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以往一百多年本会华人圣工，除拉路先生独自一人，艰苦奋斗之十四年外，自1902年，即第一位全总派遣之国外佈道士，安德纯牧师抵达香港时，至今已一百年。前四十八年西教士主政时，内外战争频仍，反外，非基督教运动叠起;后五十二年则由国人自己负责，真正做到自传、自养、自治(三自)地步。

　　1950年代起的各项运动，内外压力均重，使福音事工十分困难：控诉，各宗派合一，反右、公社，1966-1976年之十年文化革命，使教友人数大大减少。教友自1950年之二万三千人降为数百，“教会逃到矿野”。开放以来，同道均具高度使命感，热心为主作见证。即使没有医院、学校、书报、传媒等协助，没有外来人员及经济支援，一度全国已按手牧师尙不足二十人，但因兄弟姐妹肯投身传道，教会便大大兴旺，人数急剧增加，至今2002年已超过三十万人。

　　上世纪初，教会人数稀少。传道、教育、医药、文字等工作完全由西教士主持。他们离家别井，来到贫穷之中国农村，受尽艰苦，多位西教士及家人在中国殉命，牺牲精神之伟大，只有因基督大爱感召，才克臻此。1909年亚属总会成立以后，国人参加工作者渐渐增多。1919年远东总会成立，教友人数已达3，255人。1930年中华总会成立，至1950年之二十年间，虽经历军阅内战，八年中日战争，国共内战，但教友由7，900馀人增至 23，000馀人。

　　在前四十八年中，社会上变化很大：维新、革命、五四运动、非基督教运动、北伐、中原大战、日本佔领东北，一年后一二八事变企图佔领上海，华北特区设立，国共战争，长征，西安事变。1937年抗战军兴，八年中大迁徙，大流亡。1945年和平后国共内战加剧，直至1949年。这些事件对社会稳定，人民安居十分不利，也极有害传道工作。然而，中华圣工就在这种动荡不安，困难重重的情形下，在缝隙间进行。没有圣灵感召带领，天使的保护，无法想像怎样会有这些功绩，这些成就。

　　起初，无论是国外来的传道士，或中国同工，大多数年纪轻轻，不过廿多卅岁。往往我们想起先贤们，脑中记忆是他们退休前，或去世前的形象，至少是他们的壮年，事业鼎盛时的相貌和态度。因为我们绝大多数都未见过他们起初参加圣工时的年青锐气，或俊美形态。中华圣工的建立，就因为有这一班青年人。他们不怕吃苦，不畏艰难，勇往直前，不胜不休，才建成了几千间教会，牧养了两万多教友，开设了百馀间学校，十多间医院，还有报馆，函校，电台等功业。他们建立了教会，教会也建立了他们。

　　一次笔者偶然听到两位青年传道士谈话，内容竟是“退休”。他们研究何地退休待遇好，天气好，退休后如何过悠开生活!教会用这种传道士有何用处?他们在教会又有何前途?退休是人在衰老时不得已，无可奈何的安排。笔者已退休六年，但仍忙于主工，巴不得重新恢复强健体格和充足精力，再为主工作50年，100年!能为主作工是福气，是荣誉。教会的先锋们(1840，50年代美国，1870，80年代欧洲，1900，10，20年代中国)一定是这样想的，不然他们不可能在穷困，压力下仍旧执著努力下去。不如此奋斗，则不能有他们所作的成功。今日教会中的先锋何在?明日教会的领袖何在?

　　在前四十八年内，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甚快。1900年已有六十一个基督教派在华传道，基督徒共约十万人。至1919年，本会远东总会成立时，教派已增至170，教友25万人。当时本会仅有3，255人，而天主教已有90万人。1935年统计显示改正教教友已接近100万，当年便有43，000人受洗。1937年，教会中学有59间，学生约5万人;大学13间，学生6，400馀人;中文杂志210种，英文27种;医院260间(史书只列5间本会医院)，护校 140间，学生3，700馀人，外籍医生97人，本国医生561人，病床18，266张，门诊病人24万4千馀人。1919年和合版新旧约圣经出版，对传福音有极大助力。在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时，本色教会，三自教会之议，嚣尘直上，但各差会西教士对此则甚冷淡，所以要到解放后才能成事。

　　解放之初，周恩来总理曾表示尊重宗教自由。不幸韩战于1950年爆发，中国被捲入旋渴，反美抗美，演淮为反外籍传道士、反基督教。国家主义、无神论、人文主义、反外仇恨、合为一流，衝向与西方有关之宗教团体。每一个政治运动，都直接间接带来对基督教之打击。这是一百多年来，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不合理，不人道压迫剥削之反应。也是教会太依赖外来援助之结果。起初，教会日渐萎缩、破产，但仍有少数教友忠心耿耿，坚守安息日，支持谨守岗位之牧师传道。到1958年，大鸣放后，教会合併，传道人被派往工厂工作，安息日泰半停止聚会。本会遭受打击甚大，各机构被政府接收，总联区会组织瓦解。到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红卫兵抄家，烧圣经，公审传道人，许多圣徒因而逝世。十年中只有极少数忠心信徒能保守信仰，谨守主道，在极端困厄中，紧握上帝宝贵应许，重度以利亚在矿野之经历。

　　1976年，朱德、周恩来、毛泽东三位国家领袖相继去世，文革也实质告终。渐渐在温州，汕头等地开始有家庭聚会，起初秘密进行，渐渐牛公开。1978-1979年，三自爱国委员会重新工作。1979年秋天教会恢复后，广州东山堂首次在安息日举行崇拜，笔者有幸参与。会众所唱开会诗为家母常唱之一首，听之不禁泪下。从此家庭教会如逼山野火，烧遍中国广大原野，至今基督徒数以千万计，神迹奇事，引领多人归主，也稳定他们的信心。虽然没有医院、学校，出版社，及一切现代化工具，信徒们靠主作个人见证，因为圣灵力量，信徒便大大增加。

　　回顾以往，除感喟以外，敢将教会成败功过综合分析如下，以作日后鑑戒：

　　1·属灵目标——虽然当时形势有许多困难，不是事后和当时在场的人能全部明白，但当政者常常忽略将属灵目标放在首位，则无可置疑。急功近利，以属世价値代替天国原则，将房子建立在沙土上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一西籍会长，某次在其区会内大租房舍，挂上教会招牌，又以十元一个月的薪金(约为牧师薪金三分之一)僱用了一大批无训练，无信仰者为“传道士，所以该年报告增加了十个廿个新堂。但以后当他驾汽车去巡视时，常常发现在安息日礼拜堂大门紧闭，再查才知“传道士”正在做买卖。这种情形，使人啼笑皆非。

　　2·中外分歧——虽因本会规程定下中外有别之制度，有其若干实际上需要，但这种硬性规定造成种族歧视，一方面外籍职工无论在环境、工作、旅行、语言都有不便，收入减少，儿女教育及各方面都有“牺牲”;但中国同工却不满他们享受较大房子，六七倍或更高薪金，更好升迁机会，和较有权力之职位。许多留学生因此不肯回国服务，其他本国才俊之士也不肯投身教会事工，更有人不满一些外籍同工之“老闆”态度，愤而辞职。至于一些外国传道士，不能适应当地气候，工作压力，和单独寂寞者，频频来去，有如游客，更不在话下。

　　某县长在信道后，参加教会工作，所受微薄薪金不能支持一家八口生活，虽然他有君子之愚忠愚诚，但儿女则不接受这种不合理情势，结果好几位参加别宗派教会。某外籍医院经理到任后几个月便回国，打听之下才知他那六倍于本地职工之薪金，不够付他一天24小时常开三部冷气机之电费，故不得不离开。又某外籍白种女子，到中国学护士，毕业后，几乎全部白种人之委员会一定要付她外籍薪金。虽然她和外籍医院院长，都同意她应该接受中国薪金，但委员会之规定使她的待遇高过同班同学数倍。这都是极端实例，但可显出本会种族歧视所造成的坏影响。

　　虽然教会不能以优厚待遇吸引工作人员，工资虽然低微，若是公平合理，则士气仍可维持。现在全球总会章程规定，在同一地区，全体职工受同一制度下薪金。但因全球各处人民习惯不同，儿女教育，退休需要都不同，故需按每人原居地生活程度，另加一种津贴，以补不足。此法虽不能达到百分之百满意，但比起旧制，则合理多了。

　　3·重组织而轻传道——重温本会历年年鑑，只见不断改组，教友没有几个便挂上xx区会招牌，结果很大一份资金便用在组织上。没有合格行政人才也硬拉一个充数，造成不少日后麻烦。重组织便是轻传道，学生心裡想，以读医为第一，事务次之，教育(稀饭组)又次之，最低的才是传道组。许多本国同工也作此想，有儿女者先期望他们作医生，不然会计、教员、读书不成，资质低劣的才“奉献”他们作传道人!这种心理普遍存在，上帝怎能赐福?

　　中华总会在比例上机构特多，原因是全总对中国情有独锺，特别慷慨，也因“中国医生”米勒耳的名气和献身精神(个人力建六七间医院)，和大财主如张学良先生的慷慨奉献(他一人捐助五间医院开办费)。若办之得宜，紧守本会办理机构原则，这些机构原可对教会提供不少贡献。可惜职工中真正具重生经验者少，没有传道之动机及能力，所以成了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太21:18-19)。笔者所见在远东十多间医院中，只有两间显著地洋溢著一种属灵感化力，为什麽呢?是因为这两间医院大半职工是本会忠心教友，没有信主的人才，便没法办好本会机构。一般而论，学校的确教育了不少英才。多数能忠守道;报馆书刊也将福音传开;只是医院则成绩较差，但也有病人或其亲友，因医院而得到福音者，不经由这种接触则无缘得聆真道。社会上有千百种人，所以福音的传开也要经循千百种途径和媒介。

　　4·不注重传道——教会最重要的任务是传福音，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但不少教会领袖却本末倒置，将传道视作等閒!例如中华总会房产中百分之四十价値是西籍同工居所，百分之五十七是机构办事处，只有百分之二点三是礼拜堂。当西籍同工撤离，机构瓦解，我们仅拥有馀数的零头：只有百分之二点三!举目本会全球增长迅速的总会，多数机构不多，组织简单，所以能集中全部精力，从事传道。可能福音是为穷人(路4：18)的罢，贫穷地区往往信道者多，北美、西欧、日韩台港等较富庶地区则反是。可能信徒赚钱机会多，有了钱娱乐节目也多，自然没有时间去传道，去向亲友作见证了。感谢上帝，上列这几种现象已在中国大陆大大消失，这是情势使然，还希望教会他日如有机会发展，不去犯以往覆辙。

　　5·教会经济——教会收入绝大部份应是教友捐献，海外捐助或全总津贴应只佔少数。但可惜初年中国同道多属低收入阶层，故教会收入甚少，不得不依靠外来帮助。因教会经济不敢公开，透明度低，具神秘感，许多教友认为不必奉献。教会既有外国人支持，如果经济不足，外国人自会补足。甚至进入廿一世纪，仍有些地方，职工收入太低，羞于公开。而另外地区则职工收入高过教友平均收入甚多，又不敢公开。在这种心态下，“管家”之观念，荡然无存，自养之目标，永远无法达到。不能自养，则不能自治，只有听命于他人。所以只有经济公开、合理，才能激发信徒信心，愿意忠心奉献什一，不致把一半或全部捐到别处。

　　同工待遇，不宜过高，以杜绝为财而来者充斥教会;但也不宜过低，使生活艰苦，无心工作。作妻子的当学会勤持家，不致月月预支，债台高筑，反怨司库没有爱心。

　　6·人事政策——领袖中忠心献身，聪明勤奋者不少，他们多能成功。但有些所谓领袖，不过会讲几句英语，或工龄长些，而晋身领袖职位。选拔时并没有民主制度，只凭上级主管“提拔”。如该上级并无识人眼光，许多有志青年会觉得不蒙赏识，便黯然求去。反之，如蒙鼓励栽培，当有更多人肯留下效力。教会工作困难，待遇低，如能支持下去者都因对主忠心，感觉有安全感，或同工友爱相助，上司如父兄，则安心做下去。但不幸有些领袖，不明教会办事原则，章程宗旨，仅依一己私见、不行协商、任意行事，令年青同工申诉无门，只好认命，或逐行他去。

　　故此领袖教育十分重要。但教会大学中并无这一科系，直到今天，安德烈大学才和总会商讨开办这种科目。有些会长只会看圣经，但不会看会计报告，只有听命于司库大人。关于认清目标，发展圣工，起用青年才俊，开闢新工，增加收入，人员增减，购置器材，都需教育：或互相观摩，或聆听专家演讲，或阅览文件，都可增广见闻，强化领导能力。

　　7·同工关係——本会职工背景颇为複杂，尤其初年，并非都出自本会家庭，也不尽毕业于本会训练学校。如有强力领袖，各尽各职，自无话说。但仍有些人学问浅，工作懒、成绩差，安全感低，以致眼红同工成就，妒忌他人。于是有批评的话在同工同道间传开，言者或是无心，听者却是有意，一传再传，便害了许多人。尤其是批评者的儿女，他们常听怨言，长大了很多离道叛教，这是许多牧师传道儿女今日不在教会的主因。牧师妻子，往往因丈夫常常在外工作，独自养育管教儿女，压力太大，而发怨言，这种害处更大。因母子，母女关係亲密，接触更多，影响也最大。

　　笔者常为此感慨甚深，教内教外都有同工，可能教会内关係深，如领导不良，使同工之间有恶劣关係，不能化解，便误会日多。批评怨言多，“和事佬”少，起哄者众，气氛便每况愈下了。当事人中，因怨而结成冤家者多，因饶恕而和好者少，这是许多地方中国人当不上高级领导原因之一。平心而论，在这一方面，中国人要大大改良。

　　瞻望将来，比较回顾，要困难得多。因我们不是先知，只能望到一些影子。虽然不能准确预测，但重要步骤仍可想像得到。

　　1·人才训练——教会是人的组织。有人的组织就需要领袖，属灵的领袖或是行政的领袖，在教会增长时都迫切需要。即使今天的情势不许可办理大学，但各式各样的培训班都可以办理，有总比没有好。传道士及长老培训当在各处举办，用教师面对面教授，或用录像机和录音机教授，或用书本、讲义，都可传达讯息。当今首要任务是训练教师，这可能要三五年才有足够的人才负责全中国培训工作。所以当努力投入人才，金钱，去协调和促进这项大工。

　　2·传道是传播工作，是将讯息由一处或一人传向别处和别人。所以要有更多更好的无线电广播节目和录音录像节目，以便广泛地将福音传到广大基层人民之中。除一般性和综合性节目之外，也可制作健康、天文、考古、历史、哲学、游记、语文教学等专科节目。只有观(听)众，有专人制作，便可引导他们渐渐对真道发生兴趣。

　　3·伴随视听节目的，可配以函授课、小册、儿童画册等印刷品，预言之灵书本也不可缺。

　　4·在都市四周，工业化即将加速进行，人口即将大为增加的地方(因今年参加了世贸组织)，应购地(屋)作建立教堂之准备。今天不买，将来价格飞涨，便买不起了。

　　5·为增加和非信徒接触，应开办自养之语言学校、幼稚园、托儿所、老人院、日托老人中心，孤儿院等机构。

　　6·鼓励及协助教友迁至没有教友的地方居住，开发新工。组织青年团契，如英文班、音乐班、电脑班、体育班等。

　　7·国内教会和国外教会连成姊妹教会。彼此代祷、通信、互相访问，交换属灵粮食。

　　8·研究投资办法，把未用捐款及建堂捐投入最有利方法生利。也应训练忠心司库，建立良好查账制度，确保公款安全保管。最重要的是提倡管家精神，每人向主忠心奉献什一及乐意捐。

　　9·情况许可时，各区合作进行广大范围事工，如开办医院、学校、印刷所等。

　　10·如果主复临日期延迟了，在三十年后，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大国。那时，财富的累积，国力增强，社会更民主，更多宗教自由，会促使中国成为廿一世纪派出国外佈道士最多的源头。到那时，复临信徒将站在何处?担任怎样的角色?愿主亲自带领，完成祂的圣工。

　　主回来的日子已近，我们最大的希望还是和他在云中相会。回顾过去一世纪主的恩典深厚如长江，如海洋。我们在感恩之馀，应当献上我们的一切，努力完成圣工，直到他回来，擦乾我们眼泪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