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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圣工史(上.下册)
圣工检讨及展望 -黄兆坚

  人是唯一有记忆和预测能力的生物。历史不单为历史家提供些资料,或使后人作消遣用;历史是一面镜子,让人们在回顾中得著经验教训,前瞻时既有依据又有亮光。正确的看待历史,使我们能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除此之外,教会史更让人认识上帝的奇妙作为。

  历史是不能分割的。以中国教会来说,西安碑林的景教碑证明基督教远在公元七世纪唐朝时就已经进入中国。而近代的基督教以马礼逊于1807年来华为起点。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来说,在1863年成立了全球总会后,1874年派出第一位佈道士约翰安德烈去欧洲;而在1888年,66高龄的亚伯兰拉路先生成为将三天使信息带到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先驱。1902年正式受全总委派的传道士安德纯牧师来华,直到近代的中国基督教,包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都是在西方差会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1949年后,她又经历了反宗教社会形态中所有的挣扎,并面对以号称“三自”教会的形式出现在近代中国的处境。教会“先天不足 又“后天失调”但因上帝爱祂自己的儿女,基督也是教会的元首,尽管差会时代过去,在以“三自”为名的教会中生长发育,一度也受阻碍,但却产生及锻炼了一个更接近原始使徒教会模式,真正自养、自传、自治的教会,并为普世教会提供教训,借镜和鼓励,以下是在回顾中有几点经验和教训:

  一·从历史文化上看

  中国基督教在过去十三个世纪中的起落,道出了一个真理。基督教如果不根植于广大的人群,立足于老百姓心中,那麽尽管有帝王(唐太宗、蒙古王、清康熙皇帝,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孙中山总统及蒋介石委员长)的认同和支持,都不能久住常安,一旦改朝换代,教会的工作和影响也就消失。

  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原是外来宗教从亚洲西南的印度、阿拉伯而来,为何在中国历史上她们比基督教有远为强大及持久的影响力呢?这和她们与中国固有的文化文明,有较多的融会贯通有关。因此历史经验告诉人,基督教不但应当立足于广大人群中,而且还要和中国固有优良的文化思想传统相互接纳。

  但反观中国基督教,不论唐、元、明,清及近代都是走上层路线为主,影响的对象主要是达官贵人。近代由西方传来的基督教,在传扬基督福音时,有意无意地夹带了西方的文化习俗,思想方法及生活方式,落得“洋教”的贬称。因缺乏结合国情,对中国传统文化只有肤浅的了解,甚少吸收她的优良成份,因而构成了“根不深叶不茂,果更少”的情形。

  基督教应当适应地方的环境,在维护圣经真理原则的同时,尽可能珍惜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并尽可能不伤害中国先行的儒道,佛教徒的宗教感情,固然不能以各自的文化传统,宗教哲学,去裁定及规范圣经的真理。反之,应让圣经去裁定及规范各地文化传统和宗教哲学,但在非原则上应当尽可能与中国的文化相适应并与中国人民认同。

  中国教会史中景教(基督教一分支流派)太过吸纳佛儒的言词和表达方式,及天主教在明朝利玛宝在华时,对祭祖的认可,都是过右的做法,也明显带来不良的后果。但在近代基督教中让基督教染上太多太深西方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崇拜礼仪上的移植照搬,也同样是另一左的极端,结果埋下了不少拒绝甚至反基督教的种子,在特定的气候及受人鼓动下,它们就萌发了出来(如廿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反基督教大同盟,和51年的控诉运动。)

  圣经中留下了最伟大的传道者耶稣基督(约3:10-12),使徒保罗的榜样和教训。(林前 9:19-23;徒 17:22-23;14:11-18)怀爱伦也提到:“有一个伟大庄严的工作要完成。这裡有些人觉得他们必须要到中国或其他地方去传信息。他们首先必须将自己置于一个学习者的地位,并因此经受试验和考察。”(LS15,P38)

  怀爱伦也尊重中国人,谈到她的帮厨约翰说:“我们的中国人约翰是很宝贵的,他做任何事都是惊人的雅緻。她在旅途中也参观瞭解中国人的学校。她对中国人信奉的佛教及固有的文化也有正确的态度,她提到中国人过新年前得解决一切债务及嫌隙的习惯时予以讚扬并表示“这虽是一个异邦的风俗,基督教世界也当效法,”另外,她看到中国人祭祖时的虔诚,令她反躬自问自己的信仰,同时又为自己所得的亮光而感恩。这是我们今天要记取的。

  深入人群大众而不是脱离广大人民,或仅在少数社会上层人士中开展传福音的工作;深入人们固有的文化宗教思想领域,既不被同化但又不目空一切,排斥一切,要注意固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它们与圣经的异同及可能有的贡献,这对外国差会及中国传道人建立教会发展圣工都是极为重要的。

  曾经多年在中国内地会工作的赖尔(Leslie Lyall)说了以下对中国人民认错的话:“我们中间太多的人因为传扬一种掺杂了的基督教福音而有罪。”“我们中太多人对你们的文化、文学和思想严重的无知。”“我们中间太多的人迟疑不愿与你们认同。”(Leslie Lyall 红星P53-96)。在1956,1957年分别由林尧喜(前中华总会总干事)和李承璋(前中华总会司库)所写的“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的行政和措施的评价”及“对在华圣工的过去和现在的观察及意见”中都有类似的认识和评议。这就更不用提那些非基督徒或攻击基督教传教事业之人所作的批判了。

  二·政教关係

  中国基督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1949年前后都面对一个政教关係的问题。根据耶稣“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的教训,新约教会应当奉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就是政权不利用宗教,宗教也不利用政权,但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中,两者相互利用都曾发生过,这是造成教会外强中干,形存实亡、软弱、腐败的一个原因。尽管圣经教导“不是依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投靠耶和华强过依靠人,投靠耶和华,强过依靠王子。”但仍有不少差会随著不平等条约及砲舰而来,一些传教士依仗本国政府势力行事为人,另一方面,1949年中共主政后,一度教会在政府的授意,支持下藉“控诉”和“三自”运动为名,似乎是要消除西方国家对基督教的影响和控制,清除洋教的名号,却又令教会落入为政权利用控制,为政治服务的旧巢。教会有时也倚仗权势排除异己,实行多数压制少数。中国虽未有中世纪那种政教合一的程度和形式,但任何程度和形式的政教联合,都会带来相应的不良后果。

  教会不是存在于孤岛,实体的教会总是生存在现实的,比她自身范围更广大的社会及国家中,除了在有真正自由及人权、法治的社会中才较容易贯彻和体现政教分离的原则。但圣经也不主张政教对抗,在一般情况下基督徒愿意为良民,为主及为众人的益处顺服赏善罚恶的掌权者,除了为君王,领袖祷告也克尽公民的义务和责职,做盐、做光,就如广大的中国基督徒,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友所做的那样,基督徒应当关怀社会正义和人民的生活。赖尔在真诚的承认中也包括这一点“我们太不关心社会的正义及缺少对社会的关怀。”1949年前的教会及差会组织往往是犯了这错误。耶稣和使徒保罗等固然不捲入政治党派之争中,但他们十分关注及谋求社会人群大众的福利和身心的康宁。怀爱伦早在前世纪末时指出:“在印度、中国、俄国和美国的城市中,有成千上万的人濒临饿死,而有钱人,因为他们有权势,他们又以低价及权势控制了市场,他们以低价收购,以极高的价格出售,这就意味著贫苦阶级的更大飢贫,并将导致内战。”(GerneralManuscript typed Aug 13,1899)有些教会包括本会一面在民间做了一些慈善性的工作,如医药、救济,教育等工作,却在分羹之馀,教会既忽略对社会更大的关怀,反而较多为地方社会上层,富有人仕服务。西教士中尽管有不少真诚的,克己奉献的传教士,但也有一些外国人——行政人员、牧师,医生等等既有种族优越的倾向,又有与中国人县殊很大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以本会在华最高学府中华三育研究社所在的桥头镇为例就有西山——洋人山,及东山一—中国教职员工居处之分。一切生活条件存在明显差异,甚至外面乡民都觉察到。另外,在中国同工中既有奉公努力,献身服务的,也出现了白华及洋奴之类的投机份子,因此就整体教会来说与人民群众有很大距离,更不用提及个别的人,明显倚仗国内外政治势力欺压中国人民及伤害中国民族感情的事例了。在这角度上看,提倡“三自”有它当初现实的需要和积极的意义。(但这与割断普世教会团契,及想藉此“三自”限制收缩教会为政权服务的错误做法当然不同。)

  三·经济上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和其他教会一样经历了抗日战争中的损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总会立即拨款近二百万美元来修整一切遭受破坏的处所及恢复停顿了的工作。远自怀爱伦晚年时,即在中国开工不久的1910年,她就支持拨款发展中国的圣工。她说:“有人已经表示愿意在这次会议期间拨送一大笔款项到中国去为支持那个国家的工作,将这钱送去中国是正确的和合适的。(Gleaner Jan. 25,1910)

  中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经济长期以来都是由差会支持的。这不能不感激大洋彼岸弟兄姐妹的爱心,热心和克己牺牲的精神及行动。因此导致本会的工作能正式在中国开创和立足,这是无可厚非,并当感恩的。“圣徒帮补”原是圣经所吩咐一点,与立足自养应无矛盾。

  但教会如果一直要人银养及供应,仰人鼻息,否则就不能存活生长,这倒不是健康而是衰弱的指针,逐渐鼓励中国信徒维持教会及圣工,而不倚赖外来的经济和捐助及总会拨款,是操练克己和信心,增强灵性和教会的一个环节,提倡自养的积极作用就在此,但自从本会进入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她仍未达到这地步,固然是与中国连年战争,人民生活一般贫困有关,但不能自给自足毕竟是一个遗憾的事,更谈不上能去开发新工,及支援其他地区了。

  其次,回顾教会经历,不论在教友和工作人员,甚至教牧同工中,都出现了一批为吃饼得饱而来的人,或是为解决饭碗而做事的雇工,在有西方的美金拨款时,人就在。1951年一旦切断了差会的经济供应,顿时就暴露了不少人信仰的基础——不是基督而是钱,不是仰望上帝而是靠赖人。据林尧喜总干事1956年12月所写的评估,当外来经济切断时,一整个联合会放弃了圣工。

  正因为教会充斥著不少世俗之徒,总会、联合会、区会开会时为薪金,预算可以热烈发言、争论,但在其他方面却死气沉沉。为了钱,彼此就嫉妒纷争,五十年代后更有人为钱出卖自己的灵魂,信仰和同工同道。

  另一方面值得检讨的是:用钱不当、不仅指教会、学校、医院等,也有贪污的事,控诉时某些是事实。每年50万美元的预算并未真正造就中国教会及圣工,根据李承璋司库指出:教会却将大量款项用在建造西教士的房屋上(佔本会资产的45.3%,其他医院,办公楼等佔 40%,但用在建立教堂上仅佔 2.3%(反省3)。桥头镇上洋房一幢幢,但就在神学院及最高学府所在地却没有一座教堂建筑物。以中华总会所在地,宁国路一条街说有办公大楼,报馆,及一排排的洋房住宅,还有中小学,但所谓的教会就是学校的礼堂,或说礼堂也就是教堂。除此,上海唯一正规一点的就是沪北教堂,它座落在疗养院旁边,而人数最多的沪中教会仅是一临时建筑,共产党接管政权后不久,所有医院、学校、报馆全被佔用,初时倒是教堂反得保存,但它们既少又小,在1958年全国教会联合时,本会会堂被保留选用的几乎没有,教会的款项并未最适当最直接为上帝的儿女服务是当反省的,而费尽心机和钱财建造的其他一切,一夜之间全归他人之手更令人受教!

  四·组织人事信仰上

  夏季的树都是绿的·冬天来到就分出那些是落叶树,那些是常青树·保罗也说到有火显现就显出各人的建造是草禾木稽,还是金银宝石。在平安稳妥,经济充裕时,约翰福音十章耶稣所讲比喻中:盗贼、陌生人、僱主、牧人、好牧人一时都在一起,但考验之日,就将人分别出来。

  林尧喜总干事的文章指出,以本会素常夸耀的上海医院来说它的员工在接管之日,绝大多数人一反往常的“素食习惯了连猪肉和烟酒都吃了!至于要求守安息日者仅有4个人,笔者日后偶然看到的一本“幸福阶梯”的书,其中夹著一位西国同工勉励医院副院长叫他要读经和祷告,建立灵修生活的纸片也说明一斑。说到印刷厂,它只想到市场,销路和收益,曾利用当时先进的印刷设备大量印些健康卫生之类的书刊,但对至关灵命培养的预言之灵书刊却很少印行。在接管之日,当政府询问有谁提出什麽要求时,只有一位老年的装钉工提出要遵守安息日,那些编辑,主管都到那裡去了?学校以桥头镇为例,光景也很可怜,非但多数学生通过参与控诉运动后各奔前程,(但可告慰的是有少数青年仍愿坚守主道,日后也有献身的。)而在1950-1951年间教员中公开守道的比例很少。至于教会中变节出卖,冷淡倒退,放弃信仰和忠贞守道的都有,从此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过去读传道组的,往往是进不了医预组,事务组,教育组才无法去读传道。这是多麽可悲啊!教会传道队伍的软弱无能也就可想而知了!而行政人员又往往在所谓有教育、才干、有家庭背景或后台,及奉承拍马的人中物色,但有些人根本没有重生经验,更没有救灵负担;在外国人面前俯首听命,唯唯诺诺,或是机械式的工作著,对华人同工指手划脚动口不动手。干事不干事,可感恩的是在主的僕人使女中,更多的是在基层传道人中仍有一班忠心守道,冒险坚守岗位的,此外也有一些一度软弱,跌倒但日后悔改重新站立的,有忠心到底的路加般的人,也有反败为胜的马可那样的男女,但更有为贪爱现今世界离开圣工、离开教会、离开困难中同工的底马式的人物。

  对差会及西国传道士的经验和教训是:不当凌驾一切,高人一等,更不当有种族歧视,相反,要成为中国同工的朋友,从旁的帮助者,要充分信赖,培养,及放手让中国同工操练及发展工作的才能,同时防备那些投人所好,及营鑽拍马动机不纯的人,重视人的建设高于房屋,设备的齐全;重视人的心灵过外表的一切,同时更注意自己的生活影响,不要与中国人太悬殊。言行上特别尊重中国同工,及不涉及政治;而中国的同工要省察是否真正重生,蒙召、献身,还是为钱、为饭碗、为搭外国人的关係而呆在教会裡,或只是应付而无生气地在工作。这对真正三自中的自治提出了课题。要管好教会,就先要有好的管理者,就是忠心、有见识、为主人所派、管理家裡的人,按时分粮者。教会建筑和组织虽然对基督教和本会并非完全不重要,但对上帝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对教会和上帝讲来一个最关重要的问题是基督教会,不论何时何方有没有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并那些“蒙召、被选、有忠心”的必藉“羔羊的血和自己见证的道,虽至死也不爱惜自己生命”而得胜。

  五·属灵的教训

  尽管中国教会的过去很软弱,不论西国传教士,或他们的传道方式、方法及本国工人都有不少缺点过错,但主的恩典是够人用的,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过去几十年中国教会史的一切都表明“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祂的人得益处。”而且主向祂教会及儿女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祂的教会末后有指望,正如天高过地那样,主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主在过去几十年虽以苦难给中国教会当饼,以眼泪给祂儿女当水,但教师必不再隐藏,今后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有这些对千万基督徒不仅是福份,而且是经验。

  同时也告诉人在摇动中,凡能被震动的都要被震动,基督徒的信仰必须建立在主裡面,教会的根基必须建造在永生上帝儿子的磐石上,那麽,就连阴间的权柄也不能胜过她。另外,主爱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凡属祂的,祂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当教会有软弱,及将起初的爱心和使命离弃时,主就允许让试验和苦难临到,以洁淨她的教会,因为凡祂所疼爱的,他就责备管教,但凡名义上属祂,但不结果子的祂就剪去。

  中国教会近代的经历表明和昔日的情况一样。一方面确有与世俗联合,政教联合,最后按名是活其实是死的教会和基督徒,而另一面也有宁愿守道、受逼害、进入暗野,身穿基督洁白义袍的馀民,神的真儿女如明光照耀显在弯曲悖谬的世代中。

  中国教会虽也经受过筛的历程,但麦子必蒙保守,即或落在地裡死了,也仍结出许多的子粒,相反,稗子就被筛除,被丢弃或用火烧掉,两极分化,在中国教会中不时出现。至终真教会经历各种磨难,试炼,摇撼后,必得复兴,发展并与主同坐宝座;而背道,爱世俗,自以为义的必被吐出去。中国教会几十年中见证了这些属灵的规律,主是大有慈爱,大有怜慢的,也是按公义审判的主,他在中国教会这并不强大俊美的肢体身上彰显了他的作为,并赐给那些自认软弱而时刻倚靠他的儿女以加倍的体面。

  展 望

  上帝已经在东方教会,尤其中国教会身上彰显了他的荣耀和大能,在全国人口增长一倍多的情况下,不论基督教或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过去五十年,特别是经历了1951年控诉革新,1958年教会大联合,1966年文革封闭教会的种种磨炼,困难,教会人数竟增长达十倍甚至更多。新建的教堂如雨后春笱,一度被烧光的圣经虽印行了几千万册仍供不应求,青年人参加教会之比率日益增多,有些地方达到50%,除三自公众集会的大教堂,还有数以十万计的家庭教会活跃在城乡各处。福音广播的信息也飘扬在中国上空四方。热心的义工,传道者到处为主收割福音的庄稼。目前虽然仍有阻拦、困扰,有些地方也还有逼迫,但整体说,各方面情况都有改善,我们当然不能无视现状的正反双方,但中国教会经过过去的经验,我们说谁能扑息正在各处有燎原之势的福音之火?谁能镇压如此急需的真理亮光呢?中国教会经过火的洗礼,也喝过了满溢的苦杯,由于主的洁淨和所赐福杯满溢,中国教会过去不仅生存而且有极大的发展,可说她是在欣欣向荣的上升阶段,我们可以预期另一个福音的高潮很快必将兴起。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太24:14)无疑,中国是一个佔有世界1/5人口,并名列世界第三大疆域的伟大国家,上帝必亲自看顾及关心中华大地的圣工的发展和完成。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只有完成这在中国传福音的使命,我们才可能心安理得的期盼祂的再来!举目向田观看!中国福音的庄稼在多处已熟透可以收割了,继前苏联之后,中国必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福音园地。

  现在人们正是在信仰危机加深之中,由于缺乏真正的安全感,归属感和人生的真正意义,人心在浮动,有人在嚮望,有人在探索,这是撒播真理种子的最佳良机之一,也是酝酿更大复兴和收割的时刻。上帝会使环境及气候至终转变成更有利于福音的广传的。按预言及主的应许必有一个时间(那怕短暂或开不久又关闭),要更大的开放门户使盼望多年的中国人民有机会得听福音的呼请。

  此外,中国近几十年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在物资和条件上创造了比过去优裕方便的条件,不论从交通,文化及通讯设备上看都如此,主更在预备人心。

  再者,中国教会近几十年,三自固然有它的缺点及负面影响,但也消除了不少宗派门户之见,尤其是对新的信徒,更有利于选择纯正的信仰和真确的教会,有比较才有盐别,另外,这些相对减少了先入为主的成见和打破各教会地区的疆界,很多真心探寻真理的人必会欢迎三天使信息。(目前不少事例也已表示了这点),更为有意义的是中国教会既摆脱差会的控制,但又逐渐可以得到一些海外肢体真正的不带利益的帮助和真诚的代祷,同时更在官方承认的“三自”概念下建立起一个真正自传、自养、自治的教会来,在检讨过去,把握现在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光景中创造一个中国教会辉煌的将来。

  在许多西方教会按名是活,其实是死的光景中,中国教会从外表及人看虽然仍是贫穷,但在信心、爱心、渴慕真道上却是富足的。

  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因为教会仍在善恶的大斗争中,而且会越演越烈,何况目前仍有传道人青黄不接,工多人少,异端假道乘虚而入,外界反宗教势力又会以此为借口而加害教会及主真儿女的困难。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和接受福音,而主之儿女在黑暗中如明光照耀时,必激起黑暗之君的反扑和仇恨,我们不用杞人忧天,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但我们必须为教会复兴准备自己,特别在圣工发展中,分裂的倾向也已发展,各自为政的现象已出现,主内弟兄姐妹,教牧人员和义工,老一辈和青年之间的团结合一都是当务之急。此外,如何全面看待现存的“三自”,了解,认识它的过去和现在,现象和本质,它主动和被动之外,对圣工可能带来的贡献和妨碍后,要尽力妥善处理和三自的关係,各海外差会的关係,将组织和其中成员加以区分,特别也要爱护三自教会中热心爱主,为主辛劳的同工同道。另外,一个重大的任务是如何培养训练更多青年男女能四出广传福音,走遍中华大地各角落,更同心合意祈求圣灵晚雨的晓灌,这些是中国教会的薄弱环节也是当务之急。而且将来中国教会的承担和挑战一定更大,必须未雨网缪。在目前相对平稳时,居安思危,因为主的救赎计划必日益推进,主永恆的国度也更临近!教会终究有歌唱之朝,并无哀哭之夕!

  在这检讨过去与和展望未来时,记得怀爱伦所说:“我们对将来一无恐惧,除非我们忘却主曾带领我们走过的路,及在过往历史中所给我们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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