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马”号很快就踏上了驶向土伦驻地的航程。我们起航后没几天，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从美国赶来，带来了证明我公民身份的文件，并要求英国政府释放我。

　　我们与英国在1812年进行的那场战争最为突出的原因之一就是英国在海上或陆地上强征美国海员进入英国海军服役，不论这些美国人是在何处寻见的。这一点被美国的一个政党予以否认。英国政府也同样否认这一事实，并且继续无视美国公民持有的护照。他们所要求的那种美国公民身份的证明文件并不容易获得;他们的这种侵权行为一直延续到了战争爆发的时候才结束。

　　还有一件事就是，在他们抓住美国的海员并将其送到英国海军的舰艇上工作之前，他们会强调所有由这些美国人写下的信件必须在离开英国船只之前经过第一中尉的审查。我曾经偶然看到我的一封信被撕毁并扔到了一边，如此我便意识到即使我还活着，我也不可能让我的父母知道。

　　当我被强征为英国服役的时候，我随身携带着货真价实的美国护照，这是在纽约海关的政府部门那里获得的;不但如此，这份官方文件不仅直接宣告并证明着我的美国公民身份，我还可以被视为一个爱尔兰人，因为一位爱尔兰官员可以公开证明我的父母曾在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居住。

　　詹姆斯·麦迪逊先生对我的情况进行了澄清，并提供了出自美国陆军部档案室的他在独立战争之后退伍及安置费用的材料作为他本人的国籍证明。总统的声明和文件是清楚明确的。时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的布鲁克斯将军也在此基础上为我添加了一份强有力的文件，他与我的父亲甚为熟识，担任船长的我的父亲在独立战争中曾经是他的直属部下。

　　我父亲的同乡和朋友德拉诺船长正在预备前往地中海米诺卡岛的航行，他慷慨地代劳将上面说到的那些文件带了过来，并极其乐观的认为他不再需要其它任何证明文件就可以真的在他返航的时候将我带回去。

　　他一到马翁港，就欣喜地得知“罗德尼”号和那艘舷号74的船都在港内。当他乘着小船驶向“罗德尼”号时，有人问他想要干什么。他说他想要见一位名叫贝约瑟的年轻人。中尉禁止他再继续靠近。最终，一位副官，就是我的朋友，告诉他我已经被转送到了“千里马”号，舷号74，那艘船已经起航去与驻扎在土伦的英国舰队汇合。

　　之后，德拉诺船长将我的文件交给了美国的领事，后者则将这些文件交给了舰队的最高指挥官爱德华·佩卢勋爵。当邮件被送达时，我收到了一封德拉诺船长的信，告诉我他已经前来并拜访过“罗德尼”号，也交代了他的失望、他所做的事情以及我父母的挂念。我想这是3年多以来我收到的第一个从家里传来的消息。

　　有人告诉我，船长让我去后甲板见他。我看到他被信号兵和军官围着，在离我有一段距离的海军上将的船上通过信号旗进行沟通。

　　船长说：“你叫贝约瑟吗?”

　　“是的，先生。”

　　“你是美国哪里的人?”

　　“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先生。”

　　他说：“上将想要知道你是不是在这艘船上。他可能会派人来找你。”(或一些类似的话。)“你可以下去了。”

　　贝约瑟是个美国人，他的政府已经要求将其释放，这个消息在船上传开了，而总司令也就这件事向我们的船发送了信息。他们说：“这家伙多幸运啊!”

　　然而，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的过去了，我的案件除了紧张的悬念和不确定，没有为我带来任何东西，直到很久之后，我收到了另外一封来自德拉诺船长的信，告诉我说我的案件依然悬而未决。可能战争已经开始，他不得不离开，他劝告我说，如果我不能光荣退伍，那就去作一名战俘。

　　如今已经到了1812年的秋季。当我们抵达马翁港过冬时，英国的领事为我送来了我需要的钱，说这是德拉诺船长要求带过来的，他会为我提供钱和衣物，以满足我的需要。由于舰队中出现的疾病，每一艘船的船员都被要求在岸上自由活动24小时。我利用这个机会联系了英国的官员和美国的领事。前者说会给我一些钱。后者说上将没有在我的案件上采取任何行动，而现在已经太迟了，因为在美国和英国之间宣战已是确定无疑的事了。

　　在我们舰队的船上大约有200名美国人，而在“千里马”号上就有22人。我们曾经若干次冒险谈论我们应该怎么办，但这些事显然都无果而终。最后，我们中的6个人一起在手中拿着帽子走向了后甲板，在那里对第一中尉说：

　　“我们知道，先生，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已经开战了，我们不希望卷入与我们自己国家的战斗之中;因此，我们的愿望是成为战俘。”

　　“下去吧。”他说。

　　在晚餐的时候，所有美国人都被要求待在水泵之间，并且不允许和船员接触。我们那本来就不充足的配餐被减少了三分之一，还没有烈性酒。这一点让我们感到可以忍受，并且不只获得一点点安慰的是，我们已经促成了一种卓有成效的改变，下一步很可能就会使我们从英国海军中被释放出来。

　　这项行动从我们的船那里蔓延开来，直到差不多所有在舰队中的美国人都成了战俘。在被关押的这沉闷的8个月里，我们常常被叫到后甲板上去听长篇大论，要力劝我们加入英国海军。我已经忍受了30个月不情不愿的折磨;所以，我坚决不听他们提出的任何提议。

　　数月的扣押就在我们成为战俘几个月之后，我们的瞭望船出现在港外，并发信号说(那些我们试图封锁的)法国舰队倾巢而出，奋力驶向地中海。伴随着这个惊人的消息，命令立刻就下达到了舰队，预备出发要在清晨的时候追赶上他们。整个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这次意想不到的突袭做预备。战俘们被邀请予以协助。我个人拒绝以任何方式提供任何帮助或协助，我没有任何理由要去提供帮助，除非迫不得已。

　　在早晨的时候，整个舰队排成战斗队形驶离了港口。炮手接到命令进行双弹射击并预备战斗。当第一中尉经过的时候，我正在站着阅读《尼尔森生平》(一本图书馆的书)。

　　“把吊床收起来，先生，把它搬到甲板上。”他说。

　　我的目光转离了书并抬起头说：“那不是我的，先生。”

　　“把它收起来。”

　　“那不是我的，先生。”

　　他骂我就是一个无赖，把书从我这里一把夺走，并顺着炮门扔了出去，接着用他的拳头把我打倒在地。

　　我刚爬起来，他就说：“把这个吊床拿到甲板上去。”

　　“我不应该干这件事，先生。我是一名战俘，我希望你能够像对待战俘那样的对待我。”

　　“对，你……这个无赖，我要!”“这个!”他的两名副官说，“就用这个吊床，把它绑在这家伙的后背上，让他在尾楼甲板那走24个小时。”

　　因为我将我的手放在他们身上阻止他们这么干，并要求他们放开我，他们变得怒不可遏，喊道：“纠察长!把这家伙送到军械库去，用镣铐把他两条腿给铐上!”

　　“你这么干可以，先生，”我说，“但我不会去工作的。”

　　“等我们开始作战的时候，我要把你给绑在主桅杆的绳子上，让你当法国人射击的靶子!”

　　“你可以那么干，先生，但我希望你记得我是一名战俘!”

　　接着又是一连串的诅咒和辱骂，还询问为什么纠察长不快点带着镣铐过来。那个可怜的老人十分沮丧又困惑不解，他竟然找不到镣铐在哪。

　　于是中尉改变了主意，命令他上去把我单独关到军械库，不让任何人接近我，甚至也不允许我和任何一位自己的同胞说话。

　　他急匆匆地走上了炮台的甲板，在那里下达命令要将所有的吊床和袋子都扔进船舱，拆除所有的客舱和铺位隔板，拆除并将所有的牛羊围栏扔出船外，清理从船头到船尾的甲板，预备战斗。现在，每一艘船都为战斗做好了预备，穿过地中海直扑土耳其海岸，机警地搜寻并预备与他们的死敌展开激战。

　　当所有为战斗进行的预备都已就绪时，趁着纠察长不在，我的一位同胞冒险透过军械库的隔栏跟我说话，提醒我当法国舰队航行进入视野时，我将会被分配到危险的岗位上去，除非我屈服或接受自己之前被分配的那个岗位(炮塔中由副船长指挥的一门巨炮)，并与法国人作战，就像他和所有其他同胞将要去做的那样。我努力向他说明我们作为战俘，这种行径是多么不公平又自相矛盾，并向他强调我的头脑完全清醒，我坚决持守我们作为美国战俘所应拥有的地位和权利，即使这样做会使我被分配到最危险的岗位。

　　几个小时之后，在中尉完成了为战斗进行的安排之后，他来到了我的牢房。“那么，先生，”他说，“当你再次得到命令的时候，你会去搬吊床吗?”

　　我回答说我会为船上的任何一位绅士去搬吊床。

　　“你会去，啊?”

　　“是的，先生。”

　　他并没有问在我的心中谁才算得上是绅士，就下令将我释放。我的那些同胞们看到我这么快就成了一个逍遥法外的战俘而多少感到有些惊讶。

　　第一中尉在领导方面仅次于船长，负责在白天主持所有的船务，并不负责值班警戒，这是其他军官负责的事情。由于我们并没有发现法国舰队，第一中尉道他必须像船长去报告我的情况;而就我这种情况而言，作为一名属于美国的尽人皆知的战俘，我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他那种非法、虐待又毫无教养的行径会被船长知道;所以他才愿意释放我。英国舰队继续在地中海上穿行前往土耳其海岸，直到他们确信法国舰队并不在自己的西侧。接着，他们转向东北(以迎击法国舰队)，最终我们到达了土伦港，看到法国舰队平安无事地停泊在那里，并在他们那老旧的冬季船坞中对船只进行拆解，他们的军官和船员毫无疑问为自己策划并实施的诡计带来的良好效果而感到得意洋洋;就是让英国舰队从自己舒适的冬季驻地出发，在地中海上去搜索他们。他们扬帆起航，离开了自己的港口，被我们的几艘监测船远远地追踪进入了地中海，之后又在未被发现公海上的暴动。

　　在海军的军官将我们作为战俘扣押了大约8个月之后，我们和其他那些一再拒绝听从重新加入英国海军服役的各种说教的人被送到了直布罗陀，之后又被送往英国，并最终关押在了一艘名为“皇冠王子”号的老旧立桅起重船上，这曾经是一艘丹麦的配备了74门舰炮的船只，距离查塔姆造船厂数英里之遥，距离伦敦70英里。这里有许多其它类似于刚刚描述的这艘船的船只，那些船当中也有不少战俘。在这艘船上，大约有700名战俘挤在两层甲板之间，每天晚上都会被锁起来，伙食的供应很少，又住在拥挤不堪的地方。

　　除了流言以外，其它所有与外界的联系都被切断了，一个获得报纸的计划被设计了出来，虽然我们不得不去体会那种因着对报纸的渴望而带来的迫切感，但报纸常常会将我们从自己那焦虑而沮丧的时刻中释放出来。这个计划是这样的：

　　我们每周有一天会发咸鱼;我们把咸鱼卖给承包商换取现金，然后把钱付给我们敌人中的一位，让他从伦敦给我们偷运回来一份周刊。这份期刊就成了共有的资本，善于阅读的人会被选出来，站在高处大声朗读。看到大家争先恐后地听着“美国新闻”中的每一个字，这常常十分有趣又好笑，有些人还会喊着说：“再读一遍，我们没听清楚。”这相同的一幕会在一个又一个的房间重复上演。相比那菲薄的伙食，来自家乡的好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为之一振。如果买报纸需要更多钱的话，我相信我们日常伙食中的其它部分也会被毫不犹豫地割舍甚至是宁愿不吃饭也可以。

　　作为我们日常伙食的面包是每天早晨从面包房那里买来的粗制棕色面包。在严寒的冬季开始之后，船上会储存一定数量的饼干，以备在因天气或海冰导致软面包无法每日供应的情况下使用。到了春天，我们的第一中尉，也就是典狱长，下令将所有的饼干都分发给囚犯，这就导致我们日常伙食的四分之一被扣除了，因为9盎司的饼干等同于12盎司的软面包。我们坚决拒绝接受饼干或硬面包，除非他允许我们得到和他自己所吃的软面包相等分量的饼干。到了那天结束的时候，他希望再次确认我们是否愿意按照他提出的条件接受面包。

　　“不!不!”

　　“那我就把你们都关到下边，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舱口在早晨的时候再次被堵上。“你们上来领面包吗?”

　　“不!”

　　“你们上来领水吗?”

　　“不。我们什么都不从你那里领，除非你按照足量为我们供应面包。”

　　为了让我们屈服，他们关上了我们的舷窗，这样就使我们没了光和新鲜的空气。我们的会长也被叫上去进行协商。(我们选出了一个12人的委员会和1位会长，因为我们觉得有必要维持某种程度的秩序。)他告诉典狱长说战俘们不会屈服。

　　然而在这个时候，饥饿和对水的渴望，特别是新鲜空气的缺乏，已经让我们进入了极度焦躁不安的状态。有些人显得暴怒不已;另一些人则尽可能地去忍受这些。会长再次被叫了上去。过了一会儿，堵上的舱门被打开了，两位军官从舱门口走进来到了下层甲板，并拿着典狱长的文件表格，问会长的行李箱在哪。

　　“你要它干什么?”他的朋友说。

　　“典狱长让我们来拿这个。”

　　“要干什么?”

　　“典狱长要把他送到另外一艘监狱船上去。”

　　“把箱子放下!不能就这么把箱子给他!”

　　这时，军官们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并试图从梯子逃到舱门那里。几个看上去因着这种绝望的境地而怒火中烧的战俘拦住了他们，并宣称除非让会长下来，否则他们再走一步就要他们的命。其它的舷窗也被打开，典狱长出现在其中的一个舷窗那里，要求这些人把军官给放了。

　　“你什么时候把我们的会长给放了，我们就把你的军官给放了。”里面有一个人回答说。

　　“你们要是不把他们给放了，”典狱长说：“我就把那些舷窗都打开(所有舷窗上都有很粗的铁栅栏)朝你们开枪。”

　　“那就开枪吧!”里面传出了喊声：“反正我们也要这么饿死了;但是，想明白了，你要是杀一个战俘，只要他们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就用这两个人给那个人偿命。”

　　他那两个军官开始极其可怜巴巴地求他不要开枪，“你要是开枪了，”两位军官说：“他们就会把我们杀了;他们在这拿着拔出来的刀围着我们，说如果我们的脚敢动一下，就要我们的命。”

　　会长被允许来到舷窗这里，恳求自己的同胞不要为他的缘故而流血，因为他不指望继续留在这艘船上了，恳请看在他的份上，把军官给放了。

　　我们每一间牢房的两端都有将我们与军官、水手和士兵分隔开来的两层木板的舱壁，上面有滑膛枪的枪眼，如果有必要就可以对内向我们开枪。我们再次被问到是否愿意来领我们的伙食。

　　“不!”一些战俘发出了威胁，说在明天早晨之前，典狱长就会从我们这里见分晓。

　　晚上大约10点的时候，甲板上静悄悄的，只有警卫和看守，这里油灯就是在锡盘中放置的点燃的油脂。借着这灯光，一根沉重的橡木柱子被拔了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攻城锤。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把空的锡水罐和锡制的桶、壶、平底锅、罐子当成鼓，用勺子或其它任何能够发出震耳欲聋声音的东西当鼓槌，油灯和攻城锤则被移动到了那道将我们与典狱长及其军官、士兵和家人隔开的舱壁那里。

　　过了一会儿，攻城锤被铆足劲撞了出去，这一击是如此成功，那些酣睡的人无不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哭喊救命，说战俘朝着他们冲过来了。不等他们站稳脚跟集合起来向我们开火，我们就一鼓作气冲向了前面的舱壁，那里是船员及其家人居住的地方。在这里，对攻城锤的使用同样非常成功，当这些饥饿的食不果腹的战俘制定出了最佳的防御方案时，我们所有的敌人差不多都醒了过来。

　　到此为止，我们的行动非常成功，我们这里的油灯都被熄灭，这样就将我们隐藏于完全的黑暗之中。我们蜷缩地挤在一起，如果我们的敌人会放我们一马的话，我们就能一直睡到第二天破晓，如果可以的话，这样就能够用我们仅存的一点力量去争取充足分量的面包和水。

　　伴随着典狱长将我们的舱门打开的命令，令人清爽的新鲜空气和晨光突然降临到了我们的身上;舱门打开之后就叫战俘上来领取自己的面包。几分钟之后，大家彻底弄明白了，原来是我们的敌人已经屈服并答应了我们的条件，而现在已经预备好跟我们讲和，为我们提供足够分量的面包。

　　每10人为一组，让1个人上去领取3天分量的棕色面包，其他人则在水箱旁将锡制的水罐装满。就这样，在极短的时间内，在我们当中发生了一种巨大而美妙的改变。在与全体看守都相敬如宾的和睦氛围之下，以10人为一组领取了3天分量的面包并将罐子装满了水，我们又吃又喝，张弛有度的欢笑和攀谈弥漫在我们的大宴席和我们那被征服的敌人之间。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竟然没有因为暴饮暴食而死。

　　军需处一听到这种情况就从岸上向典狱长发出了命令，要求立刻向我们供应面包。

　　将船挖穿我们的看守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在我们被命令报数之前，都会检查一下我们监狱里面的情况，要确定我们是否在试图将船凿穿以获得自由。我们发现他们很少在下层甲板的某个地方停下来，只是稍加检查就走过去。在检查过这个地方之后，我们中的一些人决定在这里挖一个洞，只要不被士兵发现就行，士兵站岗的台阶就在我们可以打洞出去的位置上面几英寸的地方，而这里也有足够的空间可以保证洞在水面之上。

　　除了一个带齿的普通餐刀，我们并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我们锯下了一块沉重的3英寸厚的橡树木板，当我们的看守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用这块木板把那个地方给遮住。我们接下来开始破坏一块非常沉重的橡树木料，一点一点地把它弄碎。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外面的士兵听到。当轮到一个人工作的时候，其他人会负责把风，这样我们的看守就不会在过来的时候发现那个没有被遮盖的洞。大约有40个人参与了这项工作。就在这块沉重的木料被破坏掉之前，我们中的一个人弄到了厨师用的那个铁的炉通条。这可为撬开那些沉重铁质螺栓周围的细碎木片帮了不小的忙。

　　就这样，在辛劳了30到40天之后，我们挖到了船底部的铜板，距离我们在上面覆盖的木板2到3英尺，向下大约呈25度角。当用炉通条插进铜板上方的洞时，我们带着欣喜发现这个洞通向了士兵所站的那个平台的下边。接下来，伴着将这个洞向下扩大，有一些水流了进来，但并不足以在短时间内就使船沉没，除非风向或天气改变令船的运动轨迹更加不稳定，并将洞摇晃到水面以下，果真那样的话，我们倒是可以毫无疑问地离开船以免与其一同沉没。在此之前，典狱长曾经说过，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在夜里船被我们的油灯点着了，他就把我们舱门的钥匙给扔到海里，将我们留在船里一起烧死。所以，我们有专门选出来的人在晚上10点将每一盏灯都熄灭。

　　星期日下午，轮到我工作，正当我扩大铜板中的洞时，外面发出了一阵嘈杂的喊声向我传递着警告，为了不让我们被发现，我慌忙将这个洞盖上并随手将炉通条顺着那个洞扔进了大海。把洞盖上之后，我们急忙顺着平时常走的楼梯到了上层甲板，要知道这喊声究竟什么怎么回事。情况是这样的：

　　有另外一艘船像我们这艘一样，也搭载着美国的战俘，停泊在距离我们八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这个国家(英国)的人有在星期天乘着小船探访监狱船的习惯，要看看美国战俘是什么样的。士兵们带着上了膛的滑膛枪，彼此距离大约20英尺远，在船外侧上下两层的甲板那里看守，以防战俘逃跑。一艘由一个人划桨的民船固定在了下层甲板的主舷梯底部，那里由一位士兵负责把守。

　　一个高大健壮的印第安纳拉甘西特人向其他的同胞一样，预备拼上性命争取自由，他看了船一眼，发现那些英国军官正在朝后甲板走去，正当他们转身背对着他向前走时，他冲下了舷梯，和那个士兵扭打在一起，抓住了滑膛枪等物，并将那个士兵按到了横梁的下面，清理了小船之后夺过了两个船桨，将那个士兵踩在脚下(这个人很可能会在那个士兵清醒过来之前就用枪将其打死)，他朝着对面的方向，直奔并没有设防的大约两英里远的岸边!

　　看到自己的战友在站岗时连同携带的武器弹药一起被拿下，并用这样的方式被劫走，而那个北美的印第安人则用巨大的力量划破了水面在他们的眼前渐渐远去，士兵们要么是因着这幅场景震惊不已，要么就是害怕在自己身后还会冲出来个印第安人，他们并没有成功地开枪击中那个印第安人。满载着水手和士兵的小船很快冲出水面去追赶他，并朝着他开火呐喊，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只会使那个印第安人拿出更大的干劲，并鼓足勇气用大力神一般的力量划动自己手中的船桨。

　　当他的那些狱友看到他犹如巨人一般地在那些追捕自己的人面前渐渐逃脱时，他们呐喊起来并为他献上了三声喝彩。我们船上的这些囚犯接着又来了三声喝彩。这就是我在凿那个洞的时候听到的声音。军官们因此怒不可遏，他们说如果我们不停下欢呼和吵闹，他们就要把我们关到下面去。我们只好把声音压低，好让我们得以被允许去看那个可怜的印第安人如何逃走。

　　还没等到达岸边，追捕他的人就追上了他，(别人告诉我们)他们朝着他的胳膊开了枪，使他难以划桨;虽然如此，他还是到了岸边，他从小船中一跃而出并甩开了所有追捕他的人，不久就跑出了那些士兵滑膛枪的射程。在我们眼前，他冲上了斜坡，像一头被追赶的鹿一样翻过了障碍和沟壕，他毫无疑问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脱离了那些追捕者的视线并获得了自由，然而在乡下各个地方的人追上了他，并将他带来交给了那些追捕他的人，他被关进地牢有好多天。可怜的印第安人!他应该有更好的命运。

　　争取自由的努力化为泡影战俘们现在知道洞已经完工，许多人都预备越狱。委员会的人决定，应该让为挖洞付出努力的人享有离开的优先权。他们也选出了慎思明辨又细心的人，这些人不会游泳，负责打理这个洞并去帮助所有愿意逃走的人。

　　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最终弄到了一些柏油帆布，我们用这些帆布给自己做了一些小袋子，正好够装下我们的夹克、衬衫和鞋;然后我们用一条大约10英尺长的粗绳子将一端系紧，并将另一端系成一个圈，套在脖子上。戴上帽子穿好裤子，一只手拿着袋子，另一只手抓紧了同伴，我们全体成员为了自由付出了不顾一切的努力。当指定的信号发出时(晚10点)，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争取自由的人蓄势待发。

　　之前已经描述过，荷枪实弹的士兵从上到下把守着整艘船。如果我们想要到达我们的登陆地点，需要越过一英里半的距离，而在吃水线以上就是一连串的士兵。从里面出来之人的头距离士兵的脚不过只有几英寸那么远，在头和脚之间不过只隔着一个格栅板的台阶而已。

　　一群善于唱歌的人聚到了一个有士兵站岗的舷窗之后，在那里紧邻着这个洞。他们那引人入胜的关于水手和战争的歌声或多或少地引起了两名士兵的注意，而一瓶烈酒则将他们两个吸引到了舷窗这里，使他们以为里面的人在喝酒。这招奏效了，委员会的人将战俘顺着洞送出去，脚在前面，当那拴着袋子的绳子往下坠时，他们自己也开始向外滑，这样就可以确保他们能出去并朝着岸边前进。

　　就在这时，船上的钟声敲响了，表示又过了半个小时，有士兵大声喊道：“一切正常!”而那个就站在洞口上方的最让我们担心的士兵也喊道：“一切正常!”然后，他就踱步走上前去听水手的歌，委员会又将另外一些人送了出去，那个士兵则踱步返回并再次喊道：“一切正常!”对于那些在水中挣扎着获得自由的我的朋友们来说，毫无疑问最令人欣喜的欢呼就是他们听到的身后传来的那句报平安的喊声：“一切正常!”

　　午夜降临，守卫换岗，令人欣喜雀跃的音乐止息了。从外到内遍布各处的寂静阻碍了我们的工作。最终，在寂静中被送出去的那几个人之间的低声细语引起了士兵极大的警惕，他们决定最好不要再继续尝试逃离，以免被发现。另外，天也快亮了，我们还是安安静静地回到吊床上去比较好。

　　来自新贝德福德的埃德蒙·艾伦和我约好了要一起逃出去。我们在晚上的时候一直拉着彼此，当我们离洞口越来越近的时候，大家认为最好还是不要再送人出去了。早晨的时候，遮盖洞口的盖子被打开了，艾伦也在失踪者之列。委员会报告说送出去了17个人，而艾伦则自己成为第18个在晚上逃出去的人。

　　战俘们因着晚上的成功行动而兴高采烈，并想办法继续将这个洞遮住，预备在下一个晚上10点再次行动。

　　我们被关押在两层甲板当中，在晚上清点并上锁之后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白天的时候我们弄到了一些工具，在上层甲板那里开了个天窗又遮盖起来，并没有被发现。就在士兵们被命令要清点战俘预备过夜的时候，有话传给战俘让他们立刻到上层甲板去。而那些在下层甲板的人向上走的时候磨磨蹭蹭，这样就可以保证在下层甲板的人走光之前，上层甲板那里已经清点完毕。当上层甲板的人清点完成后，有18个刚刚被点过数的人趁着士兵不注意顺着那个天窗溜了下去，混进了从下层甲板顺着梯子向上爬的人群中，他们就又被清点了一次。晚上10点，所有的灯再次熄灭，人们排成队伍再次预备逃走。

　　当晚上10点我们站到自己位置上的时候，我们的队列中有人轻声说两个并不在我们计算之内的人在洞口那里等着，坚持要求让他们先走，否则他们就大声喊叫，让谁都走不成。他们喝了酒，根本就讲不清道理。最后还是决定让他们走。第一个人走的时候非常安静，对他那个喝醉了的同伴说：“我会抓住船的舵环等你下去。”第二个人不太会游泳，就像一根木头一样地掉了下去，在台阶下面浮上来之后，拍打着水花挣扎求生。一位士兵对另外一位士兵说：“这有只海豚。”

　　“用你的刺刀去刺它。”那个人回答说。

　　“我会的，”第一个人说：“如果它再上来的话。”

　　这时，我们都屏住了呼吸聚精会神地听着，生怕会失去自己这个获得自由的机会。它又上来了。我们听到了奔跑的声音，之后就是叫声：“别杀我!我是战俘。”

　　“战俘?战俘?你从哪出来的?”

　　“从船上的一个洞出来的。”

　　那个士兵大喊：“有战俘落水!有战俘正在从船上逃跑!”

　　“有战俘正在从船上逃跑!”所有的看守都迅速重复着这句话。

　　所有人都冲上了甲板。没过多久，我们那位充满警觉的典狱长从自己的床上跳了起来，发了疯一样地问：“在哪?”接着就听到他向外飞奔走下舷梯的声音，大喊道：“跑了多少人?”一个战俘似乎是想要加快我们这位职衔最高的船长的处置速度，将自己的脸贴在有栅栏的舷窗口那里大声喊道：“大概40个，我猜。”

　　在夜间接连二三发出的危险警报招来了满载船员的小船去对他们进行抓捕。

　　“我们要去哪?”

　　“这里，那里，整个这一带。”

　　“你们发现人了吗?”

　　“没有，长官;没有，长官。”

　　命令被下达给了岸上的一队人，以及他们认为的那“40人”一定会逃往的格林汉姆森林一带，要在早晨展开搜捕，把他们都带回船上。我们倒是觉得看到那个完全相信由战俘“猜想”出的40人的典狱长很可笑。

　　在这些事都安排好之后，他们把那个溺水挣扎的人弄到了甲板上，命令他说出实情;然而他却因为醉酒太严重，吞下的海水和他喝下的朗姆酒混合到了一起，又害怕士兵会用刺刀去刺他，这个人只是说船上有个洞，他就是从那个洞出来的，这一套并没有说服他们。一艘小船最终找到了那个洞，在里面支上了一根很长的铁棒，并一直在那里看守到了早晨。

　　当我们早晨获准走上甲板时，可怜的约翰逊被平躺着绑在了一根漂浮在岸边水中的木桩上。我们所知道的是，那根绑着布袋的绳子在他的左手手腕上紧紧勒着，而他那只手则几乎被割了下来。他的一些朋友知道，在他裤子的口袋里有一把锋利的刀，当他在海岸附近被发现时，刀已经不知所踪。他将袋子绑在手腕上而不是脖子上，毫无疑问对于逃脱小船的追捕来说是一大障碍。在试着割断这个绳子的时候，我们猜想他割到了自己的手腕，而当他到达岸边的时候，就已经失血过多而死。

　　我们整天都被关在甲板上，没有食物，就是在点名，严格盘查，要确认我们原本的身份。当清楚确定18个失踪的人已经在发现洞之前的那个晚上逃走，而剩下的全体战俘依然都在船上时，若干英国军官因发送虚假报告而被捕，但在我们的会长清楚陈述了整个事件如何发生之后就又被释放了。

　　第二天，为国王效命的木匠被从查塔姆被派到了船上，带着他们的工具和一根沉重的原木要把洞给堵上。在他们忙着又锯又敲的时候，一些战俘捡了点被他们遗失的工具并开始挖另外一个洞，同样优良的品质，就在船另外的一侧，甚至在木匠们把原来那个洞堵上之前就完工了。外面的士兵将这归咎于为国王效命的那些木匠发出的噪音。

　　那天晚上，我们中的一些人就在这个洞那里，寻找机会去逃跑，一直待到了大约早晨4点钟的时候。那里的铜板是急急忙忙切割开的，留下了粗糙锋利的锯齿。为了让这些锯齿不至于割到我们的肉，我们将一个毛毯固定在洞的下沿，预备从这里滑出去。除了机警的守卫，夜间还有小船在船的周围划来划去，中间有个人用一个长的铁棍敲打在最低一层台阶之下的船的外侧。在晚上那根铁棍不断地敲打着洞的两侧，但是并没有发现洞的位置。

　　在天亮之前，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在小船刚刚经过之后冒险溜了出去，要确认一下今天晚上是亮还是黑，是否足够使我们在小船转过来之前，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游到船尾。在把他拉进来之后，他说今天晚上天气晴朗，他可以在水面上看出很远的距离。我们因此决定等到第二天晚上再说。

　　由于我们委员会的疏忽，毯子被落在那里并最终漂浮在了水中。天亮之后不久，船夫发现了这个毯子。“船的这边还有一个洞!”这里同样被插上了铁棍，让我们从这里逃走的全部希望都化为了泡影。为了修复这些损坏，我们日常伙食的一部分被扣除了，并且这种伙食标准降低的情况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英国达特姆尔监狱“一片距离老普利茅斯港约15英里的凄凉的荒地。”

　　我们那位自夸的典狱长开始为他自己及家人的安全感到极其不安。看上去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无所畏惧又胆大妄为的美国佬如果无法获得自由，他们就会将这艘监狱船给凿沉。有人告诉我，他说自己宁愿管理6000名法国战俘也不愿管理600名美国佬。

　　当搜捕的那18个人全部逃跑之后，从伦敦寄来了一封写给“皇冠王子”号监狱船典狱长的信，告诉他逃走的每一个人都已经顺利脱险，平安到达70英里之外的伦敦城;还告诉典狱长用不着为他们操心，因为他们即将起航前往国外。他们要让典狱长知道，他们会记住他那不友善的对待。

　　至此，英国政府开始讨论要送我们所有人去达特姆尔监狱，一片距离老普利茅斯港约15英里的凄凉的荒地，我们在那里将会难以翻越巨大的高墙，而地牢则结实得牢不可破。

　　1814年，美国战俘源源不断地从哈利法克斯、西印度群岛以及世界的其它地区涌入。他们的处境十分悲惨，事实上连得体的衣着都甚为缺乏，士兵们尤为如此。看到他们衣衫褴褛，许多人不得不将自己裹在肮脏的毛毯中去抵御寒冷的暴风，这实在令人悲伤。相关报告被送交到了美国，最终促使政府采取措施为这些战俘提供了合用的衣物。

　　比斯利先生是美国驻伦敦的临时代理人，为了自己这些遭受苦难同胞的缘故，被授权处理此事。他派遣了一位伦敦的犹太人，带来了若干箱成衣或粗缝的衣服，还有一位年轻的职员也一同前来，让其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如何将这些衣物分发给我们。结果有些并不怎么需要衣服的人得到了整套的衣服，而另一些非常需要衣服的人则遭到了拒绝。战俘们就此向比斯利先生写信，抗议他只想展现自己派来的人有多公允，但是却根本就对我们遭到的不公待遇不管不顾。

　　在我当了一年多战俘之后，英国政府向我们发放了十分微薄的薪水，这使得我能够在将那点钱花光之前，为自己添置了些衣物并额外购买了些食物。我的父亲一有机会就时不时地通过一位在伦敦的工作人员给我送些钱。那位工作人员寄来了20美元，我很高兴地收下了这笔钱。这件事之后不久，美国的战俘就被送到了达特姆尔，至此我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1814年夏天，我们经海路被大批(成群)送往普利茅斯，再从那里前往达特姆尔。很快我们就被查点，有人告诉我们，总共有6000人。双层的石墙约有14英尺高，宽得足够容纳几百名士兵巡逻把守，7座高大的石质建筑分别矗立于3座相互独立的院落之中，呈半月之势拱卫着这里，每座院落能够容纳1500至1800人。位于中央的建筑中关押的是有色人种的战俘。

　　这些建筑位于一座面向东方的山坡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初升的太阳，但在日落之前很久，太阳就会被遮挡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在我们的西边，有大量类似的建筑，都用沉重的铁栅栏围了起来，作为营房、仓库和我们那些守卫的住处，还有一所医院。其它三个方向是一片最为凄凉的荒地，星星点点的岩石和低矮的灌木遍布其间，一眼望不到边。名字恰如其分，这里就是达特姆尔。

　　这些监狱都是三层高的建筑，两端各有一段石质的台阶，中央则是敞开的。在山墙的两端各有一个铁质的枪眼。我们被600名士兵看押;日出时我们会被轰出来，日落时我们又会被赶回去。那可真是一种风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些希望让自己保持体面的人成群结队地坐在院子里，清理自己毯子和床单上的害虫。

　　一听说有新来的人，战俘们就会蜂拥到大门口，在道路两旁站立，当这些新来的人经过时，有人就会从中认出自己的朋友。

　　“嘿，山姆!你从哪个地方过来的?”

　　“马布尔黑德。”

　　“还有其他人吗?”

　　“没有，就剩我一个了。”

　　就这样，许多人被认了出来。常听人们说，差不多所有马布尔黑德的士兵都变成战俘了。

　　在冬天的时候，比斯利的人又过来给我们送衣服，这次的衣服令我们满意得多。

　　差不多每个星期天，有色人种的监狱都会举行宗教聚会，一些战俘决志归主，并在院子中的一个小水池中受洗。这个水池原本是士兵们用来洗衣服的。水池中的水源是山上的水库。

　　1814年12月，我们得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在欧洲大陆的根特市，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和平条约已经被双方的全权代表签署。那些从来都没有被囚禁在黑暗荒凉的达特姆尔的人根本就无法理解我们的感受。为了让麦迪逊总统签署文件，一艘护卫舰奉命前往大洋彼岸，而在此期间我们依然处于被关押的状态。1815年2月，护卫舰带着获得批准的条约返航归来。喜悦的欢呼萦绕在我们那昏暗的地牢之间，这声音大概永远都不可能有机会听到第二次。什么!将要被释放，回到我们的祖国，重新围坐在父母的炉火旁?是的，这希望就在我们的心中，而且看上去我们就要如愿以偿了。

　　据说在达特姆尔那里，大约有200人是来自英国海军的。对于他们而言，这种事心照不宣，我们是被强征过去的。有些所谓给英国政府服务的人，事实上就是在海军的舰艇上做了20到30年的奴隶。鉴于我们并没有拿起武器去反抗大不列颠，我们向英国国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求其对我们的痛苦予以平复，或者说就是争取一个光彩体面的释放。这件事遭到了上议院的坚决反对，理由是他们曾经按照英国的海军战术训练了我们，而我们也会理所当然地加入美国海军，教导我们的人如何作战。他们说，这简直就是把棍子交到我们的手里，然后再让我们用这棍子去打爆他们的头。

　　大约在这不久之前(1815年初)，一所监狱中的战俘开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要挖掘一条通向监狱墙外的地下通道，以获取自由。为了达成这项目标，一楼地面上的沉重石板被抬了起来，并开始了将泥土装进小袋子的工作，泥土被悄悄地放入了通往三楼的石阶那里，被垫在了石板的下面。为了达成此事，一级台阶会被移走，并需要在之后小心翼翼地放回原位，地上的石板也是如此，因为在黎明之前，清点了所有战俘之后，狱卒会进行仔细的检查。

　　监狱地基下的那条越过了监狱院子延伸至第一道围墙的地道长度(我依稀记得)差不多有100英尺，从那里到外层的围墙差不多还有20英尺。我们被告知，那些围墙有14英尺高，地表以下有2英尺深，宽度足够让站岗的士兵在上面来回走动。

　　我的一位朋友，就是这所监狱中的马萨诸塞州费尔黑文的L·伍德上尉，我经常跟这个人打交道，他告诉了我挖地道的事，以及在他们挖了一段距离之后，进入那令人窒息的坑道并挖回一小袋土有多艰难。他说：“他们的脸差不多都变黑了，因为缺少空气，他们几乎精疲力竭。”虽然如此，另一个人还是会冲进去，不久就会带着满满一袋土返回。就这样，他们继续着自己在晚上的工作，并没有被发现，直到他们触及并继续在第一道和第二道，也就是外层围墙的地基之下挖掘的时候。很多人此时预备好了刀和一些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致命武器，决心冒着生命危险杀出一条血路冲到海岸边，劫持他们能看到的第一艘舰艇或船只，驶向法国海岸。

　　就在他们破土越出外层的围墙，将那条众人在黑暗中一个接一个排着队想要借此逃出去的地道打通之前，一个战俘知晓了他们的行动，并将此事揭发。突然，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军官进入了监狱的院子，那个告密的人就在他们当中，指出了暗道的位置。就这样，没过多久，这条地道就被取自那个由石板铺就的院子中的石头和泥土填满了，由于担心这个叛徒会被战俘们抓住并撕成碎片，在小心翼翼的保护之下，他被送了出去。典狱长将其释放，之后我们就再也没听过关于他的消息。

　　当护卫舰从美国返回，带来了已获批准的我们和大不列颠之间的和平条约时，我们得知比斯利先生官复原职，继续担任驻伦敦的美国领事，并接到了我们政府的指示，要筹措合适的船只将美国战俘从英国送回美国。在我们等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有人代表达特姆尔的战俘询问比斯利先生，要知道为什么船还没有来。他的回答令人感到非常不满意。关于他对我们的忽视，我们再次显出了惊讶之情，和平条约已经签署了接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的痛苦竟然毫无减轻。他的回答远远不能抚慰我们。最后，战俘们因他那故意的无视而大为恼火，他们在监狱的院子中竖起了绞刑架，并将比斯利先生的画像吊死，然后付之一炬。在英国的期刊进行了相关报道之后，比斯利先生知晓了此事，并告诫我们不要这样肆意妄为地对待他的肖像。我们就是要让他清楚，我们已经被告知，我们将要从监禁中获得解救和释放，而我们依然在等待着这一切的发生。

　　我们那位在英国海军担任上校舰长职务的典狱长也在占我们的便宜，命令战俘去吃他们船上那些为冬季储备的硬面包，这样就不用采购软面包了。若是他们给我们分发的硬面包与我们应该得到的软面包分量相当，这件事倒也没人反对。可以是典狱长肖特兰却拒绝这样做，他说我们最多只能得到应有分量的三分之一。这就是一年前我们在船上的那位监狱长尝试去做但却失败的事。我们毫不犹豫地反对典狱长肖特兰的提议。他说，我们要么接受他的条件，要么什么都没有。我们坚持说，要么我们得到足量的面包，要么宁可什么都没有。我们就这样在没有面包的情况下僵持了两天，所有人都面临着一种令人深感不详的威胁，如果我们不屈服，连我们的水也会被克扣掉。

　　到了1815年4月4日，典狱长肖特兰出差要离开几天，心里想着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饿的不得不接受他的条件。然而日落之前，就在要将我们锁起来度过另一个凄凉夜晚的时候，那些士兵和狱卒过来驱赶着我们预备关门落锁，因着所遭受的蹂躏和饥饿的境况，相当大一部分的战俘变得极其愤怒，我们拒绝服从，除非他们把面包给我们。

　　“进到监狱里去!”他们喊着说。

　　“不，除非我们得到面包，否则是不会进去的!”

　　士兵们被召集了过来，与他们的上校和副官一起在铁门上方列好了阵势，俯视着这块巨大的公共广场，那里有医院和储存着我们面包的仓库。在这块广场高度比较低的一段，有另一道铁门紧锁的铁栅栏，这就是我们和看守人员之间的分界线。这里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大约10英尺宽，30英尺长，所有的战俘都会从这里经过，不断地在1号、4号和7号院子里进进出出，这几个院子中的7个监狱可以容纳大约一万名犯人。

　　夜幕降临之时，双方都变得激动起来，而狭窄的过道则被挤得水泄不通。最终，拥挤的力量实在太大了，甚至那扇巨大的折叠铁门的门锁都被挤坏了，大门一下子敞开了。顷刻间，这些手无寸铁又毫无预先计划的战俘踏入了禁区，蜂拥进入了广场之中，人群一直延伸到广场对面的大铁门那里，在另一端和那些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一起的负责指挥的上校命令战俘都退回去，否则他就会朝着这些战俘开火。

　　“那就开火吧!”战俘们喊着说，他们蜂拥到了士兵的面前，“我们宁愿死于刀剑，也不愿意死于饥饿。”

　　上校更不愿意开火了，他想知道的是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想要我们的面包，长官。”

　　“那就安静地回到你们各自的监狱里，然后我给你们想办法。”

　　“不，长官，我们不得到足量的面包，是不会离开的。”

　　上校命令承包商按照足额的分量为战俘们提供软面包。大约到了晚上9点的时候，各色各等的人都拿到了面包。战俘们之后便安安静静地回到各自的监狱之中，开始拿着粗糙的棕色面包，酌饮着冷水，大快朵颐，同时因着上校接受并满足了我们的要求而对他的冷静、勇敢和绅士风度给予了最高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