kings from David to Christ, 与The Story of Esther.
亚洲分会需要一位强有而力的领导人作会长，因此1909年，伊文思一家坐船到中国来。此时正是中国传道区圣工大扩充时期。许多新的国外佈道士加入工作。那时的中国区会，在1907年，有了更完善的组织，改组为三个区会：广东、河南与福建区会。
总办事处设在上海。组织了各种委员会推展安息日学、文字佈道，及其它方面的圣工。通过探行了一项一般的经济计划：「在受洗成为教友，及在工人的训练上，探取行动，维持标准。紧急向国外宣道会请求差派不同的工人。」(John Oss. Mission Advance in China.P.109)这次1907年2月10-20日召开的第一次中国同工会议中也定好完善的组织计划，处理各地不同问题，以后不必再转到美国华府全球总会的执行委员会解决。
当伊文思牧师到达上海时，基础已经立好。他的工作是负责所有决议案的执行。华盛顿的弟兄们觉得，他们比中国更需要伊文思牧师，因此1913—1918年，他是北美分会会长。但是中国已渗入他的血液之中，1919-1930年，他是当时中国所属的远东分会会长。
他对中国最大的关心是培植中国领袖人才。有一次，当他与罗威牧师一起旅行之时，他讲到推进圣工的计划。他见到中国人民的不安情况，觉得不久美国人就无法在中国工作。若没有中国人接棒，结果会如何?
1919年，中国的两个联合会解体，改组成六个小联合会，直接对分会负责。此时，上海南方浙江的圣工，组成了一个新区会，由韦更生(G. I.Wilkinson)为会长。在西藏也建立了一个区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一位国外佈道士的孙子安得烈(J.N.Andersons)在西藏边界打箭炉开了一间个诊所。
中国东边组织了满州区会。根据统计报告，1919年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中国有3255名教友。
1922年藉著远东分会设立的函授分校，为中国及外国工人提供了深造机会。1925年，探行了另一个发展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育工作的步骤，将训练学校从上海迁到南京城外四十哩的桥头镇，由李博(Denton Rebok)博士任校长。1928年，米乐通(C. B. Miller 与 Dallas White)在云南昆明建立了一个佈道所。同时，在邻省贵州的贵阳也建立了一个佈道所。远东分会也在1928年迁到上海新建的办事处。
另一个使人兴奋的事情是，两个从加拿大来的苏联工人在1920年，也在哈尔滨建立一个佈道所。他们是：巴比思可(Theophil T. Babienco)与包朴(Max Popow)。
这样，到1930年，中华圣工在伊文思牧师领导之下，获得大的进展。在中国时，他与他的师母极为关心国外佈道士的孩子们。他们大多数住在中国内陆。他们在忙碌的工作中仍然花时间写信给他们，使许多青年人的生活增加不少乐趣。
伊文思师母在中国还写了两本书。其一是“Really Trulies”，另一本是，Strange People's and Customs。这两本书充满国外佈道士儿女的故事及他们所在之处人民的故事。伊文思牧师也为传道人写了四本书•他也大大帮助教会讚美诗的编纂，写了那首「欢迎安息圣日来临」。
他们於1930年离开中国，回到华盛顿任全球总会副会长直到1936年。1936年作巡迴佈道，直至19 41年退休。他於1945年八十三岁时去世。愿上帝守卫他的安息之所。
1909-1919年亚属总会及远东总会会长 伊文思
费康南 RoyA. Falconer, MD
那花莲
费康南是父母头生的儿子，於1892年11月6日生於美国加州的莫德斯脱。他早年就献身给上帝，喜欢去国外佈道，他也想作医生。
五个同班毕业生就有三个去国外佈道，诚然是创新的记录。当费康南读医时，一个名叫 Clara Schmidt的女孩正在罗马琳达医院读护理。她於1894年4月3日生於米苏里的罗拉。罗拉五岁时，父母双亡，同年被Copfer家收养。之后，全家迁到罗马琳达。她於1917年毕业，在怀氏纪念医院工作一年。1918年8月8日响起了结婚进行曲。费康南医生在圣海伦娜疗养医院实习。他和罗拉接受去中国传道的呼召。
1920年4月27日，他们与其他八位国外佈道士，一共十人乘南京快 7轮起程赴中国。这一群人中有卫理思夫 2妇(Paul and Dollie Williams)，他们也是去南宁。这就使他们得到彼此熟识的大好机会。 i
他们在上海受到蒯思乐(C. C.Crisler)与施列民(Dr.Selmon)开著福特车来欢迎他们。在上海的国外佈道士 J们热烈的欢迎他们，因为前一天有十六位国外佈道士乘S.S. Nile号轮船抵达。 l终於在1920年5月31日，费康南家到达了香港，有华南联合会司库Brownie Owen 迎接。
去南宁的旅程是一段独特的旅程。谭保罗(P.V.Thomas)来到香港接他们一同去。费康南医生描写这次旅行说：「这是一次美丽的航行，晚上有月光，空气芬芳清新，人人高兴。到了梧州，我们必须换船。
在教会院子裡，有两栋房子。谭保罗Thomes住一栋，卫理思 Williams—家住在另一栋楼上，费康南一家住楼下。那所旧诊所则在街上。
医生们的第一个工作是为教会院子裡建造的新医院作计划。他写信给他的同班同学说：「我不明白任何男孩要留在美国的理由。这裡所见的疾病，比那裡多十倍。这都是你的工作，你所要作的就是去面对。」
7月24日，他写了下面的一段话：「医院地基已经开挖。地上已作好门框与窗框。给水工程需要一千元。那裡有一口好井，可供给医院用水。一个高40尺的水塔，会供给三栋房屋用水。
8月6日：「现在盖造二楼的地板了•••几个外科手术等著要在手术室进行。多么盼望 Cayne 医生会来帮助我。我祷告求一个小发电厂及製冰厂。
8月21日：「现在开始盖医院的屋顶了。临时为新医院敷设电线。我们仍然在等待水管工具到达。后面屋子裡的眼镜蛇使我不安。十月十六日，写道：「发电厂只离一条街远，现在换了新的管理人。他们现在十分合作。屋子敷线工作几近完成。下周我们就应该有电了。水管系统正在装设。污水处理系统在医院安装，住家这边也安装了一个。每个住家都会有一个抽水马桶。壁炉已作好，效率佳。厨房已装好水槽、厨台，三个抽屉，及两个碗柜。看来四个月中有了大改变。新医院已经盖好，可以启用了。」
1921年1月27日：「清晨1点20分，Katherine Marie Falconer出世了。产痛时坐人力车走了四哩路。我们在下午九时到达医院。那所医院很大，中国古老的医院，1858年前开创，名声好，是长老会办的。教会位於河边，离广州的医院600英迟。
第六天，罗拉剧烈头痛，发高烧。医生们找不到原因，不知所措。最后发现是顾底左边受感染的宝穴塞住，造成剧痛与高烧。她接受了两次手术，使疼痛消除，但发烧的情形，无论想什么办法都不退。1921年3月6日，她安息了。她曾要求葬在香港跑马地墓园，谭爱德(Ida Thompson)小姐的旁边。幸好其间还有一个墓地。谭牧师与费康南将灵柩送到香港。董云尼(DeVinney)牧师主持丧礼。那天晚上，费康南乘火车到广州，并立刻动身去南宁。他急於完成他所开始的工作。卫理思(DollieWilliams)师母看顾婴儿 Katherine，费康南又留了一年半，等候另一个医生来接替他。这就是一个在生命中将上帝摆在最先，年轻的医药佈道先锋所表现的忠诚。
梁思德 Samuel Lilley Frost
葛立德
梁思德生於1884年，接受大学教育之后，於1910年与Ella Knokey结婚。他们在北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会工作，1916年，他们坐船到中国从事青年事工•梁思德实际上在中国分会任过各种职位，在河南及华中区会任教育与青年佈道部工作，他在1917年亚洲总会委员会报告中，讲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学校的财务情形，学费、杂费、捐款等，从广州柏特利男女学校开始至今之教育与青年工作的发展•他检讨了1942年79所学校的教育方面统计数字是116个教师，1930 名学生•他为上帝对佈道工作的踢福而感谢祕。他最后的职位是中华分会的行政秘书，工作出色。
梁思德个性愉快，待人有，工作有效率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Ella回到美国，而他则被日军因禁於菲律宾集中营，获释之后於1945年回国。
他们於战后1948-1949第二次在中国服务了之后，回到加州。他在南加格兰德尔疗养院护校作圣经教师与副校牧，并於1953年退休。在1981年97 高龄时去世。
葛立德 Thomas Sinclair Geraty
葛立德
葛立德生於加州旧金山的一个天主教家庭，父母满有爱心。虽然他的母亲Frances Sinclair 初次在加州莱斯洛因为护理工作邂逅 Thomas Michael Geraty时是一个浸礼会的信徒，但他说服了她研究天主教教义。但她不能违背良心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因为天主教神父告诉她说：「作为天主教徒，她不能每天读基督教的圣经。」因此，她决定回到浸礼会。
葛立德与他的四兄弟早年都在附近的St. Monica天主教堂受了洗。但是上帝在环境中作了安排，领导他们的母亲进入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她所主持的每日早晚灵修，帮助保持孩子们留在她的身边。
由於父亲的坚持，葛立德在公立学校读了八年半。他受洗加入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并在进入加州最古老有名气的Lowell 中学读了一学期之后，与他的妹妹 Gertrude转学到旧金山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学，决定不再在课堂读进化论与希腊神话。
在旧金山读了一年半之后，他们继续天天以单程就要花半小时的走读方式坐电车，渡船在金门中学攻读。之后葛立德在太平洋学院读大学。在那裡毕业时，爱上了同班同学 Hazel MaeMcVicker。她已应许教育部门，在她毕业之后，为大学掌理附属小学部，因此，她觉得，她有义务至少下一学年在太平洋学院教书。他们於1938年结婚。
1937-1939年，葛立德在柏克莱教七，八年级。他受聘在山景联合中学为圣经教员。那一年还没有完，太平洋报馆要聘请他，但他辞谢了。以后从全球总会国外宣道会来了呼召，请葛立德家人到中国甘肃兰州去。带著四个月大的儿子Lawrence Thomas, 他们从旧金山坐了一艘日本船 Asamu Maru号，航程的终点是日本的横滨。葛立德家於太平洋学院时的另一个同班同学Milliam Guthrie 在东京的家裡待了一周，再换船乘Nitta Maru号，经神户到上海。他们与Harry and Alice Morse—起到上海之后，中华分会职员立刻差遣葛立德到上海疗养医院与另五对青年夫妇研习中文。他们是：Charles and Dolly Wittschiebe, 包谦夫妇，柯尔义夫妇，石东坡夫妇，与穆泽奥夫妇。小 Larry的父母研习语言之时，疗养医院的中国护士们照顾他。
在三、四周的密集研习之后，分会行政秘书梁恩德将一个爆炸性消息告诉这一批人说，他们可以在三项选择中任选其一：回美国。与家人去菲律宾做分会职工。或者撤退去缅甸。国际战云密佈——日本、意大利、德国，已构成轴心国家。这六对青年人选择去缅甸，中华分会安排他们分三批坐船，不久有四个中文老师及他们的家人也随之而来。这六家都在缅甸联合会的山上车站Kalaw，殷勤研习中文，但在课堂之外则无讲中国话的机会。当地讲的是Shan语与缅甸语。一切顺利，但到1942年，日本轰炸檀香山、马尼拉、新加坡。日本帝国应许让缅甸首都有一个「快乐圣诞了然而他们是用大轰炸，使生命财产丧失，实现他们的应许。这意味著这六家人与他们的中文老师还要有一次撤退。撤退人员的费用不久准备好。多数人乘卡车经过蜿蜒的缅甸公路，一些人则乘飞机到云南的昆明，或继续飞去中国战时首都——四川的重庆。
重庆大溪沟的教会院子，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来说，已成了自由中国分会的办事处，而徐华与李承璋则勇敢的留在上海宁国路的办事处服务。缅甸撤来的人到达之后，在重庆的行政人员立即召开了一次中华分会执行委员会年会，会中派遣了这六对青年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未沦陷区担任新工作。
葛立德一家被派到重庆西边嘉陵江上 26 华里的大堡三育研究社担任教职和事务主任；葛立德和他的太太是圣经与英文教员。在生活极为落后的情况下，服务了五年之后才休假。他在1944年受封为牧师。除了学校工作之外，葛牧师也在重庆市主持佈道会。在那个时期，他们失去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他死时葬於上海。
1947年当葛立德一家正休假之时，董事会派他任大学校长。他携眷接任时是在学校永久校址桥头镇。此时共军正快速控制中国大陆。1948年美国大使馆与中国分会都建议再一次撤退。他们包了一艘船，运载大学人员、装备、补给品回到香港。大学就与从前有过同样经验的清水湾华南三育书院合併。
1951年，全球总会呼召葛立德到利巴嫩贝鲁特，在新成立的中东分会任中东大学校长。他在那裡的前四年，也兼任分会教育部干事，召开过一次全分会性的教育諮议会，订立教育规程。他在中东分会任职期间，在休假时於南加州大学修得了教育博士学位。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全球总会於1959年任命葛立德为全球总会教育部副干事。这个时期，他负责编辑「复临教育」杂誌七年。督导教会在全球力个分会的教育工作并提供意见。无疑的，他主要的贡献在於倡导及推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基本教育哲学，强化管理与提升教学品质，为大学与中学分别组织董事会，并为区域及专业证书创设了联合审查小组。
1970年，安德烈大学为了创设教育博士班，董事会召请在全球总会服务十一年之久的葛立德。他成了教育系系主任及第一届博士班主任。那些年间，他的太太不仅理家款待客人，也在安德烈大学小学部任教。他们俩一起在1977年退休。
葛立德夫妇有子女四人：他们退休才几个月，因夏威夷中学校长车祸受伤，紧急接受召请到檀香山服务了一学期。之后，葛立德任夏威夷区会教育部干事三年。此后，他们曾在北美及远东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各大学，帮助教学、指导及主持研习会。
葛牧师於罗马琳达退休多年后於2002再往中东教英文一年。
葛立德
盖乃德 C. B. Guild
盖罗娜
在1932年，外子盖乃德被派往中国边疆云南省服务。
米乐通(C. B. Miller)和怀达拉(Dallas White)在云南服务时，一天晚上，他们的妻子们不幸在睡觉中遇害，这是外子抵达前一年前发生的事情。他们的两个女儿在隔壁房间睡觉，幸未被伤害。怀达拉并没有要求离开中国，祗要求调往其他区域服务。外子便是来填补他的空缺。
我们的居所就是怀达拉的旧屋，也就是两位女士被杀的房子。那房子一直空置。
云南的北面是四川。我们服务两年后调到四川。外子担任四川东区区会会长。我们住在重庆市，曾有一年在邻近的大堡华西三育研究社服务。后来，外子被推荐为四川西区区会会长。我们便迁到成都市居住。
我们在成都的日子，正发生日军轰炸珍珠港事件。中、日两国有多年的矛盾，现在连美国也卷入战争漩过当中。由於韦健臣牧师(George Wilkinson)逝世，外子便被委派填补河南区会会长空缺。於是，我们便从食米之地迁到食麦之地。我们日常以麺食和称为「摩摩」的包子为餐。
米勒耳医生和施列民医生自1903年在这裡服务。米勒耳元配埋葬在河南。我们一路到河南尚算平安，不过，每60公里路便有日军驻守。日军暂时让「门户」通畅，保持当地与外界的商业贸易。但是，战事日渐紧张，我们或需儘快迁移到重庆。
我们收到指示在危急时要迁往重庆。我们获悉撤离去重庆的行程方法。撤离行程须三个月。路程会相当艰辛.首先须乘马车、再乘火车、货车、最后乘渡轮，航程约两星期，沿嘉陵江南下到重庆。
当时，蒋介石委员长将战事指挥总部迁到重庆。故此我们居住的重庆市经常受日军轰炸，不过这西部地区份未沦陷。在8月一个星期五的黄昏，我们坐在走廊听到街外有叫嚷之声。街上一片混乱，充满离家逃难的群众，也有人选择留守家中。我们在想：是否战争结束了?我们扭开收音机，果然听到签和约的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们都住在中国。
1949年我们住在上海，盖乃德负责圣经函授学校，也是共军快速攻陷上海的同一年。一时世局大乱，许多人纷纷离开，我们以及本会12 家人选择留下。我们留守六个月。当时，邮政服务中断。不过，电话、电报等通讯仍未中断。
美国向国共两党军部要求暂时休战协议，好让美国军舰撒走外籍侨民。经过一段日子便达成休战协议，但日子终於到了，星期五下午，哥顿将军(GeneralGorden)沿黄浦江入上海，停泊在外滩。船原先是空的，没有货物或乘客，但是到了次日的安息天，战舰却有乘客一千人。复临信徒像别的佈道团体一样获分配登船名额。外子与我便告别服务了17年的中国。
在1981年，正值是住凶宅的日子49年后的一天，在华服务的岁月又再涌现心头。我当时在安德烈大学怀氏著作研究所工作。当天将放工时分，正准备收拾桌上物品。当时有一对百特克勒(Battle Creek)来的夫妇，在怀氏著作研究所查考资料。他们也收拾文件，预备返回百特克勒去。
忽然间，那女士问道：「请问你姓甚么?」
我说：「娜拉盖乃德(Nora Guild)」。她继续问：「你是否曾在华服务的盖乃德的亲戚呢?」
「就是我们!」那女士说她就是怀珍(JeanWhite)，是怀达拉的幼女。她母亲遇害时她祗是6个月大。她父亲从不提遇害事件，直至他逝世后，她和姊姊在车房找到两个纸盒。(怀达拉在往墨西哥佈道途中空难丧生。)盒内放满先父在云南服务的相片和信函。姊妹二人正尝试整理这些相片。她问我能否为她辨识相片中的人物和地点。
我邀请怀珍和她丈夫一同来我在柏利恩泉(Berrien Springs)的屋子见面。他们带备了怀达拉的相片，我也拿出我收藏的相片，我们便一同回到云南的日子。我们两家的友谊便展开了。云南将我们的心连在一起!
1933年 盖乃德 牧师与弥勒耳牧师两家人，由上海往昆明，照片拍于由泸往海防轮上
韩尚理 Orrin A. Hall
韩尚理(O.A.Hall)是一个传道士，也是教育工作者。他毕业於联合学院，在密苏里教会小学教书。之后，从1900年开始，做了四年传道工作。
自1904年至1907年，他是加拿大曼里鸵巴西北训练学校的校长。1907-1909年任职内州区会青年部干事
他於1909年到中国任河南传道区主任及训练学校校长。学校迁到上海之后，他在那裡继续任教数年之久。
他任职华束联会会长九年，之后任职华中联合会会长。
由於妻子健康问题，他回到美国，在加州传道五年。
之后，他又回到传道区，在华南联合会服务。五年之后，他在香港任中华分会传道协会干事及编辑一职。以后，他又成为华东联合会会长。他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最后一位撤出上海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国外佈道士
他回美国之后，在北加州区会做了五年的传道工作。
许华钦A.L.Ham
Stricland
在明尼苏达州(Minnesota)和暖的下午，马车在风尘中缓缓前进。突然间一个男孩发现路边有些闪闪发光的东西。「鸣!鸣!」他一边勒住疆绳，一边抚慰受惊的马匹。他将疆绳往受惊的妈妈手上一丢，就从马车上跳了下来，他的眼一直盯住被他吸引的那块闪亮的金属，随著胜利的呼叫，他从地上的尘灰中捡起一块银币!一块纯银的钱币!他的童心已经计算出它在乡村小店裡的购买力。
带著喜悦的心情，他向他妈妈展示了他的珍宝，并以第一时间向她表达他对此银币的估价。老练的妈妈就教导她的孩子多想想在海外异邦的土地上那些孩子的需要。他们需要知道上帝爱他们，关怀他们，就好像祂关怀在美国幸运的小孩一样。这块银币对於教会的佈道工作是很有价値的贡献。只有上帝知道有多少孩子因著这块银币而得救进天国。她温和地谈论著。总有一日他们会一同在天上。
男孩的心软化下来了。为此，他知道有许多远方的小孩，并不知道他所经历上帝的爱和喜乐。虽然他也是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孩，为了他们，他会将他的银币奉献出来。
但是上帝对这位乡村小男孩的心和使生活更有兴趣!或许这就是上帝要呼召他从农地走向佈道。事实上，他的心是跟随著祂的财宝，就是远方的中国!
许华钦牧师在1889年10月13日出生於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里(Minneapolis)附近的一个农家裡，就在童年的时候，他的家人就参加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随后他们迁移到华盛顿州，他就读於林湖(Forest Lake Academy)高中，在那裡他遇上他日后的妻子妮娜。维可斯(Nina Fern Wilcox) 。然后他在瓦拉瓦拉书院(Walla Walla College)和太平洋联合书院(Pacific UnionCollege)读书，当然也在罗马琳达大学(Loma Linda University)学习了一段的时间。许华钦牧师和妮娜维可斯在1912年12月23日结婚。婚后他们随即前往华盛顿的大河马(Tacoma Park)，在那裡他们接受了海外佈道士的训练。
1913年，他们接受了佈道的使命，首先来到了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很快他们来到广州，在1915年，重开学校，取名「三育」。这裡成为他带领南中国佈道工作的地方，训练当地的牧师和查经工人。他常常穿梭於城乡，牧养由中国牧师和平信徒在他少到的佈道地区燃起福音之火。经过许多的祷告和精心的计划，他在广州东山建立医院的梦想就要实现。许牧师在广州成为区会会长一直到1930年代。当他重回香港的时候，他仍然被选为华南联合会会长。许师母在他事奉的过程中始终不渝地扮演著母亲、老师、妻子、管家和朋友的角色。在香港，一班忠心勤奋的联会职工和地方领导给予许牧师大力的支持。在圣灵的带领下，他继续有力地领导华南教会，实现福音使命的工作。在许牧师任职联会会长期间，为了褒扬许多的佈道先锋。他在香港的跑马地为先导纪念堂做了奠基的工作。阿伯兰拉路是这批先锋之首，他早在1888年就利用书报工作撒播福音种子。
当珍珠港和抗日战争开始后，许多海外佈道工作都因佈道士被拘捕而渐渐停止，但是许牧师和他的团队职工，还是谨守他们的工作岗位。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中国的同工给予很大的爱心和帮助，就好像上帝的手和心保守被捕的佈道士，仍然活著并得到鼓舞。或许这就是上帝和中国同工，对这些海外佈道士无私奉献的一种爱的表达。许牧师的心和这些中国的弟兄姊妹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他一生最好的朋友。
当战争中断了海外佈道士的工作，同时中国同工已经能够承担在中国的事工。许牧师在1942年转往南亚太分会做会长。他连任两期的会长直至1950年被任命为总会的副会长。他担任副会长直至1958年退休。
许牧师於1974年5月27日的晚上去世，享年83岁。在他患病期间，他的一些中国朋友都去医院探望他。他仍能以喜乐的心来接待他们。许师母於1975年2月8日也因病离世，享年84岁。
编者按：
许牧师曾在1960年为编者及其妻子证婚。40多年前，他也曾为内子之父母曹昭南牧师及夫人证婚。我们这个世界实在很小!
汉谨思 Windfred C. Hankins
那花莲
郭牧师送了一个请求到香港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办事处，要求派一个国外佈道士去帮助他在中国福建省鼓浪兴建立教会。
郭牧师是孤家寡人一个。他的妻与美貌的女儿强烈反对他，因为他为了不确定的将来，辞去了一所基督教会学校校长的高位。他必须在鼓浪兴小的商业区购买一栋小房子。他才刚刚从他的一位学生，郑提摩太那裡接受复临真理。郭先生将他的客厅改成临时的教堂，召聚他的家人及邻居在安息日到他的家中崇拜上帝。
为了回应这项请求，全总差遣了汉谨思与他的师母 Bessie 去领导福建省的圣工。他们在离厦门一英哩的鼓浪兴六平方里的小岛(2X3里)上安顿下来。
我们让汉谨思的长女讲述这个故事：「我亲爱的父母生长在俄罕俄州的西歌雷。祖父母家境富裕，但受到1893年经济大衰退的打击，祖父母无法找到工作，年轻的儿子Winfred，就挨家挨户贩卖肥皂，每天赚五毛钱，养活一家八□。」
父亲出生之前，他的母亲受洗，从循理会转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她盼望她的第三个儿子作医生，但是汉谨思却将他的心献给了主，他十二岁时受洗。他向主许愿说：「他要作一个传道人。_
我的母亲 Bessie L. Rentfro出生在一个大农庄，家中有十兄弟姐妹，工作辛勤，但那正使她准备好，在主的圣工上负起更大的责任。1903年7月3日，我的父母结婚，去参加一次帐篷大会。若上帝要他们从事圣工，他们说：「主啊!求 就感动爱俄华的弟兄们接受我们，若是 的旨意，就差遣我们到你要我们去的任何地方去。」一次聚会中收了奉献，将这一对新婚夫妇送到华府先接受救灵训练。他俩都受过正规教育，爸爸还曾做过特别护士。他们用了两年时间帮助 Carlyle B. Haynes与人查经及开佈道会。当中国的安得纯要求来到时，全球总会已决定呼召汉谨思。
「爸爸想，我相信这是我真正的呼召。当他与Bessie 谈论这事时，她愿意跟他到任何地方去。既是那么急迫，他们就立即收拾行李去到西雅图，搭上一艘到中国去的轮船。他们在船上晕船十分厉害。
施列民医生与米勒耳医生，在上海欢迎他们。1905年5月3日，当他们到达香港，他的亲戚 Susan Haskell Wilbur 师母来接他们时是何等快乐!当Susan 说，她生产时她会来照顾她时，Bessie很是高兴。
到了鼓浪兴，看见他们所要居住的地方时，Bessie 的心凉了半截。在和郭家租住宅的楼上，两个小房间。房租每月都在150元以上，而汉谨思家要付十元钱，维持了几个月。
不久，父亲就坐在炎热的气候中跟一位中国老师学中文。父亲也聚集郭家年轻的学生们围著桌子研读圣经。我们有一本中文圣经，我们指出经节，那些男孩子们就迅速地找出来。他们学得快。就是这些人形成了新的教会及新的学校。这些孩子中有些日后在厦门、鼓浪噢、福州、台湾教书，一些成为文字佈道士。
这些新人信心坚固之后，郭弟兄感到舒服得多，他的妻子与女儿也是如此，母亲赢得了郭太太的喜爱，不久她就与她美丽的女儿一同受了洗。郭太太教母亲作一些中国菜，使他们不致老是只吃豆子与米饭。
1906年，我已是一岁左右。安理纯及安得纯来到厦门。我的父母找房子却找不到。最后找到一栋长方形称为猫堡的大屋子。因为那屋的女主人曾有三十隻猫，在卧室被烧死。安得纯家住在东边，汉谨思家住在西边，中间有长廊相隔。屋前可爱的海滩是岛上最长的海滩。
外公去世，母亲承继了一小笔钱。因此可以盖造一栋自己的屋子。父亲有一张美丽开朗的脸，卷髮，蓝色大眼睛，赢得人人的信任与拿敬。母亲金髮，蓝眼、皮肤白，性情温顺。
人人都爱她。我们的家是个最愉快的地方，最接近天国的地方。妹妹Beryl与我，十分爱我们的父母，我们从未忤逆或不听话。我们在家中从未吵过架，或大声说话过。
我认为这些对传道士家庭的描写会使许多人感动。1912年，华南联合会所有的国外佈道士，夏天在厦门开会，这样他们就可住在男生宿舍裡。那基理家则住在汉谨思家裡。会开到一半，风来袭。那些住在汉谨思家的人永不会忘记那两天的灾害。屋顶飞走了，墙一扇扇的倒塌。屋子裡的人拖著被子跑到屋后一间被山遮蔽的小房子避难。他们在那裡祷告上帝保护与拯救。
第二天早晨数以千计的尸体及破船漂到海滩。岛上没有一栋房子是完整的。下一次的会中，那位从全球总会来的犹太弟兄Gilbert牧师，讲了一篇发人深省的道，听见的人都受到激励。
汉谨思牧师一家於192 4年回到美国。他们的家租给以后来的传道士。直到1937年，日本军来到厦门，佔领了这个小岛。当1940年日本人离开时，他们炸毁了那栋房子。汉谨思弟兄在美国从事佈道工作，直到他在 81 岁退休，於1968年2月去世。Bessie则早他三年去世。
汉谨思夫妇
恩师汉谨思
王志昌
1918，我初次会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闽南教会会长，韩谨思牧师於石码安息日会教堂。当时我是在一间冥纸铺任会计之职，对於待遇方面，十分满足。只是时常感觉在我的人生之中，似乎缺少了一些什么。
我因先父早逝家无遗产，五口生计落在一身，故在童年以至少年期间，均无上学读书机会。能在该铺任职，是从五年学徒习来的。环观与我同辈的青年，都有入学读书机会，而我独无，心中苦闷，有口难言，因而时常梦想能有入学机会。在与韩牧师谈话之间，不期然将多年来的素志，尽倾於韩牧师之前，他闻言之后，示以同情，勉我为此事祈求上帝开路，他也将为我祷告，并勗我努力自修，以备将来进校机会。当时韩牧师虽然无法帮助我立刻解决我的问题，但却留给我一个很宝贵的希望，除了祷告之外，我就将第一年级至第十年级学校所用的课本，尽都买来，日夜用功。三年之后，颇有心得。适在此时，接到闽南教会来信，邀我就学於厦门鼓浪兴美华中学，并在韩牧师的办公室，担任中文秘书之职，所订薪水，足供家用。个人学费与膳宿，另由校方安排工作。多年愿望，一旦实现，心中快乐，难以形容。上帝开路之恩，心中无限感激；而韩牧师提拔之德，铭感难忘。
韩牧师夫妇为人谦恭有礼，和霭可亲，能操流利厦语，与当地人士，互相往来，待人以爱，故人亦爱之，因而引领多人归主。
他们二位同有音乐天才，常在崇拜聚会，二部合唱，音韵动人，钢琴弹奏，尤为韩师母所擅长；时常领导训练学校青年歌唱，培养音乐人才，诚然难能可贵。
当我在厦门鼓浪兴期间，韩牧师时常拨冗教我查经，使我属灵智识增加，信心因而坚强，并期望我能将上帝福音传播於周围未认识主之人，其热心救世，於此可见。
韩牧师及其师母，深得上帝恩赐，在华服务十八年中，对其爱心，对其虔诚，对其服务精神，无一不令人钦佩敬；仰，光阴易过，二位离华已五十多年矣，但其慈爱的风范，仍深印於认识他们之人的脑海之中，谨书数行，以誌其德。
瑞赐义 W m.J.Harris
奥多霏Dorothea Harris
先父瑞赐义牧师於1895年11月4日在密芝根州战溪出生。当时，先祖父是大湖联合会 Lake Union 的佈道家。祖母去世时先父刚六岁。
先父在中学时期，每年夏季参加文字佈道，赚取奖学金。他后来在以马内利学院进修。在进修神学期间，他寄居在一个信徒家庭裡，并在课余时到轩士第疗养院 Hinsdale Sanitarium 做散工。先父在疗养院邂逅了先母。
我的父母在1917年9月结婚。先父负责牧养芝加哥数间小教堂。他们在1919年9月添了一位女儿。先父同年被按立为牧师，由总会会长但以理牧师Elder A.G. Daniels按立。按立后不久便收到从中国来的呼召。当先父乘船出发往中国时，他的四个月大的小女儿夭折了。父母亲便延期至1920年5月才出发。
我在济南出生。先父母说我出生时和所坐人力车赛跑。佈道所在城外，医院则位於城内。我父母乘人力车赶往医院生孩子。我是母亲的第二胎，她生产畅快，时间较预期为快。先父说那人力车车夫非常紧张，他不断加快脚步，口中念著：「我不要有鬼子在我的人力车出生。」我们终於赶到医院。母亲即时被送往妇产室。先父则留在登记处为母亲办入院手续。先父回忆说他在办手续时听见婴儿的喊声。先父说：「这裡的妇产室真是非常繁忙。他话说未完，一个护士从妇产室出来向先父说：「先生，你的婴儿是个女的。」
一年后，父亲被调往北平传道。李宝贵牧师 Frederick Lee是当时华北联合会会长。我记得1920年时的同工有：爱培尔夫妇 George Appels，怀享利夫 妇 Henry Whites，德士廷夫妇Dahistens，巴庆安夫妇 Blandfords， Brodersens，巴文宝夫妇 N.F. Brewers，安德鲁小姐Miss Lucy Andrus，艾士帖夫妇Adlai Estebs，还有孔宝罗夫妇Quimbys。
回国度假时，母亲在战溪疗养院接受手术，先父晚间在医院作散工赚钱支付手术费用。在1928年返回中国服务，被调派到太原府服务。
一年后，先父又被调派至济南。起初与戴天德牧师同工，后又与甘盛德夫妇Cossentines同工。我九岁时，我们一家都患上麻疹。一天，总会施拜首牧师W.A.Spicer 来到济南主持聚会，在我们家中作客。一天，我们一家三口都病得颇重，一同哭起来。我母亲在邻近的教会学校任教员。学校设有生产部，让清贫学生半工读。先父一年两次带同毛巾样本向上海的大酒店和上海海军青年会推销。我们家裡有大批学生製成的毛巾样本。
先父拥有一部夏利电单车，他经常骑电单车探访，一去便是数天。我记著他经常探望潍县 Weishin 的一家。他也骑电单车往青岛探访，由於没有公路直通，故此需时一星期，还需转乘火车。
父亲一向关心蒙古的圣工。1930年，蒙古的同工有柯思敦夫妇Coulstons, 毛利士夫妇 Mourers 及克立兴生夫妇Christensens。柯思敦牧师翻译圣经为蒙古文，并且自己製作铅字，自行印刷。
他并且成立了一所佈道学院。我记得柯牧师是当时的院长。
1936年，先父与其他佈道士一同回国度假，他去三藩市的教会辨事处寻觅替代柯思敦牧师的人选。柯思敦牧师见义勇为，他为抢救一个蒙古女孩的性命而不幸牺牲了。父亲在总会发言，向大会请求差派一位医生作蒙古的佈道士。一位来自华盛顿州的年青医生来见先父，查询有关事宜。那年青人就是蓝道夫医生。当我们一家在1937年夏天度假完毕，但因战乱我们不能返回北京，结果去了上海，我们听闻蓝道夫医生去了香港，正在寻觅去张家口的路径。当日军攻佔上海时，佈道士的家眷被安排乘杰克逊Jefferson 号轮船往马尼拉去。我们有数月时间没有先父的下落。原来他转折地返回北京。到了秋天，本会远东中学迁到香港去，我们也去了香港。后来，先父来香港接我们一家回北京去。
1941年，先父调派到三藩市总会辨事处服务。华北联合会已成真空，没有佈道士，先父感到非常难过。
父亲在安息日轮流去各教堂提倡。父亲因多年用汉语讲道，他用英语讲道反而有困难。他在英语讲道时，忽然间想到一贴切的中国字时便会停下来向会众讲解这个中文字。他喜欢读中文圣经，觉得中文更能表达原文的含意。先父在南加州区会服务三年后，收到夏威夷区会的呼召，获任当地的会长。父亲非常兴奋，因为他可以在夏威夷接近东方人。他渴望兴建一所佈道医院，但他的愿望并没有在他任内实现。后来，当地建立了加苏纪念医院，先父非常欣喜。五年后、先父要求调派回中国去，因为亚热带的植物使他敏感，他经常感到呼吸困难，需要吃药物，但当时的药物有很多副作用。结果，他被调至北加州区会任安息日学干事，区会办公室位於奥克兰。
在1950年的总会大会中，先父被委派担任总会安息日学干事。他积极推广假期圣经学校和分支安息日学事工。在十六年间，他每天都带著一个巨型的皮夹，箱子裡装满假期圣经学校的材料。总会办公室的同工称他为「假期圣经学校先生。先父有很大的负担要将课程材料切合儿童和安息日学的需要。他经常以总会安息日学部干事身份到邻近亚洲国家推广安息日学事工。
1966年，先父70岁时，总会大会在底特律Detroit大会中通过让先父退休。先父退休后在老戴(Lodi)休养。我的一个姨妈住在那裡。先父虽年届 80岁，甘愿主持当地的假期圣经学校工作，因为这个空缺悬空了很久。在那些日子当中，先父曾有数次患痛风症，几乎瘫痪。故此，在1978年父母亲便迁到圣海伦拿的退休中心。该中心邻近本会医院，先父可方便找本会医生求诊。在圣海伦拿的日子，先父也数次旧患复发。他临终前的19个月，他一直住在圣海伦拿医院，接受医院的悉心照料。在1983年12月的一个安息日学下午，先父逝世，享年88岁，埋葬在老戴的境场中。医院的一个护士向我和母亲表示很荣幸能为父亲服务，并且说他是一个很和囍的病人，我们听了都感到很欣慰。先母继续活了五年，与我一同居住。在1988年，她在圣海伦拿医院逝世，享年94岁。先父是个喜乐的基督徒，是个乐观，有干劲的人。他对我有莫大的影响，至今如是。我能够成为这个家庭的成员，真是非常荣幸。
许维廉 WilliamAlbert Hilliard
许维廉於(William Albert Hilliard)1920年5月21日出生在 William Ira Hilliard 夫妇家，1921年随父母迁到河南的郾城。内战时住在上海一、两年以后住在汉口、湖南，直到1931年。休假时随父母坐火车经过苏俄，欧洲、而回美国。满州为日本佔领时，父母被派到沈阳。
在上海远东中学读书三年，毕业那一年1931-1938在香港。以后五年就读太平洋大学。1942年与Virginia Eleanor Anderson结婚。父母是在日本及菲律宾工作的国外佈道士。
1943年9月许维廉在乔治亚一一坎伯兰区会实习。在奥尔班尼，菲次杰拉得，罗母与乔治亚协助佈道会。在罗母区，直到1946年12月31日。1946年9月於田州Collegedale的帐篷大会中受封为牧师。
在中国分会工作——1947年5月乘船到上海。第一年在北京读语言学校。1948年夏天帮助戴德模牧师的上海佈道会。秋天驾驶货车到云南的昆明。在昆明任职云南区会会长一年。昆明陷落在共产党手中时，坐信义会的包机出来。
被派去对西藏人传道——Dr.Robert Dunn 及最近在昆明受洗的西藏人宣明善，在印度的Kalimpong 工作，盼望进入西藏，但西藏属於中国，又因印度与西藏间的边界问题，政府要求他们离开印度。
在香港作区会会长—自1953年3月至1960年12月。为港澳区会会长；以后二年在新加坡为东南亚联合会长。
1962年1月开始在北加州区会任堂主任，1969年前往Roseville服务，之后1973年12月做堂主任，之后至1975年9月在 Fortuna 工作，直到退休。当时，在Redwood帐篷大会营地为主任，与 Eugene Anderson一起开发营地。
退休后，在千里达教会作过非全职堂主任，作过帐篷大会司库，及北海岸少年前锋会的协调人。
儿女四人：Voncile，1941年12月7日诞生(下嫁杨怀安牧师)，William Warren。
赫廉William Ira Hilliard
赫廉德(William Ira Hilliard)於1888年12月21日生於南达科他的马丁镇。密芝根战溪疗养院被焚时，他同父母正住在该镇。当怀爱伦师母叫人迁离战溪时迁往俄爱华。在教会小学开办初期，他的父亲曾聘请一位女士教授他的儿女。他在家裡的二弟五妹，八个孩子中排行老大。
1913年於瓦拉瓦拉中学毕业后，进入格兰德尔疗养院修习护理课程，1916年毕业，与同班同学JessieEmma Allen 结婚。
他们於九月动身往上海，协助Charles Landis 在上海开办第一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医院。他任职护士，为病人施行水疗，并兼会计职。他们的头生子Albert Manley，於出生后一、二日内即去世。William Albert於1920年5月21日出生。
第二年，他们迁往河南郾城担任司库职，与史觉伦(W.E.Strickland)，克拉克(B.C. Clark)，罗威(E. L.Longway)，Dr. Butka 等人同工。在那裡，1922年3月7日另一个儿子Warren Ivan出世。
内战期间，他们沦为上海的难民，之后，派到湖北汉口任华中联合会司库，直到他於1931年休假时止。这时，全家乘西伯利亚火车，经中欧及英格兰返回美国。
假期满后，他被派往沈阳担任东北联合会司库。巴文宝(N.F.Brewer)为会长。联会其他同工有：F.M.Larson.R.H. Broderson, Nils Dahlsten, Otis Erich。1937年战争爆发，他被调往四川重庆为联合会司库，直到1940年休假。
1941年全球总会代表大会时，他被任命为中华分会司库，派往菲律宾碧瑶的新办事处。师母未获得护照，因此他独自前往。珍珠港事变后，他被送入集中营，直到1945年获释。
休假之后，他被派为中华分会代理司库，兼任华东联合会司库——二者均位於上海。
共产党南进时，他与分会、联会职员一同迁往香港。他从香港被派往日本联合会，再度与罗威牧师同工。几年之后，他被派往台湾担任华南海岛联合会司库，直到1963年退休。
退休后，住在加州的Angwin。1970年9月，他迁往加州的Placerville。於1971年3月18日去世。他的妻则早在1970年12月8日去世。
胡安德 AlIton E. Hughes
胡罗斯 Ross E. Hughes
1898年1月17日，胡安德牧师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农夫的家庭裡。他是这个大家庭中的长子。当他还很小的时候，一位安息日会的传道人到了他们那裡传道，他的母亲听后受了感动，相信她所听到的是真理，她决定成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却给这个家庭带来了问题，因他们全家都是受洗多年的老信徒，但她决志不移，忠於她所信的。终於，在她的影响下，她五个孩子中的三个，也成为安息日会的信徒。
他读完十二年级后，父亲希望他将来成为一名县级农业咨询专员，但他却选择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大学受教育，成为一名传道人和教师。父亲很生气，警告他，如果他坚持如此，他将不会从父亲那裡得到一分钱的资助，因此他去工作，并在暑假期间推销福音书籍和圣经来支付他上西南专科大学的费用。在读完专科大学后，他决定再继续读一年圣经课，同时也热心地阅读怀师母的著作。
这时，他认识了一位可爱的德国裔姑娘，她叫艾玛奥特(Emma Ortner)她也曾任书报员，并且完全献身於主。他们在一起分享主的爱，很快就在1921年结婚，开始了他们在教会裡共同服侍主的生涯。他们的第一个佈道会是一件大事，在帐篷裡举行。除了正式讲道之外，还增设健康要道，烹任，水疗法的介绍以及辩道等课程。
佈道会过后，他们被邀请到俄州阿德摩的一个新教会去担任牧师。19 23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就出生在那裡。那时他们开始考虑去海外服务。起初他们是想到非洲，但却被选派到了中国，然而他们毫不犹豫，在1924年，带著七个月的儿子和对一个陌生民族的责任感和爱心，离开他们的祖国，踏上了征途。
在海上航行了几个星期，他们终於踏上了中国，然后转乘江轮逆长江而上，来到了四川的重庆。在那以后的十五年当中，他们与船结下了不解之缘，熟悉了各种不同的船隻、汽船、大帆船、小舢舨，并为数不多的几次海上轮船。在重庆，尽管当时华西联合会仅有两个教会和66位教友，他们还是有许多的事情尚待完成。联合会负责人是汪和仁(M.C.Warron)牧师，也就是当初鼓励他们来中国服务的人。当时华西联合会和川东区会的办公室设在重庆，川西区会的办公室设在成都。
到1925年，27岁时胡牧师被委派去领导川东区会的工作，并成为联合会执委会委员。执委会其他的成员是：L.Blandford.J.N. Andrews, M. C. Warren. C.A. Woolsey, Mrs. M.C. Warren,黄子敬和史儒林。这时联合会所属的两个教会人数已增为103人。虽然当地领导人黄子敬作了许多努力使教会稳定，1926年对川西区会的领导人来说，仍是一个不平静的年头。所以胡牧师又被派往成都去主持那裡的工作。胡师母则被任命为他的秘书兼司库。他们的女儿阿琳就生在成都。不久以后，他们又添了一个女儿，可惜她不久就夭折了，他们就将她埋葬在成都。
在一段时间裡，胡安德牧师和黄子敬牧师是川西区会仅有的两位传道人。但他们二人密切合作。到1929年，川西的工作有了发展。新来了一位传道人于泽民，另外还来了两位教会学校的教师，成为这个区会的新工作者。同时胡师母在她的秘书和司库的工作之外，又给她自己增加了一份工作，使他们有了第一位安息日学部的干事。很快，他们又增加了两个部门，由郑福云负责书报发行所，陈则乔主管家庭佈道部。至此，这个区会的委员会已有了七位成员；胡安德夫妇，黄子敬、于泽民、卢定方、曹得仁和郑福云。
黄子敬确实是一位属上帝的人，也是教会的一个福气。他既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属灵的人。有一次，一位年青的农民小贩跌倒在临近区会所在地的大街上，货物散在地上，好像是发了羊癫疯。黄子敬看到这情况，认为是邪灵附在他身上，就为那年青人祷告，并命令那邪灵离开他。那年轻人马上就甦醒了，并且恢复了他正常的生活。
另有一个晚上，黄子敬作了一个梦，梦见住在远处的一位教友的孩子生病发高烧，当时还没有电话。他醒过来后，就自己配製了一副药派人送去，结果正是他们急需的时候。
1931中华总会成立了，米勒耳医生任第一任会长。属下150个教会，9，000名教友。而当时的川西区会也已拥有15个教会和650名教友了。1931年夏，胡牧师一家四口回美国作为期一年的休假与进修。对孩子们来说，美国是一个新奇的世界。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美国。在学习期间，他们全家都是一早就起来赶赴学校。到年终时，胡安德获得了他的学士学位。在他们返回他们的第二个故乡中国前，他们很高兴地与他们所有的亲人们相见。
一回到中国，胡氏夫妇就被委托去开办一个专门培训年青的福音工作者的学校。最初他们给这学校起名叫华西联合会三育圣经书院。作为第一任会长，胡牧师必须为学校聘请教职员工，招收学生和寻找合适的校址。他们发现在嘉陵江上游重庆的堡宁很适於办学校。那时沿江而上，乘坐的是由牵夫们拉的船，速度很慢，最后学校开学了，除了校长本人，还有副校长兼教师李仲生和他的太太，她也是一名教师。还有黎盆森和刘莉芝。他们是真正的先驱者，充满信心地投入了他们的新工作。
后来，因为政局的动荡和民间武装集团的骚扰，很难再在那裡安全有效地办学了，与外界的电讯联络被完全切断，不能与区会联系。他们决定要迁移学校。但当时在码头一带连一隻船都没有，而船夫们则早已被来往的部队征召去了。胡牧师带领了一些人来到河滩，跪在那裡向上帝诚恳地祈求一隻船。不久，一隻船出现了，但他们隔水向船主喊话时，他说船已被人僱用了，并且他也没有水手，最后，他同意让男同学帮他划船，这也是他最需要的。整间学校很快就被搬上了船，但要通过充满敌意的地区还是相当危险的。学校最终被搬到了靠近江边一座美丽的小山上，就是大堡，在磁器口，离重庆数英哩之遥。
来到新的地方，C.A.Woolsey亲自领导了新校园的设计和建造。楼房归学校使用，而平房则给员工家属使用。当教职员工和学生们搬进他们的新居时，欢愉之心是可想而知的了。随著学生人数的增加，教师的人数也相应增加。但学校附近既没有医院也没有医生。为此，胡师母为学校开设了一个小小的诊所和药房。诊所虽小，但治疗的病却不少，包括癔疾、伤寒、伤风、流感、胃痛，还有外伤等。她甚至冒风险替产妇接生。她同时又是学校的英语教师，她也是她孩子们的家庭学校的教师。
胡牧师在学校裡教圣经和行政管理课程，同时还包括如何做牧师或医院牧师。他那时已经能够用中文教书和讲道了。他的家庭是当时在大堡(包括早期在成都)唯一长期居住的外国人家庭。他们热爱他们的工作和那裡的人民。
大约在1936年，胡牧师调任到陕西当会长。当时的区会设在西安。该区会在1933才建立。他还同时兼任司库和干事。委办会成员包括兰登休教士、贾泰祥教士、范太乡教士和邓子乾。
1937年，张子虔成为陕西区会的行政秘书兼司库。该区会当时有12间教会和 500多名教友。1938年，米勒耳医生在中国的心臟地带武汉地区建立了另一所医院，就靠长江边。胡牧师被派为医院的院牧。胡师母则被任命为这个新医院的护士长。因为那时是处於战争时期，他们要面对许多触目惊心的事。轰炸对城市造成了许多损坏，救护车及卡车尽力将受伤的平民送进医院去治疗。有一次，一颗炸弹直向医院落下，但很明显是上帝的手轻轻地将它一推，使它落在医院旁边的一个小湖裡。医院裡有许多为病人和员工服务的机会。蒋夫人曾对这个医院很感兴趣，向医院捐过款，并在医院内专设了一间休息室，供她访问时使用。
时光如流水，又一个七年过去了，1939年胡牧师一家又可以回国度假了。他们留下了他们大部份的物件，准备回来继续使用。但天不遂人愿，到1940，战争的形势及健康的问题迫使他们继续留在美国。这使得他们全家都非常失望，中国已经成为他们的故乡与生命。在中国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们深深地爱上了中国。他们曾七次被迫逃亡，丢失了他们所有的财产，特别是丢失的书籍，更是难以补偿。日本的入侵使中国动荡不安，而那些战争的策动者们又蓄意使其加剧，但圣工必将继续下去。
在美国，胡牧师将他的家安置在田纳西州的东部。他们的孩子，罗斯和阿琳就在那儿上学。胡牧师则在乔治亚州和田纳西州的一些教会担任堂牧。有一段时间，他还在田纳西州的 Kingsport开了自己的门窗服务业务。他僱用了 4个本会信徒的家庭。这样，在这个颇具规模但还没有安息日会信徒的城市裡，他组建了一个新教会的核心。随著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儿子成为一名牙科医生，他们的女儿则嫁给了一位本会的传道人。
1966年在经过长期的病患后，胡师母於主内安睡。那时她和胡牧师住在他们女儿的附近。
两年后，他被邀去北卡罗林那州Flectcher 的一个护士学校教圣经。那个冬天，隻身一人教书对他来说是一个考验，但爱情抹去了许多问题。1969年6月，他与一位护士，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寡妇结了婚。他是一位称职的丈夫与父亲。他继续不断地为他人查经，一些人因此而受洗，后来，他的健康情况不断恶化，。在1991年4月18号，他怀著对救主的盼望安睡了。他被安葬在乔治亚州的Waycross。他有七个值得他自豪的孙辈和七个曾孙。他热爱他的家庭和他的大家庭——普世性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大家庭。他希望能与他们再相见。
胡安德
简墨士Edgar H. James
Beth Robinson
若不是上帝奇妙的保护，简墨士是不可能活到79岁。简墨士在1891年11月30日在澳洲波拿亚(Ballarat)出生。他的父亲和母亲敏妮都是本会信徒。
简墨士十四岁时的一次神迹是他以难忘的。当年他是新西兰布奇古华训练学校(Pukekura Training School)学生。一个晚上，他骑单车出外，四处没有灯光，他靠路两旁树顶上的光辉引路前进。
他不知道有一名屠夫也是靠天认路，那人在他对面驾车向他迎面前来。当天晚上，那屠夫须依牛车的新规例：车辕不可突出超过车身若干吋。他於是将四边车辕锯短，露出尖锐的木杆，约有四平方时。
由於两辆车都没有照明设备，故此会有碰撞的可能。简墨士不幸撞上牛车，胸部被车辕割伤，有一道四吋长的疤痕。伤口虽已癔合，但他体力依然孱弱，并且发高烧。他曾向众多医生求助，但都未能去除病患，最后无奈地离开学校。
后来，一个退休医生自愿为简墨士作家庭治疗。医生夫妇为他作热敷和冷敷等水疗法，帮助他康复。医生决定在他背部开一个小洞。医生夫妇每天用针筒在小洞上注入温水。简墨士便扭动肩膀使胸部受压，小洞流出浓水和一些毛线，他体内已发炎。有一天，浓水停了。医生於是用手术钳探入洞中，检出一块四平方时的布块，这布块是来自简墨士出事当天穿的恤衫。伤口很快地合口。意外事件一年后，简墨士终於能够重返学校上课。
后来，他在亚凡第尔大学(AvondaleCollege)读传道。在学期间，简墨士结识了法兰斯美士尔小姐(FlorenceMitchell)，法兰斯在进修秘书科。简墨士在1914年完成学业，作了一年文字佈道工作。二人在1915年8月18日结婚。一月后献身作中国佈道士。次年，往南京的语言学校学中国话。
简墨士学懂中国话后，成为杭州佈道士宿舍建造工程的监督。其后又担任文字佈道士的训练和督导工作。在他七年佈道服务结束前，他添了两个女儿一一载斯和艾莲。在1923年的回国度假期间，他的第三个女儿伯芙(Beth)出世了。
他们返抵中国后，被差派在桥江服务。在1926年及1927年的政治动乱期间，他体验到数次神迹。简墨士最爱向人分享以下的一个见证。那次是他夫妇前往一个小镇的路上经历。当他在处理区会的经济事务时，英国副领事提议他为安全计，最好安排家人儘涑赶往岸旁的炮艇往上海去。他驾单车回家，在路上有一群暴徒将他围堵，对他不利。他说笑地请他们跟他赛跑，危机稍为松缓，但暴徒不断增多，他处境非常危险。
危急当中，一名俊俏的中国人上前说：「他不是个坏洋鬼子，我认识他，他是好人，让他走罢!」那群暴徒退后，让他离开。他从不认识那人，相信是天使以中国人样貌出现，说中国话来帮助他脱险。
一次，当简墨士帮家人和朋友迁离宿舍，途中须泊小艇至炮艇。一名船家在他背后举起一根锐利的竹竿正要打他的头。他并没有留意那人，但他看见妻子面色灰白，便安抚她说：「不用忧虑，我们平安了。」那船家顿时放下竹竿。小艇继续前行，再没有不愉快事件发生。
简墨士第二次回国度假返来被邀请担任河南区会会长。任职七年。那时，日军入侵中国，工作愈来愈困难。简墨士一家被调派往长沙。当地政局不稳，生活和传道都非常困难。1940年底，大部份的佈道士、妇女和孩子都撤离中国。简墨士孤身一人，非常寂寞。他和老友以斯拿罗威(Ezra Longway)一同协助运送佈道士及物资到重庆。他足部有骨折，在空袭时逃难非常不便。并且，由於没有安居的地方，加上营养缺乏，便他感染了癔疾。一般患者都会隔天发高烧和发冷，但他却每天发高烧和发冷。由此没有得到彻底的治疗，抱疾终身。
佈道士车队抵达重庆，便开始投入服务。简墨士被指派管理将要倒闭的出版社。他设计了一套受欢迎的函授课程给书报员在村落裡派发。
简墨士与家人分别一年多，接到总会的通知，给他回国假期与家人团聚，他兴高采烈乘船回国。在1941年12月7日，海上起了大风浪。在他未返达加州时，他的家人听到他乘的船沉没的传言。
在1943年5月，总会请求简墨士与戴天德牧师(C.H.Davis)设法返回中国。他们用了一年时间包括乘各样的交通工具辗转经过南美、非洲、印度及缅甸之山路。他返抵重后，继续出版社的工作。
中日战争结束，简墨士被指派往上海接收中华分会的物业。一切办妥后，回国与家人团聚。他的家庭增添了两位女婿及两个孙儿，他还可赶及参赴幼女伯芙的婚礼。
在1947年2月14日，简墨士与妻子法兰斯再次返回中国服务，担任华北联合会会长。当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兴起，当地政局不稳。最后，在1948年11月中，国外佈道士家眷都须迁离北京，在上海避难。后来，简墨士返回青岛振兴当地圣工，但因共军进驻当地，传道相当艰难。他想南下避难，但是困难重重。1949年11月，简墨士终於成功逃到香港。他在10月24日返国，永别中国。
简墨士提前退休，但是由於精力旺盛，故此他退而不休，先后在加州的圣海伦拿教会(St. Helena)、镇中教会(Middletown)及加历士吐贾教会(Calistoga)以半薪方式出任堂主任。不幸，他的癔疾旧患又再发作，健康日渐退化，迫不得已终於真正退休。不多久，还染上肝癌。从此便一直对抗病魔，终於在1969年5月21日病逝，享年79岁，安息在加州圣海伦拿(St.Helena)，简墨士安详地静候将来与他喜爱的中国朋友一同与主相见。
简墨士
纪默思
Herbert James, M.D. & Ethel James. M.D.
1918年我出生在中国上海一个国外佈道士的家中，以下是我的回忆，我和父母在中国的那些日子。
我的父母赫勃特纪墨士医生和爱索纪默思医生，是在本会早期的学校中长大及受教育的，他俩都是罗马琳达医药佈道学院的学生，他们也是在那儿相识的，他们於1917年毕业及成婚，以后就接受全球总会的召请前去中国。
他们横跨太平洋到南中国海的旅程非常艰辛，在上海登岸后，他们前往南京，在那儿学了一年的华语，以后他们就在医院工作直到他们1924年的第一次回国休假。
他们在美国的一年，除了探亲访友还到芝加哥作一些医务上的进修。
当他们回到中国，总会要求他们在华南的惠州开创医务工作。因为政治的因素，那时妇婴是不允许去内地的，所以我母亲和我留在香港一个时期，经过许多延阻，我们家终於在惠州团聚了。同时，纪墨士医生和区会会长恩帝孙牧师，到惠州开始了医务工作，他们的工作从小规模做起，起先在区会一所陈旧的学校中，设备很简陋，但最终医院还是建成了，它是一所两层楼的建筑，在那地区还算是很摩登呢!从一个很好的井中打水，也有当时内地前所未闻的下水道。
几百里方圆中没有其它医院，所以医生什么都得做，包括大手术，开白内障，医治烧伤及一切急诊，有时要走许多里路去出诊，他们没有护士，所以就办起护校来培训当地人作护士，至终总会差派一个美国人和他做护士的妻子来协助，纪医生们在惠州继续工作直到假期。
这些休假因为经济大萧条的原故只得六个月，以后就回到惠州从事再一个时期的工作。
他们回来几年后，爱索尔医生心臟病发不能继续服务，被称为中国医生的米勒耳是中华分会会长，他建议爱索尔医生进住上海卫生疗养院，那时我在上海远东中学读书。
纪医生在惠州照管那儿的工作，一个患伤寒症的病人被带到那儿，结果纪医生也染上了这严重的疾病，他最后只得去广州卫生疗养院，接受贝兹医生的治疗。
病了很长的时期后，他终於能重返工作，纪夫人医生也恢复到能胜任部份时间的工作，米勒耳医生想为当地的中国人开设一所医务学校，那时有三个人入学，他要纪夫人医生教解剖。
自从我双亲都能再度工作，米勒耳医生要他们主管东北，沈阳的北陵疗养院，1937年他们转到那儿主持疗养院和护士学校，这学校是培训中国人和那些以前是逃亡来的白俄女子，在沈阳也另有一间诊所是由美国来的拿但业医生主持的，我父母一直在东北工作直到1939年的休假。
他们回到美国后，他们蒙准有时间在新泽西州的泽西市接受医学研究上的进修学习，因为我母亲爱索尔医生健康不佳，回国后她就再未行医，父亲赫勃德纪默思医生在加州科维罗开设一诊所，以后又迁往加州的封代尔行医，1945年加州国家城乐园谷疗养院要求他们加入他们的医疗事业，他一直工作到1958年退休。
退休后他们再搬到安格温地区居住度他们的余生，爱索尔纪默思医生在1972年去世，而赫伯德纪默思医生在1979息劳。
亚伯兰拉路Abram La Rue
那花莲
1890年，S.N.Haskell作了一次环球佈道旅行。他访问了香港、上海，深深觉得需要在伟大的中国建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工作。1892年，W.A.Spicer 曾收到怀爱伦师母的信说，她也觉得扩展圣工到全球的时候已到，并特别提到中国。1898年的一次会议中，议决通过在中国开工，但是在1901年全球总会代表大会上议决差遣本会最先的国外佈道士时，却没有探取任何行动。
然而上帝已经预备了一位有眼光的人。他是一位平信徒，名叫拉路。他早年是金矿的矿工，也作过水手，一次从船上回来，发现他在旧金山的家及所有家财，都在大火中付之一炬。他在颓丧之余，就定居在Sonoma谷牧羊。一天，邻居把几本时兆杂誌给他阅读，藉著上帝的许多安排，领导他接受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息。
现在，他想知道，如何将那如此宝贵的真理与他人分享。他到赫德斯堡学院为将来的工作准备自己。那时他已年过六十，发现自己无法像青年人一样，功课跟不上。
他将自己想到国外传道的意愿告诉全球总会，但是被拒，因为要学外国语，他的年龄已太大。然而拉路不肯罢休，他说，要为水手们作工。因此，他到了檀香山，在那裡一座教堂后面租了一个房间，水手进港时，他去拜访他们，分书刊给他们，在他们的住处为他们查经•第二年夏天，一位从赫德斯堡学院的青年人到檀香山从事文字佈道，给这位被称为老祖宗的他，带来极大的安慰。拉路向美国西岸的弟兄们请求，求他们差遣一个传道人来檀香山，并欢天喜地的看到William Healey，答应了「全球总会」的呼召。他就是多年之前在Sonoma 地区帮助拉路带领新信徒进入教会的传道人。他在檀香山举行了一次佈道会，结果组织了那裡第一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会。
但是拉路仍然热望将福音传给中国人。佈道会完后，他回到旧金山。一天他收到全球总会一封信，请他在太平洋各岛兴作船上的佈道工作。
带著新补充的书刊，他再度继续他在水手间的工作。一天早上，当他拜访一个从前是水手的船长时，那位船长说：「过几天我们要启航去香港，跟我们去吧。」全球总会的弟兄们不是告诉说，他可以在太平洋岛兴上工作吗?香港正是中国南海外的一个岛兴。中国的呼唤如此强烈，1888年3月21日，他上了艘船往香港去。
不久，他就静悄悄地与水手们作了朋友。他对他们讲述上帝的爱。从瑞典来的一位水手Olson先生，对真理特别有兴趣。航程尚未完，他就将心献给上帝，与拉路一起敬拜上帝。
当船到达香港时，Olson 先生辞去了他的职务，与他的教师拉路先生，离开了船。他们一起在 Arsensel St.租了一个房间。他们天天租小船，进入港中拜访船上的人。
拉路先生到达香港十四年后，第一位正式由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差遣的国外佈道士。安得纯夫妇才到香港。1902年2月2日，他们的船进入香港。
拉路先生已接到通知去接这些新来的人，但是，因为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没有联络上。安得纯家因此紧张了一阵。他们从船上僱了一艘小船划过海湾，上了码头。既不能与那为他们卸下行李放上黄包车的苦力讲一句话，Emma就喊著说：「他抢我们的东西。 安得纯从他的口袋裡拿出一张卡片，上面写著：“A. La Rue. 3 Arsenal St.”但苦力看不懂。就在此时，一个英国水兵来到，问他是否可以帮助他们，引领他们到了拉路的住处。
现在我们让Emma 讲述这个去到拉路简陋住处的故事：
「约在二十分钟内，我们那一列五架人力车，在一串三层楼的房屋前停下来。那位嚮导说：「爬上楼梯，进左边的门」。
「一盏小壁灯的微光照亮了门的所在。门上没有锁。轻轻一推门就开了。我们发现来到一个大而装备贫乏的房间。对著门，红砖壁火炉裡小火在冒烟。桌上有一盏油灯，但遥远的房角阴暗无光，那光秃的蓝色墙壁使房间显得更大。有许多椅子放在方便的地方，有几张围著桌子，桌子上放著打开的书报及单张等人去读。它们都是直背大椅，与有扶手的椅子，看不见一张摇椅。
「安得纯到了那间房间之后，不久，汽船“Terrible”的船员，来欢迎这些新来的美国人。差不多过了半小时，门开了。「孩子们，不知道何故，他们没有来。」那位说话的人，将卡磯遮阳帽推到后面，擦拭前额的汗。这个人就是拉路。「没有来吗?进去看一看，他们是否没有来。」那些水手回答说。亮光照亮了拉路的红脸。我永不会忘记那天晚上我看见的这位刚强的先锋。他似乎不到标准身材的五迟八时高。他那美好的身材被八十年的岁月压弯了。那双仁慈的眼睛是蓝灰色的。嘴唇薄而坚定。下巴以上的医鬚刮得乾净。那美好的下巴则蓄著灰色的短鬚。那稀薄的白髮，从太阳穴向后梳，及那饱满的前额，显露出一张经过试炼及失望刻划的脸，其上有温柔及忍耐的线条。他那热烈的握手，真诚的欢迎与款待，从一开始就使我们成为他的朋友。(Emma Anderson著“With Our Missionary in China")
安得纯家到达时，拉路先生已经在香港十三年之久。他曾经到过上海与日本，以及南边的新加坡、婆罗州、爪哇与锡兰，将书刊卖给船上的人。也在偶尔到达的港口作文字佈道。
六周之后，拉路肺炎病重。但他战胜了病魔，热望活到耶稣再来。第二年，他又病倒。一切爱心的照顾都没有用。他常常说：「我去世时，我要我的每一分钱都投资在主的圣工上。 在临终之时，他正式将他一生的储蓄献给中华圣工。1903年4月26日，他在安睡中去世。
安得纯为拉路带领归主的七人施洗，其中有六位是英国海军的水兵。
拉路弟兄请了一位中国朋友为他翻译了一本「审判」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1891年印了2500份。以后他又将怀爱伦「拾级就主」一书中「罪人需要基督 那一章翻译出版。这两本小册子代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最早的中文书刊。
拉路也带领了Wm C. Grainger夫妇归主，之后这一对夫妇在日本开拓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圣工。有一次，拉路弟兄到日本 Grainger 家去拜访时，Grainger 太太看他十分喜欢他们的摇椅，就送给他带回香港。
拉路葬在他所爱的中国香港跑马地墓园。他将他所燃点著的火炬交给我们，直到耶稣再来接我们大家到天父家裡去。
亚伯兰拉路
蓝富德 Fred A.Landis
蓝大卫
蓝富德(Fred A Landis)於1894年3月19日在密芝根战溪(BattleCreek)出世。他父亲经营一间水疗法中心，医治病人。当他还小的时候，他们一家搬到田纳西州(Tennessee)格士威(Graysville)，少年时，他们一家又搬到加州芝哥(Chico)。当时他学了很多机械的技术，并在16岁时成为承包商从事建筑工程。在青年的时候，他有份参与建造北加州首批高速公路的桥梁。当时，人民开始使用汽车，所以需要建造道路及天桥(他小时的交通工具是用马或马车)。他所学的一切，对他将来去中国做传道士是非常有用的。
他在罗大中学(Lodi Academy)求学。1916年与茜萝结婚，后来到太平洋联合书院(Pacific Union College)就读，并於1923年毕业。当年秋天，到山景中学(Mountain View Academy)教了一年的工艺课程。1924年1月，他们的第一位婴孩爱玛(Irma)诞生。
1924年蓝富德一家蒙召去中国传道。同船有孔保罗和太太美亚及巴文宝夫妇。初到中国，只读了几个月的中文，因需要他的建筑技术，马上被派到桥头镇去帮忙本会建筑新的书院。他的中文就从中国同工之中学习。
李博牧师希望建一所书院，不单单训练学生的灵育及智育，更要他们学习去工作，因此蓝富德负责监管兴建校园59间的建筑物。大部份的工作由中国的木工、石工、电工、泥水匠、铅管工人、和其他工匠完成。蓝富德发现如果要中国人把他们的工作做得好，就得知道如何管理他们。他一次又一次的把他们马虎完成的工作打烂，直到他们做得对为止。学生和老师们一起铺路，种植树木和灌木丛，并安装了一套完善的用水系统，包括水井、水塔、水槽和抽水机。同时，李博牧师为一所工厂购入重量级器材，以便让年轻学生可以到那里工作赚取学费。蓝富德就是这所工厂的经理。为了将这些个别几吨重的重量级器材，从最近的火车站运上44公里外山上的书院。李博牧师和一班50人的苦力在前头将凹凸不平的路弄平和加阔，蓝富德就带领另一班人在后面，一组人员在前面把这些器材放在圆木拉，而另一组就在后面推。他们用了整整 12日才完成这个艰辛的工作。1926年7月蓝富德和茜萝的第二个孩子萝玛(Norma)出生。
书院刚盖好，蒋介石掌权。蓝富德和孔保罗骑脚踏车去南京时遇到叛变，并差点与美国大使馆的人一齐被杀。当时他们一班人躲在长江旁的一间房子，船上的美国兵正要闯入房子的共产党开枪。他们很担心家人，所以去到上海时，就安排另一艘船将书院里所有的传道士救出来。他们损失了一切，书院也被破坏。1927-1928年书院停办时，蓝富德在上海盖了中国分会办事处。
直到1928年一切恢复正常后才重建书院。蓝富德负责修补所有的建筑物及维修器材。1930年5月他和茜萝的第三个孩子达尔文(Darwin)出世。
蓝富德在学校负责木工及五金工业，同时也是事务主任及教授事务和推销术，茜萝教英文。工厂製造铁床、铁文件柜、铁图书架、和铁博物馆书架在中国各处售卖。很多学生在这间工厂工作、这工厂不单只帮助书院的经费，同时亦让学生赚取学费。有一次工厂的销售很低，李博牧师与教职员一起祷告后，与学生讲解十份之一的重要性。当学生愿意交十份之一，工厂的订单增长两倍左右。
管理工厂里其中一个大轮的基督徒，在共产党的大逼迫下并没有变节。他后来成为信徒佈道士，在大逼迫期间带领了 1，000 人归信主，直到今时他仍然为上帝作工。蓝富德有一次在教会的许可下，僱了一位非基督徒的特技铁匠。不久，他告诉蓝富德工厂里并没有魔鬼，后来听了十分之一的道理，便开始缴纳十分之一，接著受洗加入教会。
1931年，教育部想关闭所有基督教学校。米勒耳医生将这问题向负责政府工业及农业部门的孔博士题出，孔博士说不用胆心，於是将学校註册在他的部门下。李博牧师将原本的学校名称「中国神学院」改成「三育研究社」。教育部来关闭学校时，李博牧师就带他们参观。当他们看到农业及五金工厂时都留下美好的印象，还说他们不能叫这所学校停办，因他们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的学校。当他们告诉蒋介石有关学校时，他要求校方派人按照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书院办学的方法，到教育部帮忙管理贵族子弟学校。印象最好的是书院的农业及五金工厂，并认为中国人除了需要心智教育，更要劳作教育。教会派了孔保罗(Paul Quimby)去帮蒋介石三年。
1937年，日本轰炸上海和南京时，学院的教职员和学生们必须离开。教职员第二次损失了所有东西。这一次，他们把学院搬到香港沙田。蓝富德留在上海维修破损的建筑物。
经过一年在美国的休假，1939年蓝富德在香港清水湾建造新的学院。在学期间，行政大楼建好了。蓝富德在学院当了两年的事务主任，同时教授会计及事务。茜萝在小学部教国外佈道士的孩子们。1941年珍珠港被炸煅前，乘坐那时太平洋最大艘的客船 President Coolidge 回美国。战争后，1947年蓝富德和茜萝回到中国，并重建在战争时被毁坏的上海疗养院，完成之后，分会派他到桥头镇帮忙重建那里的学院。当毛主席带领共产党来的时候，教职员和学生们第三次逃亡。
蓝富德回到美国担任太平洋联合书院建筑监督。兴建了几间建筑物，包括纽顿(Newton)男宿舍和用混凝土及钢铁的新图书馆。虽然蓝富德从来未曾用过混凝土及钢铁建筑，但他设计了一种创新的方法。三藩市建筑检察官强烈的反对，但蓝富德计算如果照他的方法，学院可以节省二十五万元。最后，检察官及在桥头镇服务的事务主任雪尔(Shull)先生都同意按著蓝富德的建议去做。完成后，检察官向蓝富德道歉，并说这所建筑物的手工比全三藩市的建筑物更完美。
蓝富德退休后，去了 Monument Valley 建造更多建筑物。1973年茜萝去世，而他却在1983年89岁生日前五天去世。
李宝贵 Frederick Lee
李嗣贵
1888年1月28日，李宝贵牧师(Frederick Lee)出生於密芝根州的喀拉马苏(Kalamazoo，Michigan)地方。他的父亲，李威廉(William Lee)曾在宾夕帆尼亚州区会负责行政秘书及司库的工作，而他的母亲李莉莲(Lillian)则曾在密路丝疗养院(Melrose Sanitarium)担任护士长一职。李牧师家中还有一名姐妹慕娜(Myma)，和兄弟侯活(Howard)。
1908年，李宝贵牧师完成了他的大学传道课程。在1909年与米莉艾维生(Minnie Iversen)小姐结婚并决定於同年11月动身前往中国。他们抵达上海的日期是11月14日。
经过一段语言学习后，区会就差派他们去安徽省颖上县开发新工。
中华民国於1911年成立。当时李牧师正在中国。1912年9月，李牧师被委派出任湖北区会会长。一年后他被按立牧师。1913年4月他们迁去河南。
1919年，李牧师被委任在北京之华北联合会会长。他们一家人快快乐乐地在北京生活了五年。在这期间，李牧师非常努力传福音，他甚至在天安门前搭起了一个福音帐篷佈道。
李牧师随后在1925年又被委为设於汉口之华中联合会会长。当时汉口的局势非常混乱，蒋介石试图统一全国，各省的反外情绪十分激烈。各国领事们甚至要把它们的外侨撤离至上海。
1 9 27年李牧师被委任为上海时兆报馆编辑一职。随后又被委任为总会传道协会会长兼佈道干事。他在全中国开佈道会和主持培训班。
1935年，由於李师母健康不佳，他们永久返回美国服务。
回美不久，李牧师在加州荷里活教会担任堂主任一职。随后又被委派担任全球总会评阅宜报之副编辑。当时评阅宣报的主编是卫理觉(F.M.Wilcox)牧师，后来才和尼可尔牧师(F.D.Nichol)同工。当尼可尔牧师致力於编写本会的圣经注释之工作时，李牧师的工作量就更重了。
李牧师一直担任评阅宣报的副编辑一职，直到1958年。他於70岁时退休。一共为主献身工作了49年。退休之后，李牧师一家搬迁到加州的加利米沙(Calimesa California)地方。李牧师很热心参与当地教会的工作。
李牧师的太太米莉於1968年逝世，而李宝贵牧师则於1989年去世。
李宝贵夫妇一共有四个孩子，分别是：安娜(Anna)，嗣贵(Milton)，桃乐丝(Dorothy)(她於
上海病逝，死於猩红热)和玛莉萝(MaryLou)。李宝贵牧师於李师母死后再婚，
对象是艾玛艾维生(Emma Iverson)小 姐，她是李师母之表姐妹。
李宝贵
李嗣贵和李海伦 Milton Lee& Helen Lee
李嗣贵
李嗣贵牧师与夫人海伦女士生於中国上海，他们的父母是多年在中国的国外佈道士李宝贵牧师夫妇和汪和仁牧师夫妇。
他们在远东教会中学毕业后到美国读大学，在大学的初期，李嗣贵就读於南加利福尼亚初级学院，海伦则在圣喜连拿攻读护理课程，在大学的最后两年，他们离得比较近，李嗣贵在太平洋联合大学，李海伦在圣喜连拿。
1936年，当李氏夫妇大学毕业时，他们已接获往中国工作的呼召，他们是要与米乐通夫妇连手为云南省的原住民工作，云南是位处中国极西南部的一个省份。
李氏夫妇被派在云南离寮国边境不远的一个新地区开发新工，他们住在墨江的县城，海伦在那裡开了一间诊所，以这为基地，李氏夫妇巡迴走遍多数原住民所居的山区，他们的旅程多是步行或骑马完成的，他们的长子法列德出生后，他们也带了他同去。
在墨江地区工作了五年后，他们被召往云南区会办事处所在地的昆明，当时在环绕墨江的彝族人中已建立了很多个聚会所。
李嗣贵牧师担任云南区会会长直至1944年，已过了回国度假的年期很久，因此包谦牧师夫妇来接替他们的工作时，他们甚为高兴。
由1944年至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李氏夫妇蒙准回美，李嗣贵牧师接受了俄亥俄州一个地区的牧会工作。
1946年日本签署投降之后，李嗣贵与海伦带著儿子法列德和在回国度假期间出生的女儿丝维亚回到中国，李嗣贵在上海加入林尧喜新开始之「预言之声」的工作，林尧喜已经预备好首套预言之声圣经函授课以及头一系列预言之声电台广播讲稿，在回中国前先在美国把它们录了音。
在上海安顿好了以后，林尧喜与上海广播电台安排好播放时间，林尧喜是首位中文预言之声的讲者，后来孟昭义牧师是第二位讲者，而我则被邀请为中华总会的佈道士。林尧喜的圣经函授课很有效用，不但在全中国应用，后来更在台湾应用。
李嗣贵夫妇的第一次佈道会在上海中国男青年会举行，他们的第二次佈道会是在北京，李嗣贵的父亲加入与他一同开这次佈道会，会场是一个古旧的皇室会所，在紫禁城范围内，在北京的第一次佈道会后父亲宝贵牧师回到美国达高马园评阅宣报的工作岗位，李嗣贵夫妇继续要在北京开第三个佈道会，在他们不得不撤离之前，有八十六人受了洗。
李嗣贵夫妇要撤离中国之前，第三次佈道会在昆明举行，时间是在1948年9月间。
李嗣贵夫妇离开中国到香港被邀请在清水湾三育书院内任教。李牧师是传道科系主任，在那裡教了一年的书，与孟昭义牧师轮替於星期日在圣经讲座讲道。
在香港传道一段短时期后，李牧师夫妇被邀迁至台湾时在1951年，在那裡李牧师重新开始中文预言之声广播的工作，成为第三位华语广播的讲者，名称又由「预言之声」改为「时兆之声」改名的原因是「时兆」这一名字是远东区华人间所熟悉的。
1960年至1966年李嗣贵被邀请为远东总会对华人的佈道士，因此，他们搬迁到新加坡。中国商人遍佈远东，其中很多人说的是国语，李牧师能说国语，通常有人传译为当地方言。
在回到台湾后，李嗣贵在他经常的国语讲道广播外加上另一个广播节目，乃是一个双语节目称为「我们时事的意义」。李师母著作了一本华英语对照的书，介绍本会要道。
在1980年退休前，李牧师夫妇致力电视工作，时兆之声每周在台北的中国电视公司播出一次电视节目，每星期日播出十分钟，经费多由海外而来的捐献支付，李涵瑛是製作人，李海伦是顾问。
自1980年起，李嗣贵牧师夫妇退休居於加州安格温。这些年来，海伦协助製作中文的「活声圣经」录音带，李嗣贵在亚洲复临广播电台每周均有广播节目，是在安格温KCDS录音的，他们一共探访了中国大陆十三次。
李嗣贵夫妇
李嗣贵
林思翰 Sidney Henton Lindt
林思翰儿子(Chester)
林思翰於1892年10月18日生在俄利岗州(Oregon)波兰(Portland)市。他是米顿(Milton)和艾美(AmyMeiklejohn)的次子，他们是苏格兰人，刚从纽西兰移民来美国不久。
他母亲在1898去世，思翰和两位弟弟被放在俄利岗的洲立孤儿院，之后他被住在华盛顿附近华卡河(WishkahRiver)姓林的农夫收养。
当他青年的时候，他发觉对农业没有兴趣。不理他养父的意见，他溼自搬到罗利活中学(Laurelwood Academy)而住在何家。为了可以得到教育，他工作赚取住宿和学费。在1915年他以毕业班会长身份毕业。当时班上唯一的女生名叫马利(Myrle Judd)，后来成为他的太太。
接著在瓦拉瓦拉书院(Walla WallaCollege)读了两年的普通课程。后来他开始为教会机构工作，在加州罗大中学(Lodi Academy)做男宿监，同时帮忙区会的佈道工作。
在1921年，思翰、太太马利、和两岁的儿子米顿坐船往中国。在北京读了一阵子的语言后，被派到四川成都任职区会司库及佈道工作。
当时，在成都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是坐船上下长江。江堤时常有土匪巡逻。有一次，思翰要从上海回成都，当时他提了一皮箱的金银，刚好足够支付区会建筑费用。他的同工都提议他带枪以防被盗，但他不同意这样做。当他遇到土匪挥旗截停他所乘坐的舢舨，思翰坐在不显眼的地方，一边听在江堤上的对话。舢舨的船主被问及有什么贵重物品时，回答说他们没有贵重物品，只载了一位连枪都买不起的传道士，之后土匪就让他们离开了。
在成都居住的日子，连串的迫击抱中，他们第二位儿子哲士德(Chester)出生了。
当学校在南京桥头镇找到了地方，他们全家就搬过去了。思翰是圣经科主任，马利教音乐及英文。在暑假他们就在哈尔滨、牡丹、大连，温州等地方主持佈道会。
在1927-1928当他们回乡探亲时，思翰在尼布拉斯加(Nebraska)林肯的联合书院(Union College)完成大学学士学位。他是毕业班班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自己的家乡，他在巴格利(Berkeley)加州大学完成了中国语言硕士学位。在同一时间，他帮姜从光牧师和孟昭义牧师翻译预言之灵和其他作品。他也用中文写了第一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要道。大战之后，思翰回到桥头镇，再随学校在1949年搬到香港。很多年他独自在中国工作，而马利留在家照顾她的父母亲。最后，他们住在香港至到1957年回美国，并在华盛顿 College Place退休。思翰继续进修及教圣经直到他在1979年5月10日去世，享年86。太太马利除了教书，默默无闻地配合思翰的工作。她於1992年9月8日去世，享年97。
林思翰 夫妇
罗 威 Ezra L. Longway
罗威
我是在1895年9月16日，出生於纽约州北部的一个贫农之家。家父原是个天主教徒，家母则是美以美会会友；在我五岁那一年，我的双亲接受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仰。后来他们迁居纽约州的水镇(Watertown, New York)，在那裡，我们才获得参加教会作礼拜的权利。随后，我们又搬到纽约州的维耶纳(Vienna，Y.K)城，该处设有本会所兴办的一所「最早」的教会小学，就是在那裡开始了我的基督教育。
1917年，我从古老的兰卡斯特中学传道科毕业，但因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得再回到原校续学一年，这时学校已升格为初级大学；1918年，我以文科毕业。那年夏天，我和麦爱丽(Inez Miles)女士结婚，婚后应聘前往暹逻(即今泰国)工作。
1918年冬，我们到达曼谷，成为进入该地的首批本会国外佈道士。1922年我们奉派来到中国，先在河南担任文字佈道干事数年，然后调往汉口，致力於同一工作，直至1931年。
中华总会成立时，我应邀主持华西联会，但为时甚短，旋即奉召前往上海，参加中华总会，担任家庭佈道部干事，直至太平洋事变，美日战争爆发。当时罗师母和我们两个最小的儿子都被扣留在菲律宾，而我却在重庆，与爱培尔牧师(Elder George Appel)共同负责推进自由区中华总会的圣工，直至战争结束。
战后，我携眷返回中国，在政局改变之前，我担任文字佈道部干事。政权易手后，我们留在上海约一年半之久，一方面协助本会在上海的英文教会，同时也负责预言之声圣经函授学校的工作。1950年10月10日，我们离开中国。1951年下半年，我们应召前往日本，在那裡工作了将近两年，为东京疗养院的扩展募集捐款。
1953年下半年，我们又被邀请回到中国台湾，先是担任文字及家乡佈道部干事，在职仅数月，就被派担任华南海岛联会会长。任期直延至1963年，随后，我奉派就任远东总会巡迴佈道干事，而主要的任务，则是为香港医疗工作的发展筹募款项。
近12年来，得与米勒耳医师(Dr.H.W. Miller)暨米伦义牧师(Elder R. M.Milne)二位同工，实在深感荣幸及快慰，同时，为了我们的努力获致相当成功，愿将荣耀归与上帝。
1971年下半年，我的前妻健康情形恶化，因此我们不得不返回美国。1973年3月15日，她终於在我主耶稣安息了。1973年11月11日，我与前温顿夫人那花莲女士(Florence Nagel Winton)结漓，1974年3月初即返回香港。我们的希望是：按照此地对我们的需要，或是直到这裡的医疗工作业已健全建立，儘可能地留在香港。本人因为得以毕生在中国并与中国人民共同生活，实在深感荣幸。但愿在那大日来临之时，我也列身於「这些从秦国来」的群众之中。
(编者按：罗威牧师以募捐著名，建立台湾及香港三间医院，翻译了十多廿本怀爱伦著作，并协助了数十位青年完成学业。)
罗 威
1971年 罗 威夫妇
穆泽奥 A. R.Mazat
1940年9月13日，星期五，我和我太太路得(Ruth)，到达了上海。我们原计划是从上海赶到北京学习汉语，并投入传福音的工作。没想到一场已持续了三年的中日战争，将我们的这一计划彻底地打乱了。战争进行得非常激烈和凶猛。但它并没有创弱我们传福音的积极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上帝呼召而来的，无论多么激烈地轰炸，上帝都会保守我们的。
到达上海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参加了在远东中学教堂内 举行的晚祷。在晚祷上，我略述了我在亚洲的第一个证言：「我们不是到中国来作纸上谈兵，无所事事的传教士。」上帝赐福了我的这个誓言，他让我们在上海疗养院住了六个星期，在这期间我们开始学习中文。
就在我们临时住在疗养院时，战局越来越恶化了，美国政府通知所有美国公民回家，并派了两艘海轮到上海来接这批人。全球总会委员会建议我们乘船去缅甸继续学习中文。四位杰出的中文老师协同六对年轻的传教士夫妇一起到达缅甸。这四位老师耐心地教这批新学员读、写、说中文。
当我们在缅甸住了一年零四个月时，日本空军进行了残忍地轰炸。这时全球总会给我们发来了一封电报，总会要求我们当中三位年轻的妈妈和婴孩乘飞机从蜡戍飞往重庆，其余的人组成一个车队，驾车前往重庆待命。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缅甸，因为我们的儿子，布鲁斯，就是在仰光大金塔下出生的。
滇甸的公路是很出名的，它全部是由人工筑成的一条公路，这在许多有丰富经验的工程师眼裡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帮助我们了解，欣赏到中国人的决心和毅力。
十六辆车组成了我们的车队，这些车是在日本空军不断轰炸下从仰光船坞卸下的，因此都没有经过检查和修理。一路上我们要不断地修车，有时一天我们只能走几公里远。路上没有汽车修理铺，也没有加油站。汽车坏了祗得自己临时想办法修理，有时我们抱著试试看的态度来修理，有时甚至误修。凭著我们已往的经验，和集体的智慧，同心协力地，我们让这十六辆车东摇西摆地开到了重庆。
到达重庆之后，我患了伤寒和脊椎炎，等恢复过来之后，我们一家三口人开车前往位於中国西北部的兰州市。通往西北部的路很原始，崎幅不平，即便以正常的速度行驶在公路上，都会有一种不安全感。两辆破烂车的弹簧都断了，并且漏油，使我们走得很慢。但以往我修理1929 A 型福特车的经验，使我们能够在没有汽车修理铺的情况下，自行修理。
我们离开重庆时还是春天，可是当我们来到华夏岭时，路上却已经盖上了一层雪。我们没有地图，在战争年代根本就享受不到这种「奢侈品」。我往大马路上开，凭著我们的感觉来辨别方向。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方向标记。晚上我们就在马路上的树旁搭起帆布床，在卡车边上睡觉，完全不知道这是土匪最爱来光顾的地方。上帝怜惜了我们的无知，他派了天使来保护我们。
我们到达兰州不久之后，蒋森(Floyd Johnson)一家被指派到重庆暂时负责行政工作，使我们以后代替他在西北联合会任司库一职。幸运的是，汪和仁(M.C.Warren) 牧师是联合会会长，汪师母是甘肃-青海区会的会计。汪和仁牧师在这艰苦的地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上帝做工，后来终因积劳成疾而提前返回美国治病。这样西北联合会的办公室裡只剩下我们这唯一的一家美国人。
我们在兰州的教会办了一所小学，有一位非常出色的老师，但是校舍很旧陋，需要翻新，装上去的窗子给房间增添了许多的亮光。新装上去的黑板在光线下显得很明亮。新的课桌椅也在学校就地做好了。那裡的一些学生以后成为上帝的可靠的同工，我们为此激动不已。省长对这个学校有很好的印象，为了能让他的儿子也来这裡接受小学教育，他捐了一张课桌和一张椅子。
联合会所在地的医院最初是由米勒耳医生建起来的，建立医院的经费来自他治好的一位患有鸦片癮的中国将军。后来，随著需要，医院又扩大，装修了，病人的呼叫器也由原来的拉铃改为电子呼叫系统。大楼的前面安装了一个大的玻璃窗，阳光透过窗子射进走廊，走廊内显得很亮。玻璃窗后面本来是一个放煤的地方!手术房内木板和石灰混杂的地板，也换成了瓷砖。在医院工作的四位医生之一，名叫李法孔，成为我在黄河施洗的第一个人。
我们在战争期间住在中国西北，但中国人却在各处流动，寻找安全的居所。实际上，国民党政府也在这个时候，离开重庆去了台湾。在他们离开时间，物价飞涨。我们用一百万元才能买到一隻鸡蛋。但是我们总能找到面对挑战的方法，也尽量不停止传道。在一个井很深的地方，我们用一个大棺材装满水给人施洗。在另外一处，我们要敲开水面的薄冰给人施洗。当我们不出门的时候，就在青年会开始英语班。这可能就是以教英文为传道工具的开始。
宝鸡也需要一个教会，但要向总会要求资助并不很明智，因为所有美国来的款项，都必须先经过中国的银行。当时的汇率为十三元兑换一美金。但黑市的汇率为四万元兑换一美金。当时我们也卖时兆杂誌，定价为五公斤麺粉，麺粉的价値在升高，但纸币的价值却在降低。宝鸡教会就是用出卖基督教书刊兑换率所得利润建立起来的，因为上海时兆报馆每年四次提高杂誌的价钱，但我们每年都用麺粉的价钱来做标准，而麺粉的价钱每天都会变。
为了能付给中国同工生活费，我们鼓励大家交十分之一。在收成的季节，我们收取麦子作为农夫教友门的什一，存放在由办公室改建的穀仓中，然后将生活费发给同工们。麦子的价值也在不断升高，而我们的同工，也知道怎样用麦子来换取生活用品。在这期间，日本人投降了，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却开始了密集的战争。为了为将来做准备，我们请陈文学牧师做联会会长，让孙德仁弟兄做司库。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兰州，因为我们的女儿碧司(Beth)就是西北疗养院出生的。
在美国休假一年后，我们回到当时是英国殖民的香港，每天晚上都在一个公园内聚会，在这些聚会中，有好几百人报名参加函授学校，同时也为在九龙教会开的佈道会做宣传。
1 950年王亚伦(王福原之子)和我在日本投降之后不久去了台湾，为要在那裡卖善恶之争这本书。我们很快发现岛上大部分的人都说日语，我们於是发电报到日本印刷所订了五千本日文的善恶之争。我们不知道日文的善恶之争是分上下册的，我们联系了所有的政府官员，在每个办公室内都放了二至五十本。官员们保证会在他们的亲属和同工中派发这些印刷精美的书籍。
每天在香港都能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内战的消息，共产党不断在佔领新的土地。我们很急切的想要在将要被共产党佔领的区域，分发马斯威(ArthurMaxwell)所著「时日无多」这本书，於是坐船到厦门，找到一位需要帮助的书报员。我们一起去拜访市长，也得到接待，寒暄之后，市长提醒我说，当他在兰州作市长的时候，我们曾经一起吃过饭。我们之后谈到时事，他说会在需要的时候撤离。
我提醒市长，他有责任帮助那些不能撤离的市民，他也同意我的说法。我让他看「时日无多」这本书，也向他介绍这位书报员，他会带来一千本书，让市长在厦门免费派发，市长付钱买下了这些书，书报员也在第二天把书送去，他得到的钱使他还清在圣经印刷所的欠债，也使全家脱离贫困。
后来我们收到美国领事馆的信，建议有家庭的立刻离开，我们在东方十二年的工作就此结束了。全球总会也没有因此感到意外，随即要我们坐船去中东，在那裡的分会办公室工作。在那裡我们和 Wadia Farrag一起藉著印刷品建立了复临信息的讲坛。我们相信这个应许，「很快每天都会有上千人信主，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先从书本中接触到真理的。」
马良理 Vance J. Maloney
马良理牧师生於1893年10月30日，马师母生於1895年10月2日。当马良理夫妇到西南书院(Southwestern Junior College)读书时，他们还不是基督徒，彼此也不认识，更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基督徒及为主工作。老师和同学的热情与爱心，以及多年的友谊和鼓励得到美好的影响，虽然当时他们并没有受洗加入教会。
一个学期后，她回到家乡达拉斯(Dallas)并於丹东(Denton)的州立工艺学校(State Normal and College of Industrial Arts)就读。两个学期后，马良理到弗胡特(Ft. Worth)的一家公司当记时员。不久，便搬到马师母住的达拉斯市，在一家公司做速记，后来在信託银行担任出租经理，之后在法院(Dallas County Court House)做代理税务员。
当他们加入教会及结婚后，马良理夫妇带著三位孩子，回到西南书院读神学。毕业后，被安排负责单逊和西尔门两间教会( Denison & ShermanChurches)的传道工作。在瓦可(Waco)举行佈道会期间，接到全球总会的邀请，准备差派他们到中国去传福音。
1924年5月1日，马良理夫妇带著5岁大的儿子万斯(Vance Jr.)和18个月大的女儿佩蒂(Betty Jean)从温哥华坐船到中国。出发前在怀氏纪念医院(White Memorial Hospital)学习基本治疗和急救法，当时回国度假的奥利牧师(Orley Ford) 也一起学习和分享。
经过太平洋，到日本横滨和大阪停留后才到上海。他们很高兴能与日本同工见面。抵达上海，安息日他们去教堂听蒯思乐牧师(C.C.Crisler)证道。在那里见到分会司库巴罗斯牧师(Barrows)、史约翰牧师夫妇(JohnOss)、伊玛士牧师(Emrs)、中文时兆编辑裴以文牧师(E.R.Thiele)、士达理牧师(J. J. Strahle)、韩德胜牧师(Henderson)、伊佛小姐(Effie James)、格兰(Glen Luthers)和其他人，分会会长伊文思牧师(Evans)不在场。
同年5月20日抵达香港，董云尼牧师夫妇(Devinney)在码头与他们见面。当日，准备坐船到厦门和鼓浪兴去。5月22日抵达厦门由安理纯牧师(B.L.Anderson)和几位中国同工迎接。同日，区会会长汉谨思牧师夫妇(W.C.Hankins)带著两个女儿回美国。
抵达厦门不久，马良理夫妇开始学习福建话。马良理担任区会行政秘书兼司库，安得纯牧师则担任会长。区会办事处总部和美华学校都设在鼓浪兴。美华学校造就了不少人才，如：王志昌、洪庆镛、吴荣华及儿子们、陈镜湖等等。刚抵达不久，士达理牧师(J.J.Strahle)和米伦义牧师(R.N.Milne)举办了文字佈道研讨会。
当时董云尼牧师担任华南联合会会长，许华钦牧师是区会司库，恩帝孙牧师是客家广州区会会长，谭保罗牧师是广西区会会长，卫理思牧师先是司库后来是联会司库。摩尔士牧师和克拉克牧师在北福建区会，贝茨牧师是汕头区会会长，那基理牧师是惠州客家区会会长。当摩尔士牧师被调派到华南联合会任会长，马良理接任北福建区会会长。克拉克牧师回美国后，葛尔蒂牧师(H.N.Quade)接司库兼行政秘书及负责福州的学校。福州学校造就了许多人才，如：林本善，林伯和，王恩波等牧师。
在福建工作的10年期间，马良理带领了大约300位中国人受洗，增添了 9间新教会。马良理担任华东联合会行政秘书兼司库的几年。曾一起服务的会长计有：韩尚理牧师(O.A.Hall)、巴文宝牧师( N.F.Brewer)和史觉伦牧师( W. A. Strickland)，芮德牧师( LeClaire Reed)是家庭协会干事，夏威尔牧师(W.A.Scharffenberg)负责文字佈道事工，吴德牧师( K.H.Wood)是本地区会会长，后来韩德威牧师( R. H.Hartwell) 接任。
马良理搬去上海担任联会司库，也主持电台节目。不久，日本与中国开战，上海局势动荡，随即发生了血溅星期六事件(Bloody Saturday)。有一次，他和同事去替他们的儿子取消回美国的船票时，遇上敌军飞机轰炸停於附近岸边的战舰，接著转飞到南京路附近再投一个炸弹。在这危急情况下，马良理和同事即时躲在一座大厦和酒店之间而逃过一劫，但当时却有六百多人被炸死。
接著，又有两架战机出现，飞机被击落在法国租界的一个交叉路。时兆报馆人员为了安全，刚从民国路搬到那裡，这次竟有一千多人死亡，其中有22位是报馆的职工。战乱继续，不少海外职工撤退到菲律宾马尼拉，只有少数留在上海。后来大部份同工去了香港，巴文宝和马良理则回到上海。部份同工得到允准进入民国路把他们留在那里的物品搬到上海市的储藏室。教会的产物被炸煅了很多，招抢劫的也不少。其中一个衣物箱被放置炸弹，当职工打开时，把他炸死了。1940年马良理师母和区会的其他妇女一同回美国。马良理留至珍珠港事件发生前才回美国。
马良理牧师夫妇为主服务 38 年后才退休，而在中国服务则有17年。很享受他们的工作并为朋友们感恩。马良理1973年11月9日安息，而马师母於1989年9月30日安息。
马良理夫妇
米纯贞Mrs.Bothilda Miller
(转戴自末世牧声)
米纯贞夫人，1876年4月22日生於丹麦雷德勃罗，兄妹九人，米夫人最幼，其姊艾弗生夫人早年赴美，得聆末世真道，悔改信主，决以其所信传其家人，遂於1892年买掉回国，与家人共研圣道，而米夫人遂为其姊之第一果子焉。翌年春，米夫人随其姊氏赴美，1901年与米勒先生成婚。
起初，夫人任南兰卡斯特中学庶务员，1905年在爱俄华疗养院哈定医师处为助手，继又入华盛顿疗养院附设之护士学校肄业，为该校第一期毕业生。在校时，适値米勒耳医师初次由华返国，报告本会在华开工状况，夫人受感之余，深信救主召其来华服务，遂应全球总会之请，於1908年启程来华任本会驻沪传道士。
夫人在华为主勤劳，海人不倦，先后辛苦达32年，所结果子无数，尤以江浙两省为最多。夫人虽属美籍，但以来华日久，同工同道多为国人，感情日深，同情之心亦与日俱长，因常以「中国人」自认，尝谓一生无他志愿，惟望老死中华，与国人同迎救主。惜暴日侵我，太平洋风云紧张，总会以夫人年迈体弱，坚请其暂行返美休养，致宿愿未偿，实一憾事。
夫人於1940年返美，住俄亥俄州蒙脱凡嫩米勒耳医师家。虽体质孱弱，但仍本其苦干精神，与邻人查经谈道，每日三餐，亦亲自烹製，不愿假手他人。去世前三日，仍劳作如常，且以战事将告结束，重返中华之日可期引以自慰，未料数日后，即以心臟衰竭而在主内安睡，时1945年4月28之晨也。
夫人丧礼，初在蒙脱凡嫩举行，后又在缅因州波特兰其姊墓旁安葬，由其甥婿李宝贵牧师主持典礼。夫人遗弟一人：马丁在丹麦，姊一人：鲍其尔夫人。甥女二人，米勒耳夫人、李宝贵夫人、内姪艾弗孙皆在美。
纯贞确为天国拯救生灵之工人，在华勤奋工作多年，其果效无法测度，彼热爱华人，曾希望一日可葬於此第二故乡。
她是许多青年人属灵之母，亦许多妇女忠实之姐妹，她精通沪语，常用之与人查经，不分贫富贵践，她常与之研经及代祷者有宋夫人(宋庆龄、宋美龄之母)她最喜爱的经文是，但以理书12:3。
在1921年，一份分会公报曾登载了她的文章：「吾人无论何往，均可发现贵重金属，当领受更多圣灵时，即可得见。在南翔，一位年长姐妹，每周两次步行七里，参加安息日聚会及祷告聚会，伊告我，在行路时常见前面有天使行走。伊虽不识字，但我绝不怀疑其所云属实，上帝以恩惠，使伊见到天使，伊诚然已与上帝同行共话。
夫人在美，无时不念中国。临危前，尤以中国圣工及同道为念。夫人之丧，教会失一良牧，而中国教会实失一良师良母也。哀哉!
米纯贞师母及其领导的查经班
米乐逾 Clarer ce B.Miller
李海伦
米乐尔於1900年在奥克哈荷马(Oklahoma)杰芯(Ketchum)出世。他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亦是长子。15岁时父亲乔治(George)去世后，是母亲的支柱。一直到他蒙召去中国传福音，他一直寄薪水的三分之一给母亲。
1920年中，与维多利亚(Victoria Martin)结婚后，一起去北京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学习期间，他们被汪和仁(M.C.Warren)邀请到云南昆明附近的山上去帮助苗族的人民。
米乐通和白达拉士(Dallas White)一同预备好单张，然后用两至三个月时间，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分发。在进入村庄时，他会用他的短号吹奏诗歌。当村民听到，通常都会跑出来看这个古怪音乐的来源。之后，他们就叫村民在傍晚工作结束后，与病患者来听一位超乎万神之上的真神的重要信息。当他们回家途经这些村庄时，一面传道一面关心曾患病者的健康。
有一次，当他们在巡迴时，家中发生了悲剧。两个男子潜入他们的住宅，把两位太太杀害。美国领事馆人员派人通知他们马上回来并在巴士站接他们。带著鬱闷的心情将妻子埋葬后，达拉士带著两个女儿回到上海，后来再婚。米乐通独自在西南区会分享耶稣的大爱好几年。他后来和来自麻萨诸塞，而在中华分会办公室工作的一位秘书爱莲(Irene Dawson)结婚。
米乐通和爱莲回到昆明继续工作。有一次米乐通不在家，爱莲在安息日聚会时见到两位陌生的男士。教友告诉她，就是他们谋害维多利亚和怀太太，刚从监狱释放出来。
这段期间，巴多罗米(Bartholomew)一家与米乐通一家会合。不久，李嗣贵和海伦也到达并开始在墨江工作。之后，米乐通的女儿维多利亚爱莲出世。
昆明之后，米乐一家被派往西北兰州市。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很剧烈，很多中国人被杀。米乐通再被派往重庆。轰炸很猛，太太们都被劝告离开到菲律宾碧瑶(Baguio)。爱莲拒绝离开，但送女儿到DaBau和汤姆(ThomasHazel)和葛立德儿子(Larry Geraty)一起在学院住。米乐通患了严重胃溃疡，一家人乘飞机经缅甸到印度，然后转乘兵舰回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接受了呼召到上海华东联合会工作。后来他们在愚园路区会办公室工作直到共产党进驻上海。当他们的存在危及中国同工和朋友的安全，才肯离开。
米乐通和爱莲在中国最后的一个任务，是1960年初出任港澳区会会长职。半年后他们被派到台湾华南海岛联合会作会长，几年后，才回到美国加州绿波(Lakeport)退休。米乐通於1979年去世，太太爱莲在加州维沙利亚(Visalia)住了15年才安息主怀。
米勒耳医生 Harry Willis Miller, MD
录自中国医生
米勒耳医生於1879年7月1日 N生於俄亥俄州的 Ludlow Falls。父母是
John Oliver and Amanda Miller。儿时在农村度过。他十五岁时，父母成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不久，年轻的米勒耳也受了洗。1895年秋天他进入Mt. Vernon 中学读书，三年后毕业。那年秋天米勒耳进入与柏特客勒疗养院合办，位於密芝根的美国医药佈道士学校•其主持人为 Dr. John Harvey Kellogg,其积极的人生与成就，是米勒耳灵感的泉源。
四年后，1902年，他於22岁的年纪以医学博士毕业，在班上，除了米莫娣(Maude A.Thompson)之外，他是最年轻的。米莫娣在1902年7月1日他生日时成了米勒耳医生的妻子。第二年，这两位医生都在芝加哥实习。米勒耳医生与David Paulson医生看门诊，米莫娣为住院医师。在这实习期间，米勒耳医生又完成了眼科及耳鼻喉科课程。
在芝加哥那一年年尾，米勒耳夫妇自愿到中国去传道。他们的两个同班同学也加入。他们也是医生：施列民医生夫妇(Drs. Arthur Selmon 与 Bertha Loveland Selmon),另有两个护士也加入他们的行列：Carrie Erickson 及 CharlotteSimpson。全球总会没有钱送他们去，因此，这些医生凑足了船费及第一年在中国的一切费用，於1903年10月3日乘 Empress India轮动身。之后他们从全球总会接受少数的薪金。他们一到中国，就立刻进入内地开始医药佈道工作，毫无定位与方向。一位曾在英国国外圣经公会任职，熟识中国事务，现在在那边为本会作工的毕胜道(EricPilquist)先生大大帮助了他们，给他们指导。这就使1903年在中国国外佈道士数目，达到13人。
他们开工的地方是河南的新蔡。他们穿中国衣服，米勒耳医生剃了前额，戴上中国式办子。这一组人留在那裡一年之久。殷勤学习中文，以后各家再分开。米勒耳医生去到上蔡县。他们在那裡创立了第一所印刷所，及出版了最先的印刷品。他们到达这个新地方不久，由於穷困与辛劳，米莫娣病重，於1905年3月4日病逝。
米勒耳医生与一个中国朋友天黑之后孤独去到城外。他们跟在雇来扛抬棺木的苦力之后，棺木则躺著那年仅二十五岁的青年国外佈道士。他们晚上出城，为了不让有疑心的大众看见外国人埋葬死人。他们悲哀的沿著城墙走到一处不远买来的麦田。将那宝贵的担子放在那裡。没有一个人说一句安慰的话。他悲伤的回到他寂寞的住处。这些痛苦的时刻，世人那裡知道啊!她是第二个为中国丧生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国外佈道士。拉
米勒耳医生孤独地工作了两年，在思想、言语、外貌都中国化了。当施列民与和禄门Allum加入他的工作时，他该是何等高兴!米勒耳医生除了办了一间小诊所之外，还创办了一份月刊。这份月刊就是闻名的「时兆」月刊。他也最先印出了第一本中文讚美诗，翻译了安息日学学课及一些小册子。
1907年，他的健康受损，回到美国。他与前全球总会会长G. A. Irwin牧师先到帐篷大会，讲述中国的工作与需要。他也花了一些时间在国外佈道学院及华盛顿疗养院。他在缅因州的波特兰大与护士 Marie Iverson结婚的日子，是个快乐的日子。婚礼由当时任加拿大区会会长的父亲J.O.Miler 牧师主持。
一年休假之后，他与他的新娘，并新娘的姑姑米纯贞(Mrs. Botilde)师母及其子 Percy坐船到上海。米勒耳医生要留在那裡，担任两项职务。他的印刷机已经从华中装箱运到上海，并安置在一间租来的屋子裡。
开始出版工作真不容易。因为那在中国担任会长职务的安得纯(J.N.Anderson)正在休假，米勒耳医生也就必须兼任会长，司库是温司楼(H.H.Winslow)。在上海的工作较孤独，在新的地区开工容易，也在圣工的发展上变得愈来愈重要。米勒耳医生认识了孙中山夫人及蒋介石夫人的父亲宋老先生。这项关系，使教会在以后国民党的中国，有了好的地位。
1911年，他又去到河南省，并藉著韩尚理(O.A.Hall)及席宝琳(Pauline Schilliberg)小姐的帮助，创办了一所中国训练学校。学校刚刚建好，学生约有五十位各种年龄层面的人，米勒耳医生的健康情形开始恶化。中华分会会长伊文思(I.H.Evans)建议他回美国。
他到达旧金山时，必须有人扶他去圣海伦娜疗养院。他在那裡住了数月之久。他急於工作，就到哥伦布斯去见George Harding Sr. 并得到医师执照，在俄州开业。他的姑丈 Bengamin Honeyman 病重，因此，米勒耳医生去照顾他与他的千亩农场。当他姑丈去世时，他的健康大有进步，全球总会在1913年请他作医药佈道干事及华盛顿疗养院院长。他在这两个职位上待了十二年之久。并且，有一段时期，还要作 Life & Health 杂誌的编辑。他到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攻读了甲状腺外科技术。
他参加1925年在俄州召开的年议事会，会中伊文思牧师大声呼召医生去中国。这深深感动他的心，他就再度自愿回到中国。他参加 Roger Paul 在上海办的诊所工作，并与E.C.Wood 先生一起开始在一块捐助的地上，建造本会
第一座海外的医疗机构。上海疗养医院完成之后，又在上海市区盖了一栋六层楼的诊所。疗养医院於1928年1月1日开幕，由施拜首(Spicer)牧师主持。以后十年，由於他与张学良将军的友谊与帮助，医院数目不断增加，如武汉、沈阳、兰州、张家口、广州、重庆及桥头镇。
中日战争使中国医药佈道工作受影响。汉口被佔领时，米勒耳医生是教会武汉医院的院长，在战争期间，中国人在那裡获得庇护的超过两万人。
1946年夏天，他又必须回国，回国后，他第二任妻子米玛丽於19 5 0年十月过世。妻子去世之后，他将他的植物蛋白公司卖给华盛顿食品公司，1951年又将工厂及黄豆食品专利权卖给罗马琳达食品公司，加入他们，在以后四年带领他们的研究工作。
1954年7月13日，他娶了俄州辛辛那提的Mary Elizabeth Greer，并立刻接受全球总会会长柏仁生(Brainson)牧师的呼召，去台湾与罗威牧师一起募捐创设疗养医院。他们在1955年创建了台湾疗养医院，以后两年，米勒耳医生为该院首任院长。最先的职员包括E. A.Brooks医生，林大专医师，张清医师。在中国从事医药佈道多年的 Elizabeth Redelstein 护士长负责护理部，贺美丽(Muriel Howe)为护士学校校长。
台湾疗养医院於1955年3月28日正式开幕，贵宾中有蒋介石夫人，美国大使蓝钦。蒋介石委员长赠蓝星勋章给米勒耳医生，酬谢他在中国超过半世纪的服务。
回到美国，他立刻接受呼召到千里达的西班牙医院。他回来之后，他的弟弟Clarence Miller 忽然去世。几个月之后，米勒耳医生岳父也突然逝世。几乎就是第二天，全球总会召请他去利比亚的Bengahaze，应付紧急需要，他去了。那边的院长 Dr. Cornell得了小儿痲痺，全身瘫痪，不能动弹，甚至要用临时抽气机帮助呼吸，直到放在铁肺之中。米勒耳医生留在那裡三个月之久，直到找到医生来接替。
1959年，远东分会再度召请他加入罗威牧师开创香港与九龙的医药工作。他与 Mary 留在香港直到1973年8月。工作成果是两座医院，以后又加上两栋职员宿舍，及一所护理学校。护士宿舍命名为「米勒耳医生纪念堂」
他在远东工作期间，1925-1940年，身为远东分会医药佈道干事，曾在日本、菲律宾，发展医药工作。1929年「马尼拉疗养医院」开幕。
以后，用他私人开业施行甲状腺手术赚得之金钱，在宿雾建了一座医院，命名为米勒耳纪念医院。1952年，他参加考试，取得执照在菲律宾行医。他也在日本於1928年与 V. T.Armstrong牧师一起工作，参加医师执照考试，在日本东京开创了本会医院。
米勒耳医生在远东各处帮助开创的医院与诊所总计有十九座之多。除了医药机构之外，如今所有远东分会属下及南亚分会属下教会的食品工厂，也都是由他倡导与创建的。
1930-1936的六年，他身为中华分会会长时，圣工大大扩展，一些部门增长，教友人数快速增加。西北联合会的成立，使圣工范围包括了全中国，包括蒙古、西藏，作为一个通讯作业的区会。
1973年他离开远东，回到加州Riverside，在拉西阿拉罗马琳达食品工厂进行研究，直到他去世之时。1977年1月1日，安息日早晨，米勒耳医生出去散步。但他回来时，特别疲累。几分钟后，大量出血，这位伟人就在他98高龄时安息了。
加州洛杉磯时报曾在1974年6月描写这位出名的医生说：「米勒耳医生的灵性 22岁，生理 65岁，年齢 94岁，•••却丝毫没有像他那样有成就之人所常会显露出的骄傲。」
他全心奉献给那位大医师，散佈慈爱与救恩是他服务的动机，并使获得许多讚扬与殊荣。他诚然可以称为「中国医生」。
1903年 米勒耳、米莫娣医师来到上蔡
1908年 米勒耳与米玛丽结婚，共为教会服务42年，育有四个儿女
米勒耳在上海
米勒耳九十岁时摄
米伦义和米阿玛
Robert Melin& Milne
那花莲
米伦义或如同工称呼他叫R.M.，1896年7月11日生於密芝根的底特律。他才六个月大，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带他回到她在加拿大安大略的老家。米伦义十岁时，母亲再嫁，迁到靠近爱伯塔的一处农场。此时他们还不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他的继父对他十分严苛，让他在农场上辛勤作工。
一天，一个防治虫害的人来推销产品。他也要求让他留在他们家过安息日，因为到教会去太远。他将那有福的真理与他们分享。每一次他来拜访他们，都会留下书刊给他们。最后，母亲与儿子接受了复临信息。这位弟兄也告诉米伦义有关 Alberta工业学校的事(加拿大联合大学的前身)，他可以去那裡半工半读。因此，1911-1916年，他去到那裡读书。第二年，他转到瓦拉瓦拉大学。1919年在华盛顿神学院得到他的文学士。
在1985年米伦义的妻子米阿玛从加拿大联合大学得到一张证书，说她是1915年的毕业生，七十年的荣誉校友。
米阿玛生於1896年5月18日。六岁时母亲去世。母亲去世时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就请求一位同道Jordan 太太将米阿玛接到她家去。她十二岁时读完八年级。由於Jordan太太的女儿嫁给 Alberta 工业学校的校长 J. I.Beardsley, Jordan 太太就认为最好将米阿玛送到Alberta学校去读书。这就是她认识米伦义的经过。他们於1920年6月30日结婚。
结婚时他们已经接到呼召去中国传道，就在结婚当日，他们动身往加州旧金山去。在旧金山，他们与其他二十一个国外佈道士及其他家庭会合，一起往远东那些伟大未知的国家去。他们的传道区是华南，於同年八月到达香港。卫理思被差遣到广西南宁，米伦义则被差遣到广东省的广州。
米伦义在华南联合会六大语言区负责文字佈道、信徒佈道、教育及青年佈道部的工作。这使他一次出门需时数月，乘船、小舟、骑驴、步行、短程火车，及以后的巴士，并同时学习语言。这个传道区既有如此多不同的语言，在前几年，他必须有翻译人员随行。米伦义师母立刻加入工作，为西国佈道士的孩子开办了一所学校。她剩余的时间与谭爱德小姐在伯特利学校教女孩子编织，帮助她们赚钱付学费及杂费之用。
米伦义第一次在传道区考察，是在离广州150哩的东江乘船。他的师母在这次旅程中陪伴他，在那基理家作客。那基理家的女儿爱上了米阿玛，在他们以后的一生中，她成了她亲密的第二个母亲。米伦义自己没有儿女，但是有近乎一百个西国传道士的儿女，还有一些中国同工的孩子为了上学受教育，都曾在他们家中住过。
米伦义师母描写他们第一年所遭遇的一些艰难说：「我想年青人都渴望旅行、冒险，有机会到遥远地方去游览，我知道女子最好满足这项野心的方法是嫁给一个国外佈道士，愿意与他到任何地方去。你可以确信你的生活必然充满各种可喜与可悲的经验，需要付出时间、忍耐、力量，有时要去面对战争、土匪、荒、地震的危险、火的危险，海的危险、风灾与洪水的危险。你可能在乡下见到家中到处都是妈蚁，无法保持家中整洁，白妈蚁啃食你的家俱与书籍，小红蚁进到你的糖罐裡，黑妈蚁列队穿过厨房。眼镜蛇可能到你的炉灶上脱皮，在你准备工作时，蛇皮从水壶上掉落；蜈蚣闯到你的床上，并且，到处都是蚊子，不停的咬你。可能经验十分惊险的情形，也可能有无尽的孤独。」
他们留在广州七年。回国休假之后，再在广州五年。1933年，调到新加坡。米伦义担任的工作，与中国的相同。米阿玛在马来亚神学院任教，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驱逐出境。他们在新加坡沦陷之前乘船经过爪哇，在苏门塔腊的巴东，船被炸焚毁，失去他们所带的一切。幸好那天安息日，他们到教堂去，性命得保存。他们乘巴士及火车回爪哇，再乘另一艘船，经过澳洲、纽西兰、巴拿马，花了四个月时间才回到新奥尔良。
战争未结束，又被派往印度。R.M.在波拉负责分会的文字佈道部，米阿玛则在教育部帮忙，视察学校，开教员训练班。战争一结束，他们是到佈道区的第一个家庭。先在泰国曼谷开办学校。米伦义出去募款建造曼谷的医院。他们最大的成就是买地，创建了 Ekamai英文学校，有付费走读的学生一千多人。英文学校开办不久，又办了一所泰语学校。在那校园裡也建了一座美丽的教堂。
1964年，他们已过了退休年龄，回到美国在加州的Angwin 定居。但他们只住了两年，就有呼召来，他们是在退休同工计划下到传道区工作的第一个家庭。
这一次飞回香港是何等快乐。四十六年前，他们曾在那裡。一次何等快乐地再与旧朋友及旧同工的团圆。米伦义牧师、罗威牧师及米勒耳医生，一起募款兴建荃湾疗养医院，之后，再在司徒拔道创建香港疗养医院。从美国的友人，及从香港的商人共募得五百多万元。
米阿玛於1987年8月2日在香港去世，葬在美国俄罕俄州她母亲墓旁。米伦义留下继续为医院募款直到1994年6月26日去世。他若能活到1994年7月11日，就98岁的高龄。他为教会连续服务了共75年。
米伦义夫妇
摩尔士 Clarence C. Morris
那花莲
摩尔士生於1891年3月29日。他出生不久，全家移居俄州的Mt.Vernon。他在那裡度过他的童年。到了上学之时，他就读於 Mt. Vernon 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学。以后四年，他在华盛顿神学院就读，1916年毕业。
约在摩尔士移居到Mt. Vernon的同时，Cristman 家也迁到Mt. Vernon。他家有个女儿名 Florence。不久，摩尔士就与这金髮女郎培植出深厚的友谊来。那些年他离家在外时，他都无法忘记她。因此，毕业之后，他们就在1916年5月22日结为夫妇。
摩尔士已经接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委员会请他去中国传道的呼召。他们在船上时与 Ronald Brines 医生夫妇同船，而因此成了十分亲密的朋友。RonaldBrines 家要留在上海，而摩尔士夫妇则要继续航行到香港。那裡有华南区会司库兼书记谭保罗(P.V.Thomas)牧师来接他们。会长安理纯(B.L.Anderson)牧师自1906年就在福建省工作，可以给与摩尔士宝贵的指导。
在厦门的工人早就想进入福建北方的福州。但是，那裡讲福州话，而厦门的信徒中没有一个人会讲。在这种情况下，郭子颖牧师就自己去学福州话。1913年，他在那边开了新工。第二年，组织了一个教会，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及一所男校。后来发展成本会训练工人的一所中学。(Our Story of Missions by W.A.Spicer)
那又是一个郭子颖牧师迎接新的国外佈道士时的快乐日。摩尔士夫妇也热衷学习这种外国语，使他们可以工作。
两个宝宝不久使家中充满了孩子的声音。女孩名 Ruth，男孩名Robert。1920年，摩尔士师母报告说，福州区会的教友人数是255 人。因为福建区会已经在厦门有一所学校，许多年轻教友都去深造。
从1927至1930年，摩尔士家在香港。他是华南联合会会长。由於这个联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语言，就不得不将之分成六个不同的传道区：广州、广西、客家、汕头、厦门与福州。
在1930年的会议中，摩尔士报告自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到达之后，过去28年圣工的进展如下：
6个 传道区在102个地方推展圣工
20个受封的牧师
2246位 信徒
31个 教会学校
3所 中学(9-11年级)
3所 医院
42家 国外佈道士(前后总计)
虽然有激烈内战在进行，但上帝大力地领导。在此时，联会办事处迁到香港岛上一处安静的地方Felix Villa。他们也有一个私人海滩，有舒适的公共汽车到山顶及到市区天星渡船码头。
1930年，因那基理(S.A.Nagel)家在该联合会服务21年后回美国，摩尔士牧师任汕头区会代理会长。
下一次的迁移是到上海，1931-1939年在那裡任中华分会司库。这对 Robert 与 Ruth 都好，因为他们可以到专为国外佈道士子女开办的远东中学去读书。他们二人都在1940年毕业。
1932年，Robert 得了小儿痲痺症，必须停学一年。摩尔士牧师一年有许多个月离家在外，在那块辽阔的地区旅行。这就使必须花许多时间照顾Robert的摩尔士师母，倍感艰辛。
摩尔士牧师最后一次旅行时，带著摩尔士师母同去，让她可以浏览一下许多她从未去过的中国地方。
1940年，这一家人回到美国，好让儿女上大学。他们再度在 Mt. Vernon 住下来。以下的四年，他是那边的中学校长。以后他成了俄州与宾州区会司库。
二次大战后，摩尔士牧师一家再度出国往国外佈道。这一次在中东分会的贝鲁特待了五年。他为教会服务共四十年，退休后住在亚里桑那州的杜克生。
1995年5月10日，我打电话给Robert Morris医生，问他一些他父亲生活的问题。Ruth接电话，她说，那时Bob 正病危住院。他患了小儿痲痺症后，只能坐在轮椅上。他在罗马琳达医学院读完医科1947年班，是主忠心的工人。
摩尔士（前中） 郭子颍（前左）与福州教友
孟恩德Besie Mount
那花莲
孟恩德生於俄州的新津泉。她在基督教崇高的道德原则教育中成长，是个良知敏锐的女子。她在读书时，学会速记，成为一位能干的秘书。她读到在国外佈道的复临运动先锋们的故事，使她大感兴趣，希望有一天也成为国外佈道士。
但是，她先必需为此做妥善的准备。因此，她用了几年功夫在肯特基及俄州教书。这样，她培植了获得儿童注意力及如何帮助他们为以后建造坚强品格的艺术。他曾在教会中用许多时间在安息日学的青年部工作，却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为上帝正呼召她到中国去做的工作做准备。她对圣经十分熟习，并热心对人讲说她对耶稣的爱。那是1920年，她二十七岁时，请她去国外佈道的呼召临到她。她十分兴奋地接受了这项呼召。
不久，她与一些其他往中国佈道的传道人一起动身。如同一切其他新工人一样，先学习语言。她在这项学习上殷勤，中国话讲得极为流利，可以十分自然地与中国同工交谈。
她被安置在上海中华分会，任职安息日学部干事。她在这项工作上又有一些如陈民等能干的助手，工作成绩斐然。她从事这项工作，超过二十年。她为全中国各联合会安息日学部的领袖们预备材料，影响至巨。
当中国分会的同工们被迁往菲律宾时，孟小姐也身列在其中。教会领由们认为，她们在马尼拉会更安全，但是，日本人轰炸珍珠港同时，也侵略了许多远东其他国家。所有在菲律宾的美国佈道士，都在集中营裡关了三年。
这对所有教会工人都是个艰难的时期。她们因缺乏食物及适当的生活环境，受了极大的苦。在一次这样的经验之后，人会认为，孟恩德在中国服务的时期已经够了，得释放后她留在美国，但她欢喜再回到中国，1947-1949年任职中华分会书记。她也是香港中文预言之声的新闻编辑。
1952年，孟恩德调任全球总会怀氏著作託管委员会副干事。她留在这项工作岗位上直到1966年退休。但在退休之后又继续以全职身分或非全职身分继续工作了十六年。
她对怀爱伦的书信与手稿十分熟习。并且，由於她渊博的知识，她预备了许多目录，使办公处工作人员的工作更加容易。她也曾用怀爱伦的著作帮助编写晨钟课，使全球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每日早晨阅读时大得鼓励。她负责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註释收集怀著材料。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註释编辑之一。她为怀氏著作细心的研究者，对全球总会工作人员常能提供宝贵之意见。帮助怀阿瑟(Arthur L. White)製作年代卡，有关资料及怀氏著作的就是她。她献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圣工凡五十九年，留下宝贵的贡献。
人人都是她的朋友，都深爱她。暮年她在寡居的蒯思乐(C.C.Crisler)师母家度过。蒯思乐牧师在怀爱伦去世前，为怀氏的秘书，并曾多年担任中华总会书记。
在安静的何威尔山顶，在靠近太平洋大学校园满是棕树的山中，孟恩德感到与上帝十分亲近。她在那裡用了许多时间研读教会的许多刊物与书籍。及欣赏大学的音乐节目及旅行。
她在九十六岁时，才感到需要加州鹿园，圣海伦那医院保健中心附近的玫瑰疗养院的照顾。从她的窗户可以看见怀氏的故居。我们常去探望她时，发现她的头脑仍然十分清楚，她可以讲述许多旧时在中国的记忆。
她於1989年去世。
那基理 Sherman Albertus Nagel
那花莲
1887年6月9日那基理出生於北达卡州的弗曼(Forman， NorthDakota)。父母结婚时，父亲还不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但母亲从小就是。
她的姐姐玛格利特(Margaret)在密芝根州的安阿伯(Ann Arbor)攻读医学，并且得到学位。她后来在战溪疗养院工作，带埃玛在战溪大学读书，埃玛也同时在战溪疗养院工作赚取学费。
埃玛在学校教书的时候，认识了阿尔拔那基理，他们在1883年10月结婚。这对年轻的夫妇搬到北达卡州人口只有400的弗曼，在此生育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谢尔曼的母亲一直在祷告，求上帝带领她丈夫搬到一个可以让孩子读基督教学校的地方，主带领他们到俄勒岗州的幕囤(Milton)，在那裡谢尔曼，哥哥理(Lee)，和姐姐埃娃(Iva)，都一起到瓦拉瓦拉大学读书。1904年在幕囤附近的花园中开了一次帐棚大会，怀爱伦师母也有参加，谢尔曼的父亲也同时受洗，全家人为此欢欣!
和理决定下一年到联合大学去读书，在这裡谢尔曼认识了厨师玛莉汉森。那时也有路得瓦瑞长老前来联合大学招募年轻人参加佈道先锋的工作。那时怀爱伦师母也正在鼓励约翰布顿长老买下在瑞得兰和瑞福塞之间的罗马琳达旅店，将其改建为医院。
1906年10月4日，谢尔曼和其他三十四位学生参加了罗马琳达大学第一个传道课程，在这一年，施列民医生从中国回来，诚恳邀请人为中国献身工作。谢尔曼响应了呼召，玛莉汉森也从爱荷华州过来和他在1908年6月22日结婚。谢尔曼完成了课程，在当地的青年部门工作。当他刚刚辞去在南加州的工作，要到俄勒岗去找工作的时候，听到一个震惊的消息。
安息日下午祖父那基理在坐在沙发上读最近一期的评阅宣报，最后一版的内容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叫道：「嘿!妈!谢尔曼和玛莉要到中国去做国外佈道士了。」当谢尔曼听到这个消息时，也感到很惊奇。几天后全球总会佈道董事会的公函告诉他们，他们已经被安排在一个月后上船。玛莉已经怀孕，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产，他们怎能去?但是他们的孩子在1909年10月16日流产了。
谢尔曼、玛莉和17 位佈道士一起登上蒙特伊格号邮轮前往中国上海。11月14日米勒耳医生来到码头欢迎他们。很快他们就进入语言学校学习，谢尔曼也觉得习惯了。安得纯牧师从香港来请一些新到的人到南方去服务，谢尔曼被选中，结果就来到了香港做佈道工作。1910年10月16日他们的女儿那花莲在澳门出生。安得纯牧师是他们在联合大学的同学，刚刚开始在广东的惠州客家地区工作，他请求谢尔曼和玛莉跟他一起在那裡工作，结果他们在那裡有十四年。在惠州建立了头两个佈道士之家，资金的来源是美国安息日学特别捐款的十万美金。
1920年，安得纯牧师被调到汕头区会事奉，往后的六年谢尔曼成为客家会长。长假到临，他们的儿子於1915年5月16日在加州佰班克市出生。云纳牧师夫妇回程时在惠州汇合他们。根据1920年12月《区会展望》，谢尔曼提到「这几年来安得纯长老在惠州的十五个地区中的十个建立福音事工，直到目前为止，接近40个国外佈士及730个会友」。
到客家地区只能乘小船、步行或骑马，所以探访所有的会堂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玛莉和小孩独自留在家裡，特别是迁到中国北方后。所以，玛莉有一天说：「我和小孩子可以跟你一同去探访教会吗?」有甚么新方法去接触远方的教会呢?如要将巡访教会的经历记录下来，必定要写上几本书的篇幅。由伊文思太太写的《真真确确》中几个描写那基理家庭在中国的故事：
「那基理一家在1922至1926年的生活十分艰苦，到处都有战争，由於土匪及士兵的侵略猖獗，根本没有可能外出。惠州的战乱在城墙之外，那时那基理一家身处无人之地，被军队包围达数个月之久。枪林弹雨，数百村民逃
到那基理的地牢裡。佛罗伦斯和谢尔曼在地牢燃点煤气灯研究圣经。当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军队征服惠州后，谢尔曼被邀请到官方总部，恭贺蒋介石将军得胜，并且与他合照。这张照片放在他的美国护照裡，令他在战争中得到不少的方便，手拿通行证通过边境到达香港，为医院及学校取得物资，继续进行他的传道工作。在一场战役中，他们只剩下一包大麦、足够两天食用的食物，从两头水牛获得牛奶，但其中一头在围困中被射杀了。那些时候上帝的天使带来很多的保护」。
谢尔曼写了《我在南中国客家生活的日子》及很多写给教会的文章。他撰写的《没有藉口》、《对 25 个藉口的回应》、《波斯人赛勒斯》、《阿新》(Ah Sin)(关於中国的书籍)，与及很多由《预言之灵》辑录出来的专题小册子，以供佈道士和教友在家中阅读。
1926年那基理被调到汕头区会事奉，直至1929年才离开。他回到美国出席总会会议，被邀到三藩市一个美丽的教会当牧师，所以小孩可以在太平洋联立大学读书。谢尔曼和那花莲均跟随他们父母国外佈道的足跡，谢尔曼在非洲当医生，那花莲就回到中国。
1951年 那基理夫妇及女儿
那基理夫妇与孙儿
宁尔生 Wilbur K. Nelson
宁尔生
当我们得到前往中国传道的呼召时，我们那时二十五岁，刚在神学院完成了硕士学位，并在罗马琳达山林教会作过短期青年佈道工作。在一些好心的人相当强烈反对我们带小孩子到台湾之后，我被按立为牧师，我们就在亲人的祝福下被差遣出去。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国外佈道先锋们，继拉路带领之下从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到中国的国外佈道士可以分为五代：在1949年逃避共军到台湾之前的三代，曾在中国大陆工作；后两代加入了那较年轻曾在大陆工作，又再到台湾为中国人工作之第三代。这第三代中包括，为英雄的模范佈道士李嗣贵牧师及其那一代的同工：包括包谦牧师，柯尔义牧师，高哲儒牧师及他们辛勤工作的师母们。
「中国医生」米勒耳是仍然留在传道区的少数第一代的国外佈道士。我有幸自我到达的那一年，也就是台湾疗养医院开幕的那一年(1955)，至七零年代华南三育书院在香港及台湾有两个校园之时，我短时期担任院长期间，与他亲密同工。我们是在第二、三代的国外佈道士的带领之下工作。
柯德尔(Carter)牧师，罗威牧师，号称“Uncle Billy”的联会司库赫德(Hilliard)，都属乎第二代，对新去的，像我们这班第四代的国外佈道士十分看顾。我们那个时代有一位任职联会司库，以后成了全球总会司库的纪博德牧师，还有在远东分会担任行政工作多年，现任全球总会副总书记及会长助理的葛培恩牧师。
我们那时的盼望是，为新中国的教会立下稳固根基，好将复临信息传回大陆。从台湾及香港培植品德上毫无问题及坚强的工人，建立从台湾、香港向全中国热诚佈道的教会，乃是我们的目标。有人认为我们失败了。但那或许正像他们看见只有一个门徒跟随耶稣到十字架时，对耶稣的判断一样。我则宁肯相信，上帝会藉著祂的教会及祂的子民，以一种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更奇妙的方式，完成中国福音的工作。
或者今天我们已够成熟，在为将来作计划之时，能诚实地评估过去的中国教会历史，甚至最近的历史。在圣灵的领导之下，中国的教会是地上增长最快的教会。我相信中国圣工真正伟大的日子还在将来，目前的真空状态正吸引数以百万计的人到被高举的基督跟前。盐於物质主义的逐渐猖獗，及道德上的腐败，中国的政治领袖已认识到旧日人生价値观的恢复，有其必要。近来祈求和平的宣传，显示出对基督教更容忍的态度，及对其价值体系的重视。藉著健康教育，我们已见到大门已经打开，藉著全国性的媒体向全中国介绍复临信徒的生活方式，如最近我们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佈道计划中所推出，以 Weimar 研究社新起点(NEWSTART)为基础的节目。
今天中国大陆上改变与进步的速度惊人，在许多世纪看来停滞的情况之后，这简直是神迹。教会领袖们的思想可以跟得上吗?
中国人的地位观，长久以来，都以学历为准。当时，大家觉得，我必须有一个博士学位。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愈来愈要求学位。大学的世纪已经来到。为了达到偏好学位之人的要求，我读了六个学位。这使我能够在太平洋大学任宗教科教职，在罗马琳达大学任公共卫生学院健康教育系系主任。以后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担任西太平洋区二十余国健康教育顾问。我视这些活动只是我传道事业中短暂的插曲。最近，我又回到公众佈道的工作，在俄罗斯及其周围的四十几个城市开佈道会，用前全球总会会长威尔逊1982年在马尼拉开佈道会时宁师母设计的健康博览会的办法。这个节目进入的国家终会超过五十个以上。
我是牧师与国外佈道士，不是学者。我工作的中心仍然是中国及其邻近国家的健康教育工作。
在我於 Claremont 的亚洲研究所得到第一个博士学位之后，被派到香港清水湾本会学校教授讲广东话的中学生圣经课程。在那时学校，以后的三年中，我们看见学生从原先的百分之八十非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转变为百分之八十的本会信徒。我们欢喜地见到成千船民对我们「海光计划」，及海光医疗佈道船学生佈道的回应。这些青年中，几个人已经成为今日香港教会领袖。
宁师母教授音乐，(她是音乐硕士)英文与圣经。她与杨健生博士一起编辑中文讚美诗及其它音乐书籍。
十年来，我一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及区域性的机构中作健康教育顾问，也在全球总会中国办事处作顾问。我已进入中国百次以上，寻找机会传讲复临信徒的生活方式，及藉个人见证领人归主，并藉著公众节目及媒体指出美满生活之道。
我蒙召到中国服务，深深感谢上帝及祂的教会。盼望继续在中国工作，赢得生灵进入天国，直到安息，或与在中国的上帝家裡的人一起迎接我们的主回来。
宁尔生
柏加德 H. B.Parker
那花莲
柏加德生於美国蒙大拿，就读於爱尔丝中学。中学毕业后，父母迁往加州的齐科。他们的朋友乌跨特(Urquhart)也跟随他们迁居。两家的孩子友情甚篱。柏加德的妹妹Maude嫁了柏加德妻子的哥哥。
离开蒙大拿之后，柏加德娶了他的同学 Irene Urquhart。1908年7月得一子，起名Leland。柏加德盼望继续升学，因此迁到加州的赫斯堡，在本会大学读了两年。之后，他再到联合大学读了一年。但是加州正在呼召他们回家，
第二年，1915年，他从太平洋大学毕业。
下一次的迁移是到加州的莫得斯托。他在莫得斯托中学教高年级。那一年夏天的帐篷大会在加州的斯托克登举行。他与他的妻儿一路搭便车来到营地。在那裡遇见了他的妹妹与妹夫。晚上的聚会中，讲员发出呼召，请任何有兴趣去远东传道的人起立表示。
柏加德看他的妻，再看他的妹妹，顷刻之间，这四位青年人答应了这项呼召。他们的名字送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宣道委员会。不久有信来告诉这两对青年人准备於1916年8月1日上船。他们作准备的时间不多。
当他们到达旧金山上船时，惊奇地发现其他到东方去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传道士，包括乌跨特家，竟有二十四家之多。这艘船是差遣国外佈道士人数最多的一次。那船名「中国号」。
在船上发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那船跨越子午线的方式，使他们会没有安息日。船长想到船上的乘客，半数属於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要在那一天聚会，而其他的人则有许多是要守星期日的人。船长在公告栏裡贴了一张佈告说，要在中午十二点正跨越子午线。前半日为星期六，后半日为星期日，这样人人都可以守他们的圣日。
所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国外佈道士都在上海下船，留在上海十日，等候分派工作地区。柏德加家被派到华南，乌跨特家则被派到韩国。
柏加德家到香港时十分兴奋。但这并非中国。刘险医生刚去到广西南宁，为新来的佈道士租好房子。它似乎是一间曾用来治疗麻疯病人的大房子。屋主愿意将所有病人移往他处，将这间屋租给他们。他然后去香港，护送这些新佈道士去南宁。
两家人先住在一起，等到买了新的地，盖好新的房子。柏加德家又添了一个女儿。刘脸医生在镇上租了一间小屋子开诊所。柏加德弟兄是司库，刘偷医生是诊所的经理，也是传道主任，主持各种教会聚会。
两年之后，1918年，柏加德家搬到广东，柏加德继续为司库，许华钦为广州区会会长。
柏加德夫妇在此也在新建的男女合校的三育学校教书。他也帮助监督男女齐舍的建造工程。1922年，他们第一次休假，得以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全球总会代表大会。
1920-1922年，几个新家庭加入了广州的圣工。米伦义与师母，卫理觉(Wendell Wilcox)与师母，韩森(Victor Hansen)与师母。谭爱德小姐休假后回来，则继续担任伯特利女校校长。
柏加德在美一年之后，回到香港，发现政治局势十分不稳定。那个夏天，国外佈道士住在那裡也经历艰辛。许多人病了。柏加德师母先生了一个女儿。后来那基理从惠州来探视他患兰尾炎破裂的妻舅 Victor。以后韩森师母生了一个男孩，而柏加德师母必须回到医院治疗伤寒。这一切都在一个月中发生，而当她们正住院之时，战争爆发，院子裡流弹乱飞。
情势变得如此不可预料。美国领事下令所有美国佈道士撤到香港。这样，柏加德家就在1926年迁到澳门，在那裡开新工。他们的儿子Leland 在一艘船上工作赚钱到 La Sierra 上中学。他们最小的女儿Lorraine患了绝症，葬在那裡。柏加德与家人健康受损，因此於1930年永久回归美国，住在加州的Sanger直至他去世。
柏加德夫妇
毕胜道 Eric Pilqist
那花莲
1902年鄢尔布与他的妻(出嫁前是 Susan Haskell)两个受过训练的护士去到广州，成了第一批进入中国本土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工人。
鄢尔布到达之后不久，毕胜道来加入工作。他是华中英国外国圣经公会的一名职员。他与他的妻子 Ida 到美国度假时成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他们认识了安得纯并鼓励他接受呼召到中国传道。安得纯一家人於1902年2月2日到达华南。毕胜道回到中国后愿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服务。他写了一封信给全球总会，请求差遣到此工作。
1903年1月初，Eric 与其妻离开英国外国圣经公会，加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传道，被派往河南省。安得纯也被差遣前往华中帮助毕胜道先生计划设立新的佈道所。与丈夫同去的安得纯师母描写那次旅行说：「我们从香港乘船在海上航行了八百海浬到达上海，再换乘河中航行的汽船在扬子江航行了六百哩到达汉口。最后一百英哩是乘比利时的火车到河南信阳桥，再要从那裡坐人力车去三里店。但只是我们的行李用这样的方式送去，因为，当我们看见转车时，就改变主意，宁步行运动。
在这次到华中的访问中，安得纯先生因中国的大需要，及大好传福音的机会深受感动。因此，他写了一篇长信给全球总会，详细报告当地的情形，请求人力与金钱支援。这封信於1903年全球总会代表大会开幕时到达奥克兰。Spicer 牧师将信的内容讲给全体代表听：
「我们刚刚收到一封安得纯弟兄从中国寄来的信。他身在一个四亿人口的地方。我们在那裡却只有五、六个人。安得纯弟兄报告说，他已进到内陆考察，到了河南省，在那裡他发现已有六个成人预备好可以领浸。他们是有学问的人，其中一些可以立即为他人工作。他写给大会的信，询问是否美国的每一区会可以差遣一个工人去到那个过去五十年被忽略的伟大的地方。这个数目可能被认为太多，或说这项建议不实际，但这个数目，对中国四亿人口说，诚然并不多。」(全球总会公报1903年4月3日版)
回应毕胜道先生所提的要求，就有一队传道士前往华中。它包括四个医生。米勒耳医生夫妇(Drs. H. W. and Maude Miller)，施列民医生夫妇和两个护士，辛普生与艾瑞克小姐。毕胜道先生迎接他们，将他们带到河南的新蔡。
第二年，两个米勒耳医生离开新蔡，去上蔡开了一个新的佈道所。施列民家则迁到项城。
二月十四日毕胜道弟兄帮助六个人预备好受浸。安得纯在汉口北方 125 英哩的河南信阳举行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的浸礼。
同年十一月，一批新工人到达之后，安得纯第二次到新蔡帮助安顿他们。那时，他与米勒耳医生才按立毕胜道为牧师，那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一次牧师按立礼。第二年，毕胜道一家人迁到罗山新佈道所，他在那裡藉著中国教师与传道人的帮助，开办了一所男校。毕胜道一家留在罗山达五年之久。
1910年，毕胜道弟兄与和禄门牧师在南京城举行了一次城市大型佈道会。
看见上帝如何为祂的圣工早已作好计划，何等美妙!毕胜道弟兄已经会说国语，并熟习中国人的习俗。这样就大大帮助了从美国来的新工人。
毕胜道 夫妇
孔保罗 Paul Elmore Quimby
那花莲
孔保罗生於弗蒙特的李登镇，常以生於新格兰为荣。中学毕业后，於密芝根州以马内利宣道学院就读，得神学士学位，毕业时拥有毕业班长荣衔。他与毕业典礼上致谢之学生代表，同班同学Mae Henise, 於1921年举行毕业典礼当日结漓成为夫妇，旋即双双前往纽约风景秀丽的指湖联泉中学执教。两年教完，学校董事长通知，下年将不续聘。孔保罗夫妇正惊噩失措，全球总会宣道会召请往中国传道。孔保罗感知此项呼召之重要，为作更妥善之准备，於暑假期间再入以马内利学院补修教育及心理学课程，再获文学士第二学位。
孔保罗夫妇自加拿大的温哥华起程由返回中国的 Brewers，Hilliard，Wearners 三个国外佈道士家庭陪同，前往上海。孔保罗夫妇抵华后头一年於北京研习中文。当地传道人觉得一名从河南滞留北京的中国人王师傅，这位王师傅与其家人，在以后二十五年中，成了孔保罗家的成员。他成了他们的管家，使孔保罗夫妇得有更多时间用在传道工作上。
不久孔保罗夫妇蒙召往桥头镇以攻读闻名於中国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三育研究社任教。政府求他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育办学原则帮助遗族学校。
日本侵略中国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工起甚大变化。英勇的故事与经验应该在各处传讲。你可在孔保罗著“Yangkee on the Yangtze”一书中读到这些故事。
由於此等干扰，孔保罗撤到香港，在沙田短期办学曾任中三社校长，后回美国，使孔保罗有机会攻读研究院，得博士学位。
身在美国时，孔保罗帮助过一些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大学。1940-1943年在南方学院执教，并且在他第一次退休之后，仍在田州的南方学院教圣经。他也曾两次在阿拉巴马州的Oakwood College 教授宗教课程。
战后，他曾将妻与子留在美国，隻身短期在中华总会任职教育部干事，帮助重建一些战争中被毁及被破坏的教会学校，包括桥头镇的三育研究社。
孔保罗在其1946-1949年最后任期届满后回到加州，於太平洋联合大学教授宗教课程，甚至在其退休之后，仍然在该校兼课。太平洋大学董事会特议决将其新建之宗教大楼命名为Quimby楼。
孔保罗教授在其所执教的学校中广为师生所爱戴，经常担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帐棚大会讲员。他喜欢对任何人讲国语，无论听他讲话的人是否听得懂。
惟有永恒能充分显明孔保罗夫妇献身领导青年归主的果子。他们曾活著庆祝结婚七十周年纪念。
孔保罗师母是优良教师，对美国国外佈道士的儿女曾发挥深远的感化力。她曾在上海远东中学执教三年。中日战争早期学校迁到香港新界后执教一年。她在晚年曾如慈母般引导他们。
孔保罗博士於1987年6月16日去世之前，将他们在加州的房子出售，迁居到复临信徒安老院。孔保罗师母在1995年7月4日，度过了94岁生日。她充满信心，使安老院中许多人充满欢笑。你去看她，总是见她在为多加会缝製棉被，或在编织毛衣。孔保罗夫妇诚然可说是早期到中国传讲复临信息的活榜样。他们未被人忘记，我多次去拜访孔保罗师母时，都看到有中国人长途跋涉去探望她，向她致敬与致谢。中国人对爱他们的人，常能表达深心的感激。
孔保罗夫妇
李 博 Denton Rebok
那花莲
早期的一个国外佈道士，带著家庭从中国内陆来到香港作短期休假时，有人介绍他们给刚刚在1917年9月来到的新佈道士们。他们的名字是李博牧师和李师母(Denton and FlorenceRebok)。当那个小女孩听见 Florence 这个名字时，他仰起头看李博师母美丽的脸，说道：「我名字也是 Florence。(编者按：此即作者)」从那个时候起，至以后在中国的二十三年，并以后的许多年间，在那些国外佈道士之间，那个国外佈道士的女儿就一直被称为小 Florence，李博师母则称为大 Florence.
1897年，李博生於宾州的纽伯利。十岁时，成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读完中学之后，他的家决定迁居到离华盛顿特区较近之处，使他可以上华盛顿神学院。他在那邂逅了生於英属圭亚那的同学 Florence Kneeland。她的父母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那裡的国外佈道士。
李博毕业的那一年，伊文思牧师(I.H Evans)找他去中国，为上帝工作。李博与李师母一起决定，只要是上帝的道路，无论引导何处，他们都要去。他们於1917年5月28日结婚。同年8月2日，他们就登上了往中国的俄罗斯号快轮。
这一对新婚的青年人，要去广东的汕头。恩帝孙(J. P. Anderson)牧师及洪子杰牧师在那裡欢迎他们。不久他们就到达那靠近火车站，运河对岸，位於
河边的教会院子。那裡有两栋房子，都是两层楼。楼下是厨房、餐厅、客厅与书房，楼上则有三间卧房。
李博家与有两个小女儿的恩帝孙家同住一栋。李博夫妇分有楼下的书房，及楼上的卧房。(九年之后，这同一间卧房成了小Florence三年的卧房)。院子右边，是一座鱼油厂，而左边是一座将贝壳炼成石灰的石灰黛。你可以想像，那气味必然可怕极了!
小船在运河中日夜穿梭不停。苦力将货物卸到铁路仓库旁的码头。对李博家说，毫无隐私可言。还有更糟的事呢!一天早晨，天尚未亮，他们被吹号声吵醒，接著是枪声。以后他们才听说，在院子后约一英哩处，乃是死刑犯的刑场。尸体要留在那裡示众一段长时间，才允许埋葬。
他们也遭遇过一次地震，一次内战。国外佈道士不得不在枪林弹雨中逃亡，到城中避难五天。他们正不知在战争中要到何处去住时，一个十分富有的人走到他们跟前，自动愿将他那宫殿式邻近教堂的家给他们住。这就是李博家蒙召的工作环境，而这些环境使他们准备好，能去应付以后更恶劣的环境。
在汕头工作了一年之后，从联合会长董云尼(F.H.Devinney)发来的呼召，调李博家到香港作华南联合会文字佈道、教育部、青年部及家庭佈道部干事。这是何等的工作委派!但那是早期国外佈道士所必须负起的工作，作万能博士。但分派这项工作，李博作的十分完美。当他学会如何将美国生活方式化成东方形式之时，他尝试过许多新主意。
自他们到中国之后，过了一年。分会新会长伊文思(I.H.Evans)牧师到李博牧师九龙的家中拜访。他们两人谈话时，伊文思牧师说：「我要你为中国分会作一点特别的工作。我要你成为我们的大学校长。」这意味著又要调动到一个讲新语言的新地区去。他们的家将在上海。
那时，许多思想闪现在他的脑海中。那该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呢?他用了许多时间研究怀爱伦师母的书：「给教师的勉言」、「教育论、「基督化教育之研究」等书。他得到结论说：「这些原则应该就是这所新学校的蓝图。我们必须尽可能依照这些书的教导创建我们的大学。他说：「不仅头脑，心灵与手也都要受教导。」
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地方，这样的理想如何实现呢?他还必须改变中国人对教育的看法。中华三育研究社成立，这些就都清楚说明了。建立了工厂，学生可以在工场赚钱付学费，同时又可为将来学得一技之长。学校同时也可以将他们製造的东西卖出去，支付学校费用。
李博先生对校址感到不满意。他觉得学校应该位於乡下，远离像上海这样的大市区。他也认为，若是一所寄宿学校，教职员可以对青年人有更多感化力，就会好得多。
於是购置了一块125英亩，可以望见长江，离上海160英哩，离南京30英哩的山地及绿谷地。李博先生用了极大的努力建造了一座模范学校。它起名为「中华三育研究社」。这所学校的名气传遍远近各地，他教学生们「劳动神圣」、「手脑并用」的原则。
李博先生的梦已经实现了。一座美丽的学校在那裡有如一座灯塔，从桥头镇照亮中国。当战争的风声愈来愈紧，学校裡加开了一门医护训练课程。艾方伯(J. F. Effenberg)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德国任军官一职。125 名学生选读这项课程。艾方伯成了优秀的教师。当战争爆发，这所学校不久，使遭受抢劫，一切荡然无存，只留下旧日学校宝贵的回忆。仍然还有许多中国青年人忠於所学到的真理。当国外佈道士在中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必须离开中国之时，他们就起来继续推进圣工，保持火炬的燃烧，直至今日。
李博家休假的时候到了。因此，1940年6月他与家人回到美国。他在华盛顿神学院及拉细阿那大学教书，他作了南方神学院院长，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神学院院长。他又作过怀氏著作託管会的主席，全球总会行政秘书，以后在全球总会作巡迴佈道干事。
他於1984年安息主怀，享年87岁。他的记忆将长久活在他所热爱的中国人心中。
李 博夫妇
罗彬思J. Robbins
Mrs.O. Robbins
罗彬思牧师於1910年11月19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Virginia)的一个小镇出生。他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师和承包商，曾在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和弗吉尼亚州承建几个大工程。
罗牧师有一姊妹和一兄弟已经早逝。另一兄弟理安(Leon)是一位传道人，曾到海外服务，退休后住在加州。
罗牧师中小学都在自己的家乡读书，毕业高中那年是1926。十六岁时，他身怀美金100元，就直往马利兰州(Maryland)，上华盛顿佈道书院(Washington Missionary College)读书，后来成为传道人。
1931年，神学系毕业；是毕业班灵育负责人，学生会会长。
还在唸大学时，他爱上奥莉(Ollie)小姐；不久，两人便订婚。1831年7月28日，两人在哥伦比亚堂结婚；由罗牧师的一位叔伯，即是当时担任哥伦比亚联合会会长的罗福兰克牧师証婚。
起初，罗牧师是在西宾夕法尼亚区会实习，他的传道区包括约翰斯顿(Johnston)、奥通斯(Altoons)和印第安娜(Indiana)这几个地方。当时区会经济困难，他的周薪只有21元，因此生活相当辛苦。
罗彬思牧师夫妇蒙召前往中国服务，於是在1935年8月乘邮轮前往。初到中国便先学语言；只有几个月时间，便可用当地语言讲道。
罗牧师在沈阳市从事佈道工作，直到1939年局势恶化，分会劝论离开。
回到美国后，罗牧师到芝加哥大学进修，荣获东方文化硕士学位，接著便修读博士学位。在他完成所需修读的课程之前，只差一篇毕业论文，就可取得博士学位却在1944年奉命回到母校华盛顿佈道学院神学系教书，同时担负弗吉尼亚州的阿宁顿(Arlington)教会堂主任的工作。由於这个方便，他安排不少神学生到该教会去实习。
1950年，罗牧师出任西宾夕法尼亚区会会长，这区会乃是他初出道时实习的地方。1958年，全球总会派他回到东方，担任北菲律宾联合会会长，直到1964年才离任，接著港澳区会会长离开，他接任港澳区会当会长及医院院牧，直到1979年退休。往后的两年，以退休身份在香港协助医院院牧、堂牧以及教学等工作。1981年才回到美国过他的晚年。
罗彬思牧师育有两位儿女：儿子大卫(David) 住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Phoenix)，女儿琳达(Linda)则住在缅因州。罗牧师於1996年去世。
罗彬思夫妇
罗彬思
夏威尔 William August Scharffenberg
夏威尔生於1896年8月3日，他在威斯康辛州的密尔华奇出生，他就读於华盛顿佈道大学，1918年毕业后，他与卡沙莲肺克司小姐结婚，不久后他们即乘船来中国，他的首次任务是在河南省作一名司库佈道士，不过头一年他先在南京学习中国语言，他说服当时的分会会长伊文思(I.H.Evans)先派他到上海去参加教育的工作，他第二年在这裡又得到一位中国本地教师教中国的语言。
夏威尔在中国语言方面，成为一位学者，而且说得非常精练，这是由於他完成了五年的中国语言的课程，是第一位学完五年的外国人，他有一颗热诚的心，献身在中国，也有不少藏书贡献给中国。
夏威尔於1927年在上海时，适逢中国发生内战。在内地的国外佈道士，要暂时来到上海避难，这时他藉此机会，为他们办一个语言学校，这样，一所战火边沿的函授学校因而成立了。战乱平息后，这些国外佈道士便回到他们各自的工作地点，这所函授学校后来扩展成为教育佈道士子女们的一所中学，这学校的教学是以函授为基础的，其后又称为家庭研习社，其课程有了明显增长。
夏威尔先生组织了一个五年制的中国语文课程，他设计了一种全为声韵学的课程，包括了课程学习。使用认字卡片和一些图文式认字图等等，以辅助个人的学习。他成功的秘诀是使用「伯里兹，式的学习法，中国的语文教师在教学时，禁止讲英语，他一开始就强调著重在每一个方块字上，这对於学语言的人，特别是学对话时，有很大的助盆，这个五年的课程到进级更高时，要求能阅读当地的新闻报纸。
他在上海开办了一所中文的语言学校，其主要的办事处是在上海的南京路。这样在远东地区的语言学校模式后来分设在东京、香港、新加坡，曼谷和马尼拉等地，也建立起学校来，他们的学生是来自别的教派和别的商务社团的。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在牯岭的外国人家庭不能由长江乘船回上海去，由於夏威尔熟悉中国话，他能从陆路回到上海，他也可以得到一些款项以维持下去，也使他们能离开牯岭。他们以后僱了一艘私人的轮船到达九江，也在那裡等候另一艘船隻。当船到达那裡时，许多岸上的人溼自爬上船去，那轮船只得离开码头。这些佈道士家庭由水路到汉口，再乘火车来到广州，由广州到香港只不过是很短的路程，当日本飞机来袭时，火车会躲到铁路的隧道裡。那时许多国外佈道士暂时居住在香港，但夏威尔和他的家人则回到上海，后来他於1940年回国，暂时结束在中国的工作。
他回美国后，就於大湖联合会的家庭佈道部工作，后来他成为全球总会家庭佈道部的一名干士，他还建立了教会的男仕工作团契，开展社会活动。
后来夏威尔又参加全球总会节制部的工作，成为该部的书记(干事)。1948年「聆听」杂誌开始出版，这杂誌存留到现在。两年后(1950)他组织了第一个全国性禁酒委员会，同年他又建立了第一个夏季科学研习社，这个社设在罗马琳达。他曾开办了夏日的禁酒节制研习班，这些研习班是为培训一些教育界和教会领袖的。全总节制部製作了许多有关酒精中毒问题的资料，包括一些科教影片，例如有题为「两万人之一」的影片。从这些资料他又发展了组织，并分支到世界各地，建立了禁酒的国际协会，他为此旅行到世界各地，成为各大城市的知名人物。为了禁酒工作，他曾经从一些大城市市长手中接受了「城市锁匙」的荣誉。在他所到之处，他也曾得到多达八十四名官长的签名，他们承诺不嚐这酒精饮料的决心，其中有缅甸的总理巴博士。夏威尔也成了印度总统德赛的朋友，还有印度最高法院的高官，还有沙地阿拉伯的王帝沙特等等，我们很自然地明白他为什么被称为有名的「节制先生」的称号。他也曾坐在当时克里姆林宫的保健部官员的旁边观看军事演习，及苏联官方的巡礼。
威尔於1964年(68岁时)退休，死於1973年3月9日，他和他的工作果效，他的才能等等，都是人们所怀念的，他真可以说是鞠躬尽瘁，以西方语言来表示：一条活的电话线!
夏威尔
施列民
Arthur Clifford&Bertha Selmon, M.D.
那花莲
施列民与他的妻贝花Bertha是早期到中国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佈道士。他不仅是医生，也是佈道家、教师、编辑与行政人员。
他是美国医药佈道士学院1902年班毕业生。1903年，与他结伴来华的其他三个医生为：他的妻贝花及米勒耳医生与他的妻莫娣 Maude。他们都是同班同学，一同献身教会的国外佈道工作。
他们到了中国，在华中与华北一带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开新工。他们也是最先在中国创设医药佈道工作的人。由於教会无预算，施列民医生自己负责第一年的费用。
从上海到河南省的新蔡，是一次长途疲的旅行。幸好有毕胜道迎接他们，帮助他们认识中国。毕胜道弟兄到中国时是英国在华中的国外圣经公会职员。当他去美国休假之时，听见复临信息就献身为教会服务。这新来的同工为那些在华南工作已一年之久的几个工人带来了何等喜乐!
鄢尔布牧师写道：「我们因施列民及米勒耳医生夫妇来到中国欢喜快乐。但是我必须加上说，因为这些同工身在华中，从水路说，离我们有千里之遥。他们要来帮助华南的圣工，如同新奥尔良的医生要去帮助芝加哥的居民一样。因此，我们说，主若感动其他的医生来华，这裡还有许多地方。」(评阅宣报 1903年12月24日版)
安得纯从广州到了河南，帮助这一批工人安顿下来。第二年，施列民医生被按立为牧师，在新蔡开办了一个小诊所。那两位与他们一起来的护士辛普生与艾瑞克小姐，留在那裡主持，施列民夫妇两位医生就迁到项城去开新工。他们一直留在项城五年。1908年，他们迁到河南的周家口，从事医疗及佈道工作，并担任华北区会会长。他写道：
「中国在这十年中改变极大。我们看到中国从沉睡中觉醒。正如先知约珥的末世预言所说，长期沉睡的国家要醒来，他说：「万民都当兴起。」(珥3:12)
「十年前，除了北京公报(只登载皇上论旨，及官员派任的公报)之外，只有沿海大城市才有报纸。今天，到处你都可看见带著大叠报纸出售的报童。
「十年前，要领人明白大家受教育的重要性，十分费力；而如今为了五千多万的孩童，人们已自己热切从事建立公立学校的工作。
「十年前，人坐轿或坐手推车作八天的旅行，在路边的客栈过夜，今天同样的旅程，只要乘坐几个小时舒服的火车，箇中滋味，只有经验过的人，才能赏识。」
「十年前，城市的人急於得著教会传道人的帮助，是人难於置信的事。但是今天一些地方恳求医药佈道士去医治他们的病人。」
「在这些情况中，我们当然看见了这裡有著传道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大好机会。道路已完全开放，在中国各处都可迅速听见永远的福音。」
1910年上海的一处新工需要施列民医生去主持出版社，并主编中文版的时兆杂誌。
1919年上海时兆出版社出版第一批外销的书籍。施列民医生在中国做编辑时，撰写了一本论到蛮荒情况下维持健康的书，书名为「延年盆寿」。它被译成数种文字，在许多国家由文字佈道士销售。
1914年7月2日版「评阅宣报」中有第一篇十分有趣的时兆出版社工作报告，由第一位进入中国的佈道士鄢尔布所撰。
「虽然这个国家在过去两年中，有革命、土匪、颇不安定，但本会圣工却在稳定进展之中，在数量与实力上都不断增长。数以千计的时兆杂誌进入了这个传道区最偏远的地区，并且必然会结出果子荣耀上帝。本会佈道家多年因为缺少教导圣经要道的中文书刊感到工作困难，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本读经的书，也有了一本启示录书的逐节註释。除此之外，一本註释但以理书的书也刚刚出版。这些书，加上我们的安息日学学课，「时兆杂誌、「基督，我们的主」等书刊，对中国工人已证实为极有帮助。」
1912年，施列民医生被选为华东区会会长。施列民夫妇两位医生在上海开了一家诊所。这项医药工作继续扩展，成了一所位於上海住宅区的小型疗养院。不久结识了一些有名望的中国人，中国红十字会将他们医院的屋子给疗养院用，多年不需房租与保养费。在此，为欧洲人及为中国人作了不少的工，也办了一所护士学校。此时蓝迪思(C.C.Landis)医生也加入工作。一个人如何能做这样多的工?以后我们又看见施列民医生在南京一所租来房子中办理学校的校长。1913年政治风暴期间，学校迁到上海的教会办事处。
1912年施列民医生第一次用帐篷在中国开公众佈道会。同年，教会圣工改组。中华联合会解体，区会直接置於亚洲分会之下，负责各地的事务。那时施列民医生担任亚洲分会的医药佈道干事职。
1924或1925年，他回美国时，在中国服务时间已超过了21年。他接受了W. K. Kellogg 公司聘请为 W. K. Kellogg 基金委员会副医事主任。他的妻子贝花 Bertha Selmon 医生写了他的传记，名为“They Do Meet”。他於1931年安息主怀。
施列民夫妇
施谋道夫人 Mrs.Thelma Smith
施谋道夫人
我生於1904年12月21日。1920年至1923年在印第安那教会中学就读。九年级我是在普通的中学念书的。在教会中学裡，我首次认识将为我夫的施谋道(Herbert Smith)，我们同於1923年毕业。他意欲在以马内利神学院继续学业，但我的父母不能送我到该学院就读。荷拔与我的父亲倾谈，请我的父母准许我们结婚，他会负责我在以马内利神学院读书的费用，我的父亲、母亲同意了，我真是感激神恩。我们一同在那裡读了四年，於1927年毕业。
毕业前，我们接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全球总会的呼召，邀请我们到中国去作国外佈道士。我们本希望能得一个呼召往非洲去的，因为我们的好友祖劳与美宝奈斯(Gerald and Mabel Nash)被呼召往非洲去。我们接纳了到中国去的呼召。现在我很喜欢我们决定了应召到中国去服务，因为我爱中国人。
我的丈夫与我都没有远行过，向我的母亲道别真是一件难事，因为父亲在1927年逝世，我们在1927年8月11日乘船往中国。我的母亲很勇敢，那时我的妹妹只有十五岁，她结婚后，母亲搬进她的家与他们同住。
在那些日子，大多数的国外佈道士都是乘船远行的。对我而言，那是一个快乐的时光，但是我的丈夫却晕船晕得十分厉害，所以我们完成十六日乘船的旅程到达上海时，他很开心。我们在教会中学和大学为同学，在上海我们继续是同学，学习的是中国语言，教师是中国人。
次年五月间，我们乘船沿长江往华西四川重庆，我们被派往贵州省作国外佈道士。我们决定要在新的地区开新工，因为我怀孕待产，产期是八月，我们继续学习中文。重庆的夏天很热，为了要凉快一点，我们用帆布床睡在园子裡，但要用蚊帐把我们整个盖起来。重庆的七、八月气候炎热，就算是睡在园中也是不凉快的。我的小男婴荷拔出生於1928年8月28日，体重5磅半，我的医生是坐著由两个人抬著的轿子，走过山路而来的。我们必须派人去请他，因为没有电话，我很庆幸有我们的国外佈道士伙伴，毕素尔夫妇，与我们同在一起，她是一位好护士，很细心的照顾了我和小宝宝。
汪和仁牧师是我们的联合会会长，他教导我们如何在那区域往来远行，怎样到达我们在贵州的地区，使我们得益良多。
我们坐了十八天轿子才到达贵阳，我们的新工之地。我和孩子由四个轿夫抬著，两个在轿子之前，两个在轿子之后，走过那些山路。每一晚我们睡在简陋的客店裡，帆布床蚊帐是我们自备的，很多时候所找到的食物，只是米饭，我们也带备了一些粮食。
每停一处休息，我们都是吸引人的中心。我记得坐在一张圆檯前要吃一顿饭时，就有很多人站在我们的背后，有些人看不到，更站在小凳子上，居高临下，在前排人的头顶上下望，看著我们。晚上我们也没有很多私人的空间，窗户没有玻璃，是纸糊的，为了要能在外面看得到，他们用手指弄一个洞，把眼睛凑上去小洞窥看，但我们努力的忍耐。
沿途风景很美丽，山路上的小径很窄，我们不敢看前面陡斜的小径，但中国的轿夫们很好，从未抛跌我们。
我们在贵阳城的家没有自来水，或是在美国所享受的其他装备，但我们很快乐，其实这是我们的头一个家。因为我们一直住在大学裡，我们的朋友，毕素尔夫妇，住在路的对面，多数的窗都没有玻璃，只有纸，可是蔬菜水果很丰富。荷拔与毕素尔先生，不久就开始探访，我们借用了一位华人佈道家，协助头一次的佈道聚会，当十个人受洗的那一天真是快乐的一天了。
我的丈夫给总会写了一封信，报告我们希望於二或三个月后再给十位施洗。这一周四个文字佈道士开始工作了，上帝赐给我们有良好的健康，贵阳的气候也很好。我们借用了一位华人佈道士，这时还有那位女传道人，这时他要回到工作岗位去了。1929年3月28日荷拔与那位华人佈道家和女传道人离开贵阳往云南省。
两星期后，一日传来一封电报说荷拔死了，多么令人震惊的消息!电报经过三日才传达我们，我切切的恳求上帝给予我力量与安慰，跟著接到华人佈道士的一封信，也确认消息是真的。他被一个中国土匪枪杀了，有人说那些土匪是军队的逃兵，可悲的是，他没有马上死去，是受苦流血至死，没有什么解除他的痛苦。把他的身体运回来费去十一天，我没有再看他，我要记得的是我送别时的他。他被葬在贵州贵阳，我知道天使看守他的填墓，我们忠心举行家庭礼拜，一同研经祷告，在我们所选择的工作上努力而且快乐，为什么这事会发生?有一日我终会明白的。
我知道上帝容许它发生是有他的旨意的，我感谢主赐给我的安慰，也赐给我的好邻居毕素尔夫妇。中华总会建议我到上海去，我选择留在原地，我现在为我当时做的决定感谢神恩。
后来我迁往四川重庆，汪和仁牧师正准备回国度假，我满心感激他们教了我如何做联合会的账务记录工作，我可以带著孩子在身边。
我在中国直至1933年，跟著回美国度假后再回中国，在联合会办事处工作直至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至1949年我在美国，有幸能於加拿大温哥华、明尼苏达州明尼亚蒲里斯市、密芝根州底特律城等地举办的佈道大会，得到不少快乐的经验。
1949年，我被调往香港和台湾。在那一年，我未决定回华之前，我的儿子加入了美国空军，驻在德萨斯州。后来他结了婚，我有三个孙，儿子心臟发生毛病，1974年9月间逝世，只有四十六岁。
我在台湾工作了二十多年，得到极为愉快的工作经验，我的工作是女传道士和担任我们大学宗教课程的讲师之职。
我九十岁生辰之时，接到台湾三育基督学院电传给我的贺信，写信给我的有十二位，有些用中文写，有些用英文写，这些都是使我快乐的信。
施谋道夫人
石东坡 I.V.S Stonebrook
1940年，中国与日本争战已有三年，战云密佈•美国与日本关系紧张，在自由中国的沦陷区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和同工，以及国外佈道士们均在紧张不安的情况下工作。
全球总会继续派遣国外佈道士到中国，有几位青年国外佈道士在19 40年由美国到达上海，他们是韦智备夫妇、柯尔义夫妇、穆择奥夫妇、葛立德夫妇、包谦夫妇。1940年10月石东坡夫妇抵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到中国去的最后一对国外佈道士。
美日间情况愈盆紧张，消息传出时，邮轮高列治总统号正驶近夏威夷，多数的旅客都在夏威夷离船上岸，回三藩市去，我们乘坐的船，皮尔斯总统号正近日本，因此我们到横滨，在东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日本联合会的办事处停留了一个星期，接不到当如何做的指示，我们就在神户乘搭高列治总统号驶往上海。
我们在上海呆了两天，中华总会的委办会开会，以恳切祷告的心情商议当探取什么行动，他们召集所有在沦陷区中的本会国外佈道士们到上海，最后到达中国的六对夫妇接获指示，离开中国到缅甸，然后经陆路到中国。夏芬堡博士在上海的语言学校华语导师中的四位，亦被送乘船到缅甸作那六对国外佈道士夫妇的老师。
我们到达缅甸，在离仰光以北约三百五十里，一个离孟德拉城九十里的高原地带上，缅甸联合会的夏季办事处找到住处，在那裡我们每日上课直到接得珍珠港的消息，很明显的日本会挥军南下，我们必须离开缅甸，总会有三架货车在缅甸路上从仰光运送物资到中国，决定了我们须准备好离开缅甸到中国，带有小孩的妇女则乘飞机到重庆，我们其余的人员随十六辆货车的车队往中国去。
获得货车的经过显得有神力帮助，仰光一个经营货车的中国商人接得风声，英国人将於次日征用缅甸所有的货车，他往见我们的车队指挥柯伯里牧师，商议卖他们所有的货车事，他们同意了只付一百元首期买了他所有的货车，并应许余款在重庆於售出货车后清付，我们为此深为感激，匆忙的在空袭轰炸中的空间购买所需物资，三架货车满载五十加嵛一桶的汽油，以供旅程所需，又给各医院买了很多箱红十字会编带，为我们中国的同工买了多包斜纹布和黄色斜布，货车上更载有大量的单车和肥皂，准备在重庆卖掉得款支付旅程的费用，亦有货车装载我们的中文老师们及国外佈道士夫妇们的行李物品。
我们的车队到达缅甸与中国的边境时，仰光失守了。我们在拉斯奥(Lashio)上加满了汽油。跟著开始往重庆这二千里的余程，因为有人生病，我们的进展有时很慢，但是经过两个月车队抵达重庆了，途中并没有严重的意外阻滞，在得到极需的休息后，我们都被派往各地开始与华人同工并肩工作。
这些青年国外佈道士们充满热情，在战争期间继续服务，海外的工人们极之有限，到战事停息和平的时候，在自由中国只有五对青年的夫妇，加上汪和仁牧师夫妇和几位留守中国的男佈道士如简墨士牧师、罗威牧师、爱培尔牧师和霍斯(Fossey)牧师等。(按：他们妻小在菲律宾的集中营)
我们的华人信徒、牧师、教师，以及医院员工经常使人深受感动，激发人热诚爱主事主，刘启承医生和黄子克医生有如两部活的发电机，充满活力，坚持不息的工作，徐华牧师和李承璋牧师一次两次的藉步行及任何交通工具，穿越日军的前线，从上海到重庆，与该处的弟兄们一同策划在中国自由区及沦陷区的圣工。
从重庆驾驶一部货车到河南郾城后，我们在郾城与我们的华人同工信徒们一同工作了两年。由重庆到成都，跟著到老河口，再继续到郾城经过了二十一天旅程终於到达我们的工作中心，是多么快乐的事!我们进入教会范围的栅门内，受到一群清洁可爱喜於款待人的同工及他们的家眷的欢迎，如处沙漠中之绿洲。
这是艰苦的年份，日本军机如飞鸟般自由，常常飞临医院及学校范围的上空。跟著日军在太平洋战事失利，需要把他们的军兵从邻近之国南移运回日本，有必要使从广州到北平的铁路通航，这意味到使铁路再经老河口。我们决定了安排十部拖车，每部载重二千磅，往西行到西安，拖车载著医院的x光仪器药物，及一部份医院员工，第三年级的护士学生共约三十至四十人，包括了盖乃德牧师夫妇及石东坡夫妇，以及这一群人少许的行李，离开郾城那一天真是栖惨的一天，这车队走过不少的城镇时，沿途我们都可以听到人们说：「郾城美国医院。我们走过山岗平原，二十三天后到达西安，再听到火车的汽笛声时，真觉悦耳。
日军往西移时，看似西安也可能失守，中国政府把重的设备由城内往北迁走，中华总会委办会指令盖立德夫妇及石东坡夫妇到重庆去接受新委派，因此我们坐火车经过一晚到达宝鸡，在宝鸡租用一架货车把我们及我们自己的行李，区会的物资，行驶两日运到关原城，跟著我们租用了一艘十五人的艇沿嘉陵江往下游驶去，把我们送到重庆，这又经过超过二十日的水程。盖立德牧师被任命为华西联合会会长，石东坡加入中华三育研究社的教师行列。
我们在那裡工作直至战事结束，就被派至汉口，我们接到全球总会的呼召到中国去服务时，本来是要我到汉口，在华中联合会担任教育部和青年部干事之职的，经过了五个有趣的年头，我们终於到达汉口了，我们在那裡工作，大部份是重建的工作，直至1947年1月返回美国。
在战事期间，医药教育及传道的工作均经过艰苦的岁月，在困难的情况下进行。从华中三育研究社毕业出来的青年人找到岗位服务，重建全中国各项圣工。
石东坡夫妇
谭爱德Ida Elizabeth Thompson
那花莲
谭爱德(Ida E.Thompson)於1870年5月12日生於威斯康辛州的茅斯顿。她有三个姐妹，及两兄弟都是医生。
谭爱德家是一个对教会一直保持亲密关系的家庭，三个女儿都到国外去佈道。
谭爱德的早年，是在威斯康辛州与以利诺州度过。毕业之后，她先在威斯康辛州区会工作了几年。到了二十世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热心要将这喜讯传到全世界，好使耶稣早些回来。谭爱德十分热心地答应了到南美传道的呼召，要去巴西。
但是在1901年4月21日，全球总会在柏特克勒召开的代表大会，呼召谭爱德的姐姐Emma 与她的丈夫安得纯成为第一批正式派往中国的国外佈道士。当谭爱德听见他们要动身时，她就请求委员会让她与他们同去。但没有钱可以送她去，因此威斯康辛区会出资，负担她的旅费，及以后几年的费用。这位活泼又才艺出众的青年女子，是踏上中国土地的第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单身国外佈道士。
那位在香港孤单自养传道的拉路，在1902年遇见这批新来的人时，何等高兴。他们都留在香港帮助拉路弟兄，一面学习语言。
她的第一个工作是创办一所英文学校，让青年男子可以学习说英语。藉著一些中国商人的帮助，他们找到了一处地方。一个人让他们免费用他的房子。另一个人借课桌给他们，莫文长弟兄、拉路弟兄及安得纯先生提供了其余的东西。他们打扫了屋子，将屋子重新油漆。那一年十一月，她的学校开学了。到第二年的八月，谭爱德因为癔疾，不得不停止教学。在1904年6月2日版的
评阅宣报上谭爱德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话：「因为我要儘快进入中国为中国妇女工作，我们就觉得英文学校再辨下去，没有盆处。但我为男孩子所作的，并不会使我懊悔，因为，我相信，他们已成为安息日学学员，并且，在我离开之前，他们都仍是学员。••
「那些穷苦，没有人照顾的妇人女孩，引起了我的同情。我觉得他们特别需要我的服务。」(此时谭爱德已 34岁)。1904年6月，她与安得纯家迁到广州。藉著安得纯与他中文老师的帮助，找到了一个办女校的好地方。他们租了那栋房子，三月十七日开学时有十七个女孩子。一周尚未过去，学生人数就已经增加到24人。谭爱德报告说：
「这是威斯康辛的学校。去年夏天，我请求那边的教友作他们所能够作的卡飞特弟兄在帐篷大会读了我的信。发出呼召后五分钟之内，就为这项工作募得500美元。我们心裡充满感恩从事这项工作。我们唯一的动机是教导他们真理，及为这广大帝国训练工人•••我们高兴看见家乡的人纪念我们这些在伟大佈道区中这一边的人。我们士气高昂，知道不久会有真正的收成。撒种的必然收割。
两年之后，教会购买了浸礼会中学校舍。伯特利女校就从租的屋子裡，迁移到自己的校舍。谭爱德为寄宿生开办了一个齐舍。「从现在开始，」她写说：「我们的工作更有成效，尤其是那些住在齐舍中的女孩子。由於这种安排，就完全与家中家庭生活中，不断有的偶像崇拜断绝了关系。」不久，学生人数增加到70，其中40住在齐舍。一个学生来说，她来上学是要学会读小说。但以后，她成了热心的主的工人。
学生人数增加如此之快，使他们要在广州郊外的东山买地，盖造自己的学校。谭爱德的妹妹 Gertrude 来帮助她。但她在两年之后去世，在香港跑马地墓园等候那位生命之主的召唤。AmandaVon Scoy 小姐也来帮助开办第二所女校。还有鄢尔布师母，也在学校工作，直到她与她的丈夫迁到北海。
1911年1月10日下午，广州伯特利女校第一届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来到，让我们再回头听谭爱德讲给我们听。
「男孩子、女孩子及学校的朋友们，都聚集在教堂裡，听第一次毕业典礼裡上的讲道，论到本会在中国的教育工作。刘医生愉快地将圣经经文放在一起，讲得津津有味。正规的毕业典礼在星期三下午举行。我们第一届的毕业生是两个女孩子。她们两个在下一年都要在学校执教。
本会中国教育部干事，安理纯(B.L.Anderson)牧师也来参加，对毕业生及听众讲话，由译员译出。他说：当他第一次读毕业班所选的格的言「你当尽 牛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时，他认为有一些古怪，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但经过思索之后，想到这所学校的名字『伯特利』，想到这两个毕业生已经找到了天的门」。诚然，它是最适合不过。那次参加毕业典礼的人约有三百。
「你们住在美国，随时可以请教从基督教家庭出来的老师，能获得教益的人，无法了解今天对我们的意义。我们为要看到今天，已经儆醒、等待，工作了漫长的七年，才见到我们第一届毕业班，作好了有限的准备。可以教授他人了。这意味著对这工作真正的献身，经常对上帝的事有新经验。这样，这些毕业生出去，将她们的格言彰显在她们的实际生活中，她们的努力，对许多中国人，就成了「天国的门」。
谭爱德继续作校长，直到1922年，男女合校为中国人所接受。那时，男校与女校合併为三育中学。以后，由於战争，学校迁到香港清水湾，最后发展为今天的香港三育书院。
谭爱德回美国休假，但是她无法久留在美国。她的心仍然在中国，不久，她就动身回来，这一次，在以后的十年，都在华中，及华东工作。
她作医生的哥哥，对他妹妹在中国的工作，有深深的感动，他献上了足够的金钱，可以建造两栋供国外佈道士居住的美式洋房。第一栋建在她深爱的东山，伯特利女校旁边。
1932年，健康不良迫使谭爱德小姐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她选择住在加州白班克靠近她作医生的哥哥附近。她於1939年1月22日去世，贡献了三十年生命给中国女孩。丧礼由那在古老中国与她同工的季富德(Frederick Griggs)牧师，及Adlai Albert Esteb牧师主持。
谭爱德
惕威尔 Charles H.Tidwell
惕威尔几乎给他们四十年海外佈道工作时间的四分之一用在中国——说得精确一点是香港。他们於1952年去印度从事教育工作，先担任北印Roorkee中学校长，以后在休假时，惕威尔修得博士学位后，於 Spicer 纪念学院为教授、图书馆长及教务长。1966年全球总会代表大会时被选为南亚总会教育部干事，在此职位上工作八年之久。
1974-1977年，他们在束印尼的Mt. Klabat College工作。惕威尔为教务长及图书馆长并教课。那个时期正値那所学校接受挑战时期。他们去时，该校校龄不到十年，他们看见学校每年增长，不胜欣慰。
1977年休假回美国时，惕威尔被请到香港参观那边的华南三育书院，并考虑就任该院院长职。时该院与美国的学院或大学正研究联校。他们於1977年夏末，迁往香港。
探寻了各种可能性之后，决定寻求与罗琳达大学联校，以获得西方学校协会的正式承认。以后四年这项梦想实现。从罗马琳达经常有行政人员及专业人员到校拜访，偶而也有华南三育书院的行政人员去罗马琳达及拉西阿拉拜访。花了几个星期，及几个月的时间在委员会上及报告的撰写上，一大堆文字作业!一个全工的教授被派到香港。最先同意的科系是神学系，不久是生物系。自从惕威尔离开香港之后，联校的范围更加扩大，几十个罗马琳达的毕业生，是在香港校园中完成他们的学位的。
华南海岛联合会第一任中国籍会长杨健生博士请惕威尔作联会行政秘书，这项工作，他作了四年，在香港及台湾为联会工作，帮助维持办公室的事务及保持联会两大部份之间(台湾与香港)的通讯。
1985年，在新奥尔良全球总会代表大会之后，远东总会选派惕威尔到斯里兰卡担任联合会长职。这最后五年的服务使惕威尔家置身於一个世界最美丽的岛上，在十分艰难时期，在残酷的内战之际，在全岛政治动乱之时，领导教会的圣工。他们於1990年退休，住在华盛顿州，但作了两次海外义工。1991年，惕威尔是第一个回到孤立、落后的高棉的教会工人，使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正式在那裡出现，并开始教会聚会。1993年，他去泰国担任那边新设立的大学临时校长，帮助学校度过成长的一年，直到找到正式人选接掌校长职务。
汪和仁 Merritt C.Warren
李海伦
1913年秋，汪和仁与他的新婚妻子慧玛兰狄斯(Wilma Landis)一同抵达中国上海市，先用六个月学习语言，跟和禄门夫妇，同往华西开新工，当时华西地区连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也没有。华西联合会的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和四川，联会的总部设於四川省重庆市，两家华人佈道士李法孔及时汝霖牧师自河南被调派到这个新的联合会参加先锋工作。
1914年男士们先到重庆，为他们四家的家人寻找适当的居所，更寻宽一个聚会崇拜的场所，因他们的婴孩将於七月下旬诞生，汪和仁极想在预产期前回到他妻子身边。
婴孩三个月大时，汪和仁夫妇与一家华人同工起程赴重庆，头一千里路是坐汽船往宜昌，早期的汽船不敢航行宜昌以上的路程，由宜昌到重庆的四百里须坐木船，由船夫拖著一步又一步的向上游慢慢驶去，经过急流时特别的危险，船长告诉他们每四艘木船，会有一艘毁坏，每二十艘就有一艘完全损失，每年在宜昌至重庆之间有一千人溺水丧生，他们用了二十六天才到达重庆。
重庆的夏天很热，没有电扇也没有自来水，因为华西三省山路崎幅，没有具轮子的车辆，陆上的交通都是徒步的，除非你有钱买一匹马或请到轿子抬你。跟著的十八年，汪和仁也许比其他在中国的国外佈道士，走得更多里路，他常常一出外就是数月，亦多次遇到土匪截劫。
过了不久和禄门一家因健康欠佳回澳州去，留下汪和仁主理圣工，早期派遣到华西协助圣工者中有安得烈医生。他到西藏的边境，在康定建立了工作据点，其他早期到华西工作的国外佈道士有巴庆安(Blanford)夫妇，(她在成都死於肺炎)，林思翰(S.H.Lindt)夫妇，后来有胡安德(A.E.Hughes)夫妇，都在四川省的首都成都工作。陆斯(ErnestLutz)夫妇及胡斯(Woolsey)夫妇，再后期一点，艾芬堡(Efferberg)夫妇，於不同时间驻重庆工作。
四家国外佈道士於1927年加入华西圣工，华西联合会会长汪和仁牧师把米乐通和怀特两家安置在云南省昆明市，又把施谋道及毕素尔两家派到贵州省贵阳市。在这两省的新国外佈道士均遭遇不幸。施谋道弟兄在往云南途中被土匪枪杀。在昆明米乐尔师母和怀特师母均在夜间被杀於床上，当时她们的丈夫正作一次佈道行程，在大里地区开发新工，他的同工中这三项死亡事件给汪和仁带来不能言喻的哀伤。
怀特带同两个失去母亲的女儿，结了婚，回到美国。米乐通牧师仍然留在中国作工，居住於山区苗族人中间，数以百计的苗族同胞加入教会，后来在上海参赴总会的议事会时，他认识了一位年轻可爱的女秘书爱莲多逊(IreneDawson)与之同谐连理，带她回到昆明。
在华西领导圣工十八年后，汪和仁牧师被调遣为华中联合会会长，总部设於汉口。华中圣工比华西的较早开始。在华中地区的国外佈道士相当多，如伯兰士医生在河南省郾城本会的医院中工作，施力兰夫妇、简墨土夫妇、柯拉克夫妇、戴天德夫妇、柯德尔夫妇等是国外佈道士的一部份。
1936年汪和仁夫妇仍在汉口时，他们的女儿海伦与夫婿李嗣贵在往赴云南为国外佈道士的途中停留汉口与他们小聚，三年后汪和仁与师母第三度回国度假后，被派领导云南区会圣工，日本当时侵佔了中国沿海的城市，中华总会办事处迁至重庆，汪和仁的下一个工作岗位是西北联合会，联合会办事处设於兰州，那些年份是十分艰苦的年份，因为通货膨胀，货物价格不住上涨，中国本地同工薪酬的增长追不上物价的上涨，汪和仁牧师竭尽全力小心节省，以求能得的款项可以应付各项开支，甚至寄来邮件的信封，也小心拆开翻转，以致可以再用一次。
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汪和仁夫妇回国度延期已久的假期，是他们的第四次回国度假，他们战后再回中国，再回汉口，但和平是短暂的。这次是国共战事，共方从北方长驱而下，迁走河南郾城同工似是明智之举，汪和仁牧师在寒冬之时到那裡带出一大群我们的同工，包括护士格连(Gertrude Green)，麦慕伦医生(Dr. McMullen)一家，艾力(Otis Eric)和黄子克医生的太太和孩子，黄子克医生自愿於共方势将接收的紧急情况下，留守医院主持院务。有三周之久，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那裡，或是他们是否仍然活著，他们遇到国军也遇到共军，虽然炸弹落在他们四周，上帝保守他们安全无事，这一群人安然抵达汉口，但是不久，所有外国人都必须离开中国了。在香港总会会长发出通知给在中国的国外佈道士，他们可以接受呼召到别的佈道区工作，或是选择返回他们的家乡，汪和仁牧师被告之他可以回美国去。
「但我的健康情况很好，在东方有没有一个地区我可以在那裡服务呢?」
汪和仁问，他接受了菲律宾的呼召邀请，菲律宾人用英语，汪和仁夫妇在那裡工作了六年。
当汪和仁夫妇接到台湾的呼召时，他们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很快乐再一次能在中国人中工作，在台湾他们住在台中，领导时兆圣经函授学校的工作，同时管理台湾中部各教会。五年后，汪牧师年届七十，在献出四十八年时光服务於佈道区后，他退休了；但在内心汪牧师仍是一位国外佈道士，为帮助台湾南部的山地学校，他奉献第二个十分一捐，一直维持到他逝世之时。
汪和仁夫妇
鄢尔布 Edwin Hymes Wilbur
那花莲
鄢尔布於1869年4月2日生於纽约的 Easton。他的父母在早年已经听到复临信息，并热望小儿子成为上帝的工人。他即使在幼年，看来也不健康。但这并未使他勇气稍减。
在他十八岁离开农庄之后，他学会了印刷，之后在柏特格勒评阅宣报馆工作。
以后他在爱俄华 Des Moines 疗养院接受护理训练。他在那裡邂逅了也在接受训练的Susan Haskell的青年女子。鄢尔布有意去中国，并将此心愿告诉Susan，并写了许多信给委员会，请求差遣他到中国去。在信的末尾，他的签名总是：献身为中国的鄢尔布。但因为他的健康不良，回答都是否定的。他总是说，他若快要死，不如死在传道区。
1902年春初，史拜首(Spicer)牧师与 Daniel 牧师访问了他们的疗养院，邀请工人到海外工作。Susan 接受了呼召。
但鄢尔布对她的决志，一点也不知情，也没有人告诉他，他有些灰心，就独自到医院院子裡散步。他在沉思，没有听见身后 Spicer牧师的脚步声。Spicer牧师拍他的肩，问道：「还要献身为中国的弟兄吗?」他转身过来时，Spicer 告诉他，现在委员会要途他到中国去了。他在兴奋之余问道：他必须单独去吗?不久，Spicer， Daniels 与鄢尔布去寻找Susan。1902年7月21日，这一对年轻人在俄爱华的加文结婚。不久他们就从温哥华乘「印度号快艇」向中国航行，於十月末在香港登岸。
他们是最先在中国内陆，在广东省广州安顿下来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工人。在香港，有最先派去中国，於同年二月到达，但尚未进入中国的安得纯牧师夫妇来迎接。那位自养传道人拉路先生，欢天喜地的接他们，因为他已祷告了十四年，求上帝差遣人来帮助他。
1902年12月1日，鄢尔布夫妇迁到广州住。那时，广州是一个有两百多万人口的都市。他们立刻开始学习广东话，将英文书刊卖给可以读英文的人。第二年四月，因为他们的健康关系，他们与安得纯一家人互调。就在此时鄢师母照顾那患肺炎，又有癮疾及伤寒併发症，已经病危的拉路先生。拉路先生於1903年4月26日去世，享年80岁5个月零一天。他是将复临真理带到中国的第一位先锋。
9月，他与鄢师母及谭爱德(IdaThompson)小姐去到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一个在香港的中国商人让他们免费使用他在那边宽大，设备完善的屋子。在鄢尔布的一封信裡，他说：「他发现许多中国人渴慕福音，在一年之间，他卖出了66本精装书，90本新约圣经，468本期刊及6份的“Good Health”，及一年份的“Pacific Health Journal”。
1904年7月27日，鄢尔布一家迁回广州。鄢尔布用了十天时间找屋子住，但无法找到。他去到安得纯家，拿起一本怀爱伦著的教会证言第八卷，读到下面鼓励的话：「拦阻上帝圣工推进的事必会出现，但不要惧怕。•••上帝圣工仇敌的计划虽然看来坚强，但是上帝能将那最坚强的都推翻，当祂看见我们的信心已接受充分试验，我们已被吸引亲近祂，请祂作我们的谋士时，祂必在他所订的时间，及用祂的方式行事。」
就在那天下午，一个曾与鄢尔布家同住的中国女人与她的儿子 Robert Wilbur 去找鄢尔布所正要找的屋子。上帝就这样回答了他们的祷告。他们搬到新居不久，就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婴，给她起名为「爱莲」。女校於8月14日，也是鄢尔布开办教会第一所男校的同一天复校。同时也作好了书刊出版计划。「拾级就主 中的「罪人需要基督」那一章，与其它小册子都预备好，可以刊印了。
到1904年年底，一个有二十个教友的教会建立起来。加上五个佈道所的24位教友，并独自守安息日的人，共有信徒64人。1905年，鄢尔布在广州的一所教堂举行晚上聚会。他也在信奉基督教的中文老师陪伴之下，作长时间旅行，寻宽开新工的地方。
1907年，在江门开了一间新的佈道所。那一个离广州约50英哩，有七万五千人的市镇。鄢尔布去到那裡领导开新工。
1909年1月，所有在中国的国外佈道士都被召聚参加一次推展圣工计划会议。就是在那一次，1909年1月22日的会议中，那位在七年前拍鄢尔布肩膀的Spicer牧师，按立鄢尔布为牧师。
1910年2月4日，鄢尔布一家回美国第一次休假。他在访问家乡爱俄华的Garwin时，於6月21日，生了第三个孩子，起名为Fred Daniel。夏天都在帐篷大会中演讲。人都喜欢听中国圣工报告，并捐献了数以万计的金钱帮助圣工。
他们回到广州，在那裡工作两年，然后迁到佛山，帮助刘险医生的医院工作。1914年2月3日，在广西北海，开创了一个美好的工作，由鄢尔布负责。广西北海离广州约 500英哩水路，位於广州的南边东京湾。这一家人一到达就旅行到内陆27 英哩的梧州。鄢尔布在此为四人施浸。鄢尔布一点也不知道，这次浸礼是他在中国施行的最后一次。几天之后，他回到北海，就病倒了。鄢师母差遣中国传道人及她的儿子去请法国医生来。鄢尔布弟兄患癔疾及心臟病病重。1914年5月1日，他在耶稣裡安息了。电报发给当主持华南圣工的哈楼(Harlow)牧师，但他花了两周时间才抵达广西北海。鄢尔布弟兄对教会的请求是，他若死去，请葬在一口中国人的棺材裡。德国与英国驻广西北海的领事要鄢尔布葬在他们的墓园裡。葬礼由英国圣公会的W.E.Hipwell牧师及中国传道沈先生共同主持。
鄢尔布夫妇
鄢尔布
卫理思 Paul L. Williams
那花莲
卫理思(Paul L. William)生於纽约的布鲁克林。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儿女，对他早年的生平所知极少。第一次与他及他的妻子Dollie接触，是Dollie在洛杉磯怀氏纪念医院接受护士训练之时。卫理思是个会计。他待人十分友善，吸引小孩子，经常都有一群孩子围绕著他。当一个国外佈道士的孩子被问及，他对卫理思的记忆时，他立刻回答说：「他的红髮，小髾鬚，并他到我们香港家中访问时的好玩时光。
Dollie 毕业之后，他们接受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委员会的呼召到中国传道。他们乘S. Nile号和二十一个被差遣到远东的国外佈道士到达香港之后，有几天留在香港接受训练与指导。由於刘检医生刚去世，广西南宁的医院极需帮助。费康南(R.A.Falconer)与他的妻子也伴随他们到南宁接任医院新院长职务，女士们则主持护理工作。
河上的旅途十分危险，因那时正值中国内战期间。打败的军兵分散在乡下，成为土匪与流寇。许多西江上的船受鎗击，乘客被洗劫。一个美国国外佈道士遭遇到类似的经验。他的皮大衣被剥掉，再剥掉他的西装与衬衫、皮鞋，让他只穿著内衣与禨子暴露在寒冷的多天裡，而船上并未升火或暖气。同一条船上的德国佈道士头部中枪，那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佈道士则帮助他，直到船到达广州，他被带到医院为止。
因此，这些新来的佈道士不喜欢这种政治情况，但是他们信靠上帝，长途旅行了几百英哩，成功的到达广西省。
卫理思成为广西区会的司库，谭保罗(P.V.Thomas)为会长。
此时正値华南联合会召开代表大会，代表们要到广州。卫理思一家及其他的工人害怕坐船去广州。他们在家中围桌祷告，求上帝特别指导他们，去或不去。以后，他们决定以抽籤方式决定。他们作了许多上面写著「留」字的小纸条，再将它们卷起，放在碗裡。然后他们只作了三个上面写著「去」字的纸条，也放进碗裡与「留」的纸条混合。他们再一次携手祷告，求上帝的指导。
然后由三个人从碗裡取出三个纸条来，每家抽一个。但所抽出来的三个纸条全是「去」。我记得，听见他们讲这个故事时感人至深!对那次参加聚会的人是多么深的感动啊!1926-1927年间，美国领事下令广西所有的美国传道人都去香港避难。一些人，若正轮到休假就回美国。
Florence Nagel (即作者)讲到在她十六岁生日时一次盛大的庆生会。从华南内地来的佈道士人数众多。这年，她的生日正好是安息日。整个安息日没有一个人，甚至她自己的母亲也没有向她讲生日快乐祝福的话。在崇拜聚会及午饭之后，卫理思提议大家一起去跑马地的墓园，弔念葬在那裡的先贤们。这些人中有拉路，Gertrude Thompson小姐，费康南师母，(费康南医生的妻，她於1921年3月6日到达广西南宁后不久，她在26岁生产时去世。)
这群人聚集在墓园下面山脚一条美丽的溪水旁举行祷告会及夕阳会。他们想到那些亲爱的人所付出的牺牲时，受了极大的感动。太阳一下山，卫理思就领头唱「祝 Florence 生日快乐!」并说：「现在我们一起去蓝鸟咖啡座去吃爱斯基摩饼庆祝。」那冰泣淋是许多青年人从来还没有吃过的，因为它最近才在香港推出。
当W.P.Bradley在新加坡代理远东总会会长时，卫理思与Dolie 再度搬家。这一次是搬到新加坡作远东总会司库。他们一直住在新加坡，直到日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轰炸新加坡为止。在新加坡被日军佔领前，他们平安撤离。
卫理思在退休之前一直负责全球总会旧金山办事处的交通部门。他与 Dolie 在加州Sonora本会医院附近的山边建造了一栋可爱的家。他们的金婚纪念日又是一个欢乐的日子，那一天许多华南联合会的同工再度重聚来庆贺他们。卫理思在远东工作了三十五年。当所有中国的圣徒聚集在我们天父家裡时，那该是何等荣耀的时刻。卫理思与 Dolie 会再一次说：「到中国佈道是有福的!」
吴德 Kenneth H.Wood. Sr
吴幼德的儿子
吴德牧师出世於密芝根史丹威尔(Stevensville，Michigan)。吴幼德曾在西达湖中学(Cedar Lake Academy)和以马内利学院(Emmanuel MissionaryCollege)就读。1909年，吴德在葛兰狄疗养院(Glendale Sanitarium)工作。太平洋联合会会长安德露士(E.E.Andross)看到吴德的活力和外向的性格，就鼓励他协助南加州区会(SouthernCalifornia Conference)。协助多个佈道会，期间显示出福音佈道对他的呼召。
因喜冒险及乐於传三天使的信息到外国，吴德申请到国外服务。他向在葛兰狄疗养院做主簿记员的未婚妻兰丁格尔(Florence E.Nightingale)求婚，并於1912年8月28日结婚。同年11月底，他们出发到中国并在那服务长达30年。
一抵达上海，吴德和太太就被派往南京的语言学校，学习中国语。不到几个月，学成后就回上海投入佈道工作。多年后，吴德能完美掌握上海话，一位当地人说如果只在教堂外听，他根本不知道讲者是中国人或美国人。
不久吴德被委派担任上海的江苏区会会长。1916年，他担任华东区会的秘书及司库，次年按立成为牧师。这段期间，两位成员加入吴德家，女儿珍妮(Janet Evangeline)和儿子肯纳(Kenneth H. Jr.)他在1966年至1982年曾担任评阅宣报(AdventistReview)主编。
吴德牧师很爱中国人，甚至於觉得应该训练当地同工，将来不需要国外来的人。他在江苏区会会长任内，据选沉绪成担任秘书及司库，也因此成为第一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外国人，在中国选出一位当地人担任行政工作。米纯贞带领了徐华和未婚妻归信主后，吴德为他们施洗及证婚。(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所有外国人撤退时，徐牧师担任中华分会会长)
虽然吴德在中国时大部份都是担任行政工作，但他只花了极少的时间在办公室。大部份时间他都到处旅行，教导教友，并藉著自己的榜样鼓励同工为目标而工作。他的行程包括行走山路，乘坐火车、小船、手推车及人力车。这些旅程通常长达三个多星期，吴德就带著一个被褥和一个医药箱，内有不同种类的药膏，消毒剂，医治霍乱、肠寄生物、皮肤病及其他普遍疾病的药物。他相信将简单的医疗加上传福音最为有效。他从不迟疑的帮人热敷，以针刺破农担，施与眼药水，冲洗耳朵，涂酒精及碘酒或包扎伤口。
吴德对生命具极大热忱，富冒险精神，不顾传统，很明显的他在上海是唯一一位外国人，使用摩托车及手推车为交通工具，及运载家人。
1929年，吴德被选为华东联会会长，同时仍是当地区会的会长。太太任职苏浙区会安息日学部干事，后来作联会秘书。1937年，吴德担任在牡丹江的满州联会会长直到1941年，日本和美国发生战争。所有的外国人都要撒退，但他留到日本兵关闭满州边境前，最后一位西方人离开。
回到美国，吴德在加州圣路易斯奥比士堡(San Luis Obispo, California)附近的罗白营(Camp Roberts)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当营牧师。他关心每一位及协助他们度过难关，带领了过百人对上帝及教会忠心。
1945年战争完毕后，吴德希望回到中国，但是过不了健康检查那一关。他十分失望。1946年吴德热切的接受中央加州区会的邀请，担任安息日学及节制部，协助至1958年。虽然至此吴德已退休，但他仍然继续帮忙聆听(Listen)杂誌为区代表，防止酗酒及其他嗜好。
魏良德 Charles E. Winter
魏贝蒂
魏良德於1914年9月9日出生於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泉市，并在该地成长。后来进入科罗拉多学院，以牛工半读方式，负责图书馆及行政大楼之清洁工作，每月赚取约一百美元之微薄收入，加上免交学费，以六年时间完成学业。
1937年6月与本会同属科罗拉多泉市教友施贝蒂(Bety Schacfer)结为连理。一年后完成生物教育学硕士，双双前往尼布拉斯加州林肯镇之联合学院，查克(Chuck乃小名)魏良德想用暑期时间修读圣经课程。然而，抵校之首日，马斯教授便聘用他担任实验室之助教。当年在校任职时，院方亦提供奖学金让其在尼布拉斯加州立大学继续选修生物课程。
该年学院课程将近结束前，魏良德夫妇奉全球总会差派其到中国之中华三育研究社担任科学系系主任——特别是为医预科课程。惟因中日战争缘故学校暂迁至香港。然而他们夫妇仍留在上海继续学习中文一年。
1940年6月我们回到距离九龙约十一英哩外郊区之美丽校园清水湾。此时香港地区并非平静。英国飞机不断在空中飞航练习以便迎战日军。对此景况我们习以为常，学校也照常上课。当年之感恩节所有国外佈道士齐聚司徒拔道之园子聚餐。圣诞节我们亦举行相同庆祝。
1941年5月来临时，全球总会紧急通知所有妇女及儿童们即时返回美国。事实上，美国驻港领事觉得香港政局已稍微缓和，故此，所有男士们决定为学生留下以完成该学年度之课业。然而五月的一个晚上，在码头上夫妻的分离是何等的难过。
秋季时，政局似乎看来平静，故所有留下来的国外佈道士决定继续开学。然而1941年12月7日终於发生了珍珠港事件。同时间香港遭受到严重轰炸。其间约有九个月魏良德夫妇彼此失去连络，且生死不明，但魏良德师母心中确信上帝必眷右其夫之安全。
1942年大约7月或8月间，获悉美日将互相交换战俘的好消息。在美境内的美籍日人经由瑞典航舰——格立松号载运至葡萄牙属地东非洲海岸，与由日本军舰所载运之美国国外佈道士及商人等相互交换战俘。然而在菲律宾的本会国外佈道士却未包括在此交换战俘之列。在香港的吴德(E. C. Wood)先生他专责中国建筑的事工，因其具有加拿大及美国国籍身份，则仍然被拘留於赤柱监狱中。
八月份几乎所有的妻子们皆前往纽约市迎接「格立松 号船舰。家庭终可以再次团聚。短暂与双亲团聚后我们又回到南方佈道学院一年。次年我们再度接受华盛顿佈道学院的呼召，因为我们相信当地学术研究机会较佳。结果查克一面任教於华盛顿佈道学院，同时亦进入马利兰大学研究院进修。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居住了四年，当战争结束后，我们再度返回中国——桥头镇中华三育研究社，一处曾因战争缘故而中断的地方。
1948年11月的某星期五，本院行政人员接获由南京传来信息，谓最后一艘美舰将於星期日清晨离境。我们在新居中只有居住短短的四个月。当安息日晚上聚会结束后，我们全部各自返回寓所整理行李——各人只容许携带一件。很自然的，我们二岁半独子的东西几乎佔了我们全部行李的空间。
所有男士们企图留校并作一切的安排，使货船能尽量驶进镇江市。在大雨及泥湾中，他们将所有的货物装上卡车，并安排凡愿意离开的师生们到等待的货船上。这是何等的悲惨及喜悦的经验。
数日后也就是在1949年元旦时，这艘拥挤的货船上载满了行色匆匆的人群，甚至还有一隻怀孕的母牛，终於安抵香港，顿时令移民局感到吃惊。可是没有人被允许下船，货船需经由珠江回广东省再乘火车有秩序的返回香港。大约二天后，所有的家庭及儿童们在车站等待火车，终於见到我们的丈夫。
1949年6月我们终於再度回到美国。查克应聘於罗马琳达大学，但却先到华盛顿佈道学院的有9个月，乃因院方生物学校授突然离职之故。1950年11月，我们喜获第二个女婴克的斯汀。於1951年8月我们迁至罗马琳达大学。查克任教於微生物学系达三十年之久，其中十九年担任系主任，即使退休后仍担任全职教授工作，直至突然因病身故为止。
当第一次到中国服务，我们深知主呼召我们。第二次再度前往中国服务，乃因我们深爱中国人民及愉快之回忆。自从查克过世后，陆续有不少中国内地之医生来罗马琳达医学中心进修及研究。1983年有人要求我及数位同事一齐帮助并教授这些医生们英文，直到1995年我仍未中断此工作。我们共同研谈及讨论「文化」课程。在过去五、六年内，自从中国改革开放后，我开始与他们研谈及讨论马思威所作的「圣经故事」，我们甚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