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家人度过了几个月的愉快时光之后，我再次出海前往华盛顿特区的亚历山大，并在由D·豪兰负责指挥的“新泽西”号上担任大副。我们原本打算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附近的詹姆斯河附近逆流而上，装载货物前往欧洲，不过我们却从那里辗转到了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最终我们装载了货物并驶向百慕大。

　　当我们到达百慕大的时候，我们的船吃水太深，因此有必要在公海上抛锚并等待风平浪静的时候再起锚进港。船长和领航员都上了岸，原本打算回来，但是却被他们登岸不久就降临的一场强劲的骤风暴雨阻隔，我们就这样在艰难凶险的境地中滞留了两天。

　　随着暴风的不断加强，我们的锚索在船头处极其频繁而猛烈地摩擦，勉勉强强地连接着，几乎要被磨断了。一边是我们这里那诸般可怖的不祥之兆，另一边在岸上的人也十分担心我们的安全，尤其是我们的船长和领航员，第二天早晨黎明时分，我们这艘岌岌可危的船依然在与那从未停歇过的风暴搏斗，船的锚依然稳稳地钩在海床之上，将锚索紧紧地拉直，那使锚索在整个过程中经历了重重考验的猛烈风暴此时也渐渐趋于缓和。当海面恢复平静之后，船长和领航员回到了船上，船起锚之后安全地停泊进了港口，我们随后卸了货。

　　我们要运载一船岩盐，从百慕大出发前往特克岛。在这里，我们把船停在了距离海岸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我们抛锚在水深40英寻，也就是240英尺的地方，根据天气和风向的变化随时预备收起锚索退到海中以躲避危险，待天气好转之后再返回重新停靠并装载货物。几天时间里，我们从当地人的奴隶手中接收到12000蒲式耳的盐，他们用小船装着一袋半蒲式耳的盐袋将盐运送给了我们。

　　这个岛屿周围的海域有各种各样颜色的小贝壳，不少专业的游泳者会浅入深水之中去捡这些贝壳。我们在1820年冬季回到了华盛顿特区的亚历山大，结束了此次航行。

　　在“新泽西”号卸货之前，我就被授予了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塔尔伯特”号的指挥权，之后在亚历山大装载货物，预备前往利物浦。几周之内，我们再次驶出切萨皮克湾，离开亨利角之后，进入了大西洋。

　　我们离开陆地之后不久，夹杂着可怕的雷声和耀眼的闪电，一阵强劲的狂风暴雨将我们推进了墨西哥湾暖流。当夜幕降临在我们身旁时，那沉重的黑云似乎就在我们的桅杆之上，将我们笼罩在几乎无法穿透的黑暗之中。唯一能够让我们心中松一口气的是，在我们的航路上不断返照过来的点点火光向我们表明，在我们的正前方没有其它任何船只，另外前方奔涌的海流令我们极速飞驰，在我们的船可以承受的航速之内，全速穿越这可怕的、凄凉的、黑暗的从墨西哥湾沿着我们的大西洋海岸涌向美塔基特岛浅滩的暖流。我们在穿越这道洋流时，风暴是否减弱了，我们也说不清楚，但我们在洋流的东端确实遭遇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天气。

　　几周后，我们到达了利物浦。10年前，我曾经在这个商业城市被不公正且不人道地扣押，并被剥夺了公民权，被移交给海军为国王乔治三世进行遥遥无期的服役。

　　就在这10年之间，在文明启蒙之下的欧洲，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几个月之后，因着美国和英国之间达成的和平，英国将“自由贸易和海员权利”授予了美国。第二，借着一场前所未闻的会议，就是一场由欧洲大国统治者举行的高级别会议，他们将联合起来维护世界和平。(在古代已经由宇宙最伟大的统治者预言，见启7:1。)

　　在这10年间，我的状况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遭遇强征和作战俘已经成为往事，因此我和我的同胞们一样，在利物浦享受着这座城市的自由。

　　当我们预备将运达利物浦的盐卸货并装载回亚历山大的返程货物时，一个穿着蓝色夹克和裤子的人手里拿着一根藤条过来问我：“请问阁下，您想雇个装卸工帮忙用铁铲去铲盐吗?”

　　“不了，”我回答：“我不想雇你。”

　　“为什么呢，阁下，我业务精干，也做过这样的工作。”

　　我再次拒绝雇佣他，并说：“我认识你。”

　　他问我是在哪里认识的他。

　　我说：“1810年至1812年，搭载了74门舰炮的皇家海军战舰‘罗德尼’号驻扎于地中海的时候，你是不是在那艘船上?”

　　他回答说确有其事。

　　“我就是在那认识你的，”我说：“你不记得我了吗?”

　　“不记得了，阁下。您是那里的中尉之一吗?还是说您担任什么官职，或者您是当时被我们扣押过的美国商船的职员?”

　　“都不是。”我回答说。但是因着我问他的那些问题，他确信我认识他。我们曾经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大约有18个月之久。这个人是船上的下士，也就是巡逻官，曾经看管过我们这些不幸的被称作“黑名单人员”的人，我们在船上负责清洁工作，还需要随叫随到地去把黄铜、红铜和铁给擦亮。在这项工作中，他似乎非常乐意向国王表达忠心。在我看来，他手里的那根藤条和当年他用来抽打那些不幸之人的藤条没什么两样。

　　虽然我没有兴致去满足他的好奇心，但我从他那里也打听到了许多船员和军官的下落，这些人中有不少人我还是很想念的。

　　我雇佣了两个看上去很健壮的爱尔兰人，把盐从盐仓里铲到左舷仓(船的这边有一个洞)。在工作的过程中，我看到他们俯身倚在铲子上。我说：“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大了，先生。你的人跟不上我们铲盐的速度!”

　　那边有七八个人正在把盐铲出去放到对面的船里。

　　我说：“伙计们，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七八个人铲盐还没有那边两三个人铲的快吗?”

　　他们回答说确实跟不上人家的速度。

　　“怎么会呢，”我的一个水手说，他看起来对此十分不解，“你们没吃肉?”

　　“没吃，”他们说：“我们两个星期没吃肉了。”

　　“那你们吃的什么啊?”水手说。

　　“当然是土豆了。”他们回答说。

　　其实我的水手们当时住的是在利物浦能够负担得起的各式各样的好房子。在许多人的观念中，肉可以给劳动阶层带来更强的体力。但后来的一切证明，事实与之正好相反。

　　在返乡的航程中，我们遇上了盛行西风，于1820年秋季平安抵达华盛顿特区的亚历山大。由于没有人雇佣这艘船，我便返回了已经离开大约16个月的在新英格兰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