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此时就是将船从船长那里夺取过来的最佳时机，然后再驶向纽约或波士顿，从那里我们可以更容易地到家。由于我们已经做出决定，此前也曾经向卡尔船长说明过，我们绝不会让他的船将我们送到弗吉尼亚的波因特市，就是租约中要求他将我们运送到的地方。在经过了所有因冰而有的危险之后，我们此刻最难决断的就是，如果我们夺取了这艘船，应该把船开到两个港口中的哪一个呢?

　　猛然间，出人意料的是，我们中的一个人爬到了船中部的主舱门口，用洪亮的声音喊道：“所有去纽约的人请到船的右舷，所有去波士顿的人请到船的左舷!”人们立刻就开始选边站，结果发现船右舷的人数最多。就这样，船将驶向纽约。

　　卡尔船长就站在舵手的身边，瞪大了眼睛注视着这一意料之外又怪异的举动，突然我们中的一个人从舵手的手中夺过了船舵。卡尔船长想要立刻离开那里，并命令自己的人将船舵夺回。我们中的一些人一边敦促着自己的朋友将船舵守住，同时向他保证，我们会为他提供保护。

　　听了这席话，卡尔船长变得非常恼火，说如果他有一班船员可以对付我们的话，他就会如何去处置我们等等。然而他所看到的是，抵抗是徒劳的，我们已经控制了船舵，这艘船再也不会驶向他所预定的方向了。看到所发生的一切，因着我们在公海上抢夺了他的船只，并想到我们会如何处置这艘船，又会让谁当船长，他就说我们是“暴徒”、“贱民”，等等之类。

　　费城的康纳船长被站在他身边的人举了起来，将他的脚放在了起锚机之上。(起锚机是一个4英尺高的圆筒，用杠杆将锚提起。)

　　“这就是我们的船长!”人群呼喊着。

　　卡尔船长说：“你要接管我的船吗，康纳船长?”

　　“不，先生。”康纳回答道。

　　“是的，你会的!”大家一起呼喊着。

　　“我不想对这艘船做任何事情。”康纳船长说。

　　“你一定得这么干，”人们大声喊着说：“不然我们就把你扔到海里!”

　　“你听听他们说什么，卡尔船长，我该怎么办呢?”

　　“船给你了，船给你了。”这位英国的指挥官说。

　　在这件事尘埃落定之后，卡尔船长又开始骂我们。有些站在他身边的人劝他停下来别骂了，赶紧进到自己的船舱里，远离这些危险。他照着做了，秩序很快就得到了恢复。

　　康纳船长接管了这艘船，并任命了三名船副。我们中有些人自告奋勇来担任水手，在船上值班。我们被分成三组，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让我们的船扬帆起航，朝着纽约港前进。

　　卡尔船长和他的船员有自己的自由，并获得了友好的对待，但是他们不被允许干涉船只的航行。他口口声声地说，一旦船到达美国，他就要把我们全都传讯到美国的法院去，告我们在公海上抢夺了他的船。这个一旦我们到达祖国就要剥夺我们的自由并传讯到法庭受审的想法确实让我们中的某些人感到不安，不过至少在我们到达之前，我们依然轮班值守掌控着这艘船。

　　我们看见一艘船朝着我们驶来，上面飘扬着美国的国旗。我们升起了英国的国旗。看到我们自己祖国的船只，上面飘扬着星条旗，这实在是一幅许久未见的景致。当那艘船径直驶来到达了可以喊话的距离时，我们喊话说：“前面是什么船?你们从哪里来，又要驶向哪里?”

　　“从美国来，要去欧洲。你们所在的是哪艘船?”

　　“伦敦的‘玛丽安’号，一艘卡特尔船，里面有从英国达特姆尔释放的美国战俘，要前往美国。”

　　又问了几个问题之后，两艘船都各自朝着自己的航线驶去，我们向他们喊出了三声响亮的欢呼，在广阔的大海之上飘荡时，能看到来自我们祖国之人的面孔，实在令我们感到欣喜。

　　大约在我们夺取这艘船10天之后，我们隐隐约约在自己的前方看到了陆地。当我们接近海岸时，我们得知那块让我们为之一振的地方就是罗德岛州的布洛克岛，距离我们的家乡大概40英里。帆船从陆地那里驶了出来，希望可以拔得头筹为我们领航。

　　我们中有些人觉得乘坐这些小船乃是他们可以登岸的难得机会，并开始收拾自己的吊床和包裹，等待着那些船靠近就跳上去。这时，从西北方向那里刮来了一阵狂风，上桅帆落了下来，许多人忙着将帆收起。

　　当这些小船驶向我们这边时，上桅帆那里的人喊叫道：“你们别过来!我们的船上有瘟疫!”

　　那些等着这些小船的人则对他们喊，我们这里没有那种事，并要求他们靠过来。

　　在上桅帆那里的一群人又一次说：“是的，我们在船上确实有瘟疫!别过来!”

　　这些小船立刻拉起了风帆，转向驶回了陆地。无论我们拿什么条件去引诱他们，他们都不肯回到我们的船这里，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有人报告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就不得不接受漫长乏味的防疫隔离。

　　我们船上有“瘟疫”是这么回事：我们料想卡尔船长(正如他曾经威胁的那样)会以在公海上犯下海盗罪为由将我们起诉到美国的巡回法庭。因此，除非我们对此事有更多的把握，否则我们不想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离开，而在这之后，我们可以用一哄而散的方式离开。

　　夜间风渐渐停了。第二天早晨，我们看到一阵大浪和一股海流将我们从长岛东端与布洛克岛之间的位置推向长岛海峡。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有人愿意载我们过去，我们就能从纽约海峡登岸。在我们眼前有许多渔船，希望可以找到一条愿意载我们的船。

　　最终，一条渔船被说服靠了过来。不到5分钟的时间，这条渔船就被装载得满满的，只留下退到船尾的船长和船员在惊讶中看着眼前发生的这怪异一幕。我们估计，在我们的人中，大约有100人开始向船上扔自己的包裹和吊床，这些人在扔好了东西之后也很快跳了上去。然后，他们解开缆绳，对着我们欢呼了三声，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他们就朝着罗德岛的新港驶去。他们并不知道卡尔船长打算以在公海上犯下海盗罪为由将他们送上法庭。

　　由于此时风向不适合再驶往纽约，我们决定朝着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前进，第二天上午我们抵达港口，于离开英国普利茅斯的6周后在这个小镇抛锚。我们当中的一大群人在这个时候都挤在一起忙着将所有的帆一同收起。之后我们站在了帆桁上，向新伦敦港那些注视着我们的人群发出了三声欢呼。没过几分钟，满载携带着包裹、吊床和欢乐人群的若干艘小船已然蜂拥到岸边，将那艘曾经被我们俘获的船只和一心想要继续到弗吉尼亚州波因特市去装载烟草的卡尔船长留在了那里，如果他依然想要针对我们那所谓的在大海上的海盗行为进行起诉，他就需要尽其所能地在接下来的24小时之内找到我们。然而毫无疑问，看到这样一群造反的旅客离开之后，他心里也大大松了一口气，并不想再和这些人起任何冲突。

　　陆地上的这些人就像那个赶我们走的卡尔船长一样高兴地欢迎我们上岸。然而这两边的人却连我们高兴程度的一半都达不到。事实上，我们竟然能够以自由之身——就是从英国的军舰和昏暗阴森的监狱中获得自由，再次踏上我们故乡的土地，还多少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我们那欢乐的感觉稍微平息下来之后，我们便开始想办法踏上回家的旅程。不到24个小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乘着邮轮去了纽约。我们中有4个人，身无分文，凭着空口的承诺，以每人两美元的价格租了一艘渔船，一共带着22人从科特角前往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这样就使我们脱离了卡尔船长所能触及到的范围，并且再也不会听到他的任何消息了。

　　在我们下船时，那艘卡特尔船的司务长给了我们每个人大约一周的口粮，这样我们就会有足够的食物回到家中。我们非常走运，天气很好，从新伦敦出发，第三天就到了波士顿，然后我们就把自己剩下的口粮卖掉，来凑钱支付路费。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也是邻居(T·奈伊上校)，在波士顿做生意，借给我30美元，记在了我父亲的账上，这样我才能买点得体的衣服，好穿着去见我的朋友。

　　第二天晚上，也就是1815年6月14日或15日，我带着无比的喜悦回到了我父母的家(马萨诸塞州费尔黑文)，母亲、兄弟、姐妹和朋友围坐在身旁，都因着在家人中再次看到我而万分喜悦，并且他们都非常急切地想要听我讲述我不在他们当中的这6年零3个月里所经历的痛苦和磨难;尤其是过去5年间，我在英国的战舰和监狱中那极其艰难的遭遇。他们也把所有收到的我写的信拿出来给我看。

　　大家都知道，自从我在1814年从监狱船游泳越狱之后，除了稍微变老了一点、穿旧的衣服和一个再也没有什么用的小帆布包，关于我那六又四分之一年的患难和劳苦，我们没有留下什么好展示的东西。我对自己经历的讲述让身边的人泪流不止，于是我们就暂时转换了话题。

　　那些自以为什么都懂的人告诉我父亲，如果我真的能回到家里，我就会跟那些饱经战火的喝得醉醺醺的士兵一个样。我到家的时候他正在外面做生意，但没过几天就回来了。我们的见面令他万分激动。过了许久他才缓过神来，问我身体有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没有，父亲，”我回答道：“我讨厌那些和我在一起的人所具有的放纵习惯。我可没有喝烈酒特别喜好。”听了这样的话，他的心里宽慰了不少。

　　也正是在我待在家里的这段时间，我与我人生中的一位友伴再次相见，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回到家乡，在无边无际的大洋之上，我们驰骋。我们回到家乡，回到家乡。在汹涌的波涛上跌宕，那是颠沛的潮水。我们回到家乡，回到家乡。远离平安宁静的港湾，我们驰骋。追寻我们天父在天上的居所，那乃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我们回到家乡，回到家乡。

　　不幸的“标准”号被冲上了岸，船上的人及时弃船才保住了性命。

　　不幸的“标准”号我回来几周后，我的一位老同学乘坐一艘新船到了新贝德福德。他邀请我作他的二副，一起航行到欧洲。我们首先驶向华盛顿特区的亚历山大，再从那里起航到不莱梅。我们于1816年夏季返回了亚历山大。

　　1816年秋，我作为双桅帆船“标准”号的大副，再次从亚历山大起航前往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在那里我们装运货物并驶往巴尔的摩，到达后我们卸货并再次装载，于1817年1月驶往新奥尔良。就在这个月，多年以来最为寒冷的一个冬天开始了。

　　当我们下午驶出港口在河中顺流而下时，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周围有冰迅速结成，这就使我们有了因冰造成严重损坏的危险。当我们进入河口时，领航员下令预备抛锚，要一直等到天亮。船长和我都拒绝了，并催促他继续前进，带我们冲出冰面。然而他的判断与我们不同，在切萨皮克的帕塔普斯科的河口处抛锚，位于巴尔的摩以南16英里处。潮汐的水位太低了，我们在岸上搁浅了。在这种情况下，涨潮之前，冰就会把我们的船板刺穿。所有人从清晨就开始奋力地工作，把锚拖出来，并把“标准”号抬到河岸上去。

　　涨潮时，我们认为，如果可以把锚保住，我们就能越过河岸起航。就在我们用小船把锚拉出来的时候，潮水转换了方向。冰开始沉重地压向我们，使我们不得不把锚又扔下，回到船这边。当我们到了背风面，正要抓住船的时候，冰突然之间破碎离开了本来的位置，并在顷刻间顺风而来，将我们挤到了远离船只的一小片狭窄无冰的水域中，这一小片水域是因为船舷将冰冲破，使冰从船头飘过了船尾之后形成的。

　　当我们拿起浆要划向大船的时候，若干块冰已经顺风而下，清澈无冰的水面异常狭窄，以致于船桨会碰到冰上，使我们无法划船。接着，我们抓住了破碎冰面的边缘，想要把船给拉过去，但是我们的手一碰到冰，冰就碎了，这样我们也无法去抓住冰。

　　船长和领航员依然在利用船桨、绳子和各种各样漂浮在我们面前的东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我们依然势不可挡地顺流飘荡，没过多久我们就彻底被一大片冰团团围住，迅速将我们推离我们的大船，在一股强劲西北风的吹动下随着退潮的激流飘向切萨皮克湾。

　　我们都穿着单薄的工作服，也没有什么空间能让我们运动，可以免于被冻僵。我们大概是在下午两点钟上的船。当太阳渐渐西沉的时候，我们四处张望着寻找一个方向，看看四周那束缚着我们的冰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被大海给冲破了。

　　据我们的判断，我们大概距离大船约有12至15英里远，而此时那艘船的身影已经在我们的视野中渐行渐远。远方背风处的海岸由于冰的阻隔，看上去根本就无法接近。即使我们中能够有人熬过即将降临的这个寒冷的夜晚，似乎也根本就没有希望可以在新的一天等到获救的时候。逆风方向的马里兰州西海岸上的点点灯光大约有7到8英里的距离，就算此时尚无法接近，但依然给了我们一线希望。

　　大约在晚上9点的时候，我们面前的冰开始融化，不久之后就给我们留下了一片宽阔无冰的海面。我们开始划桨，朝着逆风方向海岸上的一处灯光前进，然而没过多久，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

　　划着小船，与风和海不停地搏斗了6个小时之后，在距离海岸一又八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船底触礁搁浅，海水冲来的冰灌入船中，从里到外遍布各处，船灌满了水，不久之后我们跳出船外，海面结了冰，将船舷的上沿留在了冰面之上。

　　二副蹚水涉冰，到岸上去寻找一户人家，而我们则预备把船给抢救出来。他很快就带着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回来了，说不远处就有一户人家，正在为我们生火。此刻是凌晨3点，我们在船上已经大约13个小时了，除了刚刚过去的15到20分钟，为了防止被冻僵，我们几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工作和活动。

　　我现在要求所有人都离开小船。跳进3英尺深的水中所带来的剧痛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那份寒冷在我们的身体中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来。我看到我最好的船员汤姆，就又喊了声从船上下来，他在船的一边要么是沉沉入睡，要么就是被冻得奄奄一息，我叫不醒他。我把他从船上拖入水中，并用手托着他的头，然后他大喊道：“我在哪?”并用手抓住了小船。

　　我看见船上还有个人。“斯通，”我说：“你为什么不下船呢?”“我会下去的，”他说：“把我的鞋和袜子脱了就下去!”他头脑非常的不清醒，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脚(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已经在水和冰里泡了整整一晚上了。当我们在海中冲开新结的冰走向海岸时，我们的身体已经变得极其僵硬麻木，是爬不上悬崖的。我让水手们沿着海岸走向第一户开门的人家，而我则帮斯通把鞋穿上，然后再带着他一起过去。

　　在进屋的时候，我看到屋里生着一大堆火，人们脚对着火堆躺在地上，因四肢肿胀带来的剧痛而痛苦的扭动着身体。我让他们都离火堆远点。因着上帝那美善的旨意，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到达了平安之所，而我则从我那几乎压垮一切的紧张和焦虑中得到了解脱。我走到了房间对面的角落，精疲力尽地坐了下来。我因着我们那位善良的屋主和他的同伴而倍觉释然，但依然感到头昏脑涨，我走出房子踏进了深深的积雪，我简直无法承受整个骨架都能感觉到的剧痛，尤其是因着我身体中那份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寒冷让我感到的头痛更是消受不起。不论如何，主引领并拯救了我。感谢归于他的名。

　　由于我在身体里的寒气发散出来之前一直都远离炙热的火堆，所以我是唯一个逃过了冻僵四肢和其它慢性病的人。多年以后，我在南美洲遇到了汤姆。他告诉我他是多么饱受痛苦，自从那个遇险的夜晚之后，病痛一直都在折磨着他。

　　梅里卡船长(这就是我们那位善良朋友的名字)和他的同伴给我们预备了热腾腾的饭菜，并十分友善地邀请我们到他们的家中就餐。日出之后，借着望远镜，我们看到“标准”号漂在海面上，在冰的包围下缓缓移向海湾之中，打出了失事的信号——降半旗。然而，当船被困在浮冰之中的时候，是没有人能够接近它的。我们觉得船正在下沉，或许在我们与船分离之前，它就已经被冰刺穿了。

　　当“标准”号距离我们所在的海岸不到4英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船长和领航员在甲板上踱来踱去，要看看他们自己的命运究竟如何。我们在悬崖上发出了信号，但他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们看到“标准”号已经向右舷倾斜，这样就使左舷处被冰刺穿的洞露出了水面。在晚上之前，“标准”号曾经从我们面前经过，被涨潮时的潮水冲入了海湾，之后又漂浮了两天，最终一场猛烈的从东北方向吹来的暴风雪将船带向了最终的宿命，将其引入了自己的葬身之所。

　　当风暴减弱时，我们借着望远镜看到，“标准”号停在了距离切萨皮克湾大约12英里的爱角。由于尚未和那些遭受损失者进行联络，而唯一的方式就是绕过海湾并穿过萨斯奎哈纳前往巴尔的摩，我决定起身前往巴尔的摩，将船的情况通知收货人和发货人。梅里卡船长说那里大约有30英里远，比较好的路段需要穿过森林，而比较糟糕的路段则有大约1英尺深的积雪。他说：“如果你决定要去的话，我会把我的马借给你。”他的同伴说：“我借给你1美元当盘缠。”

　　在经历了从清晨到晚上9点的劳顿旅程之后，我到了巴尔的摩。收货人向我支付了我们的船不得不搁浅在那里的这段时间所产生的费用，并向安纳波利斯的商人订购了绳索和锚，一旦有需要，我们就可以让“标准”号再次漂浮起来。

　　在我们离开“标准”号大约两周之后，天气变得暖和起来，许多浮冰都碎了。梅里卡船长带着他的一些奴隶帮助我们把小船从冰里凿了出来，并将船修好。我们的船员身体恢复了不少，又带上了梅里卡船长的两个比较健壮的奴隶，我们划着船将冰面冲破，最后划入了深水区并在其中航行。接着，我们用船桨和借来的风帆破冰而行，驶向了“标准”号。

　　当我们靠近船的时候，我们看到船朝着海岸的方向倾斜，一股激流将我们冲过了船的位置进而陷入了险境，除非我们能抓住一根绳索把自己给拉回去。

　　我大声呼喊，没有人应声。我跟身边的人说：“大声喊，让他们可以听到!”那两个奴隶担心我们有被困在冰里的危险，就发出那种听了都让人感到害怕的喊声，厨师在上面把头探了出来，又立刻缩了回去。当我们经过船头时，我们抓住了悬挂着的绳索，这样才保证了我们的安全。当我跳上“标准”号的甲板去见他们的时候，船长和领航员惊讶万分地跑向了我们。

　　“哎呀，”当我们紧紧握着彼此的手时，科芬船长说：“你从哪里过来的，贝约瑟先生?”

　　“从马里兰的西海岸。”我回答说。

　　“哎呀，”他说：“我还以为你们所有人都沉到切萨皮克湾的海底了呢!那天晚上你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为你举行了葬礼，根本就没想到你能熬过那一夜。”

　　在那场猛烈的风暴中，“标准”号被扯断了缆绳又失去了锚，船被吹上了海岸。船上的货物依然是完好无损的。船长和领航员同意让我带着一部分船员回到安纳波利斯去拿缆绳和锚。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却因为另外一场风暴而好几天都未能返回，“标准”号的船底裂开并灌满了水，船上的人及时弃船才保住了性命。

　　在冬天里，我们用一帮雇佣来的奴隶(我们的人都成了病号)差不多把全部的货物都抢救了回来，但货物都损坏了。被选择过来勘察“标准”号的人评估认为，由于海水对船体的冲击，而水又结了冰，在船体和索具上的冰有470吨。到了春天，把冰从船体上除去之后，这艘船只卖了20美元!

　　第一次到南美洲的航行在将鲸“捕获”之后，水手们把鲸拖到船边。鲸的脂肪被切成小块，再扔进大铁锅里去熬制。

　　我回到了巴尔的摩，作为巴尔的摩“弗朗西斯·F·约翰逊”号的大副开始了另一段前往南美洲的航行。我们所有的船员都是黑人，船长特意这么选的。令我经常有点后悔的是，船上只有我们两个白人，所以我们往往会被置于某种特殊的境地，因为我们是少数派。

　　除了一些干货，我们大部分的货物都是在马拉汉姆和帕拉装载的。我们最终到达的地方大约距离亚马逊河位于赤道之上的河口约有100英里。我们在这里装载货物返回巴尔的摩。

　　返程时，我们在法国的马提尼克岛停靠。我们在海岸附近停靠不过几天之久，船长和我意想不到地接到了海军准将的命令，他训斥我们是因为我们未能遵守他发出的一条关于某些琐事的命令，因此他命令我们在早晨的时候离开。

　　我们觉得这件事办得尖酸又刻薄，简直闻所未闻，但我们还是遵命照办了，而就在我们刚刚离开那个岛屿的时候，一场飓风不期而至(秋分前后在西印度群岛十分常见)，导致船只和海员都蒙受了巨大损失，在仅仅几个小时之内，数百艘舰船在停泊的地方被撞得支离破碎，船和船上的船员一起葬身大海。其它的船只则极其无助地被冲进了大海，到了早晨，港口内只有两艘船被救了下来。

　　在此期间，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离开那个岛屿，因为风向瞬息万变，差不多吹遍了罗盘上的每一个方向。我们十分庆幸自己为应对这场在顷刻间降临的风暴做好了一切必要的预备。我们幸运地躲过了风暴最猛烈的地方，仅仅遭受了一点损失，并安全抵达了圣多明戈。

　　几天后有一艘从纽约市过来的单桅帆船，那位船长讲述了我刚才介绍过的那场风暴和马提尼克的受灾情况。他说：

　　“飓风开始的时候我们到达了马提尼克的港口，当我们在黑暗的夜晚任由风暴摆布的时候，我们竭尽全力地抓住我们身边那个已经被掀得底朝上的横在那里的甲板，紧紧地攥着甲板上的螺栓，猛烈的暴风将船从我们中间吹走，我们没有人清楚那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船去了哪里。”

　　对于他们来说，在暴风中幸存就是个神迹，然而对于我们，尤其是对于我来说，这件事更加不可思议。当时我们被牵扯进了法律方面的问题，被人用一种意想不到又闻所未闻的方式从那个地方赶了出来，只有耶和华那全知的眼目才能宣告在我们离开几小时之后便降临的可怕毁灭。诚然，这乃是因着他那拯救的怜悯和属天的看顾，我们才及时地匆匆离开那个港口，而使我们中间的人都得以存活。

　　“上帝的道路奇妙难测。他的奇事昭然世间。”

　　希维尔斯特船长将“弗朗西斯·F·约翰逊”号的指挥权交给了我，让我带着返程的货物回到巴尔的摩，他则要继续留在圣多明戈去处理出口货物的相关事宜。

　　起航的时候，我生病了，由于担心我得的是黄热病，我让人把自己的床搬到了船尾部的甲板上，日日夜夜都暴露在户外的环境中，很快就康复了。

　　我们于1818年1月初平安抵达了巴尔的摩。在离家两年半之后，我从那里启程回到了我父亲在马萨诸塞州费尔黑文的家。1818年2月15，我与俄备得·奈船长的女儿普鲁登斯·M·奈小姐结婚。