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布朗[1]　　　　　 

　　在第一章里我们对有关科学与圣经真实性作了生动的描述。尤其当创造与进化成为焦点时，这一场争论就变得很激烈了。当敌对目标出现时，知识分子的团体意识往往相伴而生。创造论者继续攻击声名狼籍的皮尔当骗局。皮尔当猿人曾被利用来支持人类是进化来的种种观点，但这些观点早已从人类进化树中剔除。进化论者却始终不厌其烦地讲述着这样一个“恐怖故事”──伽利略（Galileo Galiei 1564—1642）因正确传讲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这个事实，而受到教会的迫害。这个故事经常被歪曲。伽利略本人似乎是一个挑衅者，虽然他面临着可怕的威胁，但他从未被关进监狱或受到肉体上的摧残[2]。

　　科学与圣经的冲突诚然是存在的，但两者间究竟存在根本的分歧与否？在本章中我们提议：在包括对知识、理解等真理的公开学术研究中，科学和圣经能够相互合作，事实上它们需要相互合作。除了特别指明外，科学这一术语在本章中表示发现自然界真理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科学许多解释有待探讨，但其间也不能排除创造设计者的可能。相反，在寻求真理方面，自然主义科学就排除了设计者这一观点，从而致使自然主义科学与圣经不可能达成一致。而使方法论科学与圣经相调和则是可能的。

科学与圣经：并非陌路人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他的名著《物种起源》，此书对西方文化哲学产生了戏剧性影响。一百年以后，世界各地举行庆典纪念这一历史性的大事。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在这次为期五天的集会中，达尔文的狂热的追随者托马斯 H·赫胥黎（Thomas H·Huxley）的孙子朱利安·修斯雷（Sir Julian Huxley）发表了演讲。他宣称：“地球不是被创造的，而是进化来的。地球上所有的动物、植物，包括人类自己、思维、心灵以及大脑和身体，还有宗教都是进化而来的……进化来的人类不能从神圣的天父──这个人类自己创造的形象身上找到躲避孤独的避难所，亦不能在神权威的荫庇下逃脱作出决策的责任，也不能倚靠一位无所不知，无法测透的上帝的旨意将自己从眼前的困难和筹划未来的苦恼中解救出来”[3]。

　　这一宣言是在富丽堂皇的洛克菲勒教堂举行的一次特殊会议上发表的。奇怪的是，上述陈辞竟是在来自27个国家1500名科学家向“全能的上帝”俯首祷告之后的几分钟做出的。

　　为什么科学家们在庆祝达尔文的成就时要向上帝祷告？这跟我们一贯想象的科学家们有所不同。其实许多科学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并且许多人的信仰是以圣经为根据的。这就意味着科学的信仰和圣经的信仰两者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界限。目前，自然主义科学很难运用宗教来做解释，因为这种解释令人难以接受。但几个世纪前现代科学奠基之时，所面临的情况则大不相同。

　　毫无疑问，科学与圣经在基本方法上存在着一些主要的分歧。科学建立在对自然的观察基础之上并重在解释，而圣经则主要宣告权威性的信息，并将重点放在上帝的行为与意义上。随着新观点的涌现，科学公开地修正旧的观念，而圣经则一成不变。然而，您将在以后几章中看到，科学们本身颇能够形成一种权威和定论，特别是那些科学权威人士；因此，在这一点上，这些确实存在的差异并非如传说的那样不可逾越。

　　科学与圣经中所用的基本的方法也有一些相似之处。科学观察与圣经都更多地采用数据方式，而科学解释与神学理论更多运用解释的方式。科学数据与圣经是不可改变的，而对两者的解释却可大相径庭。科学数据与圣经经常用同一个基本的推理过程来做出各自不同的解释。科学和圣经在有限的一些方面互相重复并相互补充。如果我们想在现实中找到真理与意义，就不应该忽视其中任何一点。如若有造物者，自然界就会传达造物者的信息；如果没有，科学就需要解释为什么宗教几乎无所不在。

科学的圣经背景

　　过去半个世纪流传的一个有趣的观点，对科学与圣经二分法提出了挑战。这一观点是：科学是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犹太教与基督教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科学与圣经不是截然分开的，科学起源于圣经里的哲学思想。大量的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4]。

　　曾在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的数学家兼哲学家，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指出：现代科学的思想是“中世纪神学无意识的产儿”[5]。认为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起源于圣经中有理性的、永不改变的上帝，就为相信科学的因果观念提供了基础。其他文化中的异教神是不断更换的，这不符合科学的一致性。牛津大学玄学哲学教授R·G·Collingwood也支持这一观点，并且指出相信上帝无所不能,引导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从含混不清走向精确缜密[6]，这更符合科学的严谨作风。乌得勒支大学历史学教授R·Hooykaas也强调圣经里的世界观为现代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圣经培养的相对的反独裁主义的发展,使科学从神学家的权威中解放出来[7]。这一领域大名鼎鼎的作家，物理学与神学博士，塞顿霍尔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的杰出教授Stanley L.Jaki辩论道：印度、中国、马雅、埃及、巴比伦和古希腊文化在不同程度上都始于科学，但终于夭折。他把这一点归因于这些国家的人对宇宙的合理性缺乏信心。圣经中犹太教──基督徒的传统为科学的创立提供了合理依据[8]。与此有关的还有更具有争论性的默顿观点[9]，他提倡抗议（特别是在17世纪的英格兰），以求利用反教条反权威主义的态度使科学自身得以解放。

　　要使人们普遍承认犹太教—一基督教传统和科学之间有密切联系并非垂手可得。然而这一观点的存在表明科学与圣经并非陌路人。

现代科学先驱者的宗教行为

　　科学与宗教密切相关，可从那些十七和十八世纪现代科学奠基者们热情的宗教行为中得到证实。下面举四个例子：化学之父，或被誉为物理化学之父的玻意耳（Robert Boyle 1627—1691）对科学的主要贡献是推翻了地球上只有四种基本元素──火、气、土和水的传统观念。这个勇于创新的英国科学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相信上帝能直接移动物质。玻意耳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献给了爱尔兰和新英格兰的宗教事业[10]。在法国，卓越的数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为概率论的建立做出了贡献。他也认为“一切事物的起因都归于宗教的建立和其伟大[11]”。他的宗教热情以及缜密的思维在他著名的怀疑论中体现无疑：如果上帝不存在，持怀疑态度的人相信他也不会有任何损失；但如果上帝存在的话，那相信他就可得到永生。结论是：一个人最好还是相信上帝。在瑞典，生物学家林柰（Carl von Linne 1707—1778）是乌普萨拉大学教授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因最早阐明动植物种、属定义的原则，为近代分类学奠定基础而闻名于世。世界各地学者纷纷慕名而来。他不赞成任何反创造论的观点，并且相信“自然界是上帝本着他的荣耀和对人类的祝福而创造的，任何事情都是在上帝的命令和引导下发生的”[12]。在垂暮之年，他对物种稳定性的观点作了一些修改，现在这些观点被现代创造论者所接受。牛顿（Sir Isaac Newton 1643—1728），被一些人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有着渊博的圣经知识。他因开创了微积分和发现行星运动规律名满天下。他也挤出时间写了大量关于圣经中《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里的预言。牛顿坚信上帝是造物者，自然界让我们了解了上帝[13]。

　　从其他许多类似的事例可见，现代科学的基础是在圣经占统治地位的氛围中建立的，而且在科学与圣经之间不存在基本的对抗。差异看来像是态度的问题。我们的科学先驱者在科学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对他们来说科学是在揭示上帝已在自然中的设立的原理。对于起源，创造论是可接受的，通常也是勿庸置疑的；而这种宗教氛围并没有阻碍现代科学的诞生。

宗教与当代科学家

　　有人也许会提出异议：科学的发展与宗教无关，当代科学的独立性可以作证。然而，因为自然主义哲学势单力薄，这一异议也就比半个世纪以前更苍白无力。被人们普通接受的量子力学（麦克斯·普朗克，1858-1947；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 尼尔士·玻尔，1855—1962；韦尔纳·海森伯，1901—1976）将一种不确定的基础要素引入到科学中。如：根据量子力学理论，在对速度和位置进行的同时测量中就存在着不可靠性。这对古典科学的因果关系提出挑战，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激发产生了一种谦卑敬畏的氛围。虽然很多科学家拒绝接受宗教和圣经，但在当代思想成分中，特别是在物理科学中[14]，明确包含了对上帝或其某位创立者这一观点的认同。我将提到三个人作为例子，他们针对这一主题都有大量著述。

　　保罗·戴维斯是英国（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在他所著的《上帝与新物理学》提出：“科学较比宗教提供了一条更确切通向上帝的道路[15]”。在后来的一本著作中，他评论说“有力的证据证明，一切事物的背后都有‘某种力量’的存在[16]。”此外，他也支持本章前面所说的科学家可以信仰宗教的观点：“随着《上帝与新物理学》的出版，我惊奇地发现我的许多科学家同事都实践传统宗教[17]。”在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任职的生物化学家兼神学家阿瑟·皮科克认为上帝根据自己的定律在偶然间创造了世界，并且上帝是最终的真理[18]。当John Polkinghorne改变思想成为一位圣公会牧师之时，他已在剑桥大学研究理论粒子长达25年之久，他的一生致力于研究科学与神学的关系，但后来却成了剑桥大学的管理者。他的一个观点便是上帝是宇宙的支持者和掌管者，此外他给予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19]。

　　这个举足轻重的学者群体清楚地阐明科学需要与宗教合而为一，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这个群体有相当广阔的视野[20]，然而他们的观点既不符合自然主义进化论者的形象，也不像笃信圣经的创造论者。他们的观点的确例证了科学和圣经并非水火不容。

广泛探讨之重要

　　科学家谈论宗教并非不正常，这为一些重要的科学期刊，如《科学》与《自然》所津津乐道，读者回音那一栏目更是如此。偶尔也会有人认为科学与宗教互相独立，不存在任何冲突。另一些人则采取排斥自然主义的态度，甚至建议科学家们在迈进教学大门之时应该把脑子连同帽子和外套暂放在衣帽间[21]。而仍有他人认为往往与宗教相联系的信心，对科学来说同样必不可少。对Purdue大学的化学教授马勒(Nobert Muller)来说，“科学绝对不能脱离宗教而单独存在” ，因为一个科学家必须“相信使科学成为可能的假想[22]”。其他学者认为宗教贡献卓越，事实上它有责任向世人启示生存的目的与真理[23]并且必须将之融入到任何有意义的思想体系中去。我们到底应该听取哪种观点呢？

　　从追求知识来说，广泛探讨的方法是上策。无知的一大悲剧是受害者并不明白他们的困境。我们不知道我们究竟懂得多少。真理需要去追求，并在各个领域都合乎情理。真理包罗万象，囊括所有的现实与现状；因而我们为发现真理所付出的努力也应该是面面俱到的。在狭隘的研究领域里形成的世界观是可怕的。我们可以如自然科学所宣扬的只看到机械的世界，或如哲学家所言的，主要关注思想世界。但这两者以及其他的观点，包括人类的精神空间，都必须纳入考虑之中。一个圆可以代表科学，而另一个圆则代表圣经。在两者无重叠之处，科学或圣经可单独给我们提供信息。在两者之一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世界观似乎都不必受限制。两者兼顾，在获取更多信息的同时，还可获得大量财富和丰富的意义。若问及相关起源的大问题，我们只能算管窥蠡测罢了。

　　多样的方法在试验和确立真理时能提供较多的检验和平衡，这是需要广泛探讨的另一原因。“真理是永恒的，与谬误的斗争将使它日益强大”。[24]

　　对真理过于狭隘的研究，往往产生令人不满的结果，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我曾应邀参加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里弗塞德学院地质学系关于创造论的研讨会。我作了以下四个方面的介绍[25]：（1）复杂的生命极不可能自生，（2）化石记录中的断层缺环表明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并没有发生，（3）科学观点反复无常，（4）科学与圣经存在着共同广泛合理的基础。特别强调最后一点是因为邀请人告诉我：学生们对在课堂上只能听到进化论一家之言而牢骚满腹，他们想听到另一方的观点。他们不满意过于狭隘的探讨方法。从这一点看来，这个困扰已久的问题──“科学与圣经孰是真理？”──问得并不巧妙，尽管许多人依然在问。一个听来更好的问题是：“在我研究过科学与圣经之后，我能找到什么样的真理？”

　　文化人类学家大卫·赫斯强调：19世纪晚期探索与死者交流的招魂术，是对更趋向纯自然主义的地理、生物和天文学领域的发现所导致的焦虑的“强烈的”回应。他把招魂术与更近代的新生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间接联系起来，该运动有时试图将非西方智慧与现代科学合为一体26。前现代艺术和神学远离朴素现代主义的倾向也证明其对丰富的研究方法的兴趣。人类经常想知道并且也应该寻求事情的全部真相而不是轻易满足。

　　科学自身倾向于唯物主义，缺乏对意义的探讨。宗教研究依靠自身往往走向错误的迷信之途。两者可以相互帮助，爱因斯坦提到这一点：“离开宗教，科学是不完全的；离开科学，宗教则是盲目的。”[27]所有这一切证实提及有关起源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则必须有一个广阔的入口。

上帝从机器中来

　　人们常常用上帝来解释一切。大约一个多世纪以前，一些人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创造诸如糖、蛋白质和尿素等有机化合物。这些比较复杂的分子与生命有机体和生命之迷紧密相联。从那以后，数以万计不同的有机化合物被合成，在这一过程中，上帝不再被认为必不可少。在宇宙领域，牛顿认为上帝必须不时地调整宇宙，以确保它运转正常。可现在人们不再把它当真了。几个世纪以前，人们还认为是上帝创造出臭虫来防止人们贪睡，而老鼠则是用来教人类应把食物收藏好。现在这些观点已经销声匿迹了。科学的突飞猛进使上帝来解释未知之事的必要已大大减少，一些人认为即使上帝存在，他也不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当人们面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时，需要把神抬出来做挡箭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缝隙中的上帝”，或者“deus ex machine”（拉丁语意思为：“上帝从机器中来”）。后者来自希腊和罗马人的戏剧，──一个演员饰演上帝从天上降到舞台上，解决燃眉之急。这种效果是用起重机（一种机器）来完成的，自此谈到的“上帝从机器中来”，就是解决科学难题的代名词。这种观点通常被认为是对上帝的侮辱，它意味着无论何时遇到麻烦，人们就可请求上帝予以解决，而如果有充足的时间，科学将最终揭开谜底。上帝不应该被用来填补我们对知识的缺欠。

　　许多科学家对大能的上帝忧心忡忡：他不仅能随意操纵自然，也能打破使科学成为可能的一致性。在这一方面，他们看到了上帝与科学之间真正的冲突。而现代科学先驱者们认为：如果科学原理是由上帝创造的，并且自然界反映了这种一致性，那么，这种冲突也不是太严重，在他们的思维中，上帝是科学根基──原理的创造者。上帝能够改变他已设立的规律，只是他很少这样做而已。这就给了科学发挥作用的空间。

　　虽然对“上帝来自机器”或“上帝在缝隙中存在”的评论有合理之处，但以这种方式武断排除上帝的一切作为也未免过于简单化。我们应该区分已知领域的上帝和“未知领域的上帝”28。对于第二种情况，上帝看起来是必要的。上面提到过的有机化合物的合成与“缝隙中的上帝”相吻合，而在使有生命物质的自然起源成为可能的分子生物领域取得的近期进展中，所有不合理的事情都支持“未知领域的上帝”这一观点。在第二种情况下，当我们越多地发现不能自生的复杂有序的生化关系时，上帝也好像变得越必不可少[29]。同样，对基本物理因素有十分精确价值的和谐的宇宙来说，也是如此[30]。科学能使本归于上帝的现象再现这个事实，不能作为将上帝一并淘汰的借口，特别是当我们越来越发现自然界竟是如此复杂和精确之时！

创造是科学，抑或进化是宗教？

　　1981年，美国阿肯色州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公立学校理科班的学生同时接受创造论和进化论教育。美国国内自由组织（ACLU）反对这项法令并且提出了反对州政府的诉讼，即著名的“阿肯色案”，有时也称之为“司科普斯案第二”[32]，第一次“司科普斯案”发生在1925年的田纳西州，进化论当时被告上法庭。在阿肯色审讯中，反对创造论的最后判决并不基于创造论或进化论的自身法律依据之上。首席法William Overton裁决:基于美国宪法中政教分离的规定，这项新法令不符合宪法。为了证明创造论是宗教性的，法官Overton十分信赖加拿大威尔夫大学的科学哲学家迈克尔·鲁塞的证言。鲁塞对科学作了狭义的定义[33]。这次审判之后，用在法庭上的狭义的科学定义被另一个科学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的Larry Laudan给推翻了。Landan支持进化论，但针对法官Overton的判决，他提出了以下反对意见，“这次判决以大量有关什么是科学以及它如何发挥作用的虚伪的陈述为依据”；“阿肯色判决中可怕的谬误的谎言”；“对科学错误定论的支持和褒扬”；以及其一些评论如“一塌胡涂”、“陈旧迂腐”和“荒谬可笑”[34]。显而易见，对科学的定义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法官的书面判决也受到了很多批评[35]。他认为创造论属于宗教，不是科学，这种分类应该把创造论从公立学校中剔除[36]。

　　阿肯色审讯中对科学定义的争议，表明我们并不知道应怎样来定义科学[37]。进化论者对“科学创造主义”这一术语反应相当消极，认为纯属子虚乌有。他们以创造论不是科学而是宗教为由，不断成功地将创造论关在科学教室的门外。并且宣扬创造论不是科学，因为没有一种方法能证明像创造这样的奇迹，然而，他们接着改头换面，写出了诸如《科学家与创造主义的对抗》这样的书籍[38]，并且企图用科学来证明创造论的错误。这两条路进化论者都能行得通吗？

　　既然科学没有一个公认的综合的定义，创造论是否符合科学这一问题确实悬而未决。如果科学是对真理真正公开的探索，科学就能够接纳“科学创造主义”，而在本章中早先提到的现代科学的先驱者们，理所当然可被誉为科学创造主义者。另一方面，如果科学被单纯定义为自然主义哲学并通过定义来排斥创造者这一观念，那么，科学创造主义就不可能存在。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进化论者赞同后一种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也意味着科学与通常所宣扬，是对真理公开的研究这种说法背道而驰。

　　也许有人要问：科学和/或进化论难道不是宗教的一种形式吗？在许多场进化论与创造论的听证会与审判中科学家们展现出来的忠诚、激情和高度的热情，毫无疑问地表明，不仅仅存在纯粹客观的进化论。Mary Midgley[39]撰写的《进化论是一种宗教》书中写到，在许多领域科学发挥了与宗教同样的作用。其他作家也强调进化论和达尔文主义宗教化的一方面[40]。但总的来说，以进化论是一种宗教为由，而将它拒之教室门外的合法依据尚不具说服力。普遍看法是进化论是一种科学，而创造论是宗教。事实上，科学与宗教并无根本分歧，因为这两者都可被看作有重复特征的综合性的世界观。

更重要的问题

　　在加利福尼亚州教育委员会前面的一次公开听证会上，我提议科学界不应该担心创造论，应该允许它在课堂里与进化论自由竞争，从而形成学术自由的风气[41]。进化论者否认创造论是科学。他们总是从科学的定义中寻找避难所，试图将创造论拒之科学的课堂门外。但是，正如法国人说的：“C'est Magnifique mais ce n'est pasla guerre!” [这是雄伟壮观的，但这不是战争！] 问题的实质是：创造论与进化论孰对孰错？不幸地是，这一问题经常成为语义学、权威主义和法律术语的牺牲品。

　　在那次公开听证会上，一个牧师的辩护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指出他的教区居民们怎样谆谆教导自己的孩子圣经的道德准则与价值观的，而正是这些教区居民不得不送他们的孩子到他们自己纳税组建的学校去上学，在那儿，科学教师们摧毁了父母们试图在圣经和它的原则中建立起来的信心。这些父母并非对科学的不同定义或学术界的斗争置若罔闻；他们只是想培养孩子们良好的道德品行和对圣经的领悟，而学校正摧毁着这一切。

　　这一切使焦点集中到把科学与圣经联系起来的必要性上。正如上所说，除在某些方面相互补充之外，它们连基本的合理性方面仍有许多共同之处[42]。这两者都广受推崇，都做出了卓越贡献，并且都有助于形成世界观。

结论

　　科学与圣经之间的冲突并不象通常想象的那么激烈。事实上，圣经的合理性也许一直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现代科学的先驱者们为圣经所付出的心血，也表明这两者之间潜在的相容性。正如第一章中表明的，在科学与宗教之间，特别是在自然主义科学与圣经之间存在着分歧，但这些分歧更多基于态度与解释不同，而不是基于基本原则之上。在我们追寻真理的过程中，科学与圣经能够成为更好的合作伙伴来相互补充和支持。因此，这个困扰已久的问题──“科学与圣经，孰对孰错？”──与“当我学习科学与圣经的时候，我能找到什么样的真理？”一样，都不是巧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