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基督教的传播】就没有中国的近代文明

饮水思源沐西风——百年宣教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

    百年宣教运动是指从1807到1940年代，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开展的以宣教为主流，以引进创立医药、教育、慈善和出版事业为主体的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运动。这场运动深刻变革了晚清中国社会与世隔绝的蒙昧状态，掀开了古老中国融入世界文明大潮的序幕，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先导性和基础性贡献，对中华民族的自救自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相比于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宣教活动，基督教（新教）宣教运动使中西文化交融在广度和深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是中西文明全面碰撞和融会的发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是鸦片战争，而是新教的宣教运动。

    一、总体贡献

    百年宣教运动的总体贡献包括四个方面：创新价值观、引进新知识、介绍新制度、建设新社会。

    百年间，新教通过传播福音，带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弥补传统儒家文化之不足，改造国民性，提升中国人的道德情操。在此之前，儒家文化是中国人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强调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强调宗法关系，与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普世价值观有着显著的不同。普世价值是对人性的一次大解放，是西方工业文明对东方传统农耕文明的扬弃。古老中国要想进入人类发展新纪元，必须首先从价值观上彻底改造。

    其次是引进新知识。百多年来，基督教传教士为中国引入包罗万象的近代科学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创见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体制，使中国摆脱蒙昧状态。在此之前的中国人，迷恋儒家学说，视西方的自然科学为奇技淫巧，未予重视，自然科学十分落后，影响了向近代化的迈进。是西方宣教士为古老中国打开近代科学之门，让中国人认识到自身的蒙昧与落后，奋起直追，利用科学和科技知识彻底改变命运，并跟上人类文明的脚步。

    第三是介绍新制度。从秦始皇开始的传承两千余年的帝王专制制度，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文明进步；没有新制度，古老中国只能原地踏步，永远走不出治乱更替的历史怪圈。是西方传教士将欧美进步的宪政民主制度介绍给中国知识分子，使中国人大开眼界，第一次认识到制度文明是社会文明最重要的基础，为戊戌变法、清末立宪乃至民国创立等重大政治改良运动和革命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源泉。可以说，没有传教士的思想启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华古老文明的演进。

    第四是建设新社会。百多年间，传教士将新的价值观和新科学新文化全面引入中国，培育出几代全新的中国人，移风易俗，改造中国。随着各项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开展，建设新中国的局面蔚为大观，使中华民族勃发新的生机，踏上追赶世界文明的时代列车。虽然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几经徘徊，走了不少弯路，但百年宣教运动的原始性贡献无法抹杀。今天，当我们再次遭遇改革十字路口，当千百万觉醒的中国人齐声呼唤宪政民主的时刻，我们更加怀念那些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启蒙的主的使者。

    二、具体贡献

    百年宣教运动的具体贡献包含五个方面：布道、医疗、教育、出版和慈善。

    布道是宣教士最为核心的工作。百多年来，来华传教士总数达数千人，深入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将全新的普世价值观带给亿万中国人。仅以新教为例，从1807年第一个新教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登陆广州，直至20世纪20年代，基督徒总数达到36.6万人，教堂700座，宣教会130个，累计发放《圣经》近亿本。天主教的发展规模应该与新教相仿佛。

    基督教主张男女平等、一夫一妻、自由恋爱，反对一夫多妻、包办婚姻、缠足、赌博和鸦片贸易等陋习，移风易俗，改造中国。宣教运动恰似一阵春风，吹醒了被传统礼教禁锢的沉睡心灵，使中国人的生命焕发出新的活力，彻底挣脱东亚病夫的沉重枷锁。尽管基督教的一些主张和理论不被很多中国人接受，诸如创世纪、地狱、天堂、复活、认罪悔改等理念；但是，从基督教和希腊文明发源而来，被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所总结提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观，却让人无法拒绝。普世价值就是真理，真理无可阻挡。虽然在传播过程中会遭遇种种阻拦和逼迫，但真理之光终将照耀大地，成为人类的心声。今天，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举起宪政民主的大旗，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了真理的含义。

    百多年来，数以千计的传教士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将一生最宝贵的时光乃至全部生命，交给这片古老的土地。宣教士们以信心为力量，深入穷乡僻壤，战胜艰难险阻，前仆后继，传扬主名；其中，以英国传教士戴德生（1832—1905）和他创办的内地会最为典型。1865年6月25日，戴德生在伦敦成立中国内地会，立志将宣教事业从中国的沿海地区，向内地全面推进。

    1866年，戴德生带着22位宣教士来到杭州，开始了内地会在中国的宣教之旅。直到1905年戴德生去世，近40年间，内地会深入中国的十八个省份，拥有宣教士828名，教会500多家，传教站205个，牧养信徒十多万名；建立各式学校近200间，培养新式学生3000多名；创立医院8家，诊所138间。义和团暴乱期间，58名内地会宣教士被残酷杀害，戴德生却拒绝赔偿，一是以为福音受苦为荣，二是免得福音因此受阻。内地会这种大无畏的奉献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中国人民。戴德生的一生证实了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医疗是传教士事工的第二个重点。现代医学是由西方传教士引入的。早在景教进入中国，西医便随之而来。到了明末清初，利玛窦等天主教徒也带来了西医，但真正达成规模，足以改变中国医疗现状的，还是从新教的医疗传道开始。

    百多年间，新教宣教运动共建立医院近300家，医学院3家，构建了近代中国的医疗和医学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宝贵的医疗人才，显著延长了中国人的寿命，极大改善了中国人的健康状态，大幅提高中国人防病治病能力，彻底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人被病魔肆虐的命运。以生育为例，传统中医做不了简单的剖腹产手术，使中国妇女的生产充满危险；顺产自然好，一旦逆产难产，便会出现母子双亡或者一方死亡的悲惨结局。再以白内障为例，中医对此毫无办法，西医却通过简单的手术，轻而易举地让很多盲人复明。至于由细菌感染的流行性疾病，中医更是束手无策，而西医却用抗生素简单解决。总之，由于西医的导入，很多吞噬中国人生命的疾病被制服，中国人的健康第一次掌握在自己手中。教会医院全部免费收治中国病人，也让中国人看到了基督教的仁爱之光。

    医疗传道最为典型的当属东北西医的传播者——英国传教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1855—1936）。医疗传道始创于第一个来华传教士马礼逊，到了杜格尔德时期，发展到新的高度。1882年，杜格尔德到达满洲，开始长达40年的医疗传道生涯。漫长的岁月里，这位和蔼的英国传教士治愈无数病人，发展大批信徒，成为名符其实的东北西医的传播者。他不但建立了东北第一家医院，更建立第一家医学院，培养中国本土医学人才，使满洲地区的医疗事业后继有人。数十年间，下至百姓，上至官员，无不被他热忱的奉献和兢兢业业所感动，从他身上见证基督精神的确实和伟大。

    百多年间，在众多医疗宣教士的共同奉献下，中国的医疗和医疗教育体系得以创立，各地教会建立的协和医院和医学院，到如今早已改造扩建，依然为中国人民的健康默默工作着。据统计，截至1919年，全国有男医生407名，女医生56名，护士469名，皆赖教会努力。教会财力与人力的增长首推医药事业，教育事业次之，布道事业又次之。

  1、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在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湘雅医院，齐鲁医院，协和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2、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 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湘雅医院，齐鲁医院，协和医院等 至今仍然是 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3、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 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 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湘雅医院，齐鲁医院，协和医院等 这些医院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1952年前，中国共有几十所教会大学，它们分别建于晚清和民国，分别是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震旦大学，北京辅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大学、华南女子大学、湘雅医科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天津工商学院，等。数量很多，起点很高，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开端。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它们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奠基。
　　这些大学都在1952年被改头换面分解为如下大学；括号内《》是原基督教会所属校名，后面是改名后或分支后归教育部所属的部分主要新校名；
　　
　　《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
　　《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华东政法大学。
　　《之江大学》～浙江大学。
　　《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医学院。
　　《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
　　《金陵大学》～南京大学。
　　《沪江大学》～上海理工大学。
　　《湘雅医科大学》～华中大学。
　　《金陵女子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岭南大学》～中山大学。
　　《天津工商学院》～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
　　《震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南京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学院。
　　《福建协和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学院。
　　《北京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华西协和大学》～四川联合大学；四川农学院；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医学院～重庆大学；四川医学院。
　　《金陵女子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
　　《华南女子大学》～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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